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出自《旧约》：1914年8月15日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本站在石头上的书。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出生，在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不到两年后去世，在世91年10个月。1914年8月15日，赖特47岁，此时他近百年的人生走到大约一半，一场巨大的灾难落在了这位美国最伟大的建筑师身上，这场灾难足以摧毁任何一个意志不够强大、自我意识不足的人——虽然我这句话说的有点啰唆。一个名叫朱利安·卡尔顿的黑人仆役发疯，放火烧了赖特在威斯康星州斯普林格林市的住宅塔里埃森，并谋杀和重伤了7人，其中就包括赖特深爱的女人。过去几年，他们一直“不体面地”生活在一起，与此同时，他体面的妻子（拒绝接受这一切）还在伊利诺伊州的橡树园，仍在祈祷他能重拾道德感返回家庭。“这一打击如同雷击降临。”赖特在多年后的自传中写道，“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房屋以及里面的一切都被烧光了，露出了石头和地面。”赖特的自传是20世纪最伟大的回忆录之一，虽然里面每一页的内容都让人生疑。

在灾难发生的5年前，赖特就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建筑，并创造了其他艺术家可能一生都难以企及的作品，1909年秋天，赖特放弃了他的工作，和富有自由思考精神的梅玛·博思威克·切尼一起远走欧洲。梅玛是他在橡树园的邻居兼客户（他们两家的住宅相隔6条街，并且两个家庭在社交和其他方面也有不少交集）。这不仅是当地的丑闻，遭到牧师和报纸社论的谴责，还引起了地区性，甚至某种程度上全国性的愤怒。她抛弃了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他抛弃了妻子和6个孩子，其中最小的一个才5岁。据赖特说，他当时在“精神逃亡”。在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之后，在断断续续地努力重建搁浅的事业之后，正当世界大战即将在欧洲爆发时，夏天末尾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威斯康星山坡上一个令人惊叹的悬挑住宅里，45岁的梅玛·博思威克（她从离婚之后就放弃了原先夫家的姓氏）死了，不，不仅是死了，她遭遇了最可怕的屠杀，同时被杀死的还有她的两个孩子，她之前与所爱的男人出走时曾经遗弃的那两个孩子。

第二天清晨，《芝加哥周日论坛报》首页是耸人听闻的8栏大标题《震惊世界的大战一触即发》，正下方是颜色稍浅但是同样大字号的标题横贯版面——《威斯康星别墅里的可怕罪行》。其他报纸的标题上也不可避免地用上了“爱巢”“爱舍”或者“爱情城堡”的字样。

13天之前，约翰和玛莎·切尼从伊利诺伊州来到斯普林格林，准备与他们那位备受指责的母亲一起度过一个月的假期。（他们的父亲已经再婚，并且拥有两个孩子的监护权。）那天有9个人遭到袭击，但那栋房子的主人，那个臭名昭著的名人，却不是其中之一，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芝加哥出差。他4天前离开了威斯康星州，打算在周末回来。如果谋杀者如愿以偿的话，那将没有幸存者，赖特也无家可回。关于卡尔顿，历史上仍然有很多不解之谜，实际上，在仅仅不到10、12或者14分钟的疯狂袭击中，骨架不大、中等身材、看上去很安静并且懂分寸的朱利安·卡尔顿，设法把泛着泡沫的汽油一道道洒下去，点燃了火柴，并用他的武器突然对着9个毫无戒心的人下手，杀死了其中的7个人。（他们只是坐下来吃午饭，卡尔顿的工作就是为他们用餐提供服务。）上面的说法不是很准确：7个人中有3人几乎立刻死在了他手上，而另外4个人各自经历了几小时或数天的痛苦后才死去。

卡尔顿使用了一柄手斧，从后来对案件的推演来看，在一些情况下他使用了斧子的两端，这看上去几乎是随意的。更严格地说，犯罪工具是盖屋顶用的盖板斧头，这意味着它有一个特别加重的铁头和细长的木柄，从而赋予了它更大的摆动力和扭力。细长头的一端是刀口刀片，用于调整大小和切瓦片，另一端是方头锤子，能把钉子敲到瓦片里。从某种怪诞的意义上讲，你可以说这是一时兴起之下选择的武器，在前端负载的重量下有双重的杀伤力。另外，也许它只是放在附近可以顺手拿起来的工具，替代了双筒猎枪。没有人真的了解。不过，猎枪会比盖板斧头更扎眼，盖板斧可以隐藏在白色的仆役衬衫下带入进餐区，或者将斧头朝下固定在裤腿上。但是，事实并非一定是这样的。尽管至今为止，已经有三代的赖特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记载、阅读和想过这一时刻，剧作家们、报纸专题作家、纪录片制片人、一些小说家、阴谋理论家不断地遐想，甚至还有一个歌剧公司将这个故事想象性地搬上了舞台表演，但是，这件事却仍然有很多可以想象和呈现的未解之谜。这就是说，我们对此了解的很多，而同时又很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关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本人的定义。谜语叠套在谜语里，三角形画在圆圈里，圆圈套在正方形里。

关于盖板斧：据说，前一天晚上，这位屠杀者在仆役住所里，朝着他和他的女人（到底是他的合法妻子还是同居人，没人能确定）胡言乱语地咆哮，他还把工具放在枕头下睡觉。在此之前的几个晚上，他将斧头放在床边一个带有拉绳的袋子里。卡尔顿的伴侣名字叫格特鲁德，历史对她的了解甚至比对卡尔顿的了解还少。是她在暴行发生之后提供了以上的证词说法。

在谋杀案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几家报纸的新闻快报和号外就投放到了大街上。此外，形形色色的报纸报道把这个茫然的女人写得像是喜剧演员斯蒂芬·费奇特那样，操着一口黑人土话：“我不知道他是咋回事，大晌午他就不对劲。后来，我看见他发疯了在屋里跑，嘴里胡说要杀人，我跑出去藏了起来，再后来看见烟了，我就赶紧跑了。”

朱利安·卡尔顿，先不说他的行为，连他的名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被传得乱七八糟。当时弄错他的名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甚至现代的赖特学者也拼错了他的名字。我们连名字都弄不对，这种单纯的无能本身，似乎正好说明我们根本无力理解生活本身，也无法真正地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有一张他的照片保存了下来，是头和肩膀以上的镜头，感光乳剂上显示有一道光，没有准确对焦，上面还有水印、折痕和化学白斑。这是在他被捕后一两天，在关押他的牢房里拍的（或者可能在外面的走廊上）。他在杀人事件发生大约5个小时之后被捕，当时很明显，他吞下了一瓶毒药。他看起来——我可以这样说吗——富有一种诗意，有些不安和忧郁。他看上去很瘦，他的头发剪得很短，穿着一件看起来很旧的薄棉布工作衫；他的眼睛向下凝视，仿佛是在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的眼睑几乎是闭上的，嘴唇抿成细细薄薄的一条线。我去过威斯康星州道奇维尔市的地下监狱牢房，朱利安·卡尔顿在那里住了53天，慢慢地走向了死亡。他的喉咙毁了，舌头肿胀，说的句子含混不清，或者一言不发，多数时候他拒绝进食。我从已经废弃不用的监狱里开始，从潮湿、肮脏的地方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一直走到隔壁那座希腊复兴风格的法院大楼，试图发现有关他生活的任何东西。我真的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有关他的一生，外加他的行为向外扩散和向心作用的一些影响。但是我把这些信息留到后面再说，到时把它们按时间顺序联系起来会更有意义——也许到时会显得不那么有刺激性。朱利安·卡尔顿犯下这件大案的时候只有26岁，据报道，他来自巴巴多斯或者古巴（实际上这两个地方都不对，他来自阿拉巴马州，他的父母可能出生在奴隶制的时候，家里至少有13个孩子），并且一生中体重从未超过150磅（68千克）。如果我们只讲1914年8月15日的话，他是所有谜团中最大的谜团。当然，我们要说的不仅与他有关。

至于像斯蒂芬·费奇特，是因为媒体抓住这个难得一见的耸人听闻事件，把他描绘成斯蒂芬·费奇特那样不善言辞、操一口土话的黑人，或者截然相反地把他描绘成能言善辩的人物。第二天早上，《密尔沃基日报》（“平时日报一分钱，星期日两分钱”）上说，他被捕时说：“我要死了，我死了，我吃了毒药。我要立马死了，你们不用杀我。”《密尔沃基日报》的竞争对手《密尔沃基前哨报》说，他最近与另一名员工在房子里起了争执，这种说法始终只是关于惨案为何发生的未经证实（却广泛传播）的一种理论。《密尔沃基前哨报》的读者比《密尔沃基日报》少三四万人。

关于抓捕，这本身就是个夹杂了荒诞内容的故事。他们发现他藏在房屋下面的火炉里，那一部分的建筑还没有完全烧毁。更准确地说，他藏在与火炉相连的铺了石棉的锅炉中，他一定是脚先伸进去的。当时，警长试图避开聚集的私刑暴民，他听到锅炉里传来响声，下午5：30左右，当他们打开锅炉门时，看到他就藏在那里。警长和他的手下拽着他的脑袋把他拽了出来。据说他呻吟着，嘴里喊着“酸”，手里仍然紧攥着他那把敲掉人脑袋的武器。“喝水。”另一种说法，类似侦探身份的人把炉门打开，他就像是一个从车厢里下来的流浪汉，脱下帽子道：“是氢氯酸，伙计们——氢氯酸。”氢氯酸就是我们今天的盐酸。

但是，让我们回到那天中午大约12：20。就算我们掌握了一些已知的事实，它们也被石棉封在了数十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中。例如，有一个一直存在的比较小的谜团（在整体框架下比较小），那就是一个人必须拥有几乎超自然的能量和速度才能完成这一切：可以想象一个穿白外套的托钵僧挥舞着战斧一样的东西。朱利安·卡尔顿似乎不可能是独自行动——可事实确实如此。当天中午，有9个人入座：3个人坐在一个房间的桌边，另外6个人坐在另一个房间的桌边。两个用餐空间对角分布，一个在房屋的东北侧，另一个在西南侧，中间还有其他房间和门口隔开。3个人的那一组在客厅和家庭用餐区旁边的门廊和露台上。另外一组人在一个较小的房间里，这个房间是工人们用餐的地方，这些人都是赖特的雇员。他们的身份是工匠和制图员，有些人在屋里和地里帮忙做杂务，其他人则协助设计委托给赖特的项目。其中还有个孩子，欧内斯特·韦斯顿才13岁，这个男孩和他的父亲都在那里工作，他父亲是个手艺高超的木匠。欧内斯特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建筑师，能比父亲的人生更上一个高度。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对他非常关注。那天清晨，韦斯顿父子从自己的家里出发，踩着脚踏车，穿过潮湿的乡间小路来到塔里埃森。那是庄稼打谷的时候，上午10点左右，当露水褪去时，农民们在忙着砍苜蓿，海伦娜山谷里弥散着一股香气。

关于塔里埃森，它在威尔士语中的意思是“闪亮的额头”，也是公元6世纪一个威尔士吟游诗人的名字。塔里埃森当时盖了有3个年头了，它是由木头、石膏和黄色石灰石建成的，石灰石是用马队从一英里外的采石场运来的。房子里到处都是木头，尤其是柏木，这是房主近期的最爱。柏木给室内装饰打上了一层类似南瓜色的光泽，尤其是在亮起灯火的夜晚。赖特将这座砂岩色的房屋建在一座绿色山丘的中上端，从那里能够俯瞰威斯康星河的一道环形弯。赖特对他的追随者们训诫说，永远不要在山顶上建房，一旦把房子建在山顶，你就失去了那座山，要建就建在山脊和临近山顶的地方。这座山和附近山谷是赖特母亲那边祖传的产业，他从小就熟悉并且热爱这片地方，他的家人们（包括一个妹妹）都生活在这座驼峰之间。

至今，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重建之后，塔里埃森仍然坐落在威斯康星河南侧的那座绿色山丘上。这个地方虽然名声不小，但仍有乡村风情，起伏不断。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逝世60年后，来自全球各地的赖特崇拜者来到威斯康星州西南部这个小地方，对大师的作品大为赞叹。正如各种评论所说，这座房子是他经过不断修改，用石头和木头写成的自传；还有人称这里为“湿油画布”。令人惊叹的是，塔里埃森似乎是从山坡上长出来的，似乎不是赖特而是大自然把它安置在了山坡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好像房屋和山丘在冰河时期之前就以某种方式共同存在。赖特一生中常说的格言就是，他的建筑物就像植物和树木，从内而外生长，破土而出，渴望光芒。这是他的“有机建筑”信条的一部分。他对“有机建筑”这个概念的定义就像地壳板块构造一样总是在变化，有时甚至连他自己都感到困惑不清。就好像他知道自己的意思，或者至少有某种感觉，虽然其他人不了解。但归根结底，从某种精神和理性上说，他自己也并非真正知道。他不需要知道，他只需要构思、绘图，然后把作品制作出来。这位善于自我宣传的艺术大师曾经说过：“东西是从我的袖子里变出来的。”在72年的建筑师职业生涯中，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这位自我主义者的袖子里变出了1100多件作品，从任何艺术角度来看，这个数字都是惊人的。这些作品包括教堂、学校、办公室、银行、博物馆、酒店、医疗诊所、一处汽车展示厅、一座犹太教堂、一英里多高的摩天大楼，以及明尼苏达州克洛凯市飞利浦斯66号公司一座奇异的加油站。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作品是人类的房屋、住宅和庇护所。他所有的图纸、设计和研究中还有近一半并没有变为现实，还有400多个作品有望从美国的土地上神奇地破土而出，落地生根。匹兹堡附近的流水别墅，第五大道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威斯康星州拉辛市的约翰逊制蜡公司大楼，橡树园的联合教堂，芝加哥大学校园内的罗比之家，这5个为人熟知的作品都是他的代表作。

在1914年8月15日中午12∶20左右，一件事突然不知因何而起。当时制图员和工匠们进屋来吃饭，我们试想一下，那些戴着草帽的工人穿着交叉背带的工作服，把牛仔布袖子撸到胳膊肘，用碱液肥皂在瓷盆里洗了手，然后用毛巾擦了擦，边闹着玩边找座位坐下来。他们所有人都饿得要死，包括那个男孩。在农村里，人们把午餐叫作“正餐”。开始吧，把新鲜采摘的玉米、甜茶、炸鸡和羽衣甘蓝以及刚切成薄片的番茄牛排端上来。（报道都说汤是第一道菜，也是最后一道菜，但似乎没有人知道是哪一种汤。而且，8月的炎热天气下，喝汤会不会有点奇怪？听起来像是假的。）

在露台上，梅玛和她的儿女享受了周六早上闲暇的乡村时光，兴许正期待会有微风吹过。实际上，在我的想象中，他们僵硬地坐在那里。众所周知，她的两个孩子都不喜欢威斯康星州，对他们来说这里太偏僻了。

尽管现代的一些赖特年代史编者试图重现接下来的10、12分钟或14分钟（他们似乎以为这样做就可以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但事实是，没有人知道确切的事件顺序或者精确的时间框架。一般认为，这个即将杀人的仆役先把午餐或者其中的部分食物端给了在另一个房间的工人，然后他先袭击了露台上的梅玛母子三人。如果真是这样，朱利安·卡尔顿肯定是安静地离开了那个小房间，仿佛是要回厨房取其他食物的样子。但是恰恰相反，一走出工人们的视野，他就迅速跑到露台那里下手，得手之后立即折回小房间，他把汽油汩汩地倒在了门框下，点着了大火，并趁着受害者试图逃离的时候进一步杀人。有一种说法在书籍和文章里都提到过，说之前早些时候，朱利安·卡尔顿用汽油泡了一块卷起来的地毯，并关上了所有门窗的螺栓。这已经成了常见说法的一部分，流传下来，但并没有证据证明。

据说，在露台上，梅玛是那天第一个死的人。他用斧刃刺穿她的脑后部，伤口上有一个明显的圆滑弧度，刀刃穿过她的大脑，几乎横贯到另一侧她的额头上方。第二天，几家报纸都报道说“头颅从中间劈开”。没有幸存的目击者见证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一位狂热的新闻记者写道：“那个黑人悄无声息地走到博思威克太太身后，举起武器，女人13岁的儿子约翰·切尼大叫道：‘哦，妈妈，你看朱利安。’”其实，约翰12岁，而不是13岁，他的母亲也不是什么“太太”，至少最近几年都没有人这么称呼她。

据说，卡尔顿杀死了她，然后在她的身上浇上了汽油。这很有可能，但他并没有立即这样做——他应该是在6、7或者8分钟后再次回到了露台。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当救援人员给梅玛盖上床单时，她的衣服、波浪般的黑发和白皙的皮肤（她从不喜欢晒太阳）都被烧毁了，没有烧掉的部分也烧得发黑，就像是最小的昆虫在一片烧毁的森林里也会变得焦黑。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他往梅玛的尸体上浇满了汽油：根据灼烧的程度看，她的尸体不是被引燃了，而是一下子燃烧成一团火，似乎凶手不光是想要杀死她，还要把她整个人毁灭掉。

她的儿子似乎是下一个被害者，可能是遭到同样的用力猛击，立即死去了。他似乎也被汽油浸透了，烧得除了灰烬之外只剩下一些变黑的骨头。

但是约翰的妹妹玛莎·切尼遭遇了最残酷的死亡方式，尽管她没有被烧成灰。玛莎到9月份就要9岁了，她顶着一头男孩式样的头发，平时喜欢买小商店里的戒指，还会撒娇从溺爱她的父亲那里要来各种更漂亮的戒指。大家都知道她是个被宠坏了的爱烦恼的小女孩。当她看到灾难降临的时候，很显然，她突然反应过来开始猛跑，穿过客厅和饭厅，而卡尔顿紧追在后。也许是因为俩人在跑动，所以他没法干脆地猛砍上去，他肯定非常懊恼。他追上了女孩，他从后面用斧刃的一头至少砍了她3次，3处伤口一个比一个高。也许他在对方跌倒之前就已经砍中了一两次，但是当女孩倒了下去，他决定不用斧刃而是用重锤的一端袭击。从被袭击的方式来看，玛莎应该是倒地后，面朝着他，或许她已经吓得闭上了眼睛。为什么在那半秒钟的混乱中凶手要把斧头翻过来用锤子的一端呢？也许一切都可以归咎于卡尔顿让人至今仍无法解释的思维方式。

不管怎么说，朱利安·卡尔顿狠狠地锤击了那个女孩，以至于当人们找到她时，玛莎的脸凹成了洞，脸上全是锤击的痕迹。而且，不知为什么，玛莎·切尼仍然没有死。很显然她从凶手离开的地方又爬了一段，爬到了阳光下，爬到了凉廊和内庭的石板小径上。救援人员赶来的时候，她喘着粗气，失血严重，大部分衣服都被烧掉了。玛莎奄奄一息地拖延了两个半小时，直到下午3点多。救援人员给她的嘴唇上沾了点水，包裹了她的伤口。有人站在她身旁，跪在她身边，也许还牵着手为她祈祷。在那天下午或晚上的某个时候，在用白布给她蒙上脸之前，可能是医生、地方法官或者验尸官，也可能是当时跑来帮忙扑灭大火、寻找杀手的几百个当地农民之一，写下了这张听起来像是临床诊断的冷静客观的记录，并被好几家报纸引用：

“右耳后3处伤口，一个比一个高；最上面的伤口穿透头骨。右眼下是斧头留下的印记。”

关于这一时刻的想象出现在作家T.C.博伊尔10年前的小说《女人》，他以一种血腥的诗意遐想了门廊上的那几分钟：

然后他穿过了门，速度快得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这一次她抬起头，这一次她看见了他，这一次她的目光锁定了他。那一刻斧刃猛地朝她劈过来，砍到了她的发际线处，她大脑中红的、灰的和粉红的油脂喷了出来，溅到了他那漂白的白色外衣上，就像是魔鬼降下的一场雨。男孩是下一个对象，在他做出反应之前，在他还没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之前，斧头又砍了下来，一次，两次，男孩抽搐着死去。于此同时，那个女孩跳起来往外跑，他从后面劈向她的右耳侧，一次，两次，三次，女孩跌倒在石头地面上，像蛆虫一样爬行，然后她的脸转过来朝着他，女孩脸色苍白，眼睛睁大，这样他不得不再次用斧子平头的那端砸向她的脸，砸扁她的颧骨。女孩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但这或多或少是历史的虚构而已。博伊尔的小说可读性非常强，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并非根据普遍认为的合理事实来创作），他拼错了杀手的名字（他把凶手名字写成了Carleton，总比其他人用的Carlston、Carliton或者Carlson要好点），不过这并不要紧。

也许我最好是在这个地方把故事打断，至少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听得够多了。我不需要告诉你另一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大家可以自行想象。那就在这里切断这个故事吧，让受害者能够不受打扰地躺在那栋被火付之一炬的屋子里，让我把故事的焦点转移到我们的中心人物上来。那个不在场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1914年8月15日大约下午一点，我们提到的那个傲慢、自恋、自大、道德上颇受争议的47岁天才建筑师，他拿起了电话，听到一些完全不可思议的消息，他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的那半天里，他又是什么样的呢？

当时他在斯普林格林东南方向不到200英里（322千米）的地方。

位于芝加哥南区的伍德劳恩是个喧哗的城市社区，这里有个停车场位于东六十和东六十一街之间，附近一栋中型公寓楼和一栋小型老年居民楼都在这里停车。如果你从东六十街出来，穿过两座建筑物之间的一扇门，走到停车场的东南角，沿着一堆灌木丛和杂草丛走过去，这些草丛在夏天会长得又高又厚，然后踢走那里可能堆积的垃圾——旧的雪茄包装纸，脏兮兮的汉堡王用餐小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的外卖盒子，也许还有用过的避孕套——你就会看到一块浅黄色的石头。它大约10英尺（3米）长，七八英寸高，半英尺宽，它的质地像卵石，样子看上去像是从地底下蹦出来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似乎真的是从过去的时间里蹦出来的：这块浇筑的混凝土板曾经是一堵墙、一个露台或者一个楼梯的地基，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多世纪了。它应该是米德韦花园残留的最后痕迹了，而花园早就已经被推倒埋葬了。米德韦花园是芝加哥狂想时代城市历史的代表，它是一个室内外的综合娱乐场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慕尼黑啤酒花园，但是它的规模和异国情调是啤酒公园的一百倍，这样你就明白创造者心中的理念了。你可以想象成《一千零一夜》与对“忽必烈汗”的想象在中西部星空下的结合，想象各种立体抽象，想象圆形、正方形和三角形之间的几何作用。这个地方大约有一个足球场大，也就是300英尺（92米）乘以300英尺，占地广阔，但是相对于那里可以上演的一切来说，似乎还不够大。这里有华丽的雕塑、多彩斑斓的壁画、点着灯笼的步行区、喷泉、屋顶花园、下沉式花园、观景楼、拱廊、倒映的池塘和悬挑的露台，还有一个大型音乐亭和一个舞台，有正式和非正式的跳舞区和就餐厅。（“冬季花园”的核心是正式的室内用餐环境，餐厅里有厚实的白色会标桌布，专门烧制的釉面陶瓷盘子，定制设计的茶壶和餐巾环。）户外用餐和跳舞在“夏季花园”，花园里有鲜花装饰的5层露台。所有的一切——花式铅条装饰的玻璃窗、椅子、餐具、雪茄架、赌场、衣帽间、销售摊位、平民酒馆、私人会所，甚至厕所本身——都应该成为和谐、流动空间的一部分。这里曾经有大型管弦乐队整夜整夜地演奏，星期天下午的舞曲连奏把所有人，甚至孩子们，都吸引到舞池里。似乎所有大众适用的娱乐艺术，无论是高雅的还是低俗的，无论是针对大众的还是显贵的，都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整体，出现在芝加哥南区的这一大片街区里。

国家交响乐团在米德韦开幕之夜演奏了瓦格纳《名歌手》的序曲，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的安娜·帕夫洛娃曾在米德韦跳舞，沃普·华勒、墨菲·斯蒂恩博格和本尼·古德曼先后在米德韦演奏。然而，在开幕后的4个月后（1914年初夏，奥地利大公弗朗兹·费迪南德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的第二天），当地报纸上已经出现关于米德韦可能被收回拍卖的报道。事实证明，这个地方从一开始就严重缺乏资金，在严峻的经济压力下，它继续运营了两年多的时间（宾客虽然喜欢，但太过稀少），最后不得不宣告破产被接收。尽管如此，花园又硬撑了10年左右，经营者更迭替换，调换了各种娱乐形式，当然这些形式和创造者最初的理念已经毫不相干了。最终，在1920年代后期，那时禁酒令已经出台，负责收埋垃圾的公司把整个建筑抛掷进了密歇根湖里，作为防洪堤和垃圾填埋场。（更加惨不忍睹的是，后来的一段时间内，这里的部分场地变成了加油站和洗车场。）

也就是说，整个米德韦花园只剩下一小块卵石质地的浅色混凝土，无意间被遗忘在了那里。如今，它像一个真正的十字架，靠着金属栅栏，就在铺平的停车场东南角，在一栋17层的公寓大楼和一栋5层高的老年公寓后面，就在芝加哥正在翻新改造的伍德劳恩老社区里。它的一侧是科蒂奇格罗夫大道，另一侧是兰利大道，两条路中间的东北方向就是芝加哥大学庄严的哥特式建筑轮廓。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经常来这一带，看这个地点，这块石头，我并不是希望向一座建筑遗迹致敬（这个地方似乎很少有人知道），而是因为我试图再次感受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人性。大家已经猜到了，他是米德韦花园的缔造者。我尽自己所能可以确定——我已经征询了许多专家的意见，其中有一位专家的大部分学术生涯都在研究米德韦公园——当他把电话听筒贴到耳朵上，当他第一时间听到威斯康星州刚刚发生的一切时，他就站在附近的某个地方。他站的地方距离这块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大石头大约不到100或者125英尺，甚至可能距离几十英尺。具体数字并不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来中西部报道时会来这里，我基本上只是一个人站在这里，把垃圾踢开，我有时觉得自己有些傻气，但我尝试着想象那个男人的样子，他头晕目眩，本能地不肯相信，骇然之下他需要伸手抓住手边的东西才能站稳。在这块石头面前，我可以再次找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人性的一面，事实上，我认为他的人性是强大的——不，实际上不仅强大，而且是无限的。问题是，当你在寻找这种人性并进行说明时，你必须要心甘情愿地不断踢开各种各样垃圾和渣滓，它们的下面隐藏着赖特的人性和脆弱。这就是这本书的内容，我希望要说的东西，当然，我是在从上至下界定这本书。相反，赖特的建筑原则是从下而上、由内而外的。

米德韦花园的缔造者那天在施工现场，因为尽管设施已经从6月27日对外开放，但这里还远未完工。赖特总是给他的项目反复做最后的润色，这次也是有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他和他的第二个孩子约翰·劳埃德·赖特都在那里。约翰·劳埃德·赖特那年21岁，刚开始自己的建筑生涯，在他的父亲手下工作，他对父亲有某种程度的恐惧和厌恶，也带有某种仰慕。赖特和他的孩子们的关系可以写成一本大部头的书，并且会和这本书循环交叉。目前可以说，虽然他5年前抛弃了自己的家庭，但是在他有限的情感范围之内，这位强悍、自私、不负责任的父亲还是试图对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承担起父亲的责任，6个孩子的年龄从24岁到10岁不等。赖特周二晚上从威斯康星州坐火车过来，并安排了他的二儿子在火车站接他。

他在车站见了约翰——他已经把约翰培养成了南区项目的现场主管——两人坐出租车去了米德韦。过去的4个晚上，父子俩据说是并排睡在工地一角的一堆刨花上，这样他们就可以监督夜间通宵工作的工人。（这对赖特来说并不足以为奇，尤其当他还是一名年轻建筑师的时候，他会不事先打招呼就出现在外地的项目现场，检查工作，督促进度，然后在简陋的垫子、毯子上或者任何方便的地方过夜。）

周六下午很早的时候，两人来到了位于花园东北角的小酒馆，酒馆紧挨着公共入口，正对着科蒂奇格鲁夫大街。昨天下过雨，天气不那么炎热了，开始有了一些秋天的味道。儿子站在脚手架上，在酒馆的一面墙上画着壁画，壁画的草图是父亲提前画好的。儿子正在用油性着色剂和金箔绘图，他的父亲坐在房间另一头的一张桌子旁，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检查工作。桌面上也许还散落着晨报，他有可能看了看海外传来的爆炸性新闻——一支庞大的德国军队正穿过比利时，日本海军据说正启航加入英国的舰队。

一位女速记员或者办公室文员走了进来。“赖特先生，有您的电话。”在1946年出版的一本名为《我在人世间的父亲》的书中，约翰·赖特对这一时刻进行了描述。话说，这本书不厚，既不像传记，也不像回忆录，有些奇特之处，就事实细节来说它并不可信，里面充满了消极抵抗的愤怒和身为子女的孺慕之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他的书固然是各种复杂情绪的混合，但同时它也是一份至关重要的记录，毕竟当时他在那里。不过，这本书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进行反复核实，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做到如此。）

约翰记得父亲跟着她走出房间。当赖特回来的时候，约翰一边手拿着刷子面对着墙壁，一边还吃着一个三明治。这时屋里有种不自然的缄默，只听到他父亲吃力的呼吸声。约翰往下一看，父亲正设法靠在桌子上站稳。约翰从脚手架上爬下来，“出了什么事，爸爸？”他说。“约翰……叫出租车。”赖特低声说。“塔里埃森着火了。”他又低声说。儿子后来援引了父亲说的关于梅玛和她两个孩子的话：“我为什么今天要离开他们？”（这句话显然没有道理）“如果他们受伤了怎么办？”他引述了父亲的话，又写道：“他的声音破碎，双唇张开，脸色苍白。”

这明显意味着他还不知道最坏的情况，只知道火灾。

约翰记得他扶着父亲上了出租车，他们一起坐车狂飙向北到了车站，坐上到威斯康星州的最早一班列车，就在那漫长的铁路旅途中，在“那间灯光晦暗的车厢”里，他的父亲开始“从记者那里，从一路上报童的叫卖声中，了解到可怕的细节”。他重温深处的记忆，虚构了一个标题《塔里埃森烧成灰烬，7人死亡》。（事实并非如此。之前我说过，9个人中有7人遇害，但并不是7个人都当天死亡。到周六晚上，已经有5个人死亡，又过了两天两夜，朱利安·卡尔顿的最后两名受害者最终长逝。）

但是，真实的故事更惨重，更野蛮。真实的情节在那个下午和晚上一点一点地揭晓，最后彻底击溃了那个傲慢的男人。

如果第二天早上《芝加哥周日论坛报》的报道是可信的（在中西部所有的都市日报里，《论坛报》在当天以及接下来的几天里对此事的报道是最多的，或者至少报道篇幅是最多的），第一个找到赖特的是一个名叫弗兰克·罗斯的人。《论坛报》说他从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市打来电话，但这似乎有点怀疑。（麦迪逊市离斯普林格林有整整一个小时的车程，那个人怎么能这么快就得到消息呢？）报纸说他是赖特的朋友，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弗兰克·罗斯，如果他的名字真是这样的话，到底是谁，是这团迷雾中的另一个未知点。（在那个时期的麦迪逊城市黄页里，并没有这个名字，倒是有人叫弗兰克·罗丝。）弗兰克·罗斯，或者弗兰克·罗丝，或者其他听起来名字很像的人，是不是根本并非麦迪逊人，而是斯普林格林的一个政府小官员？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想法，只是他的身份一直无法确定。相信我，我自己已经试过了。

《论坛报》在前几段把其他十几个事项写得乱七八糟，然后继续写道：“赖特先生听到消息时几乎崩溃了。当接到那个可怕的长途电话留言时，他正在米德韦公园，那个由他设计的新南区游乐园。‘我是麦迪逊的弗兰克·罗斯，’电话里传来一个声音，‘我要告诉你一个可怕的消息，你的妻子切尼太太，两个孩子，还有一个绘图员，被卡尔顿杀害了。卡尔顿放火烧了房子，然后逃走了。他一定是疯了，一群人正在追捕他。你最好马上回斯普林格林。’”

我们从其他渠道了解到，接到第一个电话之后，他在恐慌之下又来回接打了好几个电话，那时的电话很难打通。有人发给他电报，据说他还回了一两次电报，但是这些都没有凭证。赖特给他的律师谢尔曼·布斯打了电话，布斯当时并不在卢普区拉萨尔街博兰得大楼的办公室里，而是在自己的家里。赖特找到了他，问他能否尽快和自己一起坐火车去趟威斯康星州。另外，赖特显然还和一个在斧刃下死里逃生的年轻绘图员赫伯特·弗里茨交谈过。（当火烧着的时候，弗里茨撞向了工人用餐区的一排低矮的窗户，跌到了石头上，把胳膊碰断了，然后借着重力和本能的作用滚下了陡峭的山坡，摔向下面的小溪和筑坝拦成的池塘。）弗里茨从邻居家打电话时到底和赖特说了些什么，这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电话的内容应该绝不仅仅是报告火灾，当然火灾本身就够可怕了。

大约一小时后，父子俩坐上了一辆出租车，他们没有让司机去火车站，而是去了卢普区南密歇根大道管弦音乐厅的赖特办公室。在他遗弃家人爆发丑闻后，赖特试图重操旧业，虽然他的家和主要工作室现在都在威斯康星州，但他决定在芝加哥再次设置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就选在这座城市富有文化气息的地方，在艺术学院街对面8楼的一个小套房里。话说，他还一直想方设法逃避房租。

当天下午3点左右，《芝加哥每日新闻》在那里找到了他，可能编辑们得到了消息，匆匆派了一名记者到米德韦花园，然后又在管弦音乐厅的华丽大厅里安排了另一名记者。如果是这样的话，赖特肯定急匆匆地从他身边走过，来到了南端的电梯里。楼上810号房间的电话响了，电话不是从斯普林格林打来的，而是来自《每日新闻》的本地新闻部，编辑找上了他。

“您是否已经听说了斯普林格林发生的谋杀案？”

“我刚从长途电话里得知，我家里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灾难。我现在没什么要说的，我要尽快坐火车回去。”

“关于这桩犯罪，您有什么消息吗？”

“我没什么要说的。”

“根据《每日新闻》的记者报道，博思威克夫人和其他人遭到一个仆人的袭击，房子也着火了。”

“是的。”

（根据大街上立刻传播开的报道，他在回答“是”的时候，声音“低沉而颤抖”。）

“现在讨论这件事没有任何用处。我今晚就要回去，我大概要赶7点的火车，我只想知道第一班火车是什么时候。”

到了晚餐时间，这些热门的引述，挖掘出来的独家新闻，就已经散布到芝加哥的角角落落里。关于此事的报道已经收到了报纸的“比赛得分版”里。这是报纸最后面第10版的体育特辑，用来报道全球、国内和地方的头条新闻，尤其是所有球类比赛的新闻。在这一页的顶部，有一条两栏的标题《F.L.赖特的“伴侣”切尼夫人遭袭两男子被杀》，而在它的左边，在“快讯报道”下面写道：“梅玛·博思威克·切尼夫人的儿子约翰·切尼，在威斯康星州斯普林格林被一个疯子杀害，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在房子的废墟中发现了孩子的尸体。”

《芝加哥美国人》上都是关于这个故事的报道，一个下午，印刷机至少出了4版号外，这应该是莱诺牌排字机金属铸排最快的速度了。报纸的第一个标题是《“爱巢”里三人被杀》，这时下午的一些球赛甚至连四分之一场还没结束。下一版报纸采用了《“爱之屋”里三人被杀》的标题，两次报道相距大约45分钟，因为球赛的比分也做了更新。然后下一版是双层的报纸：《“爱之屋”里的三重谋杀，赖特的灵魂伴侣被杀》，文字的拼写犯了愚蠢的错误：“黑人鹪鹩打伤多人，开始疯狂杀人。”再往下9段，“赖特家的‘爱之屋’里发生了可怕的悲剧，今天发生的一切骇人听闻。多年以来，那位著名的建筑师和前切尼夫人公然违背传统在那里同居。”“比赛最终得分”的那一版中报道了《最新消息》：“28岁的卡尔顿已婚，他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赖特家，6个月前赖特雇用了他，他以前受雇于福格申餐馆的老板约翰·Z.福格申。卡尔顿身高5英尺8英寸，中等身材，肤色较浅。”

赖特父子发现有一趟下午5点45分的火车，这是一条到麦迪逊的地方线路，由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铁路公司（CM&SP）运营。没有别的车可以坐，他们不得不上车。在麦迪逊市（如果芝加哥的火车准点到达的话），他们可以转乘CM&SP公司的另一趟本地列车，在午夜前到达37英里（60千米）以西的斯普林格林。

他们很可能是乘出租车去的联合车站（他们从管弦音乐厅的电梯下来的时候，有没有报童往他们手里塞报纸呢？），在卡内尔街车站的主入口下车。赖特想找他的律师，但是他看到的是一群推推搡搡的记者，还有负责刑事杀人案的警探。约翰·赖特记得他护着父亲挤进了火车车厢，但事实并非如此。赖特在上车前发表了声明，可能就在5号门的轨道边。《论坛报》第二天早上的报道说，赖特当时非常心烦意乱，说话甚至不连贯，但是从引述的发言来看，赖特并非语无伦次，听起来他似乎很镇定。芝加哥的其他几家日报也引用了他的话，尽管引用的内容各不相同，但都非常相似，因此可以认为它们的引用相对准确。从大的方面来说，赖特离开之前的发言让人非常困惑——它引起了新的争论点——尤其是就这个故事中的一些重要未知信息来说：朱利安·卡尔顿和他的妻子要离开赖特家，是他们自己提出的，还是恰恰相反，他们几天前被解雇了？如果是后者的话（人们普遍认为是这样），那么很明显，这可能是作案的动机——这是一个假设而已。

《芝加哥周日先驱报》援引赖特的话说：“他们都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仆人，妻子负责做饭，朱利安做杂活。他们是古巴人，尤其是朱利安，他似乎具有高于黑人平均水平的智力和良好的教育。他俩不是长期雇佣的仆人，他们本该今天就离开。他们原打算要来芝加哥挣钱。3天前，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朱利安看起来完全正常。他肯定是疯了。”

这些话非常混乱，我之后还会继续讨论。

在这里，我们先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心烦意乱、一心想着要回家的男人身上，他刚坐上第143次列车餐车里的柳条背椅子，就发现《先驱报》的一个记者已经在那里等他了。（他是不是给CM&SP的铁路搬运工塞了10块钱，打听到了赖特要进哪个车厢？也许每个日报都派了四五个戴着软呢帽的人来报道这个故事。另外，也许并没有。因为那是一个周末，本地新闻编辑部里可能没几个人手。第二天的《先驱报》上刊登的这篇报道没有署名，原本写记者名字的地方只有“公告”两个大字。）

赖特问火车乘务员有没有见到他的律师谢尔曼·布斯，他肯定在某个车厢里（他确实在，两人很快就会碰面）。赖特坐到他的座位上，《先驱报》的记者就坐在能听得见他说话的地方，匆匆记下那些零碎的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赖特几乎是在大声地自言自语，“这太可怕了。最早是有个长途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连忙打电话回去确认，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告诉我这是真的。她是个好女人——世界上最好的人。她曾经勇敢地承受一切，现在这些廉价小报会用庸俗的墨水玷污关于她的记忆，请你一定把她的名字写对，行吗？”

再过3天，也就是18号星期二，《先驱报》这份小报，这个城市最粗俗的报纸之一（也就是当《先驱报》还没有故作道德说教的高贵姿态之前），将在第8版发表一篇长篇社论，插图相当粗糙，标题为《无视法律的爱情的结局》。它的开头是这样的：“有一个女人，她有丈夫，还有另一个男人。”然后结尾是：“但是激情的、无法无天的爱情必然走向激情、无法无天的结局……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在坐落于威斯康星群山的‘爱情城堡’里，一个仆人陷入疯狂并开始杀人……一个古希腊的剧作家会说，那个精神失常的仆人是众神的工具，是众神对不顾体面的大胆行径的‘激情’惩罚。那些信奉道德真理的人将会意识到，这个悲剧证实了一条真理——‘罪恶的代价是死亡’。”

尽管如此，我们还得承认，这家侮辱人的小报把她的名字写对了——大多数时候是对的。

火车开动了。第一站是西大道，离联合车站3英里（5千米）。12分钟后，143次列车还没有出城就停了下来。我的老天，谁上了火车进了餐车？

是埃德温·H.切尼。埃德温·切尼为人正派，常去教堂做礼拜，他和蔼可亲又无聊乏味。他人到中年，秃顶圆脑袋，他是约翰和玛莎的父亲，梅玛·博思威克给他戴了绿帽子。他今天下午出去打高尔夫球了，突然有人到球场上通知了他。他应该是回了趟家，把几件衣服扔进小提箱里，然后找人迅速把他送到这里的西大道车站。这是离橡树园最近的车站。他至今仍然住在位于东街的草原风格住宅里，就是那个浑蛋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很久很久以前给他和他的前妻设计的。事实上，房子是1903年，也就是11年前设计的。现在不仅他的前妻被抢走了，他的孩子也被杀死了？（他上车时了解多少信息我们无所得知，我猜他什么都知道了。）

《先驱报》的记者让切尼坐进了赖特的车厢。赖特抬起头。

“埃德！”

“弗兰克！”

据《先驱报》报道：“两人紧抓着彼此的手，然后两人把手放在对方的肩上。他们走到车厢的末端，两人没有说话，而是面对面地默默坐了一会儿。他们之后的谈话也很简短。”

我们研究一下CM&SP铁路旧的时间表，就能明白那天晚上龟速的火车让他们多么痛苦。算上没有提前安排的信号停车站，火车到麦迪逊要停21站。火车预定在晚上7点05分到达伊利诺伊州的长湖，46号里程标；走了两英里，又停了下来——到了英格尔赛德；又走了2英里（实际上是1.7英里），在福克斯湖停车；又走了4英里——到了斯普格罗夫。截至目前，第143次列车仍在伊利诺伊州，行程还不到54英里，一旦到达威斯康星州，还要经过11站（如果有信号站或邮件投递的话，还要停更多站）——曾达、沃尔沃斯、简斯维尔、米尔顿枢纽、凯冈萨湖。慢吞吞的速度似乎就是对他的惩罚，更不用说那些跳上车的记者、不时闯进来的报童、摇晃不稳的车厢、声音刺耳的车轮、呻吟的金属、耀眼的灯光、人们斜视的面孔、喧哗的噪声和酷热。而且，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

那天晚上，已经是周日凌晨时分，距离他第一次听到消息已经过去了12个小时，他到了塔里埃森附近他妹妹的家里（房子也是由他设计的），当时他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他被搀扶着走进点着蜡烛的房间，当看到从火灾现场带过来的尸体时，他把头转了过去。

18年后，他在自传中说：“过去五年里，我争取自由的奋斗几乎将我过去的生活吹得无影无踪，现在我付出的一切全都烟消云散了。”

我这本书并不打算成为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传记。根据不同的算法，这类传统传记大概已经有8到9本，更不必说还有成百上千本关于他的历史研究、专题著作、咖啡桌上摆设的流行读物，加上对赖特某一建筑、房屋或历史时期的学术研究。（他并不像毕加索那样经历很多艺术阶段，只是看起来不少而已。）从日历、餐垫、浴室发光灯到钥匙链，再到漆面樱桃酒色、带宣纸遮光罩的茶几台灯复制品，再到书籍本身（无论是针对儿童的立体书还是厚重的学术巨著），赖特产业年复一年地蓬勃发展。

相反，这本书的目的是成为一种修辞上的借代，用生活中一隅的研究来借代赖特浩瀚的生活。

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些非线性时间的一隅之说，或者是一些故事的讲述，让叙事在时间上能够自由地前后移动，让读者不会感到迷惑。同时，叙事也按照时间顺序和从东到西的方向展开，从1867年6月8日，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威斯康星州里奇兰中心［位于斯普林格林西北大约25英里（40千米）］出生，到1959年4月9日，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尔市入院并进行了风险较高的腹部手术后，在距离他92岁生日还有两个月的一个早晨，他在睡梦中死去。任何一个了解赖特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斯科茨代尔市，在麦克道尔山脉的丘陵地带，他的西塔里埃森神奇地从索诺兰沙漠中现身。尽管他穿着病号服（5天前他被火急火燎地送进了凤凰城附近的圣约瑟夫医院），我仍然忍不住想象，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那个周四下午的4点45分，这个老派的花花公子满头银发，把刘海梳到一侧，在复活节的一周半之后（复活节在两个塔里埃森都有盛大的庆祝活动），他的衣着仍然分外考究，盛装打扮，戴着他的卷边叠层平顶帽，穿着黑斗篷和人字纹夹克（配上栀子花胸花和口袋方巾），再配上白色的高领、飘动的围巾和刚及脚踝的怪异裤子（几乎算是条紧身马裤），鞋跟一寸半的白色鞋子，但是他最好的配饰是那根油亮的弯把马六甲木手杖。当年他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漫步，曾用它赶走记者和鸽子。传说，他叹了口气，就闭上了眼睛，在沙漠春日早晨凉爽的空气中随风而去。

噗。完美地消失。

不过，在消失之前，他可能在上衣左边的口袋里塞进了一支软芯的黑色绘图笔，还有一把削铅笔的小刀，这样他就可以在天堂里继续完成一两幅作品了。他曾经说过，生活中没有什么比坐在一张藏红色的葱皮空白纸前，用一支又粗又黑、刚削过的软芯铅笔来画画更有吸引力的了，“绝不会让我感到孤单寂寞。”他说。这对普通人来说几乎难以想象，但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赖特设计了他全部作品的近三分之一——他不断地走到倾斜的画板前，拿起他的丁字尺、三角板和比例尺，尽管这时他已经视力衰退并伴有周期性的梅尼埃病（内耳失衡的作用下，他头晕恶心，有时疼得像盲人一样趴在地上打滚）。他曾以赖特独有的方式把这种体验说得既美好又神秘：“这就是成为艺术家的意义——抓住表面之下，万物之中这种无处不在的本质。”

因此，比起真正的传记来，这本书更像是传记性的肖像描写，当然它也是一幅集体肖像描写，有一个中心人物萦绕在每一页，即使他没有出现在这一页。这个中心人物即使在人生中的最高时刻，穿着内增高鞋也从未超过5英尺8英寸半（1.72米）。尽管我也意识到这样做的风险，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我决定从扩展视角，开始讲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神话般的一生中最神秘的时刻。

是的，人们广泛地关注和猜想1914年8月15日这一天。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对它的想象是不够的。为什么？因为1914年8月15日似乎代表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它具有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代表了那个可恨的人身上一种可恨的概念：也就是说，无论多么努力，我们永远不能真正地、确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一刻，那一天，过于变幻无常，不可捉摸，也太引人入胜了，本身就像是一本小说的情理。

这些话都可以用在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身上。

毫无疑问，这个故事的哥特色彩是一个重要元素，可以称之为对神灵的亵渎。（这也可以作为对赖特本人的定义。）要深入探讨赖特的生活，我们必须正视一个露骨的事实：有太多的哥特因素和悲剧包围、纠缠着他的一生。没有人能够彻底解释这一点：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是一个艺术家，可以说他在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家中排名第四或者第五，虽然他一生都从审美观照的层面构思崇高美和所谓安全的空间（实际上，是出于他自己的审美性和审美观念，他才不管我们，不管那些需要他设计建造空间的人，以及那些雇佣他的人），但他的一生基本上处于《旧约》般的灾难和混乱中，而且多数是他自己造成的。如果说和谐与秩序是他伟大的艺术理想，那么在他自己负债累累、丑闻缠身、死亡笼罩的一生中，他却找不到这样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艺术家最老套的故事，但是就他的情况来说，故事似乎夸张放大了。“人们不敢杜撰赖特的故事，因为他的一生太戏剧化了。”最近一位赖特传记作家艾达·露易斯·赫克斯泰伯这样说。（她2004年的研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是迄今最具洞察力的短篇研究之一，但是该研究无意识中过于相信赖特编造的谎言。）也许这种看法还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当赖特一生都在杜撰自己的故事时，我们凭什么还去编造那些关于他的故事呢？如果说他是我们公认的最伟大的建筑师，那么他也是我们公认的标准的骗子艺术家。他在任何话题上都能非常精彩地凭空捏造，以至于赖特历史学者反复地说，赖特几乎不懂得讲真话的基本概念。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他心里很明白——但他仍然选择编造，并付出了精神代价。他心里一直都明白——这毫无疑问让故事更加人性化。

但是，关于哥特色彩、悲剧性和不可思议性，我们将视线从赖特的人生转向他的客户和赞助人的人生，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这些人身上有同样的现象。这些现象不一定总是存在，并一定占上风，但当它出现时，总有种震惊的效果：1909年秋天，在芝加哥南区南伍德劳恩大街一栋赖特建造的房子里，一个女人从3楼的电梯井里意外掉了下来（或者说她跳了下来），12年前她和从事肉类包装的丈夫一起搬进了这座房子。（关于海德公园的传说是，一个叫艾达·海勒的女人爱上了她的建筑师，两人最近可能有私通，但后来建筑师和梅玛私奔，他们两人之间就结束了。）

1941年5月的一个下午，3岁的男孩内德·波普走向了家门外的弗吉尼亚树林，离开他那满心欢喜的父母只有片刻工夫（小内德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父母满心欢喜的原因是他们拥有了一套舒适的7000美元建造的单层L形“尤松尼亚”理想住宅，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伟大建筑师特意为他们设计的，一家人刚搬进去不到两个月）。不知怎的，类似亵渎神灵的原因吧，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他从斜坡上跑下去，跑进了邻居的池塘里，淹死在浅水里——前后不过两分钟的光景。多年后，我和内德·波普的父亲罗伦谈起这场悲剧，我当时正在为《华盛顿邮报》写一篇关于赖特的文章。罗伦个子不高，当时年纪也不小了，他弓着背坐在沙发上，2月的阳光洒进房间里。“那天我休息，”他说，“我走到外面，挖什么东西，他就这样跑掉了。我想是我没留意他。”他开始动手整理咖啡桌上摞着的几本书，其中一本书的题目是《感官的自然历史》，还有一本是《爱默生：燃烧的心灵》。“让我想想，我该怎么说呢？我最近没哭过，我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哭过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内德，我能说什么呢？他是个可爱的孩子，可爱又聪明的孩子。那个池塘非常小——如果他有五六岁，可能他就不会死。他跑到那里都怪我，我本能地跑到那个池塘边，是我找到他的。”

之后这本书交错着讲述从“东”到“西”的曲折旅程时，会更详细地讲这些故事。我以一种局部微观而非镜面反射的方式来讲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通过奇特的平行轴来思考——关注那些真正住在他设计的房子里的人的生活，在我看来，这是赖特研究中过去被忽视的主题。这样做能低调地呈现意义。这在某种意义上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20世纪50年代，围绕着赖特设计的一栋住宅出现了一件哥特式的恐怖事件，这是一栋非常重要的赖特住宅，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坎卡基市，就在我从小长大的一条街上。因为绑架赎金的问题，镇上最有钱的人被人活埋了——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发生在我离家多年之后，但这件事的巨大影响传到了我当时住的地方。似乎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朱利安·卡尔顿之谜。我9岁的时候经常骑着一辆J.C.希金斯三速自行车经过那栋赖特的房子，我会站在人行道上盯着它看，它看上去独具一格。

我写这本书是从深入分析1914年8月15日这一天开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想从一开始消除前面所说的那种错误的观念。那种观念认为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自负和傲慢是一层不锈钢盔甲，让他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时没有痛苦和悔恨，他不像《圣经》里罗得的妻子，从没有回头看的冲动。20世纪中期的伟大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纽约客》的建筑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曾写道：“他自始至终就像上帝一样，他采取行动却不受别人行动的影响。”芒福德研究赖特大约有30年了，他写的关于赖特的内容比其他任何评论家、报纸或者杂志都更有穿透力。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芒福德完全错了。（首先，在塔里埃森8月的那个周六，尽管赖特不在场，朱利安·卡尔顿那几分钟的行动难道对他没有影响吗？）

耶鲁大学已故权威评论家文森特·斯库利曾经说过：“我始终认为他是美国最伟大的骗子，因为他根据自己的形象改变了世界，他身上总有重重伪装。他来自马克·吐温，来自梅尔维尔。他这种人，坐在自己改装的林肯大陆车里，会把后视镜拆掉，因为他说，‘我从不向后看。’”我不同意权威专家的看法，也不同意这段精练抒情的文字——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至少结论是错误的。

他一直在向后看，虽然是偷偷摸摸地看。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但是证据并不明显，它们像鬼魂一样游荡，有时又会消失，有时头绪和线索就隐藏在显而易见的地方。尤其是在他人生的后半段，证据藏在他说过的话、做过的怪事和他去过的地方。但是，实际上，这种向后看的现象从他的早期就存在，在人生中期也一样。另外，在他人生的后半段，我们一起观看他的电视节目，看到他像只牛虻飞来飞去，面对着迈克·华莱士、戴夫·加洛韦、查尔斯·科林伍德、休·唐斯和阿利斯泰尔·库克等著名的电视人，随时会在采访中说出那些离谱的、极度自负的话，这也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还有哪个美国名人能比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更喜欢、更擅长利用我们客厅里那个闪耀着银光的电视盒子呢？）可能这两方面是同时成立的，一个人既可以如此自鸣得意，自以为是，同时也会暗自羞愧，默默地难过。

1908年，他在给达尔文·马丁的信中写道：“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至少是复杂的。如果我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你具有的那种和谐就好了，可是生活并不是这么简单。我很难让自己与生活达成谅解，我永远得不到安歇，除非我死去。”马丁是受他折磨最厉害的雇主。30年后，在马丁去世之后，赖特对他的遗孀说：“我只希望，当时我能对他少索取、多付出一些，但性格就是命运，我的性格让我陷入沉重的困境——至今也找不到安全的港湾。”

8年后，他在给另一位主顾的信中说：“糟糕的事情时有发生，关于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最好的、最坏的我都已经说过了。”他和这位赞助人曾就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造问题大动干戈。他在信中并没有就为什么会这样继续说下去。他无须解释。

朱利安·卡尔顿的凶案过了几天后，赖特的背部和颈部生出了可怕的毒疮，他睡不着吃不下，只能在塔里埃森残留的一间小屋里泡冰块浴，趁着月光去山上走走，或者骑着马在山谷里飞驰，他告诉他的小妹妹（妹妹比他年轻10岁，名叫玛格丽特·艾伦，缩写成麦琪·内尔，又进一步简写成玛吉内尔：“你记得吗，你曾经告诉我，当我飞得太高的时候，我触及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毁掉我。”

25年之后，也就是1938年，他写道：“我发现，当一个方案超出了正常水平太过于完美时，命运之手就会将其击垮。日本人迷信这种事，他们故意在某个地方留下一些不完美，以平息众神的嫉妒。而我忽视了防患于未然。”

10年前，1928年12月5日，他给一个嫡亲的表弟写了一封信，当时赖特正在俄克拉荷马州为这位表弟建造房子。自然，他和他表弟就房子的设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反思道：“我的一生遭遇了很多可怕的不幸和事故……在我所有的虚张声势背后，是无数的悲伤，你可能不知道，但我的人生是一场出色的战斗。”这位表弟名叫理查德·劳埃德·琼斯，他和赖特一起长大。琼斯是个报纸出版商，脾气急躁，为人狡猾，害人不浅，1914年8月15日凶案的一些向外扩散的道德后果，背后就有他的重要作用。

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了赖特的自传，说它的每一页都应该怀疑。书名就叫作《自传》，这是该书唯一直接的地方。它在这本书中会起到重要作用。《自传》1932年出版，10年后又进行了大量的扩充和细微的修订。（原版印刷量不高，很快就一售而空。）它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本人的一面镜子：灵感迸发、感情充沛、自诩尊贵、自我表现、自艾自怜、咬文嚼字、冗长、自我吹嘘、不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华丽的真实（而并非如实的真实）。虽然几乎每隔一段就有赤裸裸的谎言、狡猾的歪曲或者不经意的记忆错误，但是整本书中有一种惊人的真实性不断地被捣碎、泄露和筛选出来——我们可以称之为荣誉，也可以称之为诚实。一种奇特而美好的诚实有时隐藏起来，而有时就在白纸黑字中清晰可见。他说：“回忆萦绕着这个年轻人，也萦绕着日后的那个成年人……”省略号似乎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翻过3页：“他心中的阴影从未被抹去。”这是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虽然“阴影”具体指的是他父母的离婚，但这个词的指涉有多层含义，我认为，可能他自己并没有完全意识到，“阴影”也指的是他捏造的一个不利于父亲的谎言。许多页之后，在另一种语境中：“我真该羞愧——一种陌生的道德懦弱……”5段之后：“纷争和失和让人难以平静……”

悔恨，更不用说羞愧和那些暗暗的困扰——我们不会把这些想法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的想法是错误的，长期以来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不是完全正确的，那会是怎样的？

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总有些东西是挥之不去的。不管他犯下了什么错，艺术家总是忍不住要暴露自己。

对了，我从1914年8月15日开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火本身。就算无数的历史学者们无法对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做出真实的解释（或许这样更好），我们可以说：他荒谬的一生中有种绚丽的怒火，火光贯穿他的一生。在这本书的结尾你就会知道这是事实。有一次在西塔里埃森，我和他的一个老学徒阿诺德·罗伊聊天，罗伊19岁的时候从波士顿来到这里，他为之心醉神迷就留了下来，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各种疾病缠身。好心的罗伊蹒跚着从家里出来，冒着亚利桑那州正午的炎热来和我见面，和我们坐在一起吃午饭的还有其他老学徒、现在的工作人员和建筑界的同事。当提到火的话题时，就像是火花被点燃，他的思绪似乎回到了六七十年前。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招来了火。”他隔着桌子说。

他停顿了一下，眼光炽热。

“我猜你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

但他没有回答，问题飘散在5月中午热得要着火的沙漠里。 mdfhAxym5JT7uExSR/dEOB0mu+c/qtZqD5CJ4mRsa50XaEIZQra4ImJzpFu80k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