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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建筑上来看：
他以十字形平面来建构房子，把客厅和厨房做成十字的主轴。客厅位于一楼，正好在正前方凸出的矮山墙下面，二楼有很深的挑檐。即使是在美国中西部阴郁沉闷的2月，这座房子中央的房间也会有美妙的光线，透过可可色木饰条连接的多边形凸窗（一楼和二楼都有），光线可以过滤和折射进来。带有装饰带的艺术玻璃开窗平衡了苍白的灰泥外墙，在大胆实验中，在整体外观的瞬间陌生感中，是一种彻底的简洁。（它是从火星来的吗？）
当你从里面往外看时，这些曲线形的窗户几乎占据了整个一层的凸窗，营造出一种现代主义的教堂彩色玻璃窗的感觉——或者近似于此。
关于刚才提到的十字形设计，在客厅和厨房的两边——为了实现十字的两臂——建筑师设计了一间接待室和一间餐厅。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更出色的设计，他延长了十字架的双臂，一端设计了一个马车入口（在最右边，在突出的雪松木瓦屋顶下），在另一端设计了一个遮挡的游廊。包括这张照片在内，没有任何一张照片可以捕捉到这样了不起的拉伸效果。你必须站在它的前面，或者说“她”的前面，站在人行道上，也许就像我过去那样站在街对面，倚在车把手上看，才能看到全尺寸的宽度。
我进一步带你熟悉这里，马车入口，建筑师在他的图纸中标注为车辆门道，位于房子的北端，而带遮挡的游廊位于房子的南端，已经长期封闭了，它距离坎卡基河倾斜的河岸只有几英尺。你几乎看不到河，但河就在后面，实际上看起来更蜿蜒。坎卡基河在冬天是灰色的，上涨的，在夏天有种钢铁一样的蓝色，河里有看不见的暗流，暗流似乎是个恰当的隐喻。当我在童年时代还是个胆小的祭坛助手时，总听到一些关于游船乘客、渔民、溜冰的人或游泳的人因为不小心掉进河里丧生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生活》杂志还来做过报道。
我家位于这张照片最右端往北5个街区的地方，在南哈利森大道230号。布莱德利的地址是南哈利森701号。从这5个街区里，从上流社会到奋斗的中层阶级，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大约25000居民的城镇的人群经济情况。我们的房子在普通老百姓居住的地方，靠近法院大楼和镇上的购物区，是一栋修长的老式三层灰泥房，我那勉强算中产阶级的父母每月要花来之不易的75美元租房。而在这边，就在河边，一条条街道拥簇在当时的河景公园，几乎全市所有的富人都住在这里。坎卡基人说到这里时仍习惯说“在河边”。
在这张照片的最右边，就在马车入口的北边（顺便说一句，赖特把主入口设在了这里，或者说藏在了这里）我们正好看不见的地方，是布莱德利的姊妹屋沃伦·R.希克斯住宅。是的，两栋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建筑肩并肩在一起，位于芝加哥市中心以南大约60英里（97千米）的这个小镇上，这里是衰落的老工业区，曾经以农业为主，长期经济上困难，但仍然是个很漂亮的小镇。希克斯比布莱德利小，一直是私人住宅。布莱德利现在是对公众开放的赖特公共建筑，是姊妹屋里更引人注目的那个，吸引着赖特迷们开车从州际公路过来参观。然而，也有学者提出了一种看法，认为不那么精致的希克斯反而是更激进的建筑作品。从某种非常学术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真的。
布莱德利有一个面朝着河的休息处，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罗马砖砌壁炉，二楼有一处睡觉的门廊。布莱德利有一个单独的楼梯供仆人使用，它的马厩里有5个隔间、1个狗屋、1个干草棚，后面的马厩／马车入口那里还有一个车夫休息处。房子有100多扇艺术玻璃窗户和透光屏，房内是专门设计的家具，有可活动的，也有固定的。布莱德利有一间管家的餐具室和一间一楼的“更衣室”。房子前面的露台上有矮墙，似乎一直延伸到人行道上。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是英国乡村的某座都铎式庄园——不小心来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坎卡基。
创建者在心中甚至连马车车房和马厩都进行了放大——足有两层楼，3000平方英尺（279平方米）。（主屋有6000平方英尺。）
1988年，巨星芭芭拉·史翠珊的代理人在曼哈顿的佳士得拍卖行出价176000美元买下了布莱德利的一件黄铜把手的实木办公桌，价格比预期的高了两倍多。那时修葺工程还没有开始，浣熊已经连续几年在啃噬屋顶，房子里的许多艺术品被掠夺走了，或者零碎地卖给了古董经销商和其他投机者。
很多年之前，也就是这房子激起我的好奇心的时候（同时激起我隐约的恐惧，这和那些看上去有点阴森的一层层的悬挑屋顶和外观鲜明的颜色有关系），布莱德利曾经是一个名为“往昔岁月”的餐厅。那是在1953年，在房子建成50年之后。大人物在那里就餐，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放着压平的餐巾。他们在烛光下进餐，身边饰带装饰的窗户闪闪发亮。我那时是圣帕特里克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圣帕特里克小学就在布莱德利的一个街区之外，往北3个街区。我有个同学叫博马·马修斯，她也是来自中产阶级的天主教家庭，我敢打赌她们家也从来没有在“往昔岁月”吃过饭。她一直长期以志愿讲解员的身份带领游客参观布莱德利住宅。有一次去餐馆时，房子内部的光线、径切板橡木的棱角和互相流动的空间让我再次心生敬畏。在其他游客听不到的地方，博马和我低声私语说赖特是个多么自大的混蛋，然后她说：“不过你看他这个了不起的作品。”
是的，我们再看一遍布莱德利，当你从外面和从所谓的内部看时，特别突出的是种绝对水平的感觉，但是之前提到的庄严的、低垂的、深檐的正面山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二楼的山墙，并不正好处于中心位置，它向人行道伸出去，是不是有点破坏了水平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因为不管有多么低矮，正面的山墙都给人一种不可否认的垂直感，即使当你站在50码（46米）开外，惊叹着欣赏赖特展示的南北延展效果时，也会感受到。所以，第一次体验这座房子时（当然我是个孩子的时候不算）仿佛能想象一个人内心的折磨——也许同时能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部分痛苦。似乎他身上有种精神分裂，某种无法解决的艺术痛苦，好像成群的骡马把房子和房子的创建者朝相反的方向拉扯，要把他撕裂。仿佛创建者感觉自己马上就能到达下一个层次的纯净和抽象，但他还是无法完全做到，还不能完全找到感觉，还不能完全越过自己想象的横梁。实现彻底超越要等到第二年，也就是1901年，在伊利诺伊州北岸郊区一个叫作高地公园的富庶社区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沃德·W.威利茨住宅时才会实现。建筑历史学家似乎一致同意，威利茨是第一个纯粹的草原风格住宅。它比布莱德利住宅更伟大吗？毫无疑问。然而，有人可能会说，位于经济惨淡的坎卡基市的这栋房子更有研究价值，因为它是在世纪之交时钟走近12点的时刻出现的。
B.哈利·布莱德利的整个故事，无论是建筑上还是其他方面，我们还是留给其他人来讲，故事精彩足以写成一本书。这里是一个压缩的版本，但仍然可以显示一个尚未充分探索过的命题的真相，或者是接近真相的东西：有一些赖特建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似乎决心要书写自己错综复杂的历史。似乎他起起伏伏的整个一生，都在这里或那里的建筑里呈现奇怪的镜像缩影。
在19世纪中期，一个叫戴维·布莱德利的农夫从东部来到这里，凭着修理摆弄农业设备的本事，他把生铁引进到了他的新家，也就是芝加哥。他在铸造厂工作，和一个制造四轮货车和两轮轻便马车的人合作，最终，他买下了那个人的股份，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家公司。他发明了一种叫“钻石粉碎犁”的机械，曾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获奖，他还对马匹拉动的摊粪机做了一些创新。1895年，由于需要发展空间，他把芝加哥的制造厂搬迁到了北坎卡基。出于感激，经济拮据的城市元老们将北坎卡基市改名为布莱德利市，第二年更名为布莱德利。布莱德利的儿子们在大卫·布莱德利制造公司为他工作，他们的下一代也是如此，其中的一个孙辈叫B.哈利·布莱德利（“B”代表拜伦），也许是因为长期患有小儿麻痹症，他显然并没有那么努力地工作。1897年1月6日，曾经在阿默斯特学院就读的B.哈利·布莱德利26岁，在小城的圣公会教堂里，他和比他大4岁的坎卡基本地人安娜·M.希克斯结婚。安娜和她的弟弟小沃伦·希克斯从他们刚刚去世的父亲（他们的父亲从事房地产和贷款业务）那里继承了位于南哈利森大道最南端的一块河边林地。从事农具经营的布莱德利家族和显赫的希克斯家族结合在一起，他们可能是坎卡基最接近贵族阶层的两个家族。3年后，也就是1900年的冬天，安娜和她的弟弟乘火车来到橡树园，请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建造两座毗邻的大小不同的房子。
但是布莱德利这边出了点问题，或者也许是有很多问题。从1901年春到1912年秋，B.哈利、安娜和他们的养女玛格丽特在他们起名为格伦劳埃德的这栋房子里住了大约11年半。1914年夏天，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在芝加哥市中心拉萨尔酒店的房间里，哈利穿着睡衣，用枪打穿了自己两边的太阳穴。B.哈利死了之后，在芝加哥的日报上，在坎卡基街头巷尾的杂谈里，有传闻说他之前曾经尝试用乙醚自杀，说他的小儿麻痹症又重新发作，说有“神秘女人”。下面是整个事件的梗概叙述，虽然是夹杂在许多相互矛盾的新闻报道里，但至少其中一些是有文件可以证明的：布莱德利家族的大家长，公司的创始人，已于1899年去世，之后，他的后代曾试图把公司维持下去——直到1910年西尔斯与罗巴克公司收购了公司，保留了原公司的名字，但拿走了控制权，对方允许布莱德利家族的一些人留了下来。还有足够的钱分给家族继承人吗？我们没法了解清楚。我们知道的是，B.哈利的财务状况开始严重恶化。1912年9月，他和妻子——房子在妻子名下——把格伦劳埃德立契转让给了爱荷华州一个名叫A.E.库克的有钱人。他们的交易是B.哈利拿到了1美元和库克在爱荷华州西部522英亩（2.1平方千米）的土地，这是块巨大的地产。于是，B.哈利、安娜和他们的女儿，以及他退休的父母，之前他们一起住在河边的房子里——搬到了爱荷华州的奥纳瓦，希望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在爱荷华州，情况并没有好转，资金压力似乎是主要的原因。两年后，也就是1914年7月，43岁的哈利去芝加哥出差，这次旅行并不顺利。在周六凌晨3点，他在酒店的信纸上给在奥纳瓦的安娜写了一封信，基本上就是说他要自杀了。“最亲爱的安娜，你也许不知道我爱你，我是一个懦夫，自己摆脱这一切，而把一切留给你去打理。”快结束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们期待我坐7：30的火车回家，我要再让你们失望一次了。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原谅我，不要忘记我爱你。”那天上午晚些时候，他把信放在箱子里寄了出去。他已经在卢普区的体育用品店里花10美元买了一把32口径的自动手枪。星期天晚上7点半，这封信被火车准时送到了爱荷华州。安娜坐着一辆轻便马车在铁轨旁等着，以为她的丈夫会从火车上走下来，实际上，下来的是那封临死的遗书。她吓坏了，于是给芝加哥的一个家人打电报。与此同时，她的丈夫那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晚上10点钟才回来，把左轮手枪放在枕头底下，然后就上床了。星期一早上9点左右，他醒来了，躺在床上，身体倚在两个枕头上，然后扣动了扳机。那一枪使他失去了意识。过了一会儿，拉萨尔酒店的女服务员发现他的房间被锁上了，就叫来了安保人员。警卫爬上去，从门上方的窗户缝往里看。当警卫和医生破门而入时，他就躺在那里，受了致命的伤，但却出奇的平静。“我还能清醒几个小时，”他说，“去叫《论坛报》的记者来。”第二天早上，《芝加哥论坛报》为了让读者认为自己是独家新闻，把这篇报道放在了第一页最上面的第3栏：《无许可证购买杀人枪》。但这座城市的其他报纸也试图报道这个故事，在大多数报道中，引用的B. 哈利的话让人难以相信。他能够对着《论坛报》用完整的段落讲述来这座城市的“明确目的是自杀。我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因为生意受挫开枪自杀。”《芝加哥调查者》也不甘落后，写道：“‘有烟吗？’那个垂死的人问，但是他太虚弱了，抽不了烟。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然后他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他妈的’，他咕哝了一句，然后又失去了知觉。”他一直坚持到那天下午5点。那时，安娜收到了一份电报，说她的丈夫在芝加哥的圣卢克医院快要死了。她带着19岁的女儿冲向6点钟的夜车，却不知道她们上车时他已经死了。周二早上，两人赶到了北克拉克街的太平间，只来得及赶上验尸。勘验的结论是暂时的精神错乱。《坎卡基共和党日报》的大字标题是《B.哈利·布莱德利自杀》，但是该报第一天报道时把文章放在了第11页上，整张报纸的重头戏都是关于坎卡基举行州际博览会的报道。
芝加哥、坎卡基、爱荷华州西部的这些大字标题，比另外一些（更重要的）标题——关于威斯康星州斯普林格林午间暴乱的标题——早了将近一个月，人们对两件事关联的评论并没有太多（也许根本没有）。7月14日，星期二，也就是哈利自杀后的第二天，芝加哥报纸头版刊登了关于他的报道。到了第二天，对芝加哥的读者来说，这个故事基本上就结束了，就被放到了内页，那时，此案中所谓神秘女人的问题也消失了，和那个传说中的神秘女人本人一样，据说当时她人在芝加哥的公寓里，等待B.哈利和她联系。故事的这一部分似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7月15日，在坎卡基，一篇以《爱情死亡信》为标题的报道登载在首页，即使不是内容上，至少在语气上，这个标题听起来与一个月后将在下午的号外、再号外上出现的关于塔里埃森的标题惊人地相似。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是否看到过任何有关这个芝加哥故事的报道，如果看过，他是否能很快地联系到B.哈利这个名字？这不好说。芝加哥日报里没有提到赖特的名字和死亡有关，或者至少报纸上没有发现他的名字。（即使在坎卡基，赖特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大多数的报道中。）不过，似乎有可能他至少看过一两个芝加哥的报道，即使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在这段时间里，他来回往返芝加哥，紧张地从事米德韦花园的工作。他喜欢翻看报纸，这是他放松的方式。
安娜·布莱德利呢？她和她的女儿以及公婆回到了坎卡基。这个在特权环境下长大的女人（上学时，父母把她送到纽约罗彻斯特的布利斯小姐女子学校）在坎卡基市中心的法院街开了一间茶室，她在那里烹茶煮饭，和公婆住在店铺的二楼。（她的公婆后来离开了小城。）安娜在她的家乡又生活了24年，始终坚持去她童年时代的教堂里领圣餐，直到1938年4月去世。他们把她葬在了她丈夫的旁边，就在格罗夫山公墓。她是在弟弟沃伦简陋的家中去世的，沃伦此前也被迫放弃了河边那栋精美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住宅。是的，他也失去了他的财产。
我将简单概述接下来的65年，直到至关重要的2005年，也就是这栋住宅重新修葺的时候。首先出现的是鸟迷（他从A.E.库克那里买下了房子，顺便说一句，库克后来也破产了，但他没有开枪自杀，也没有出现在报纸头版）。坎卡基的历史学家亲切地称他为“鸟迷”，他的名字叫约瑟夫·H.多德森。之后的34年里，房子一直在他的名下。多年里，他一直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成员，但他最初和最后的爱好是鸟类，他曾经担任过美国奥杜邦
协会的副主席。在赖特华丽的马厩里，他开始制造多德森鸟屋，并在全国销售。他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取名类似《鸟类朋友以及如何与它们交朋友》。他种下了大树和灌木，放了几十个鸟浴器和喂食器，还成车地购买动物板油给鸟吃。据他计算，每年春天和夏天，他和他的妻子伊迪丝和三四百种鸟生活在一起：知更鸟、红唐纳雀、黄鹂、红雀、褐鸫、鸣鸟、扑动
、红胸罗雀、蜂鸟、灯芯草雀、画眉和绿鹃等。它们就是他的孩子，每天天亮之前，鸟儿们的歌声让房子温馨甜蜜，可是从别的角度看（从邻居的角度），噪音简直是要了命。他的“马丁公寓房”有5英尺（1.5米）多高，有一个通风的阁楼和90个“房间”供鸟儿们居住，是用柏木和红木制做的，上面是明亮的黄铜屋顶，它就像一个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小型作品。
在坎卡基的夏天，你可以把船停在河里，面对着B.哈利·布莱德利住宅的停靠码头，透过高大的树木看到山墙的顶端，想象这是一英亩没有围墙的鸟舍。坎卡基的这位鸟迷穿着礼服衬衫和袖箍，戴着平顶硬草帽在林中溜达，据说他一直很小心地照顾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这栋杰出的作品，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然而他更爱他的鸟，显然他并不介意人们这样说。
1949年秋天，他在这栋命名为“鸟居”的房子里去世。那时，他是一个87岁的鳏夫，他的妻子5年前去世。在妻子死后，他把房子转让给了他的秘书丽达·奈里斯，对方比他年轻将近30岁，一直协助他的鸟屋设计业务，也可能还有其他的方面，不一定是工作性质的。根据城市的记录和众人的回忆，在鸟迷生病的最后一年，她和自己的丈夫住在这所房子里。鸟迷临终的时候她照顾过他吗？她是趁着他神志不清的时候侵占了他的资产吗？在鸟迷老板和忠诚的年轻秘书的故事之外，还有其他的关系吗？是的，有各种传说。
接下来是一个短期的房主，当地的汽车经销商艾德·伯格森和他的妻子艾丽丝。然后，在1953年1月，房子变成了“往昔岁月”餐厅，新老板是两名男性，年龄30多不到40岁，他们二战期间在军队中相识，其中至少有一个人当过厨师。他们的名字是马文·哈马克和雷·西米尔。他们在密歇根的圣约瑟夫市经营过一家殖民地风格的旅馆，之后来到了坎卡基，重新利用了这栋日益出名的赖特建筑。他们出门散步时喜欢穿三件套西服，翻领上别着茶玫瑰。他们没有手拉手散步，但大家都了解他们，或者认为了解他们。（事实上，他们是一对同性恋伴侣。几十年后，他们的一位家人对坎卡基这么快就接纳了他们表示惊讶和感激。）大家都知道，他们对邻居的孩子们很友好，似乎这两位有教养的绅士给了坎卡基一种新的高级感。很快，有人从芝加哥开车来餐厅就餐，甚至有人专程从圣路易斯来这里品尝上等的肋排和牛排、烤印度布丁、山核桃软糖蛋糕球。为了中午给生意人提供餐饮，旅馆老板设立了一个叫“芭蕾舞房”的就餐区，尽管并没有大受欢迎。
在接下来的30年里，哈马克和西米尔一直守护着这栋房子。在每周6天，食客们进进出出的情况下，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时顾客们是坐包车来的。）之后，两位餐馆老板得了病——其中一个得了癌症，另一个患上了类似帕金森症的疾病。他们在劳德代尔堡有房产，早就希望能摆脱日复一日的劳累和这里的严冬。这栋房子也开始显得老旧了很多，随之而来的是好评减少和生意下滑。1984年4月，经过一年半的努力，这对身患疾病的伴侣与当地的一位商人及其州外的合作人达成了一笔交易。据报道，赖特最初的家具只剩下了3件，6块彩色的玻璃天花板和其他的定制家具近期被单独拿出来，卖了换成现金。这家餐厅似乎有了新的希望，但是收购不到10个月之后，店主就申请破产了，与此同时他们仍然保持营业。在1985年3月一个周五的午餐时间，联邦爱迪生公司切断了电源。6个月后，《论坛报》的一名记者从芝加哥开车过来，四处看了看并写道，B.哈利·布莱德利“已经败落成一幢空荡荡的建筑，冰冷并且散发着霉味”，房子的第一、第二、第三抵押贷款人还在内斗。桌子上，棕色和粉红色的亚麻布餐巾折叠竖在沾满灰尘的银器之间。
然后，在1986年，斯蒂芬·斯莫尔走进了这里，这里出现了最奇怪的转折。他的家族长期控制着一家名为美国中部媒体的企业集团，《坎卡基日报》就是该公司的资产之一，它的旗下还有好几个州的广播和印刷集团。40岁的史蒂夫·斯莫尔在这家公司出售之前一直是公司的高管，他有时开着一辆褐红色的梅赛德斯奔驰在城里转转。他是个顾家的人，是个好人，他和他的妻子打算从坍塌的屋顶开始全面修复这栋房子。但在1987年9月2日，当脚手架搭起来工程正在进行时，斯莫尔在半夜被人从附近的家中骗了出来。（电话那头的声音告诉他说，有人闯进布莱德利盗窃。）抓住他的人要100万美元的赎金，他们把绒线帽套在他的脸上，把他铐了起来，开车把他带到小城东南方向大约12英里（19千米）处的树林里。他们把他放进一个自制的6英尺×3英尺的盒子里，活埋在脚下3英尺（0.9米）深的沙土地里。他们给了他5根糖果棒、一壶水、一个手电筒、一包口香糖，还有一盏连接着两节汽车电池的灯。为了方便他呼吸，他们把一段PVC水管从沙子里插进盒子的顶部，就像一个潜水镜一样。PVC管没有奏效，这位媒体公司的继承人窒息而死，很显然，他沉闷地喊叫着，不停地想要把这座浅坟墓的顶盖挪开。在审判中，法医证实他活了不到三四个小时。在他被带走大约72小时后，警察和联邦调查局找到了箱子和他的尸体。那时他们已经拘留了绑架者，当地一个30岁的毒品贩子和他在克罗格超市当收银员的26岁女友。（他们很鲁莽地在当地加油站打付费电话，提出了赎金要求，警察毫不费力就追踪到了他们。）这场审判是在坎卡基县法院进行的，全国的媒体都有报道，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名字和房子出现在一些报道中。审判进行了不到两周，审判的第一天，公诉人就把元凶在车库里制造的胶木板盒子推入了法庭，并把它一直放在那里。（凶手的名字叫丹尼尔·爱德华兹，他用白色的填缝材料把接缝封了起来，但在垃圾里留下了一双沾着填缝剂的手套。）陪审团听到了斯莫尔被活埋在坟墓里时录下的声音，还看到了他尸体的录像带。爱德华兹被判一级谋杀罪，几天后，他被判处死刑。他的同谋女友南茜·瑞什单独审判，最后活了下来。（2003年，来自坎卡基的伊利诺伊州州长把该州所有死刑判决减为无期徒刑。）
到了1990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那栋倒霉的房子，现在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几乎成了恐怖兼好奇的对象，这时它迎来了它的第9批业主：一家由坎卡基的律师们和一名建筑师组成的公司，他们把布莱德利改造成了办公室。尽管他们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纯粹地保护赖特建筑，他们还是尽其所能来恢复原状。他们的修复工作不包括马厩／马车房，当这座建筑似乎要坍塌时，他们申请了拆除许可证。《坎卡基日报》在2001年的社论中写道：“赖特在这里受尽了委屈”，“坎卡基似乎一直是一个挣扎于过去的社区”。也许是这句话下了挑战书，几年后，2005年，芝加哥一家声学设计公司的副总裁和他的妻子买下了布莱德利，盖恩斯·霍尔和莎朗·霍尔最终成了这栋房子真正的继承者。霍尔夫妇根据赖特的原始图纸开始着手拯救整座住宅，首先就是马厩。在房子内部，他们用一种名为“色彩淡化”的技术把墙壁漆成芥末色、绿色和深紫红色，这种技术在布莱德利初建时很流行。（涂上了多达4层的薄层来软化色彩，最后形成一种微妙的斑驳效果。）在经历了岁月和天气的摧残、一次次逆转、一次次流言蜚语和大字标题之后，这幢老房子又回来了，就算不完全是过去的样子，至少是试图纪念它曾经的模样。
不过，又有火灾来了。2006年1月初，一个周五的晚上，当时周边工作还在进行中，但霍尔夫妇已经在布莱德利住了一年了。这对夫妇在坎卡基乡村俱乐部和朋友们吃晚餐，俱乐部就在河边附近，距离房子大约5分钟。一个助理经理走过来对着霍尔先生耳语：“先生，您的房子着火了。”他从桌边跳起来，跑到停车场。莎朗·霍尔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我丈夫去了哪里？”有人开车把她送回家，她看到云梯车向她家的新屋顶喷射水柱，弧光怪异地照亮了天空。火灾是从阁楼附近或者空调房里开始的——当然，空调在1月份是没有开的——火势顺着烟囱往下蔓延，进了二楼的主卧室。如果大火迟来几个小时，霍尔夫妻可能会被烧死在床上。莎朗·霍尔在一圈喷水枪旁边找到了她的丈夫。当消防队员扑灭最后的火焰时，他摇了摇头。她说：“就这样吧，我结束了。”她的丈夫转头对她说：“好吧，你能带我一起吗？”
他们离开了14个月（据说损失了20万美元），但是又重新开始了，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们恢复了房屋闪亮的光彩和艺术完整性，这种美好只在20世纪初出现过。自1986年起，B.哈利·布莱德利就被列入国家历史遗迹名录，如今它由一个名叫“坎卡基的赖特”的非营利组织管理，他们非常自豪地照顾这栋房子，我曾和坎卡基的历史学家，还有我一年级时的女朋友博马·马修斯一起参观了这个地方，我曾和盖恩斯·霍尔一起走过布莱德利13间光线折射的房间。盖恩斯之前在芝加哥从事建筑事务，晚年还在伊利诺伊大学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教授和副院长，如今已经退休了。有时候，布莱德利像教堂一样安静。“这就是改变了美国建筑面貌的房子。”霍尔喜欢说。这个句子就算字面上不正确，但意义上是正确的。就让它到此为止吧。
当新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在1900年夏初，当建筑承包商准备在布莱德利和希克斯破土动工时（建筑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但时间线是这样的），令人不解的是，一个名叫小罗伯特·C.斯宾塞的人慷慨至极，写了一篇关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12页报道，发表在一份大开本的专业期刊上，这份期刊的总部设在波士顿，声誉非常高。这篇报道让赖特在国内和国际建筑领域闻名，这是关于赖特作品的第一篇严肃文章，文中慷慨的赞美和优雅的（虽然有点花哨）书写引人注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本人也是中西部崛起中一个雄心勃勃的建筑师，但很明显他对赖特并没有任何专业上的妒忌。文中有丰富的线条画、平面图和照片。（后面的折页是温斯洛住宅和海勒住宅的精美效果图。）这篇文章题为《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作品》，似乎《建筑评论》6月刊的编辑们（更不用说那个建筑师作者）坐下来，一致同意说道：好吧，如果我们要推出这个家伙，我们得大加宣传，让他成为顶流。斯宾塞写道：“很少有建筑师能像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那样，富有诗意地把材料转化成结构”，他接着说，“这个职业刚刚起步的年轻人”为建筑这个行业提供了“独立的建筑思想和原创的本土做法”。他正在建造的房子“体现了新思想和新观点，它们拥有生命，它们清晰一贯地表达了关于家的某些理念。”它们代表了最好的希望，是“伟大的美国建筑的真正基础”。当其他沉闷的“西部中产阶级的房子变成蜂窝状的公寓盒子时，他的房子是更宽泛意义上的‘家’的先驱”。他的作品表现出“对水平维度和水平线明显的热爱”，但那绝不是为了水平而水平。
难道是赖特自己以罗伯特·C.斯宾塞的名义写了这么慷慨大方的文章吗？到底谁是斯宾塞呢？
与赖特不同，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与赖特不同，他又高又瘦，头发是银灰色的。他生于1864年，比赖特大3岁，他和赖特成了亲密的朋友。事实上，斯宾塞在赛瑟尔·科温之后一直是赖特最亲密的朋友，直到20世纪初。与赖特不同，斯宾塞来自密尔沃基的一个富裕家庭，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的机械工程系（再说一次，这一点上他与他笔下的对象不同，赖特几乎从没有在威斯康星大学里好好喝过一杯咖啡，以后提到学校也是含糊其词），然后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系，后来去波士顿两个最好的公司工作。（J.莱曼·西尔斯比也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路易斯·沙利文1874年也曾在那里读过一年。）他获得了一份奖学金，他和妻子借此在欧洲旅行了两年，在那里学习建筑。之后斯宾塞来到了芝加哥，为之前就职的波士顿公司中西部分公司工作，然后在1895年，他开始在席勒大厦的塔楼里开办了自己的事务所，地点就在西塞尔和赖特办公室的对面。就在两年前，西塞尔和赖特愉快地把他们的名字上下叠放在一起，用金箔刻在透明玻璃上。接下来的一年，也就是1896到1897年的冬天，赖特最好的朋友断然离开了，似乎是罗伯特·斯宾塞说服赖特加入他以及另外两个人在施坦威音乐厅的阁楼办公。
施坦威音乐厅是芝加哥建筑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地方——尤其是当你试图理解这一建筑学派时。人们给这个学派起了各种不严谨的名字，在不同时期，它曾被叫作芝加哥学派、中西部新学派、分离主义派、抗议派，更重要的还有草原学派，“草原学派”这个名字一直存在于大众的想象中，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广泛使用。严格定义的话，“草原学派”是指大约从19、20世纪之交到1920年这个阶段，在美国中部工作的建筑师组成的松散协会。这个学派的精神导师一直是路易斯·H.沙利文。在芝加哥，施坦威音乐厅是该团体最早的驻地之一。
施坦威音乐厅位于“钢琴街”，就在密歇根大道和沃巴什大道之间的范布伦街，离湖边非常近。这栋11层的建筑里，有一个音乐大厅、办公室，还有一个大展厅，供这家大型钢琴制造商展示自己的产品，跟其他的制造商竞争。在施坦威大楼的顶部有一个阁楼空间，就在尖尖的楼顶下，冬天太冷，夏天太热，罗伯特·斯宾塞、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德怀特·珀金斯和马龙·亨特组成了当今所谓的“草原学派”的最初核心。阁楼是他们画草图的地方，显然，这4个人在11楼共用一个前台接待员，还竖起墙来做隔断，享受着便宜的租金。中午，他们会吃个三明治，也许会到屋顶上去，谈论美国住宅建筑的未来。尽管他们并不特别关注理论，但还是从国际工艺美术运动中找到了某种的灵感，该运动是由威廉·莫里斯和查尔斯·罗伯特·阿什比等英国思想家倡导的。美国追随者们希望能制造出美丽的东西，就像他们的英国工艺美术同行一样，他们希望利用传统工艺，慎重对待砖、石膏、彩色木材等材料，利用简单的形式来制造作品。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认为草原学派仅仅是建筑是错误的——它的缔造者，尤其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追求的是整体性的艺术体验。正如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理查德·盖伊·威尔逊所写的那样，所谓的学派（其实从来都不是什么学派）“与其说是关于风格的运动，不如说是一场关于独立意识形态的运动”。
芝加哥的艺术与工艺独立人士组成了一个非俱乐部式的午餐俱乐部，赖特就是创始成员之一。他们称自己为“十八人”。他们在芝加哥建筑俱乐部（CAC）担任领导职务，该俱乐部的前身是芝加哥建筑绘图俱乐部，然后，1899年CAC帮助成立了美国建筑联盟，这些组织是他们宣扬自身艺术理念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赖特几乎终生都没有加入这些组织，然而他常年参与芝加哥建筑俱乐部的活动。实际上，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几个集体展览中，他的地位显得远高于他的同事们，在同辈里他是第一，只不过在他心里其他人都不配和他比——事实上，他是对的。
在接下来大约20年的时间里，从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约有六七十名建筑师从事草原风格住宅的建设，他们的工作区域包括整个中西部地区：明尼苏达州、爱荷华州、威斯康星州和伊利诺伊州的部分地区。但这场运动的核心一直是芝加哥。之前提到过的乔治·埃尔姆斯利就是在大草原建筑梦中脱颖而出的建筑师。之前还说过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值得我们思考：尽管有人写了草原风格建筑师的书，有单独的也有集体的，谈到欧文和艾伦·庞德、沃尔特·伯利·格里芬、马里昂·马奥尼、巴里·伯恩、托马斯·塔马奇、威廉·格雷·珀塞尔和所有其他人的作品，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入美国文化的法眼。他们是著名的建筑师（包括几个女性建筑师），但根本不出名。那个自负的家伙不同于他们，他有自己更了不起的天赋，当他想象一些还没有画出来的东西时，他能在脑海中穿越空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时间）。但他还有另一个原因，一种难以确定的东西，那就是：人格的力量，人生故事的反复无常，高傲的自我，疯狂的野心，所有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是试图弄清楚，一个初出茅庐的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如何能在1920年代前半期坐在巴黎咖啡馆的桌边，把自己变成几乎是三维的存在，仿佛穿越时空，进入到他身边上百人无人能抵达的境界。是的，海明威富有天分（至少当时富有天分），但还有一些事情似乎是无法解释的。然而，让我们把谜题和重点放到拔地而起的建筑材料上，而不是纸上的文字。事实上，你可以去找小罗伯特·克罗森·斯宾塞的作品——比如说，橡树园北欧几里得大街231号的爱德华·W.麦克格雷迪住宅——你会爱上它那简单明了的草原风格的美感，但是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认真学习中西部建筑的人都知道它）。斯宾塞和他的合伙人在1907年建造了这座房子，橘黄色的砖、深嵌的门和艺术玻璃窗显得完美和谐，在细节上有种微妙的平衡。它有一种帕拉第奥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形式。碰巧的是，麦克格雷迪的隔壁就是赖特早前建造的乔治·W.福尔贝克住宅，它建于1897年，看上去像是格林童话汉赛尔和格蕾特尔房子的模样，非常难看。毫无疑问，麦克格雷迪赢了，至少在橡树园的这个角落里赢了。如果说斯宾塞不能像赖特那样从三维角度思考问题，那么他创造了一些美好而持久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这又是一个赛瑟尔的故事，只是没有以悲剧告终。（斯宾塞有一份持久而成功的职业，他是一名作家、建筑师和商人，在两所大学里任教，最后退休去了亚利桑那州。）
然而，这些都没有回答上面提出的那个“令人不解”的问题。罗伯特·斯宾塞为什么要谦逊地为一个朋友、一个年轻同事写一篇如此引人注目的建筑评论呢？（斯宾塞是给流行杂志和专业杂志写作的多产作家，我们几乎可以称他为建筑师兼记者，反之亦可。）前面说到赖特的私制房以赛瑟尔的名义问世，我们提出过一个问题，是不是赖特缠着他最好的朋友让他这样做的，或者是他利用了对方某种脆弱的情感，或者是他付给对方钱了？
我就这个问题询问过草原学派的学者，他们大部分人的答案似乎是，不，斯宾塞只是一个大度的人，并没有因为别人能力更强而心理不安。他意识到自己是一场运动的一部分，他想把话语传播出去。事情可能就这么简单，但赖特巨大的魅力肯定也发挥了作用，你可以想象他在背后狡猾地怂恿鼓动。如果换位思考的话，我们无法想象赖特会为斯宾塞做这样的事情。是的，赖特可能会有惊人的慷慨——他在自传中对赛瑟尔的温柔保护就是一个例子——但不是这种慷慨。海明威也是如此，他很伟大，令人惊叹，潜藏正派的性格，但要是涉及作品本身，或者碰到任何威胁他地位的作品的话，他就不会这么慷慨了。
人们认为赖特可能对斯宾塞写这篇文章有直接作用，可能是他设计并安排的，也有人猜测他甚至参与了部分内容的写作（在我看来，这可能会引发新闻伦理的问题）。斯宾塞在1899年末和1900年初致力于写这篇文章，为6月份的出版做准备。在他激昂的最后一段中，作者给出了赖特的真实年龄。这一段的后半部分是这样的：
在这篇浓缩的文章里，是一个年轻人的作品，也许该说是一个男孩的作品，因为他才只有32岁。这是他在7年的独立职业生涯中完成的最优秀的作品，简明地呈现给美国的建筑师们，供他们深度思考……青年人欣赏勇气，热情是会传染的。青年人希望自由，为自由自在的力量而欢呼。作为带头反抗僵化习俗的人，弗兰克·赖特接触到的是年轻的灵魂，因为他自己也是年轻的，还因为他的工作既有最卑微的小屋，也有最宏大的项目，——他带着热情和勇气从事每一个项目，对每一个认识和了解他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永恒的启示。
1900年初期，他32岁，因为他出生于1867年6月8日。很明显，他告诉了斯宾塞真相。（一般来说，要再过15年左右，人们才会发现他一直在篡改自己的年龄，到那个时候他会减掉两岁——不过也不总是这样，在护照申请和船舶旅客名单上也能追踪到他的年纪——他在文件中留下了痕迹。）
撇开这个问题不谈，我个人的看法是，从最初阶段到最终的完成，赖特肯定在这篇文章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比如说一件小事，在“最宏大的项目”后面有一个特殊的标点符号，是一个逗号，后面跟着一个破折号，这一直是赖特的行文风格。
1901年2月，斯宾塞的文章发表8个月后，就在B. 哈利·布莱德利和他的妻子女儿也准备搬进最近竣工的格林劳埃德时，美国最重要的大众流行杂志《女士家庭杂志》刊登了赖特亲笔书写的两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这让他以另一种方式在建筑上出了名，这本杂志有超过100万的读者。这两篇文章本身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篇叫作《草原小镇上的家》，第二篇在同年的7月份出版，题目是《有“很多内部空间”的小房子》。两篇文章都是一页长，包括图纸和平面图。实际上，赖特似乎只是匆匆忙忙地把他为坎卡基的两个客户所做的设计修订了一下。他试着向美国家庭主妇们展示，她们可以用合理的价格置办一套新式美国本土风格的住宅。事实上，这一切都是该杂志编辑爱德华·伯克的想法——早在1895年，他就一直想在建筑商和设计师那里找到关于“中等成本的郊区房屋模型”的文章。人们认为，赖特展示的两个十字轴平面图成为之后八九年里所有草原风格住宅的原型设计——但这并不完全准确，真正的原型已经在坎卡基诞生了，杂志上的两份设计图是对坎卡基两栋住宅的改良而已，说明如果他有更多的时间，他能把原先的设计做得更好，他还建议用更便宜的材料来降低成本（例如，地板用佐治亚松木代替径切板的橡木）。用历史学家尼尔·莱文的话来说，这些设计展示了一些比他在南哈利森大道的作品“更开阔、更开放、更有空间动感”的东西。《有“很多内部空间”的小房子》看起来很像是布莱德利住宅，赖特并没有把他的作品称为“草原住宅”（尽管有些人认为他提到了这个术语），但在第一篇文章中，“草原”和“家”这两个词在大字标题上确实离得很近，这很可能不是他写的，一般是编辑们负责写大字标题。（确切地说，赖特其实很晚才第一次在出版物中提到大写的“草原学派”这个术语，并放在引号里使用，那是在1936年7月30日发表在英国期刊《建筑师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在同一份专业刊物上，1936年7月16日，他说温斯洛住宅是他的第一个草原住宅，用了小写字母，也没有使用引号。）
顺便说一句，在1901年2月发表在《女士家庭杂志》的第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就像是回旋镖。他说，采用开放式平面图，强调开放的通透性，他试图制造“最小的阻力，从而实现一种简单的生活模式，实现让全家人在一起的最高境界”。这是他写作的语气，他是在用建筑的方式说话，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是否知道，也许他确实知道，或者某种程度上他的内心深处知道，他在为自己的人生故事写墓志铭，知道自己的生活即将崩溃。他不打算让他的全家人在一起，至少这个家庭不能在一起。“草原”和“住宅”这两个词连在了一起，“全家人”和“在一起”这两个词虽然在字面上紧邻着，却是一个美好的谎言，悲惨的谎言，预见性的谎言。同一时候，布莱德利即将搬进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位于坎卡基河北岸的大豪宅，坎卡基河很狡诈，有种欺骗性。事实上，对他们一家三口来说，“在一起”也是一个谎言。
关于这个破裂家庭的内部之谜，任何传记作家、历史学家、评论家、记者、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制作人、歌剧编剧，或者感兴趣的路人都无法看透整个真相，真相只有上帝知道。但是从外部来看，从故事的细节来看，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结婚太早，年纪也太小，他们慢慢地开始疏远了。他有他的工作和他的自我，她生了孩子，孩子们来得太快了——至少前4个孩子来得太快了。这是恋人间的放荡、激情和自由的精神，但只持续了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共同兴趣一团糟，两个人志趣相悖。这并不是说她不够知性，或者对艺术不感兴趣——她对艺术是感兴趣的，只是凯蒂·赖特不需要像她丈夫那样沉浸于精神生活。另外，他变得越来越古怪、不守常规、自我陶醉，而褐色头发的妻子越来越传统，过上了家庭主妇平静的郊区生活方式，两人似乎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凯蒂就像这座小镇一样：极其守规矩，至少表面上是这样。欧内斯特·海明威比赖特要年轻一代，20世纪头20年，他在橡树园长大，有5个兄弟姐妹，性格严厉并且患有躁狂抑郁症的父亲早早去世，母亲虚荣自负而且难以相处。他们家的大房子位于北肯尼尔沃思大道601号，有一点草原住宅的色彩，就在离赖特家不远的地方，穿过芝加哥大道，在赖特家东北方向的对角线上。在离开橡树园之后，据说海明威曾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说橡树园是一个草坪开阔而思想狭隘的小镇，但没有确切证据表明他说过这句话。无论如何，这个地方一本正经的氛围，严肃的气氛，还有那些高耸穿过树梢的教堂尖顶，似乎最终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里，折磨着他和赖特，他们没办法只好逃离了。
就赖特而言，还有其他的问题，包括工作本身，他觉得他的工作正在走向死胡同。
他在《自传》《封闭的路》这一章中写道：“我作为一名建筑师，最投入和最消耗的阶段大约在1909年。”他说：“我对工作失去了控制，甚至对它失去了兴趣。”他又说道，“每个星期的每一天，甚至几乎每一天的深夜，包括星期天，我都非常疲乏劳累，越来越累，周而复始。”他说：“我看不到任何出路。”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我想离开。”即使我们知道了整个故事，也很难不被这些句子所感动。从中年后的回忆来看，这种直白的、简单的承认，几乎有一种孩子般的单纯。
还有下面这一页：“所有私人的或者其他方面的事情都沉重地压在我身上，尤其是家庭生活。我想要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爱我的孩子们，我爱我的家。一个真正的家是男人最大的理想，然而……［省略号是原文的］我为了获得‘自由’而要求‘离婚’。”
唯一的问题是，这位自传的作者巧妙地处理了一个关键的事实：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他其实不想提那一部分，你必须读下面几页才能真正知道是怎么回事。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他也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甚至会选择一种高傲的姿态：“我也和她一起在那里（指的是欧洲）寻找庇护，她当时既出于反叛又出于爱，与我牵连在一起。”整本书里赖特只有一次说起她的名字——当他把梅玛葬在家族墓地里的时候，那是个下着雨的周日晚上，墓地就在塔里埃森对面，相隔着一块地。一天之前，朱利安·卡尔顿将她的头一劈为二，还想要把她烧成灰，尽管没有成功。他在第190页写道：“‘梅玛’下葬的地方没有任何纪念标识。”（这是引自1932年的版本。）在其他任何间接或直接的指涉中，他都只称对方是“她”。我们有可能从中解读出心理含义，但也许我们解读的含义可能是错的。
他谈到了他所受的“迫害”。但是，一页之后，出现了这个无法解析的句子，它的结尾突然变得清晰起来，有了自我意识：“1909年的春天，橡树园的家庭生活与我的自由背道而驰，我认为每一个灵魂都应该有自由，我想保持我的自尊的话别无它法，只能出走，自愿放逐到不受法律保护的不为人所了解的未知状态，我整个人陷入绝境，只能过上一种非常规的生活——就像我的外祖父当年来到美国一样，我来到了山谷中的山丘，把它视为我的希望和避风港，暂时忘记了外祖父辈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重打和惩罚。”
重击和惩罚：虽然他没有接受外祖父的先知，但他明白。
“我爱我的孩子们。”他说。但他显然不够爱他们，在《自传》前面的部分中，他谈到了他作为一个父亲的不足。而再一次，不管是出于什么，逃避的冲动、半真半假的事实、遗漏、扭曲、自我辩解、自怜，还是寻找真相的冲动，好像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某一部分，他写道：“身为建筑师消耗了我作为父亲的身份——也许——因为我从不习惯父亲这个词，当我和朋友们在一起看到他们都在大街上时，我也不习惯这种身份。”用破折号来抵消“也许”这个词，他是不是在暗示一种可能，根本不是工作让他远离孩子？是他该死的自私。他知道，他知道的。
在前一页中，有4个不那么高大上的短句子：“恐怕我从来没期待过那个角色。从来没有行动。我没有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知道怎么做”这句话几乎有种像孩子般的平淡和悲伤，就和“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我想离开”这句话一样。
在此之前，他讲述了一个不太可信的故事（许多历史学者都把它当作是明显的事实）。一个星期天，沃伦·麦克阿瑟来到橡树园拜访，也许凯蒂给他做了早餐。赖特曾以赛瑟尔·科温的名义偷偷为他设计并建造了一栋带有拱顶的私制房，那座房子位于芝加哥南区肯伍德地区的南肯伍德大道4852号。穿着短裤的孩子们也许在尖叫着，在阳台上弹橡皮球。赖特的意思似乎是当时6个孩子都已经出生了，所以这个时候大约是在1905年或1906年，也就是在他离开之前的三四年，那么他的6个孩子的年龄是从十五六岁（儿子劳埃德）到两三岁（小宝宝卢埃林）不等。他说麦克阿瑟“抓住了一个孩子，对我喊道——‘快说，弗兰克……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真难倒了我。对方不容置辩的问题让‘父亲’感到惊讶，于是给出了错误的名字。难以置信——但这是真的。”
在1943年的版本中，他省略了最后一句话，不禁让人们开始思考：他会不会以牺牲孩子的利益为代价，凭空编造了一个故事呢？当然有可能。这个故事不会为他赢得赞誉，但从某种方式上来说却对他的目标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