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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7月，经宫崎寅藏介绍，黄兴与孙中山初次相见，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双方一见钟情，从此便成了亲密的革命伙伴。
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约百人。先由黄兴宣读章程草案三十条，经大会讨论修改通过。章程规定，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总理之下，本部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选举之前，黄兴即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会员均举手赞成。执行部为本部主体，由总理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实际相当于协理，总理缺席时，有全权主持会务。
由同盟会成立时的状况来看，同盟会总理并不是经过选举而产生的。相反，是由黄兴提议、会员举手通过的——众目睽睽之下黄兴好意思提议，会员又怎好意思不举手呢？总之这对一个以民主共和、宪政自由为标榜的政党来讲，未免有些不好交待；更不好交待的是，似乎老大老二互相抬举出来的——黄兴提议孙中山为老大，投桃报李，孙中山又指定黄兴为老二，一来二去的，桃李就全被他俩人摘走了！
刚开始，两位也算合作愉快。按同盟会成员邓家彦的说法，“克强先生对于总理，必恭必敬，可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
黄兴如此作派，除了性格上的原因，应该跟他的思想认识也有关。黄兴在阐述自己的革命思想根源时，追溯到的是太平天国，这一点倒跟老大孙中山一样，都拿洪、杨当人生偶像。但黄兴更进一层，认为太平天国的不幸在于“他们兄弟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攻败垂成”；说“读史至此，不觉气愤填胸，为之顿足三叹”；因此等自己革命时，“就留意于此”。
黄兴所谓的“留意”，就是处处照顾老大孙中山的自尊与权威，你说咋咱就咋。但认识如此，实行执行中，却并不那么容易做到。因为双方的理念与政见甚至性格都有诸多不合，冲突自然难免。
1907年，同盟会召集干事编纂《革命方略》，并讨论中华民国国旗问题。孙、黄之间为此争得不可开交。
按胡汉民的版本，是偏向中山的：
先生力主青天白日之徽帜；克强欲用井字徽帜，谓以井田为社会主义之象征。先生谓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党众悉从先生。克强争之不能得，则意颇快怏。
按冯自由的版本，吵得还算温和：
总理主张沿用兴中会之青天白日旗，谓乃陆皓东所发明，兴中会诸先烈及惠州革命军将士先后为此旗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克强（黄兴）对于青天白日，颇持异议，谓形式不美，且与日本旭旗相近。总理争之甚力，且增加红色于上，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之真义。仍因意见分歧，迄未解决，后经章太炎、刘揆一设法调解，暂搁其议。
按章炳麟的版本，双方就有些上脸了：
逸仙自南洋还东京，作青天白日旗，张之壁上。克强（黄兴）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见逸仙壁上物，争之曰：“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逸仙厉声曰：“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克强怒，发誓脱同盟会籍；未几，复还。时日本人入同盟会者八人，自相克伐。汉人也渐有同异。
按宋教仁的版本，更有意思了：
至民报社，与黄庆午（黄兴）言余辞职事，庆午不应。良久，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宋教仁恶心得都不想写中山的名字了）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时诸人均在，皆劝之。余则细思庆午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宋教仁还恶心）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又思□会（教仁同志连同盟会都恶心）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事亦听之。
我们可以发现宋教仁更烦孙中山，日记里居然有几处把中山划成空白，且指出了这个总理最大的毛病：“专制跋扈”，说明大家忍他很久了。不过最后老二还是从了老大，黄兴致函胡汉民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耳。”
这是孙、黄之间第一次比较明显的冲突。
孙、黄之间的第二次大冲突，起因于“二次革命”。当时，黄兴反对武力讨袁，就是孙中山的亲信陈其美等人，也觉得武力不靠谱。而孙中山真正亲信的部队，是南京的第八师，人数不过三千。孙中山派朱卓文“携番银两万，买收营连长若而人，令其屠杀师旅长自代而起义”。这些师旅长闻讯后，赶紧跑上海找黄兴表态：“吾师以内讧毁，不如以全部讨袁亡”；黄先生你快去南京领着我们干吧，我们怕孙先生一来，内讧立显，恐不待遇敌，先就自己玩完了。
黄兴本来不想走武力之路，却架不住孙中山的这种蛮干及党内激进派的责难——据黄炎培回忆，陈其美说黄兴你不起兵，就是拿了袁的贿赂，急得黄兴跪到江苏都督程德全脚下请求江苏造反，否则自己没法做人。其实宋教仁被刺，黄兴比谁都痛苦，因为宋是他这一面的，但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起兵不慎，易遭覆灭。犹豫间，流言四起，有说黄兴拿了袁世凯三百万元的，有说二百万元的。“黄受此刺激，含冤无以自白，遂一发而不可自制矣。”
总之，黄兴挤着眼要跳黄河了。
程德全跟黄兴说，造反就得有钱，你有兵饷么？黄兴给陈其美电话，陈其美说明天给你运去两列车钞票。待钞票运到，却全是因接济民军而倒闭的信成银行的废钞票。程德全说，兵拿这些废钞持枪向百姓买东西，这不坑爹么，要害死百姓了。黄兴叩首不已。程德全说：“这样害民的事，即使出兵，也不能打胜仗。诸君，害民的事我决不做，我辞职”。都骂老程懦弱笨蛋，可人家挺有底线，坚决不害百姓。于是黄兴就害百姓去袅，做了江苏讨袁军司令，在南京反了。
在讨袁通电中，黄大帅有这么一句：“兴一无能力，尚有心肝，此行如得死所，乃所尸祝”。
这架势，很有与老大赌气的嫌疑：我说不能干，你偏要干，那我自己干死算了！
最后他没死，倒是南京人民遭殃了，张勋的部队打进南京，纵兵抢掠，屠城三日！当然，国民党也玩完了。
孙中山在分析失败原因时，居然新账老账一起算，全怨上了黄兴：“在南北议和时期，他愤袁氏狡诈，曾主张宁可开战，不可让步，但黄先生不赞成；以后他主张建都南京，要袁世凯来南京就职，黄先生也不表示坚决支持；宋案发生后，他主张用武力解决，黄先生也不肯听；他欲再赴日本求援，黄先生又力阻其行；最后他本拟亲赴南京出师讨袁，黄先生忽自告奋勇，阻其前往，致招挫败，全局瓦解。”
老大如此强辞夺理，所有的罪过都让老二一个人扛，可够黄兴吃一壶的。而且一壶之后又一壶。因为紧跟着，两人在组党问题上又冲突起来。
孙中山希望再造一个党，并且写信给黄兴说，原先大家都不听他的，自己乃是“假党魁”；这次希望做个“真党魁”云云。“真”到啥状态呢？第一，党中所有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由党魁指派。第二，党员分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级。革命成功后：首义党员为元勋公民，有优先参政、执政的权利；协助党员为有功公民，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普通党员为先进公民，仅有选举权。第三，他党不得存在，全国人民均成为革命党党员之后才会有真共和的出现；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
这党义真吓人。更吓人的是，孙中山还让党员们立约宣誓，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不惜牺牲等等。黄兴一听，蒙了：老大这是咋了？革命不能这么搞哇，搞来搞去，自由民主被您老人家搞得没影儿了啊。
但老大不以为意，解释说：革命必须有唯一之领袖；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首倡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离开我讲民主共和，乃是南辕北辙，大家要盲从我；再举革命，非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没有革命导师了……黄兴吓得，不敢做这个党的老二了。老大乐得他不干，写信给他说：兄弟请给我一次机会，为期两年，我干不成了你再干。现在呢，你先静养两年吧。于是我们能看到的是，1914年6月22日，中华革命党召开第一次大会，孙中山任总理；6月30日，黄兴就离开日本，去美国游历去了。
两年的时间，老大干成没？当然干不成。
1915年，老大想借着日本扔给袁世凯一个二十一条所制造的危机，再举革命。黄兴不同意，说：“我同志既以爱国为标帜，以革命相揭橥，无论借他国以颠覆宗邦，为世界所窃笑，而千秋万岁后，又将以先生为何如人也？”
由此看来，黄兴还是有底线的。虽然他有时候也做一些与理想信念相悖的事儿，这里仅举两例：
第一，当初南京参议院本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建都北京的。但孙、黄闻讯震怒。按总统制，行政首长不同意国会决议可提请复议，但黄兴说：“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最后参议院还真翻了案，又改议决临时政府定都南京——不翻不中，大总统咨交复议时，“陆军总长黄兴以兵临议院，警卫森严”，
据说还有同盟会议员掂着手枪指着自己的脑门给议员们下药的，说定都南京的议案不通过，他将身殉会场。
最后，19票对7票决定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
让袁世凯在北京头疼死了。
第二，1915年12月他在美国批评袁世凯称帝假借民意：“今袁世凯对于世界，固谓四万万华人一致推戴，因而诞膺大宝矣。甚矣，袁世凯之诈伪也！”这批评也算对，可是批评别人的同时，自己却也不小心踩上了同样的粪堆：“吾因是代表吾国四万万同胞，敬求伟大共和国之代表，予吾人以道义上之协助。”
——袁世凯称帝，说四万万华人皆推戴；尔反对袁世凯称帝，说自己代表四万万同胞。尔与尔所反对的人，不是一样的毛病么？
1916年，黄兴英年早逝，否则我还真想像不出来，他与孙中山的合作还能走多远；合作的过程中，还能出现什么样的冲突！但在他们的冲突之后，我分明看见了传统的重负及中国历史的路径依赖。史家都喜欢谴责袁世凯、段祺瑞等人在选举的时候喜欢兵临国会，他们假装不知道，或者说故意不告诉我们的读者，这方面的始作俑者恰恰是革命党自己。靠这样的革命党，你说民主宪政建得起来吗？一句话，要突破传统与路径，走向真正的民主宪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老大临终前所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
2.宋教仁：《宋教仁自述·下》，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1年版；
3.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4.朱正：《名人自述》，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5.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8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6.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