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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小说家。他不仅是中短篇小说的大师，也是传记文学的出色典范。其作品语言优美，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结构巧妙。他在文学上的成就首先是传记文学。他一直是从心理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生活境况。其中著名的有《玛丽·斯图亚特传》和《玛丽·安东内特传》等。他的作品被译成50多种文字，销售量达几百万册。
以下各篇文章均译自茨威格名著《玛丽·斯图亚特传》和《玛丽·安东内特传》。
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在年轻人中间举止大方，无拘无束，她微笑着接受他们的爱慕，有时甚至无意识地引起别人的爱慕；在这种热情奔放的气氛中，有些年轻人表现得不够得体，甚至有点神魂颠倒。在玛丽·斯图亚特身上有媚人的吸引力，而她所有的肖像都未能完全表现出她的美丽。当时，有些男人在隐隐约约的迹象中也许已经觉察到，在这位温柔随和、似乎十分自信的少妇身上蕴藏着一种巨大的激情，就像有些火山隐藏在山清水秀的地方。在玛丽·斯图亚特自己发现本身的奥秘之前很久，也许这些人就以男人的直觉揣测到她那种克制不住的情感，因为她身上有一种能引起男人欲望甚于浪漫爱情的魅力。因为她的本能还没有苏醒，因此很可能比有经验的女人更容易接受身体上的亲近——抚摩手、接吻、诱人的目光，成熟的女性知道这些小动作意味着危险的诱惑。有时她让周围的年轻男子忘记：她是女王，对她不能有任何非分的想法。曾经有个年轻的苏格兰船长，名叫赫本，竟大胆地对她做出无礼的动作，后来只好出逃，才免受严惩。但是玛丽·斯图亚特对这次令人恼怒的事件处理得太温和，轻率地视之为丑陋的行径，并予以原谅，这就给了她小圈子里的另一位贵族以新的勇气。
这次风流韵事纯属浪漫性质；这也像苏格兰土地上发生的其他小插曲一样，成了悲切的史诗。玛丽·斯图亚特在法国宫廷时的第一位崇拜者名叫丹维尔，他曾向他年轻的朋友和旅伴，诗人夏特利亚尔透露过自己心中崇拜的偶像。丹维尔先生和其他几位法国贵族当时陪伴玛丽·斯图亚特回苏格兰，现在他也得返回法国去履行自己的职责，也该回到妻子的身边去了。但是诗人夏特利亚尔还留在苏格兰，似乎是留下来通过写诗诉说衷肠的。但是，总是写些情意绵绵的诗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很容易弄假成真。玛丽·斯图亚特不加考虑地接受了这位精通骑士技艺的年轻的胡格诺教徒向她表示敬意的诗，甚至自己写诗与他唱和。有艺术才华的、身处一个粗俗而落后的国家的年轻女子哪有不喜欢听这样赞美她的诗歌呢：
噢，永存的女神，
你听我说，
你掌握着
我的命运。
要是我的生命
被你的暴戾
所迷惑，
忏悔就会
被你的美窒息。
况且，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过错，因为夏特利亚尔并不能炫耀自己的激情得到了回报。他只好忧伤地承认。
爱情让我激动
在我的胸中
充满着爱的火花
但它却丝毫不能
感动你的心
玛丽·斯图亚特微笑地接受这类赞美诗就像接受宫廷里的阿谀奉承一样，她本身也是诗人，知道所有的抒情诗都是夸张的，在浪漫的女性宫廷中恭维话算不了什么，她也只好忍受了。她无拘无束地同夏特利亚尔开玩笑，就像同四位玛丽一样。她直诚地称赞他，选他做舞伴，按礼仪他几乎不能接近她。有一次在跳福金舞时，她过分靠近他的肩膀，她允许他说些不拘礼节的话。在苏格兰是不能这样随便的。况且他们跳舞的地方离约翰·诺克斯的讲道台只隔三条街，他正在骂人：“这种风气对淫妇比对良家妇女更适合。”也许在跳假面舞或做游戏时，她还给夏特利亚尔一个飞吻。但是，毫无疑问，这种亲密行为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像托克瓦多·塔素那样，这位年轻的诗人想超越女王和奴仆、尊敬和友好、恭维和礼貌、严肃和诙谐之间的界线，并且头脑发热，动了感情。因此，发生了一件气人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服侍玛丽·斯图亚特的年轻的姑娘们在女王的卧室里发现夏特利亚尔躲在帷幔后面。她们起初并没有觉得这样很失礼，只是把这看做是恶作剧，责骂了几句把他从卧室里赶出去。玛丽·斯图亚特对这种失礼的行为更多是采取原谅的态度，而不是感到愤怒。她们小心谨慎地不在玛丽·斯图亚特的哥哥面前提起这件事。过不久，更谈不上严惩这件违反道德的见不得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宽容是不恰当的。或者是这个狂人以为年轻的女子对他的宽大是鼓励他故伎重演，或者是他对玛丽·斯图亚特的真正激情为他扫清了一切顾虑，不管怎样，反正在女王巡视法埃夫时，他瞒过宫廷人员暗中跟踪她。当女王脱衣睡觉时，发现这个荒唐的人躲在她的卧室里。这位受到侮辱的女子吓得惊叫起来。她那尖锐的叫声传了出去。她的异母兄梅里从隔壁房间跑进来，现在宽恕和隐瞒都不可能了。据说，当时玛丽·斯图亚特要求（这不太可能）立即用刀子刺死这个狂人，但是，梅里与激情奔放的妹妹不同，他处事明智，总是思考一番，顾及后果。他清楚地知道，把一个年轻人杀死在女王的卧室，其血迹不仅弄脏了地毯，面且也玷污了女王的名声。这样的罪行必须公开审理，必须在市中心广场公开处死，才能向臣民和全世界证明女王的清白。
几天后，夏特利亚尔被送上断头台。法官认为，他的大胆行为就是犯罪，他的轻浮举动怀有恶意。法官们一致判他以极刑：斩首。即使玛丽·斯图亚特现在想赦免这个狂人，也已不可能了。各国使节已经把这个事件报告给朝廷，伦敦和巴黎都好奇地注视着女王的言行。女王若是替他说话，就意味着承认同流合污。因此，她的态度必须更加强硬。这样，这个陪她度过许多快乐时光的伙伴在最艰难的关头就失去了希望和帮助。
夏特利亚尔死得壮烈，不愧为浪漫的女王的骑士。他拒绝了教士的送终祷告，只有诗句和意识在慰藉他：
我可悲的不幸
永记在我心中。
这位勇敢的诗人昂首挺胸走上断头台，他没有唱赞美诗，没有念祈祷文，而是高声朗诵他的朋友龙萨的名篇《致死神》：
死神啊，快乐的朋友
使我摆脱极度的痛苦。
在断头台前，他再次抬起头来喊了一句：“忍心的女人啊！”这喊声多半是叹息，而不是怨恨，然后，临危不惧地弯下腰来，去迎接刽子手的斧头。这个浪漫主义者之死带有悲剧性叙述诗的风格。
但是，这个不幸的夏特利亚尔只是一群黑鬼中的一个，只是为玛丽·斯图亚特而死的第一人，只是走在别人前面而已。死神的鬼舞从他开始，他们都是为这位女子走上断头台的，他们被拖进她的命运之中，她自己也被拽着进去。他们从各地来。就像荷尔拜因的版画那样，他们跟在黑色的骨制的鼓后面，一步步地，一年年地，任人摆布地拖着脚步走。王侯和摄政、伯爵和贵族、教士和土兵、青年和老人，大家都为她而牺牲，她自己也无辜地或负有责任地成了导致他们死亡的罪人，最终自己也加入这个行列以赎罪。命运非常罕见地把如此强烈的死亡魔力给一个女子：她像一块黑色的磁铁把她周围的男子吸引到她灾难性的命运上。谁踏上她的路，不管他是受宠，还是处境不利，注定灾难临头，注定惨死。没有人因为恨玛丽·斯图亚特而得到幸福。但是，却有人因为斗胆爱她而受到严惩。
表面上看夏特利亚尔的悲剧只是偶然事件。其实这个悲剧第一次揭示了她命运中的规律：她永远不能不受惩处地过着轻松愉快的生活。她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安排的：她必须表现出有声望的形象，必须当女王，永远只能当女王，当世界大赌博的代表人物和傀儡。高贵的出身，幼年继承王位，起初以为这是上帝的恩赐，其实这是祸水。每当她想表现自我，试图流露自己的情绪、爱情和真正的爱好时，命运总是惩罚她玩忽职守。夏特利亚尔之死只是第一次警告。在缺少孩子气的童年之后，在别人把她的身体和生命第二次、第三次交给陌生的男人以换取王冠之前，在这短暂的间歇中，她想过几个月无忧无虑的生活，只是呼吸着，生活着，使自己感到愉快。但是，残酷的手把她从轻松愉快的游戏中拉起来。夏特利亚尔事件惊动了摄政、议会和勋爵，他们催促缔结新的婚约。玛丽·斯图亚特应该选择一个丈夫，当然不是她喜爱的人，而是能加强国家政权和安全的人。这种谈判早已进行过，现在只是要加快步伐。她的监护人担心这个不审慎的女子最终又干出什么蠢事，毁了自己的名声和尊严。婚姻交易所里的交易又开始了。玛丽·斯图亚特又被逼到政治禁区里了，政治始终无情地包围着她。每当她想冲出这个冰冷的禁区去呼一口气，去温暖一下自己的身体，她就会给别人和自己带来厄运。
一个人慷慨大方，毫不犹像，毫不怀疑，这是炽热的情感的特性；如果这个人天性豪爽，那么情感上就会十分投入，物质上就会毫不各啬。玛丽·斯图亚特在新婚的头几周把满腔心血都倾注在她年轻的丈夫身上。她每天以不同的礼物给达伦雷带来意外的惊喜，或者送一匹马，或者送一套华服，还有数以百计的充满柔情蜜意的礼物，最丰厚的礼物则是赠以国王尊号和一颗火热的心。“一个女人把一切荣誉都送给一个男人，”英国使臣向伦敦报告说，“所有的赞扬，所有的头衔，她竭尽所有都奉献给他。他不中意的人，她也不喜欢，可以说，她把自己的意志也给了他。”玛丽·斯图亚特的性格是激烈的，她做什么事都不会半心半意，而是全心全意，非常投入。当她献身时，就会忘我地、慷慨地、不断地给予，毫不犹豫，毫不畏缩。“她完全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伦道尔夫继续写道，“他可以随意摆布她。”炽热的爱把她整个生命消融在服从和心醉神迷的温情中。在一个热恋的女子心上，只有无比的高傲才会转变为无比的温情。
但是，巨大的赠送只有对受之无愧的人才有益处，而对其他人却有危险。性格坚强的人由于权力的突然增长而变得更加坚强（因为权力是适合他们的），性格软弱的人却由于无功受禄而毁灭。成功给性格软弱的人带来的不是谦虚而是傲慢，他们把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幼稚地看成是自己的功绩。不久可见，玛丽·斯图亚特这样轻率、无约束地在一个平庸又虚荣的年轻人身上挥霍一切，其后果是严重的。他还需要受教育，如何能凌驾在一个具有高尚情操和远大胸怀的女王之上，达伦雷一发现自己赢得这么大的权力，就变得飞扬跋扈，肆无忌惮。他把玛丽·斯图亚特的赠品看做是奉献给他的贡品，他把女王给他的爱看做是男人应有的权利。他成了主人之后，认为可以像对待部下那样对待她。这个可怜的人，“蜡做的心”，玛丽·斯图亚特后来这样鄙视地说他。这个被惯坏的年轻人变得狂放不羁，自我吹嘘，而且盛气凌人地干预朝政。诗歌和风度，二者皆可抛。他在国务会议上夸夸其谈，炫耀自己。他和一帮酒肉朋友，纵饮无度。有一次，女王试图让他离开那帮有失体面的人，他竟不知羞耻地痛斥她，她在大庭广众之中受到耻辱，潸然泪下。玛丽·斯图亚特赠给他一个国王尊号，仅仅是尊号而已，并无实权，而他却认为，他是真正的国王，狂妄地要求名副其实。这个19岁的小子，嘴上还没毛，就想统治苏格兰，把苏格兰看做私人的领地。但是，每个人都看到，他表面上气势汹汹，其实缺乏真正的勇气，言谈上自我吹嘘，但却没有坚强的意志。玛丽·斯图亚特无法摆脱上次受到的耻辱的感觉，她初恋的美好感觉白白地浪费在这个忘恩负义的花花公子身上。她现在常常后悔当时无视谋臣的忠谏，但为时已晚。
在一个女子的一生中，没有比匆匆委身于一个不配她爱的人更屈辱的事了。一个真正的女人犯有这种过错，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和那个负有责任的人。但是，两个恋人之间经历了许多激情之后，不可能一下子冷却下来，变得麻木不仁。情感一旦燃起，就会继续烧下去，只是颜色改变了，不再喷洒出激情和爱情的火焰，而是充满着仇恨和蔑视的浓烟。玛丽·斯图亚特的情感一向是无法抑制的，她一发觉达伦雷渺小，就马上收回她的恩典。这样做也许太突然，显得粗暴些，一个小心谨慎和深思熟虑的女王可能不会这样做。她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她当初充满激情不加思考地送给达伦雷许多特权，现在又一项一项地收回来。她曾经给16岁的法兰西斯二世事实上的共同执行权，如今根本谈不上。达伦雷非常恼火地发现，不再请他参加重要的国务会议，他的纹章也不准绘上王徽。现在他只剩下“女王的丈夫”这一个名号，他不再是宫廷中的主角，只是一个爱发牢骚的人。过不久，朝臣们也看不起他；他的朋友大卫·李乔不再让他看国家重要文件，不向他请示就把所有的函件密封好，并且密封上有女王的签字。英国使臣不再称他为“陛下”；临近圣诞节时，也就是蜜月后半年，他向伦敦报告说，苏格兰宫廷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不久前，这里还总是称‘国王和女王’，现在只称他为‘女王的丈夫’。他已习惯于在所有的圣旨中把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位，现在他排在第二位。不久以前铸造的某些硬币上面有双人肖像‘享利和玛丽’，但是现在不再流通，改用新币，夫妇之间肯定存在某些意见分歧。如果只是恋人闹别扭，或者像老百姓所说，是家庭吵架，那也没什么可说，除非事态进一步严重。”
但是，事态进一步严重了！无冕国王在自己的宫廷里不得不忍受旁人的歧视，还要忍受做丈夫的秘密的最敏感的屈辱。多年来，玛丽·斯图亚特在政治上不得不学会撒谎，但是涉及个人情感，她那正直的天性绝不会有半点虚假。她一认识到她的激情白白地付之流水，求婚时期那个完美的达伦雷其实是个愚蠢、虚荣、厚颜无耻和忘恩负义的家伙，就十分厌恶他，更谈不上什么情欲了。自从她疏远他之后，她无法忍受他接近她的身体。
女王刚发觉自己已怀孕，就以种种借口回避夫妻间的亲热行为。她有时称病，有时说疲劳，总是找理由拒绝他。他们在婚后几个月时（达伦雷在愤怒时自己揭露这种隐私），她的情欲旺盛，现在她常常拒绝他，使他遭受耻辱。达伦雷最初征服了这个女子最隐秘的领域，现在他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特权被剥夺了，这是莫大的侮辱，这是极大的伤害。
达伦雷缺乏精神力量去掩饰自己的失败。他愚蠢地在许多公开场所诉说自己受到歧视。他发牢骚，说大话，咄咄逼人地宣布要狠狠地报复。他越是吹喇叭似的到处说自己的委屈，他的愚昧就越令人感到可笑。几个月后，他虽然还有国王的名号，但每个人都把他看作是一个乏味的、爱发牢骚的闲人，对他都很冷淡。人们不再向他弯腰鞠躬，如果这个苏格兰王亨利有什么愿望和请求或者要求，人们就会嘲笑他。对一个统治者来说，被人鄙视比起被人憎恨更为可怕。
玛丽·斯图亚特对达伦雷的极度失望不仅表现在人性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政治方面。她原先希望，能够和忠于她的丈夫一道，最终摆脱梅里、梅特兰德和男爵们的监护。但是，一切幻想都随着蜜月的过去而消失。当初为了达伦雷的缘故，她还顶撞过梅里和梅特兰德，现在她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单。她虽然感到很失望，但是像她这样性格的人，不可能生活在没有信任的氯围中。她不断地在寻找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她绝对信赖的人。她宁可选择一个出身低微、威望不及梅里和梅特兰德的人，但他必须具备苏格兰宫廷更需要的美德，也就是所有仆人最珍贵的美德：绝对的忠诚和可靠。
机遇给她送来这样一个人。萨伏依王国的使臣莫雷塔侯爵访问苏格兰，他的随员中有个皮埃蒙特青年，名叫大卫·李乔，他28岁左右，圆圆的眼睛炯炯有神，黝黑的皮肤，殷红的嘴唇，是位优秀的歌手。众所周知，在玛丽·斯图亚特的浪漫的宫廷里，诗人和音乐家是最受欢迎的客人。她从父母身上继承了对艺术的热爱。她在阴暗的环境中，只有欣赏优美的歌声、小提琴和诗琴的演奏才能使她高兴，使她陶醉。当时宫廷合唱队正好缺一名男低音，而大卫先生不但歌唱得好，而且还能把诗谱成曲，因此女王请使臣让他的随员在宫中服务。使臣表示赞成，李乔也同意接受这个年薪为 65 英傍的职位。他作为“歌手大卫”登记在册，算是一名宫廷仆役，这也没有贬低他的身份，因为直到贝多芬时代哪怕是大师级的音乐家在宫廷中都算是仆役。闻名全欧洲的莫扎特和白发老人海顿也不能与贵族和王侯在宫廷的餐桌上用膳，只能与马夫和使女在没有铺台布的桌上吃饭。
李乔除了嗓音圓润，而且头脑清楚，理解力敏锐，艺术修养好。他说拉丁文像说法语和意大利语一样流畅，他的写作风格优美；他流传下来的一首十四行诗显示了他的诗才和真正的形式感。不久，李乔得到一个符合理想的机会，离开了仆役的职位。玛丽·斯图亚特的机要秘书罗勒对苏格兰宫廷的流行病，即英国的贿赂缺乏抵抗力。于是，女王断然把他辞退了。这样善于随机应变的李乔就爬上了女王御书房里的空位上，从此他青云直上。他很快从一个普通的秘书成了女王的顾问。女王不再向这个来自皮埃蒙特的秘书口授书信，而是由他自行起草。过了几个星期，在苏格兰的国务中已经明显感觉到他的影响力了。女王仓促同天主教徒达伦雷结婚，大部分是他的杰作。女王非常坚定地拒绝对梅里和其他叛逆者减刑，这些人把这归咎于李乔的阴谋诡计不是没有道理的。此外，说李乔是罗马教皇安插在苏格兰宫廷的特务，这也许是事实，也许只是怀疑。他虽然热心于教皇和天主教的事务，但他要比任何一个苏格兰人都忠于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觉得谁忠心，就会奖赏谁；谁对她诚心诚意，她对谁就慷慨大方。她公开地嘉奖李乔，赠送给他贵重的衣服，把王国的印章交给他掌管，把国家所有的机密都告诉他。过不久，李乔成了显赫的人物，他可以同女王和她的女友们一道用餐。他像当年的夏特利亚尔（可悲的难兄难弟）一样，自愿担任吃喝玩乐大臣，激情满怀地协助宫中举办音乐会和其他娱乐晚会，这样一来，臣仆渐渐变成了朋友关系。这个出身低微的外国人深受信赖，常常可以单独和女王一起在内宫里待到深更半夜，侍仆们对此十分妒忌。此人几年前刚进宫时一副可怜相，只是身穿号衣的仆从，如今穿戴如公侯，态度傲慢，身居高位，无非是能唱歌罢了。眼下在苏格兰王国要决定任何事情都要听取他的意见。但是，尽管李乔高居众人之上，他还是女王最忠诚的臣仆。
女王保持独立自主也要靠第二根安全的支柱：不仅是政权，而且军权现在都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军事方面有一个新人支持她，那就是博斯韦尔勋爵。他是新教徒，在青年时代就为了他母亲玛丽·德·吉斯的事业而反对新教同盟，并因此惹怒了梅里，只好离开苏格兰。在他的死敌倒台后，他返回苏格兰，并带领他的人马投奔女王，这一股力量并不小。博斯韦尔是个敢闯的军人，有着钢铁般的意志，爱和恨同样炽热，他率领一支边防军。他这个人就意味着一支坚强的军队。玛丽·斯图亚特很感激他，任命他为海陆军提督，她知道，为了捍卫她和她的王位权利，他会同任何敌人打仗。
依靠这两个忠臣，23岁的玛丽·斯图亚特终于牢牢地控制着政权和军权。现在她第一次敢于凌驾在所有人之上，敢于单独执政，敢于随意地去冒险。
但是，在苏格兰，每当君主真要治理国家时，勋爵们就进行抗柜。这些人是肆无忌惮，顽固不化的，女王既不请求他们又不畏惧他们，他们感到忍无可忍。梅里和其他被驱逐出境的贵族要求从英国返回。他们采取一切手段，不惜金银，由于玛丽·斯图亚特异常坚定，他们恼羞成怒首先把矛头指向她的谋臣李乔；不久，抱怨声和愤怒声悄悄地在各个城堡里流传。新教徒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在霍利鲁德正在进行一场精密的不择手段的外交阴谋活动。他们猜测到而不是明确地知道，苏格兰参与了反改革的大阴谋，也许玛丽·斯图亚特对天主教同盟负有义务。外来人李乔首先要对此负责，此人虽然得到女王的信任，但在宫中没有朋友。聪明人的行为常常是不明智的。李乔不是谦虚地掩饰他的权力，而是到处炫耀它（这是所有暴发户永恒的错误）。李乔原先只是个仆役，一个流浪乐师，没有门第，他竟然可以坐在同女王卧室毗连的内宫里，同女王亲切交谈，欢度时光，看到这些情景，高傲的苏格兰贵族感到难以忍受。怀疑心变得越来越重，他们猜疑这些秘密的谈话旨在扑灭改革运动，确立天主教的统治地位。几个新教徒勋爵暗中共谋，以便及时挫败这个计划。
几百年以来，苏格兰贵族只懂得用一个办法对付令人厌烦的对手，那就是谋杀。只有把织网的蜘蛛踩死，只有把那个能随机应变的、讳莫如深的意大利冒险家干掉，他们才能重新夺取权力，玛丽·斯图亚特才会变得驯服。在苏格兰贵族中似乎很早就酝酿谋杀李乔的计划。在行动前几个月，英国使臣已经向伦敦报告：“或者是上帝消灭了他，或者是上帝让他们下地狱。”但是阴谋分子一直没有勇气公开反抗。玛丽·斯图亚特迅速面坚决地平息了前不久的叛乱，至今他们还惊魂未定，他们也不愿意遭受梅里和其他流亡者的命运。他们也害怕博斯韦尔的铁拳，他镇压起来冷醋无情；他们也知道他十分傲慢，不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们只能发牢骚，暗中捏紧拳头。终于有人想出一个主意（真是魔鬼般的点子）：利用达伦雷作掩护，把他奉为阴谋的盟主，这样杀害李乔就不是造反的行为，而是合法的、爱国的行动。一听起来这个主意似乎很荒谬。一国之君搞阴谋反对自己的妻子，也就是说让国王反对女王，这不荒唐吗？但是，从心理学上推论是正确的，因为达伦雷像所有的弱者一样，他全部的行为动力都无法满足他的虚荣心。况且李乔身居高位，失宠的达伦雷对他以前的朋友不会不感到妒忌。李乔本来是一无所有的流浪汉，现在却主持所有的外交谈判，而他这个苏格兰王亨利对此却一无所知；李乔在女王的房间里待到深夜一点、两点，这个时间本来是他这个合法的丈夫和女王在一起的；李乔的权力一天天增强，而他的权力却一天天削弱。玛丽·斯图亚特拒绝把并肩王授予达伦雷，他把这归咎于李乔的影响。他的想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单单这些就可以煽动他的仇恨，他毕竟是一个受到伤害的人，而且内心世界并不高尚。但是勋爵们还要在他虚荣的伤口撒上最猛烈的毒药，他们去刺激达伦雷受到伤害的、最敏感的男人荣誉感。他们通过种种暗示，激发他去怀疑：李乔不仅同女王共餐，而且共枕。这种怀疑虽然无法得到证实，但是满腔怒火的达伦雷却很容易相信，因为玛丽·斯图亚特最近总是拒绝跟他过夫妻生活。要是确有其事（这真是令人难堪！），难道她宠爱这个黑皮肤的乐师？他没有勇气公开而明确地提出异议，他的虚荣心受到伤害，就很容易产生怀疑。一个人不相信自己，就会怀疑别人。勋爵们的刺激使他很快怒火中烧，失去理智。过不久，达伦雷坚信：“他遭受到做男人的最大的耻辱。”于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国王成了谋反女王即自己妻子的急先锋。
这个黑皮肤的小个子乐师李乔到底是不是玛丽·斯图亚特的情人，从来都没有证实过。但是，女王在整个宫廷面前公开表示偏爱这位机要秘书，这正好有力地驳斥了这种怀疑。即使承认男女之间思想相通和肉体交欢只有一层薄薄的隔层，在激动时或者行为不检点时，这层隔层就会破裂，照样可以证明当时已怀孕的玛丽·斯图亚特与李乔交朋友是坦然的，毫无顾忌的。如果她与李乔真的有那种非法关系，她就会自然而然地避免种种让人怀疑的事情；她就不会同他一起通宵达旦地在内宫里欣赏音乐或打牌，就不会单独和他在书房里起草外交公文。但是，这一次与夏特利亚尔事件一样，正是她那令人产生好感的特性给她带来危险：蔑视流言蜚语，举止落落大方。轻率和勇敢作为缺点与优点总是存在于一个性格中，就像一枚硬币的反面与正面。只有懦夫和缺乏信心的人才会害怕罪孽的影子，他们遇事总是小心翼翼，举棋不定。
一旦散播一个女子的谣言，即使这种谣言十分荒谬，怀有敌意，也无法平息下来。谣言总是经过好奇者口口相传，广泛流传。半个世纪后，亨利四世还利用这些谣传嘲笑詹姆斯六世（玛丽·斯图亚特当时怀在腹中的几子）：他应该叫所罗门，因为他也是大卫之子。玛丽·斯图亚特的名声第二次受到严重的损坏，但是不是由于她的过错，而是由于她的轻率。
煽动达伦雷的阴谋分子也不相信自己编造的谎话，下面这个例子可以作为证据：两年后他们将这个所谓的野种立为国王。傲慢的勋爵肯定不会向流浪乐师的私生子宣誓效忠。心怀仇恨的撒谎者当时就知道真相，他们的谣言只能使达伦雷火冒三丈。他本来已经受到过分刺激，本来已经由于自卑感而心乱如麻，如今他的疑心更重了。他怒气冲冲，就像一头公牛冲向悬在它面前的一块红布，然后一头栽进红布后面人家布置好的陷阱里。他不假思索就卷进反对他妻子的阴谋活动中。几天后，他比任何人都强烈地想杀死他的老朋友李乔；李乔，这个意大利的流浪乐师，曾经与达伦雷同桌吃饭，同床共枕，并帮助他赢得王冠。
苏格兰贵族认为，这件政治谋杀是一件郑重的事情，不能一怒之下仓促行事。同党事先要交换保证书——名誉和誓言不能为他们提供安全，况且他们之间不太了解——保证书上要盖章，好像是做公证一样，而不是骑士誓约。对于所有大规模的行动，都要像买卖合同那样，把所谓的“协定”或“盟约”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张羊皮纸上。这张羊皮纸就把他们联结起来，结成团伙，结成帮派，结成家族式的关系，只有这样他们才敢于反对他们的女王。一个国王在这种“盟约”上签字，这是阴谋分子的荣誉，这在苏格兰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勋爵和达伦雷之间签订了两份可靠的、合乎规则的盟约。在这两份盟约中规定，受冷漠的国王和受排挤的勋爵有责任向玛丽·斯图亚特夺权。在第一份盟约中，达伦雷许诺无论如何都不会处罚阴谋分子，他答应亲自在女王面前保护他们，捍卫他们；此外，他还同意，只要他获得玛丽·斯图亚特至今拒绝给他的并肩王的权力，他就召回被驱逐的勋爵，并赦免他们的全部罪行；他还宣布，他负责保护“礼拜堂”的绝对安全。在第二份盟约中（生意上叫做‘契约’），搞阴谋的勋爵保证承认达伦雷的并肩王的权力，甚至在女王过早去世的情况下（后来可见，他们并不是不假思考地预测这种可能性），仍然保留他的权力。但是，在这似乎很明确的言语里所包含的真实意思，达伦雷没有弄明白，倒是英国使臣心领神会了，其真正的意思就是摆脱玛丽·斯图亚特，通过一起“事故”把女王和李乔除掉。
他们刚刚在盟约上签字，就派出使者通知梅里，让他准备返回。积极参与阴谋活动的英国使臣及时地向伊丽莎白报告，邻邦女王将遭遇流血事件。“我确信，”他在2月 13日，也就是谋杀案发生很久以前就向伦敦报告说，“女王对这次的婚姻感到后悔，她憎恨他和他那一帮人。我也知道，他相信有人在他背后搞鬼，他和他的父亲图谋不轨，企图违反女王的意旨进行夺权。我知道，如果一切顺利，国王将同意在10 天内处死李乔。”这个密探似乎还知道阴谋分子更秘密的意思。“我还听到更可怕的事情，甚至还谋杀女王本人。”这封信毫无疑间地显示，阴谋分子并没有把这次阴谋活动的全部内容告诉蠢人达伦雷，原来只说对李乔动干戈，其实矛头也指向玛丽·斯图亚特，女王的生命像她的秘书一样受到严重的威胁。胆小鬼一旦觉得背后有人支持，就会变得非常凶残。发疯似的达伦雷渴望报仇雪恨，杀死李乔，这个人抢了他的国玺，夺了他妻子对他的信任。为了羞辱他的妻子，他要求当着她的面杀人。这是一个懦夫的疯狂的想法。他想通过严惩使一个女人低下高贵的头，想通过血腥的暴行使一个鄙视他的女人变得俯首帖耳。按照他的愿望，真的选择在孕妇的内宫里杀人，时间定在3月9 日。谋杀的意图是卑鄙的，杀人的行动更为残忍。
几周以来，伊丽莎白和她在伦救的大臣对这次阴谋活动的全部细节都了如指掌（只是没有提醒妹妹）；梅里在边界准备好了马匹；约喻·诺克斯正在预备布道词，要赞颂这次谋杀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但是，众人背叛了玛丽·斯图亚特，使她对这次谋杀一无所知。近来，达伦雷表现得特别温顺（伪装使他的背版显得更加卑鄙）；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让她猜测，3月9日那个夜晚是恐怖之夜，是影响她今后岁月的灾难之夜。李乔虽然也收到一封匿名的警告信，但是他不以为然地把它放在一边，因为达伦雷想消除他的怀疑，下午还邀请他打了一场球；李乔高兴而放心地接受了昔日好友的邀请。
3月9 日傍晚来临。玛丽·斯图亚特像平时一样在二楼她卧室旁的楼房间里用餐。这个房间不大，只能容纳一些最亲近的人。几个贵族和玛丽·斯图亚特的一位异母姐妹坐在沉重的橡木桌旁，银质枝形烛台上点着蜡烛。大卫·李乔坐在女王对面，他的穿戴像大贵人，头戴法国帽，身穿毛皮镶边的花上衣；他兴致勃勃地闲聊着，也许饭后他们还要欣赏一会几音乐，或者用其他方式娱乐一下。突然女王卧室的门帘被拉开，国王兼女王的丈夫达伦雷走进来了。对此，大家也没有大惊小怪，只是马上站起来，给这个稀客让位。他在妻子旁边坐下，搂了搂她，并亲了一下。大家继续轻松地闲谈聊天，不时响起阵阵笑声和杯子的相碰声。
这时，门帘第二次被拉开。大家都跳了起来，他们感到惊讶、恼火和恐惧，因为门口站着一个黑色天使，他全副武装，手执利剑。此人就是特里克·鲁瑟文勋爵，是个阴谋分子，大家都害怕他，认为他是个巫师。他面色苍白，正患着重病，发高烧，为了不错过这伟大的事业，他硬是从病榻上挣扎起来，从他火红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下定了决心。女王马上感到情况不妙，因为除了她的丈夫任何人都不得使用通往她卧室的螺旋暗梯。她严词训斥鲁瑟文，是谁允许他不经报告就进来的。鲁瑟文从容不迫地说，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她和其他人，他是专门为“胆小鬼大卫”而来的。
李乔在华丽的帽子下面的那张脸霎时变得灰白，他用手指使劲地抓住了桌子。他马上明白，他面临着什么。现在只有他的主子，只有玛丽·斯图亚特能够保护他；国王根本不准备让那个狂徒出去，他冷漠而尴尬地坐着，好像整个事件与他毫无关系似的。女王马上进行干预。她问，李乔有么可指责的，他犯了什么罪？
鲁瑟文只是轻蔑地耸耸肩膀，说：“问您的丈夫。”
玛丽·斯图亚特不禁转过身来对着达伦雷。但是在这决定性的时刻，这个几周以来策划这次谋杀的懦夫哆嗦地缩成一团。他没有勇气公开而明确地站在同党一边。“我对整个事件一无所知。”他狼狈地撒谎道，并避开女王的目光。
这时人们又听到门帘后面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和武器的碰撞声。阴谋分子一个接一个地登上了狭窄的暗梯，他们像铜墙铁壁一样挡住了李乔的退路。逃脱已没有可能。于是，玛丽·斯图亚特试图通过谈判来拯救她的忠臣。如果大卫犯了什么罪，她要他到议会去接受审查；但是现在，她命令鲁瑟文及其同伙离开她的内宫。但叛逆者不听从。鲁瑟文向吓得半死的李乔走去，想抓他，另一个阴谋分子用绳索套住他，把他往外拖，场面一片混乱，桌子被打翻，蜡烛也熄灭了。手无寸铁、性格懦弱的李乔不是战士，也不是英雄，他用力抓住女王的衣服，在拥挤的人堆中发出凄厉的叫声：“圣母，我要死了，请主持正义，正义！”但是一个阴谋分子把子弹已上膛的手枪对准玛丽·斯图亚特，按照阴谋的计划，他是要开枪的，但另个阴谋分子及时地把他的枪口移开。达伦雷紧紧抱住怀孕的妻子，直到其他人把大喊大叫的、拼命挣扎的李乔拖出房间。当他们把他拖过女王卧室时，他使劲地抓住床脚，玛丽·斯图亚特无可奈何地听到他喊救命。这帮人残忍地砍断了他的手指，继续把他拖到大殿里。在那里，他们像发疯似的向他扑过去。他们原先的意图只是把他看管起来，第二天在市场上当众绞死。但是激动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他们竞相用刀子捅这个无力自卫的人，他们为淋漓的鲜血所陶醉，变得更加疯狂。地面上已经流满了鲜血，他们还不停手。出血的身体上留下五十多处伤口，生命的最后一丝气息断绝了，这时他们才肯罢休。玛丽·斯图亚特最忠实的朋友的尸体成了一堆可怕的肉泥，被他们从窗户扔到院子里。
玛丽·斯图亚持无比愤怒地听着她忠诚的仆人死亡前发出的号叫声。但是她无能为力，她怀孕的身体被达伦雷紧紧地抱住，根本无法挣脱开来，于是她以心灵的全部力量来抗拒她的臣下在她的宫中给她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侮辱。达伦雷抓住她的双手，但封不住她的嘴；她勃然大怒，失去理智，向达伦雷的脸上吐唾沫，以此发泄对他的鄙视。她骂他是叛徒；是叛徒的儿子，她责怪自己把他这样卑鄙的人棒上王位。如果说至今为止在这个女子的心里对她的丈夫只有厌恶的话，那么，此刻这种厌恶已变成永不磨灭的仇恨。达伦雷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埋怨她几个月以来一再拒绝他亲近，责备她同李乔在一起的时间远远多过他这个做丈夫的。这时鲁瑟文走进房间，他由于刚才的暴行耗尽精力，跌坐在椅子上，玛丽·斯图亚特威胁说要严厉惩罚他。如果达伦雷能看懂她的眼神，就会害怕她眼神中燃烧着的对他的深仇大恨。要是他警觉一点，聪明一点，就会明白她的话所包含的危险，她说，从此不当自己是他的妻子，不让他尝尝她此刻所受的痛苦，她绝不罢休。不过达伦雷只能体会肤浅的情感，不理解自己是那么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心，猜想不到此刻她已对他做出了判决。这个容易受骗的可怜的叛徒这时看到，玛丽·斯图亚特筋疲力尽，一声不吭，任凭别人把她送进卧室，他以为，这个女人的骨气被打掉了，以后又得听从他的了。但是，过不久他就知道了，无声的仇恨要比激烈的言语危险得多，谁要是严重地伤害了这个高傲的女子，谁就注定死亡。
内宫中李乔的叫喊声和刀剑的碰击声惊动了整个城堡。女王的忠臣博斯韦尔和韩特菜拿起利剑，匆忙从自己的住处往外跑。但是，阴谋分子估计到这种可能性，所以他们的武装奴仆把霍利鲁德包围起来，并且封锁了所有的要道，不让城里的援军赶来救护女王。博斯韦尔和韩特莱为了逃命和替女王解围，只好跳窗。他们报警说女王有生命危险，市卫戍长官命令立刻敲响警钟，市民们聚集起来，赶到霍利鲁德，要求见女王，并同她说话。但是接见他们的不是女王而是达伦雷。他若无其事地撒谎说，什么事也没有，只是消灭了一个外国间谍，他企图把西班牙军队带到苏格兰来。国王的话，卫戍长官当然不敢怀疑，老实的市民默默地回家去了。玛丽·斯图亚特被严密地关在她的卧室里，她想方设法跟忠实的臣仆联系，但都是白费力气。宫廷命妇和女仆都不得入内；城堡的大门和小门都设立三人岗哨。这一夜，在玛丽·斯图亚特的一生中是第一次由女王变成囚犯。阴谋完全得逞了。她最忠实的臣仆的四分五裂的尸体躺在内院的血泊中。苏格兰国王成了她的敌人的首脑，现在终于得到了许诺给他的王冠，而她此时连离开房间的权利都没有。她一下子被人从顶峰推下来，她感到昏厥，感到被人抛弃，没有助手，没有朋友，只有仇恨和被人讥笑。在这恐怖之夜，对她来说似乎失去了一切。但是，经过命运的锤炼，一颗火热的心变得更加坚强。每当关系到她的自由、名誉和王位时，她的内心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远远大于全体助手和臣仆所能提供的力量。
玛丽·斯图亚特对博斯韦尔的爱属于历史上最有特色的爱情之一，它在疯狂和力量方面几乎超过传诵的古典时代的爱情故事。这场爱情故事像突然腾起的火焰，直上令人心醉神迷的霞光万道的幽境，同时也陷入黑暗的罪恶和深渊。如果感情达到如此炽热的程度，而你却用逻辑和理性的尺度去衡量它，那么，这种做法是很幼稚的，因为这种不可抑制的爱情，其表现方式也是非理性的。激情像疾病一样，既不能控诉它，又不能原谅它。人们只能非常惊讶地去描述它，面对本能的原始自然力感到恐惧；这种本能有时在自然界，有时在人身上都会像雷雨般爆发。极其强烈的激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激情会把人击倒；这种激情在表现和后果方面都不属于个人自觉生活的范畴，它好像摆脱了人的责任感，在头顶上呼啸而过。用道德来评价一个被激情击倒的人是荒谬的，就像人们想追求雷雨的责任或者惩罚火山一样。因此，人们也不要过于指责玛丽·斯图亚特在感情和心灵处于沉湎状态时的所作所为，因为她那时的疯狂行为与她平时正常的、有节制的行为完全不同；她在沉湎状态时的一举一动都是违背她的意志的。她闭着眼睛，捂住耳朵，似乎受到磁力的吸引，迷迷糊糊地走上灾难和犯罪的道路。任何劝告她都听不进去，任何喊叫都唤不醒她，只是当她的血液中燃起火焰时，她才看清，但是一切已被销毁。谁一旦经过这样的熔炼，他的生命便化为灰烬。
一种如此强烈的激情在一个人身上只会爆发一次。就像爆炸后炸药全部烧光一样，这种激情的爆发总是把全部感情一次耗尽。在玛丽·斯图亚特身上，这种心醉神迷的状态大概持续了半年。但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她的心灵上升到火红的程度，到后来只剩下黑影。有些诗人，如兰波，有些音乐家，如马斯卡尼，他们在一部天才作品中耗尽精华，然后精疲力尽，萎靡不振，昏昏欲睡。某些女人与这些诗人和音乐家相似，她们在仅有的一次激情爆发中，把自己全部的爱挥霍殆尽，不像那些有节制的平民女子那样总是慢慢地享用爱情。那种善于挥霍爱情的女子把自己一生的爱情浓缩成精华，一次享用；她们不顾一切地跳进没有归路的爱情深渊。这种爱情堪称勇敢的爱情，因为它不害怕危险和死亡。玛丽·斯图亚特是这种爱情的典范，她一生只经历过一次这样的爱情，直到自我消失和自我毁灭。
一眼看上去，似乎令人感到惊讶，玛丽·斯图亚特先前迷恋达伦雷，现在怎么如此迅速对博斯韦尔产生强烈的爱情呢。其实，这种发展是很自然的，符合逻辑的。爱情像每一门伟大的艺术一样，也要研究、检验和证实，对于艺术，第一次理解往往不是完美的答案。杰出的心理学家莎士比亚，在他的创作中出色地揭示了这样的一条永恒的规律：一场巨大的激情到来之前，几乎总是先有一场小的激情作为前奏。他不朽的爱情悲剧也许作了最有力的说明，罗密欧对朱丽叶的爱情不是闪电般燃烧起来的（像平庸的艺术家和心理学家构思的那样），而是违背情理地爱上一个名叫罗瑟琳的少女。在这里，在炽热的爱情来临之前，有意安排了一次心的迷惘，这次爱情可以说是不自觉的，不成熟的，是真诚的爱情的序曲。莎士比亚通过这个范例指出，没有预想就没有认识，没有预先体验激情就没有激情；为了使感情之火焰无限升华，首先必须点燃它，让它燃烧。只是由于罗密欧内心的激动，由于他火热的心灵渴望激情，才盲目地抓住第一次机会，抓住偶尔遇到的罗瑟琳。后来，当他明白过来时，全心全意的爱代替了半心半意的爱，朱丽叶代替了罗瑟琳。玛丽·斯图亚特也是这样，开始时只是以盲目的感情对待达伦雷，因为他年轻英俊，在关键的时刻来到她的面前。但是他的气息太微弱，无法使感情升华。微弱的火花不可能点燃内心的情感，不可能让它熊熊地燃烧。这样，它只能渐渐地暗淡下来。感情受到了刺激，内心感到失望，处于一种痛苦的状态。但是，一旦真正的对象出现了，她的痛苦就可以解除。只要他给快要熄灭的火苗送去空气和燃料，火苗就会旺盛起来。就像罗密欧对罗瑟琳的感情完全淹没在他对朱丽叶的汹涌澎湃的激情之中一样，玛丽·斯图亚特不再迷恋达伦雷的外表，而立即投身到与博斯韦尔的火热的激情中去。后来那次爱情的形式和意义都从前面那次爱情中得到启发。一个人对爱情所期待的一切，只有在真正的爱情中才能得到实现。
玛丽·斯图亚特对博斯韦尔的爱情故事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同时代人写的编年史和文献；第二个是女王写的流传下来的书信和诗。这两者在外界的反应和内心的自白方面都是十分吻合的。但是，有些人拒绝承认信和诗的真实性。他们认为，为了后代的道德必然捍卫玛丽·斯图亚特的形象，反对说她有这种不道德的情欲，而她自己并不想在这方面维护自己的名声。他们说这些书信和诗是伪造的，不可信的。从诉讼法的角度看，毫无疑问，他们有一定的理由。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书信和十四行诗流传下来的只有译文，甚至或许还有曲解的地方。原文已失传，而且再也无法找到，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手迹，也就是最后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已经被人销毁，我们也知道是谁干的。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詹姆斯一世登上王位后，立即下令把那些在世俗之见方面有损他母亲声誉的手稿全部烧掉。此后，各派对所谓的“首饰箱信件”的真实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都是出于宗教和民族动机来评判玛丽·斯图亚特的。所以，对于无派别的作者来说，就必须再三琢磨各派的种种论据。但是，他的结论必然是个人主观上的论断，因为他不能出示原件，这样就缺乏科学的、合法的证据，只能靠逻辑推理和心理分析来判断这些信件的真实性。
尽管如此，谁要想真正认识玛丽·斯图亚特，并且想了解她的内心世界，就得做出决定：他认为这些诗和书信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他不能耸耸肩膀地说“也许是，也许不是”，也不能胆怯地说“可能是，可能不是”。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它是内心世界发展的要点。传记作者必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来衡量“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如果认为那些诗是真实的，并且以其作为证据，那就得公开而明确地论证他的看法的正确性。
在博斯韦尔匆忙出逃之后，人们在一个上锁的银质首饰箱里发现了这些书信和十四行诗，因此称之为“首饰箱信件”。其实，那个首饰箱是玛丽·斯图亚特从她第一位丈夫法兰西斯二世那儿得到的，后来她把这个首饰箱和其他许多东西送给了博斯韦尔。毫无疑问，博斯韦尔把最机密的文件，当然也包括玛丽·斯图亚特的信，都存放在这个保险箱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玛丽·斯图亚特写给她的情人的那些信是不够小心谨慎的，是有损于她的名誉的。因为第一，玛丽·斯图亚特一生是个大胆勇敢、粗心大意的女子，从来不善于抑制自己的感情；第二，在发现这些书信后，她的敌人们万分高兴，这表明这些书信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毁坏或者玷污了玛丽·斯图亚特的名誉。但是，认为这些书信是伪造的那些人对发现这些书信和诗不是认真严肃地提出异议，而是断言，勋爵们在短短的几天中——从集体审核这些书信到呈交议会之前——私自用恶意伪造的鹰品取代了原件。因此，他们认为，公开发表的那些信件与在首饰箱里找到的信件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里提个问题：与玛丽·斯图亚特同时代的人中，谁提出过这种指责？回答不利于“调包”观点那一派：根本没有人提出过。在首饰箱落到莫顿手里后，勋爵们当天就打开它，并且对信件的真实性起誓。然后，议员们（包括玛丽·斯图亚特最亲密的朋友）再次审核了这些信件，认为没有什么疑点。这些信件第三次、第四次是在约克法庭和汉普顿法庭与玛而·斯图亚特的其他手迹进行比较，确认是真实的。特别有分量的论据是，伊丽莎白把这些信件印发给各国宫廷。尽管伊丽莎白的性格是多疑的，但是作为英国女王，她还不会庇护公开的无耻的伪造，因为有朝一天那些做假的人很有可能揭穿此事。伊丽莎白是个政治家，做事十分谨慎，不会在小的欺骗行为上被人逮住。只有一个人，也就是玛丽·斯图亚特本人，当时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面对伪造的伤害应该向全世界寻求支持。她是这件事情的中心人物，也是所谓无辜的被诽谤者。但是，人们感到很惊讶，她只是不痛不痒地抗议一下，而且没有什么说服力。起初，她试图通过秘密的协商，阻止约克法庭出示这些信件。她为什么要阻拦呢？人们不禁要问，证明这些信件是伪造的，岂不是对她更有利吗？最后，她交代她的代表，在法庭上坚决否认加在她身上的一切罪名。但这并没有给玛丽·斯图亚特带来多少好处，因为她在政治问题上很少坚持真理，只是简单地要求人们把她的话视作证据。后来，布坎南把这些信件登在他的谤书上，分发到各地，各国宫廷都在好奇地阅读。即使这样，玛丽·斯图亚特也没有提出强烈的抗议，只字不提这些信件是伪造的，只是空洞地说他是个“令人厌恶的无神论者”。她在写给教皇、法国国王和亲友的信中，根本没有提到伪造的信件和诗的事情；法国宫廷从一开始就得到这些信件和诗的复印件，它对这轰动的事件也没有表态支持玛丽·斯图亚特。总之，与她同时代的人中，没有人怀疑这些信件的真实性；她的朋友中，也没有人硬说这些信件是伪造的。直到原件被她的儿子销毁之后一二百年，才慢慢地出现伪造之说，其目的就是要把这位勇敢而顽强的女子说成是受卑鄙的阴谋伤害的清白无辜的牺牲品。
同时代人的态度，也就是史学的论据，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这些信件的真实性。我认为，语文学和心理学的论据同样是十分明确的。首先看看这些诗，我们要问，在当时的苏格兰，谁有能力在这么短促的时间里，用一门外语，也就是用法语创作一首十四行诗，而且还对玛丽·斯图亚特的私生活十分熟悉呢？虽然，世界史上有许多伪造文件和书信的例子，在文学史中也常有各种神秘的伪作，但是，像麦克菲森的《莪相作品集》或《古诗片断》，那是根据远古时期的作品伪造的。不过，从来也没有人试图把一组伪诗强加在一个活人的头上。苏格兰的贵族对诗歌一窍不通，为了诽谤女王，居然能够用法语很快炮制出11首十四行诗，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那么，这个无名的高手是谁呢？玛丽·斯图亚特的辩护士们从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谁能够用法语替女王写一组文字这么优美、风格这么相似、情感这么吻合的十四行诗呢？就是龙萨和杜倍雷，都不能这么迅速、这么真实地写出这些诗。莫顿、亚盖尔、汉米尔顿和戈登，这些人舞舞剑还可以，但是要想用法语在餐桌上聊几句也感到很吃力。
但是，如果这些诗确实是真实的——今天几乎没有人否定这一点，那么，这些信件也是真实的。应该承认，译成拉丁文和苏格兰文时（只有两封信以原件的语言保持下来），个别地方可能有改动，有些地方甚至作了补充。但是从整体来说，论证这些信件的真实性的论据是令人信服的，特别是心理学的论据更有说服力。因为如果真有一个罪犯由于仇恨想伪造这些信件，那么，他就会炮制明确的自白来丑化玛丽·斯图亚特，把她说成是一个淫荡、奸诈而凶恶的女人。如果说某些人为了伤害玛丽·斯图亚特，而伪造了这些信件和诗，那么，这种说法也是荒谬的，这些信件与其说是谴责玛丽·斯图亚特。不如说是为她洗刷，因为这些信件令人震惊地表达了她作为罪行的同谋者和庇护者的痛苦心情。这些信件表明，她不是在享受爱情的欢乐，而是在绝境中呻吟，就像一个活人在焚烧中发出的微弱的呻吟。从信件中可见，文字显得粗糙，思维混乱，人们可感觉到她的手在书写时由于激动而颤抖，因此行书草率，这些正好符合玛丽·斯图亚特在那段时间里所作所为的心理状态。只有天才的心理学家才能透过这些公开的事实洞察人的内心世界的细微变化。为玛丽·斯图亚特辩护的人把梅里、梅特兰德和布坎南说成是这些信件的伪造者，但是，他们不是莎士比亚，不是巴尔扎克，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几个小人物，他们只会搞点骗术，却没有本事在办公室里炮制像玛丽·斯图亚特的这些信件那样震撼人心、世代相传的自白。也许伪造这些信件的天才尚未出世呢。因此，没有偏见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认为，当时身处困境、心情焦虑的玛丽·斯图亚特是这些信件和诗的唯一的作者，她极其痛苦的时刻就是最可靠的证人。
玛丽·斯图亚特在一首诗中泄露了真情，使人们知道了灾难的激情是怎样开始的。人们从那些火热的诗句中知道，他们的爱情不是慢慢地在晶化过程中形成，而是在女方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男方突然袭击，占为己有。博斯韦尔的突然袭击，这种粗暴的生理行为，也就是说这种近乎强奸或者等于强奸的行为，是这次爱情的直接起因。这几句诗像闪电般划破了黑暗：
我为他痛哭流涕，
首先他强占了我的身，
但还没有得到我的心。
整个情况豁然开朗了。几个星期以来，玛丽·斯图亚特不断同博斯韦尔在一起；他作为她的首席顾问和军队总司令，总是陪她从一个城堡出游到另一个城堡。她刚刚为他挑选了一个贵族出身的、年轻貌美的女子为妻，并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年轻的新郎在暗恋她。这位骑士忠心耿耿，又是结了婚，女王觉得和他在一起十分安全、十分保险。她毫无提防地和他一起去旅游，毫不猜疑地和他呆在一起。玛丽·斯图亚特很信任别人，这本来是她可贵的性格特点，但是正是这一点给她带来了危险。看来她有时与他过分随便，有些亲昵的举动，当时正是这些举动毁了夏特利亚尔和李乔的一生。也许她单独同他呆在房间里的时间太长，她同他聊天时太亲热不够谨慎，她同他开玩笑，打趣逗乐。但是，这个博新韦尔不是夏特利亚尔，他不是浪漫的弹奏者和诗人；他也不是李乔，不是诌媚的新贵。博斯韦尔这个人，情感热烈，身强力壮，欲望强烈，本能难以抑制，敢冒任何危险。对这种人不能轻率地挑动他，刺激他。这种人会出其不意地采取行动，一把抓住那个女子，她的情绪早已产生波动，而且心烦意乱，她的情感早已被初恋所激发，但还没有得到满足。他猛然袭击了她，或者强奸了她。（此刻情欲和自卫混在一起，谁能分得清其中的区别。）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博斯韦尔这次搞突然袭击不是有预谋的，不是长久克制的感情的爆发，而是不经思考一时冲动的情欲行为，纯粹是肉体暴力行为，纯粹是暴力的性行为。
但是，这次奇袭却像闪电般打在玛丽·斯图亚特身上。一种完全新的东西像暴风雨般闯入她平静的生活：博斯韦尔不仅强奸了她的身体，而且也强占了她的心灵。她的前两位丈夫，15岁的法兰西斯二世和嘴上没毛的达伦雷，都是未成熟的男性，既虚弱又懦弱。当时一切由她恩赐，由她施舍幸福，即使在隐秘的闺房，她也是主子和女王，从来都没有被征服过。但是，在这次暴力行为中，她突然遇到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把她身上的女性的尊严、耻辱、高傲和自信全部打掉了，并且把她自己至今还不知道的隐藏在内心世界里的情欲火山引爆了。在她还没有意识到危险，还没有想到反抗时，就被人征服了，围城被攻破了，火焰慢慢地燃烧起来。她被强暴时的第一感觉也许只是气愤，只是愤怒，只是极其痛恨这个伤害她的女性尊严的好色之徒。但是，有一条自然规律是很神奇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到了极限会变得很接近，就像皮肤几乎无法区别极冷和极热一样，严寒也会像火一般使人的脸颊变得通红，两种相反的感情有时也会突然交融在一起。女人心中的恨有时突然会变成爱，受伤害的高傲也会突然变成顺从，她的肉体以巨大的贪婪要求得到刚才拼命抗拒的东西。总之，从这一刻起，这位平时还算谨慎的女子内心里燃起了火焰，并且在熊熊燃烧，直到渐渐燃尽。支撑她生命的一切支柱——名誉、尊严、品德、自信、高傲和理智——全部被烧毁了：一旦被人征服，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只会越来越沉沦，并堕入深渊，自我毁灭。一种新的、奇特的情欲向她袭来，她尽情享受，如饥似渴，沉湎在其中：她温柔地吻着那个男人的手，他打掉了她身上的女性的傲气，教会了她新的乐趣。
这种新的、强烈的激情与当初对达伦雷的激情是无法相比的。在达伦雷身上她只是发现了情欲的乐趣，只是尝试一下而已，如今却是尽情享受，纵欲无度。她只想同达伦雷分享王冠、权力、生活。但是，对博斯韦尔，她不只是赠送一些东西，而是要把她拥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他；为了他富有，她宁可自己贫困；为了他飞黄腾达，她宁可自己降低地位。她陶醉于狂喜之中，愿意抛弃一切束缚她的东西，只要能留住他一个人。她知道，朋友们将会离开她，全世界将会贬低她，鄙视她。但是，正是这种感觉使她产生了一种新的骄傲，用以填补刚遭到践踏的高傲。她满怀热情地宣告：
为了他，我从此抛弃荣誉，
那本是我们幸福的唯一源泉。
为了他，我交出了权力与良知
离开了好友与亲朋，
为了他，一切利益都要退让。
我为他疏远了朋友，
有了他，我不怕任何敌人与仇恨。
我愿为他牺牲良知
抛弃赫赫声名，
我宁愿死，但求他高升。
从此，她对自己毫无所求，一切都是为了他，她第一次感觉到把自己完全给了他：
我愿为他献出一切，
只求他最终明白：
我是心甘情愿，
一辈子为他做牛马。
为了他，但愿上天保佑我，
为了他，我才祈求幸运与健康。
我永远紧跟着他，
哪怕海枯石烂。
她把自己拥有的一切——王冠、名誉、肉体和心灵——全都抛进了激情的深渊，同时，她在深渊里享受着过于强烈的激情。
情感如此紧张，而且过度紧张，必然会使心灵发生变化。这个平时草率、矜持的女子有一股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迸发出空前巨大的力量。在这几周中，她的身体和心灵爆发出十倍的活力，她的能力和才智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是她过去和将来都达不到的。在这几周中，她可以连续18个小时骑马奔驰，而且可以通宵达旦，毫无倦意地写信。平时她只能写些短诗和即兴小诗，如今灵感大发，一口气写了十一首十四行诗，在这些诗中她以空前绝后的表现力抒发了内心的愉快和痛苦。平时她随随便便，无忧无虑，这一次却伪装得很巧妙，因此好几个月都没有人发现她与博斯韦尔的关系。这个人只要轻轻地触摸她一下，她就会浑身颤动起来，但是在众人面前她却能平静而冷漠地同他说话，就像跟其他下属说话一样；即使她的神经十分紧张，心里感到非常绝望，也能装出快活的样子。在她身上突然产生了一个恶魔般的“超我”，它超越了她原有的力量，把她远远地抛了出去。
但是，用强力迫使意志迸发如此巨大的激情会使神经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她一连好几天精疲力尽地躺在床上，有时一连几个小时昏昏沉沉地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有时哭泣着呻吟：“我宁可去死。”她甚至嚷着要匕首，准备自杀。就像这种“超我”的力量有时会神秘地来到她的身上一样，这种力量过了几个小时后又会神秘地消失。因为她的身体无法长时间地承受那种喜怒无常的变化，身体也会反抗，也会造反，神经也会颤动，也会燃烧。从著名的杰德波罗轶事中可见，她的身体已经被炽热的情欲所摧毁。10月7日，博斯韦尔在同非法打猎者战斗中负伤，有生命危险；消息传到玛丽·斯图亚特那里，她当时正在杰德波罗参加法院的庭审。为了不引人注目，她没有立即骑马赶25英里的路到欧米泰治堡去。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坏消息使她感到心烦意乱。在场的不抱成见的法国使臣杜·克洛克观察到这些情形，但他当时并没有想到她与博斯韦尔的暧昧关系，他向巴黎报告说：“她要是失去他显然是个大的损失。”梅特兰德也发现她心不在焉，精神恍惚，但是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他以为“她心情忧郁，闷闷不乐，其原因在于同国王关系不和睦”。过了几天，她急不可耐地策马扬鞭赶到博斯韦尔那里去，陪同她去的有梅里和几个贵族。她在博斯韦尔的病榻旁呆了两个小时，然后以同样疯狂的奔驰赶回去，试图通过狂奔来驱散她的痛苦。但是，她的身体已经被火热的情欲烧坏，在奔驰中突然倒下。陪同人员刚把她从马鞍上扶下来，她便昏厥过去，整整两个小时昏迷不醒。过不久，她就发高烧，这是一种典型的癔病，辗转反侧，说胡话。突然，她四肢僵直，认不得人，失去知觉。贵族们和医生束手无策地站在得了怪病的女王的周围。信使们被派往各地，去请国王和主教，以便主教在最坏的情况下为她做最后的涂油礼。玛丽·斯图亚特在生死之间徘徊了8天。也许她内心里不想活了，所以在坏消息袭来时，她的神经被毁坏了，精力被耗尽了。但是，当人们用马车把渐渐康复的博斯韦尔送来后，她的病情很快好转了，这表明她的病主要在精神，这是典型的癔病。过两周，奇迹又出现了，这位垂死的人又能够骑马了。她的危险来自内心，她又用内心的力量战胜了危险。
女王的身体虽然恢复了健康，但是，在随后的几周里似乎变成另一个人了，整天惘然若失。甚至连不太熟悉的人都觉得她变化很大。她的气质、性格似乎染上了一层颜色，她昔日的轻松和自信荡然无存。她的生活，她的一举一动，都像是一个心负重压的人。她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侍女们在门外可以听到她在哭泣，在呻吟。平时她很信赖别人，这回她不相信任何人。她整天沉默不语，谁也猜不透那日夜折磨她、使她忧虑重重的秘密是什么。
在这种爱情中包含着一种可怕的东西，那就是伟大和恐怖二者兼之。女王从一开始就知道，她的爱情是罪恶的，是毫无希望的。从第一次拥抱后醒悟过来，他们大概都很惊慌，那是心醉神迷的瞬间，因为他们痛饮了爱情之酒，待到他们从陶醉中清醒后，两个人才想到，他们不是孤单地生活在这个感情世界中，他们的行为要受到这个世界、责任和法律的约束。惊醒后他们才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多么的疯狂。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却委身于他；而他是有妇之夫，却献身于她。这是通奸，双重的通奸，这是他们疯狂的情感引起的。不久前，大概两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前，玛丽·斯图亚特作为苏格兰女王郑重签署并公布了一项法令，对犯有通奸和其他淫乱罪的人得处以死刑。因此，她的情欲从一开始就打上了犯罪的烙印，如果这种情欲持续下去，那只能是不断犯罪。为了两个人能够永久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必须强行离婚，一个离开丈夫，一个休掉妻子。这罪恶的爱情只能结出这样的恶果。玛丽·斯图亚特从那一刻起就清醒地意识到，她从此不得安宁，而且无可挽救。但是，在这绝望的时刻，在玛丽·斯图亚特的心中产生了最后一点勇气，试图向命运挑战，挽救必然要失败的东西。她不是胆怯地回避，不是躲躲闪闪，而是昂起头来朝着深渊的路上走到底。她可以失去一切，可以为了他而牺牲，她的幸福包含在这种痛苦之中。
我把一切都给他，
我的儿子，我的名誉和良心；
一切都听凭他主宰，
我的国家和臣民，我的生命。
我只有一个心愿，
对他耿耿忠心。
但愿长厮守，
哪怕风和浪。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她都敢于走这一条毫无一前景的道路。为了他、为了这个爱得无法形容的情人，她失去了一切，她的身体、心灵和命运，现在她只怕一件事，就怕失去他。
但是，对于玛丽，斯图亚特来说，最恐怖和最痛苦的事还在后头。她虽然失去理智，但仍然很敏锐，过不久她就看出，这一回她又滥用感情了，她疯狂地爱他，而他并不爱她。博斯韦尔就像占有其他女人一样迅猛而残暴地占有了她，他只是为了满足情欲的需要。一旦他玩够了，就像抛弃其他女人一样，将她抛弃。对于他来说，这种暴力行为只是激情迸发的瞬间，只是刹那的艳事。这个不幸的女人过不久自己就承认，她真心所爱的人其实并不爱她。
你以为我轻佻
对我怀有疑心，
说我是逢场作戏，
你看不见
我对你的一片深情。
你说我的心任人捏弄，
怀疑我为他人动心，
说我意志薄弱，摇摆不定，
你的怀疑
只能刺激我的激情。
但是，这个被激情冲昏头脑的女子，不是高傲地离开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不是自我克制，而是在这个冷漠的人面前跪下，紧紧地拉住他。她一下子失去了昔日的傲气，变得毫无骨气。她恳求，乞求，并且自我夸耀，把自己当作商品那样推荐给那个不想爱她的情人。她忍受了最大的耻辱，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她本是威严的女王却像市场上的女贩与他讨价还价，历数自己为他做出多大的牺牲，并且一再地、纠缠不休地向他表白她的奴颜卑膝的谦卑。
我愿侍奉你，对你忠贞不渝，
你的女友为你献上一颗忠心。
一切苦难都不在话下，
一切遵从你的决定。
我对你百依百顺，
我的责任就是对你忠贞。
除了你，我别无他爱，
我会时刻讨你欢心。
我将生死交给你，
我愿俯首听命。
这位正直的女子完全丧失了她的自尊心，使人感到震惊，不寒而栗。以往，她不畏惧世上任何统治者，不畏惧任何艰难险阻；如今，她十分自卑，竟然使出恶毒的嫉妒的可耻手段。玛丽·斯图亚特大概从什么迹象中发现，博斯韦尔爱他年轻的妻子——这是女王亲自为他挑选的——胜过爱她，他不想为了她而离开妻子。现在她要用最卑鄙、最下流、最恶毒的方式来贬低他的妻子。激情使一个女子变得多么渺小，这是多么可怕！她尽力刺激博斯韦尔的妒忌心，她提醒他（显然是在做爱时说的），他的妻子跟他做爱时不够热烈，不是炽热地投入，只是半推半就。她曾经是那样高傲，如今却不知羞耻地颂扬自己，她说，她为博斯韦尔牺牲的东西要比他的妻子多几倍，他的妻子只有从他的高位中得到好处，他得留在她的身边，他只能属于她一个人，别去理妻子的信件、眼泪和誓言。
现在她开始明白，
是她铸成大错，
不珍惜你对她的满腔爱意；
她的信华而不实，
都是花言巧语，
一心只想将你蒙蔽；
她号啕，她哀叹，
流下虚伪的眼泪，
次次都震撼你的心底；
她的封封书信，你都小心收藏，
看了又看，爱不释手，
你这样爱着她，对我却爱理不理。
她的叫喊越来越绝望。她是至高无上的人，他不能用那个不体面的人来代替她，他要把那个女人休掉，而同她结合；她已经做好准备，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坚定地同他在一起。她跪着乞求他，他可以向她索取一切，以证明她的忠心和献身的精神。她准备为他奉献一切：房屋、家园、财富、王冠、名誉和她的儿子。他可以拿走一切，只要能收留她，她可是把一切都给了他啊！
现在，这出悲剧的背景第一次明亮起来了。由于玛丽·斯图亚特喋喋不休的自白，使得事件完全明朗了。其实，博斯韦尔只是偶尔需要她，激情来了就要她，激情灭了则一了百了，就像对其他女人一样。但是玛丽·斯图亚特却完完全全地坠入情网，她要紧紧地抓住他，永远地抓住他。但是，这种纯粹的爱情对于一个婚姻美满、野心勃勃的男人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博斯韦尔顶多是为了得到利益和舒适，才跟这个女人（她毕竟掌握着苏格兰的全部尊荣和恩典）保持较长时间的关系，才容忍她继续做他的情妇。但是，一个具有女王气质的女王是不会满足这种地位的，她不可能与另一个女子分享一个男人，她要激情洋溢地独占他。可是，怎样才能独占他呢？怎样才能牢牢地拴住这个狂暴的、放纵的情场老手呢？永远忠诚、永远恭顺这类誓言只能让这样的男人感到厌烦，这样的甜言蜜语他从别的女人那里听得多了。只有一个奖品才能刺激这个野心家的胃口，那就是无数人在争夺的最高奖品：王冠。虽然博斯韦尔对同这个女人保持关系漠不关心，虽然他在内心里并不爱她，但是，一想到这个女人是女王，而且和她在一起他可能会成为苏格兰国王，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这个想法一听起来似乎很荒唐。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合法丈夫亨利·达伦雷还活着，休想再立一个国王。从此，这个荒谬的想法像铁链一样把玛丽·斯图亚特和博斯韦尔拴在一起，因为这个不幸的女人没有别的办法能控制住这个难以驯服的人。在苏格兰，除了王冠，没有任何东西能让这个自由、独立的权威人士卖身给一个完全顺从于他的女人。这个陶醉于激情的女子早已把名誉、威信、尊严和法律忘得一干二净了，为了得到他的爱，她还准备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玛丽·斯图亚特即使要用犯罪的手段为博斯韦尔弄到王冠，被情欲迷了心窍的她也不怕犯罪。
麦克白要当国王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听从巫师的恶语，把全体王族成员斩尽杀绝。博斯韦尔要当苏格兰国王没有正当、合法的途径，他只能踩着达伦雷的尸体才能登上王位。
要达到辉煌，就得先流血。
如果玛丽·斯图亚特摆脱了达伦雷，博斯韦尔就可以向她求婚并索取王冠。他深信，玛丽·斯图亚特对此是不会反对的。据说，在著名的银首饰箱里找到了一份明确的书面保证。在这份保证书中，玛丽·斯图亚特信誓旦旦地说，“即使我的亲戚和其他人表示反对，她也要同他结婚。”这份保证书就算是伪造的，就算是没有她的签名盖章，他也确信她会顺从的。她常常对他或其他人诉说，她一想到达伦雷是她的丈夫就很厌烦。她在十四行诗中热烈地说（也许两个人幽会时更加热烈），她多么向往同他永远结合在一起！因此，他可以大胆地去干，可以使用最野蛮的手段。
但是，博斯韦尔肯定得到勋爵们的赞同，至少是默认。他知道，他们都很憎恨这个令人讨厌的人，因为此人出卖了大家；只要能尽快把他赶出苏格兰，不管使用什么手段，都算给他们做了一件称心如意的事。博斯韦尔本人参加了11月在克雷米勒堡召开的引人注目的会谈，玛丽·斯图亚特特也在场。
会议以含蓄的方式提出解决达伦雷的问题。苏格兰最高贵的人物，如梅里、梅特兰德、亚盖尔、韩特莱和博斯韦尔，都一致建议女王批准一项特别的交易：如果女王能准许因杀害李乔而被驱逐出境的几个贵族，如莫顿、林赛和鲁瑟文回国，他们就义不容辞地帮她摆脱达伦雷。在女王面前，首先只谈到“合法的形式”，指正式离婚。但是，玛丽·斯图亚特提出一个条件：离婚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一方面要合法，另一方面不能对她的儿子有偏见。对此，梅特兰德的回答很模糊：女王尽管让他们去做吧，他们会把事情办好，不会让她的儿子吃亏；梅里虽然是新教徒，但是在这些事情上也不会挑剔，他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番话很奇怪，因此，玛丽·斯图亚特再次强调，不要去干任何“可能损害她的名誉和良心”的事情。这些含意不清的话包含着难以察觉的某种捉摸不透的意图，不过，博斯韦尔是心知肚明的。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玛丽·斯图亚特、梅里、梅特兰德和博斯韦尔这些悲剧的主角们一致赞成搞掉达伦雷，只是用什么方法解决他还有些争议，是用软的，还是用硬的，或者用阴谋诡计。
博斯韦尔是个最性急、最大胆的人，他主张用暴力。他不可能等待，也不想等待，对于他来说，不仅要把那个讨厌的人赶走，而且还要从他那里得到王冠和王位。当别人还在观望等待的时候，他却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看来，他已经以隐蔽的方式提早在勋爵中寻找帮手和同党。但是，历史的烛光照到这里时显得昏暗，而罪行的策划却总是在暗处。人们永远无法知道，有多少位勋爵知道斯韦尔的计划，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有哪几位成了他的帮手，或者采取默认的态度。梅里似乎知道，但他没有参加。梅特兰德不够谨慎，敢于冒险。比较可信的只有莫顿临死前的自白。达伦雷曾经出卖过莫顿，莫顿对他恨得要命。当莫顿从流放地特赦回国时，博斯韦尔骑马迎面赶来，公开邀他一起去杀达伦雷。但是，莫顿经过上一次的事件变得小心谨慎了，当时他的同党丢下他一人不管。他对博斯韦尔的建议犹豫不决。他首先想知道，女王是否同意杀达伦雷，并要求博斯韦尔做出保证。博斯韦尔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她同意干掉他。但是，自从李乔被杀后，莫顿心里很清楚，口头协定是靠不住的。因此，他要求先看到女王表示同意的白纸黑字的书面材料，然后才愿意承担义务。他想按苏格兰的习惯有份正规的“盟约”，一旦出了事可借以推卸责任。对此，博斯韦尔也答应了他。但是，博斯韦尔根本不可能弄到什么“盟约”。因为，玛丽·斯图亚特跟他结婚的唯一条件是：她要完全置身事外，只能对事件的发生感到“震惊”。
这样，这一行动又落到最性急、最蛮干的博斯韦尔的头上。他决心单独行动。莫顿、梅里和梅特兰德对他的计划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从勋爵们的态度中感觉到，他们不会公开反对他行动。即使他们没有做出保证，也还是以充分理解的沉默和友好的袖手旁观来表示赞同。当玛丽·斯图亚特、博斯韦尔和勋爵们的想法一致时，达伦雷的性命已是危在旦夕了。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博斯韦尔开始与几个可靠的同党进行密谈，确定在什么地方和以什么方式干掉达伦雷。但是，要杀人却缺少牺牲品。因为，达伦雷不管多蠢，还是预感到面临危险。早在几周前，他知道带有武器的勋爵们还在霍利鲁德堡里，因此他死活不肯走进那城堡的大门。他觉得呆在斯特林堡也不再安全了，因为杀害李乔的那帮凶手莫名其妙地获得女王的赦免又回到了苏格兰，而这帮凶手曾经是被他出卖的。于是，他不理所有的利诱和传讯，坚定地躲进了格拉斯哥。他的父亲伦诺克斯伯爵和他的亲戚朋友都住在那里。那里有一座牢固的宅院，还有一艘船停泊在港口，要是敌人强行攻入，他还可以乘船逃走。好像是命运有意在危急的关头保护他似的，一月初让他得了一次天花。这是一个好借日，他可以连续几周待在格拉斯哥，待在他安全的宅院里。
博斯韦尔着急地在爱丁堡等他的牺牲品回来，突然传来达伦雷病了，一下子打乱了他早已部署就绪的计划。博斯韦尔想赶快行动，其原因我们不知道，只能猜想：也许他急不可耐地想登上王位；也许害怕拖延下去许多不靠谱的知情者会把他的阴谋计划泄露出去；也许他同玛丽·斯图亚特的秘密关系会产生什么效果。总之，他不想再等了。但是，怎样才能把这个生病的、多疑的牺牲品引诱到屠宰场呢？怎么样才能把他从床上、从坚固的宅院里拖出来呢？正式召他回来，会使他产生怀疑。梅里、梅特兰德以及宫廷里任何憎恨他的人都无法劝说他回来。只有一个人还能支配这个懦夫。她已经两次使这个全心全意听从她的人屈服。达伦雷渴望得到玛丽·斯图亚特的爱，如果她假装爱他，也许可以把他引入陷阱。这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才能实现这闻所未闻的欺骗。因为她自己再也不能当家作主，而是听从博斯韦尔这个暴君的命令，因此，难以置信的或许感情上不愿相信的事情发生了：玛丽·斯图亚特本来已有几周避而不见达伦雷了，1月22日她突然骑马到格拉斯哥去，据说是去看望生病的丈夫，实际上是执行博斯韦尔的命令，引诱达伦雷返回爱丁堡城。在那里，死神已磨好了刀，正焦急地等着他。
为了争夺欧洲的统治地位，几百年来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在德意志、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许多战场上展开了厮杀。最后双方打得精疲力竭。这对宿敌终于认识到，他们之间这种没完没了的嫉妒只是为其他王室开辟道路。一个异教徒民族已经把手从英格兰岛伸向世界霸权，新教徒的勃兰登堡边区已成为强大的王国，半异教的俄国也已准备无限地扩张其范围。因此两国君主及其外交大臣开始自问——跟往常一样已为时太晚——如果他们能保持和平，而不是一再发动灾难性的战争，岂不更好？于是，路易十五的宫廷大臣舒瓦泽和玛丽亚·特蕾西亚的顾问考尼茨代表双方订立了联盟。为了使这个联盟经久不变，而不仅仅成为一种战争的间歇，他们建议，应该通过联姻使两国承担义务。哈布斯堡王室从来不缺待嫁的公主，这次就有众多各种年龄的公主可供挑选。起初，法国大臣考虑劝说路易十五（尽管他已做了祖父，但他的道德却令人怀疑）娶一名哈布斯堡王室的公主。可是这位笃信基督教的国王在刚刚抛开蓬巴杜夫人之后，这时正移情于新恋人杜巴里夫人身上。而第二次丧妻的奥皇约瑟夫也无意娶路易十五的女儿，因为法国国王的三个女儿都已不年轻了。这样，自然而然的提了第三种联姻的办法，就是让未成年的太子，即路易十五的孙子、法国王位未来的继承人，与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一个女儿订婚。一七六六年，挑选当时十一岁的玛丽·安托内特与法国太子订婚被认为是严肃的。当年五月二十四日，奥地利驻法大使郑重其事地给女皇打报告：“国王表示，女皇陛下可以认为这件事情已经确定下来了。”但是，外交官总是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总是巧妙地拖延一切重要的事务，他们以此感到自豪，不然的话他们就不叫外交官了，接着，一切阴谋活动在两国宫廷间进行着。时间过了一年、两年、三年。玛丽亚·特蕾西亚感到不安，她担心她那令人厌烦的邻居，即普鲁土的弗里德里希——她十分愤怒地称之为“魔鬼”——最后也会以其狡猾的手段使这一计划落空，而这个计划对于奥地利的实力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使法国宫廷不再收回大体上已许下的诺言，女皇做出十分殷勤客气的姿态，并施展种种诡计。她以职业媒人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外交官员那种坚忍不拔的耐心，不断地派遣使者向巴黎展示公主的美德和英姿。她对使者殷勤客气之极，并赠以大量的礼物，期待他们最终从凡尔赛带回一张婚约。这位母亲——与其称她是母亲倒不如称是女皇——更多考虑如何扩大王室的权力，很少考虑孩子的幸福。她的使者以告诚的语言向她报告：这位太子似乎天赋不高，智力有限，很不文明，并且冷漠无情。对此她也听不进去。一个公主只要能成为王后，还会不幸福？玛丽亚·特蕾西亚越是迫不及待地催促对方把这门亲事正式定下来，善于处世的路易十五越是从容不迫地克制自己。三年中他让别人给他送来许多公主的画像和有关的报告，他对这门亲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是他只字不提正式的婚约，他不愿对此承担义务。
小安托内特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时无疑是这件国家大事的关键人物。她长得娇嫩、妩媚、苗条、漂亮。这期间她正同哥哥姐姐和其他小朋友在舍勃隆宫的房间和公园里尽情地嬉戏着。她很少看书学习，很少做功课。她善于以和蔼的态度和活泼的性情巧妙地左右那些负责教育她的神甫和家庭教师，因此她逃课甚多。玛丽亚·特蕾西亚子女多，且国事繁忙，因此从来没有仔细地过问这个孩子的学业。有一天，她惊讶地发现，这个未来的法国王后，十三岁还不会正确地用德文和法文写作。她其至缺乏历史常识和普通知识。虽然她的钢琴老师是音乐大师格卢克，但她的音乐成绩也不很理想。现在到了最后的时候了，必须补回耽误了的时间，把这个贪玩的、懒情的小姑娘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人。对这个未来的法国王后来说，重要的是先学会跳宫廷舞，说标准的法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玛图亚·特雷西亚急忙为她聘请了一个舞蹈大师诺维勒，并从一个在维也纳访间演出的法国剧团里聘了两个演员，一个教她学法语的发音，另一个教她唱歌，可是法国大使刚刚把这件事报告给波旁王室，就从凡尔赛传来了愤怒的指责：一个未来的法国王后不能由戏子来上课。紧接着双方展开了新的外交谈判，因为凡尔赛已经把未来王后的教育问题看作是自己的事情了。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根据奥尔良主教的推荐，维尔蒙特神甫被派往维也纳当小公主的老师。我们就是从这位神甫那里得到了有关这位十三岁的公主最早的可靠材料。他认为公主妩媚动人，性情温和。他写道：“她容貌清秀，举止优雅。正如人们可以希望的那样，再过几年她将具有人们对一个高贵的王后所期待的全部魅力。”不过这位诚实的神甫却非常谨慎地谈论他的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和学习的热情。她贪玩，思想不集中，顽皮，好动，虽然她理解力很强，但从来没有认真地去做一件严肃的事情。他写道：“她比人们长期以来所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可惜直到十三岁还没有养成专心致志的习惯。她有点懒惰，又很轻率，因此我给她上课很困难。我开始用六周时间给她讲授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她对我的讲课理解得不错，对作品的评价也正确，但我没有办法使她深入探讨一个问题。不过，我感觉到，她有研究问题的能力。我最终认识到，对她只能寓教育于娱乐中。”
十年，乃至二十年之后，所有的政治家都以几乎相同的话为她叹惜，认为她十分聪明，但不愿思索，总是厌烦地回避每个重要的话题。在她十三岁的时候，她性格上的危险性已显露出来了：她什么都能做，但是什么都不愿意认真地去做。但是在法国宫廷，自从后妃左右国事以来，人们更看重一个女人的外表，而不是的内涵。玛丽安托内特长得妩媚动人，仪态庄重，品行端庄，这就足够了。这样，一七六九年，路易十五终于给玛丽亚·特蕾西亚发出一封她盼望已久的信。在信中国王郑重地为他的孙子——未来的路易十六——向年轻的公主求婚，并建议第二年的复活节举行婚礼。玛丽亚·特蕾西亚十分高兴地表示赞同。经过多年的忧虑之后，这位对婚事感到悲观而又无可奈何的女人终于见到了光明的时刻。在她看来，从此国内和欧洲的和平都将得到保障。于是她接二连三地派出使者，向各国宫廷郑重宣布，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将通过联姻化敌为亲，永世修好。“别人要打战，而你，幸福的奥地利人，结婚去吧！”哈布斯堡家族的这句古老的格言再次被证明是适用的。
两国外交大臣的任务顺利地完成了。但人们这时才发现：这只是较容易的一部分工作。因为，要使两国宫廷的礼仪在庄严的婚礼上协调一致，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与此相比，要游说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互相谅解，要平息路易十五和玛丽亚·特蕾西亚之间的怒气，实在是易事一桩。双方典礼官和其他礼宾代表把婚礼有关的非常重要的礼仪全部制定成条文，这个工作他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但是，对于讲究烦琐礼节的典礼官来说，这短暂的十二个月算得了什么呢？一个法国太子要与一个奥地利公主结婚，这会出现何等重要的礼节问题。对此，所有细节都必须深思熟虑，为了避免不可挽回的失礼，要钻研多少古老的文献！在凡尔赛和舍勃隆宫中，这些古老习俗的神圣卫士们日夜不倦地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对每一份请束都要进行磋商，信使们带着建议和反建议日夜来回奔跑。因为人们考虑到，在这样庄严的时刻，对这两个高贵的王室来说，如果有一方的尊严受到伤害，那就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灾难，其后果甚至比七年战争还要严重！在莱茵河两岸，人们写了无数篇论文来探讨一些棘手的重要问题，比如，在婚约中应将谁的名字写在第一位，是奥地利女皇还是法国国王；谁应当首先在婚约上签字；要送什么礼物；嫁妆有什么规定；谁陪新娘，谁接待新娘；从奥地利到法国边界，公主的随行仪仗应有多少男女傧相、侍从、卫土、宫女、梳牧师、忏悔神甫、医生、录事、秘书和洗衣女工；然后从边境到凡尔赛，这位未来的法国王后应有多少人陪同。双方的老学究对基本同题的基本方针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而两国宫廷的绅士淑女们就为能否参加婚礼仪仗和接待工作吵开了。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荣誉，是一项神圣的差事。因此，每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都拿出了自己古老的证件和材料。虽然典礼官们像囚犯般艰苦地工作，但是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们都没有完全解决最重要的礼仪中的优先权利和参加宫廷进见的名单。比如，到了最后一刻，人们还把阿尔萨斯贵族从来宾名单中删去，这样做是为了“消除长期未解决的而现在一时又解决不了的礼仪上的问题”。假如路易十五没有对婚礼的日期做出明确的规定，法奥两国的礼仪卫士们也许至今还没有对婚礼的“正确”形式取得一致意见。这样玛丽·安托内特就成不了法国王后，也许就不会爆发法国大革命了。举办这场婚礼，法奥两国都大肆铺张，大讲排场，尽管双方当时都十分需要节俭。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谁都不甘落后。法国驻维也纳的使馆场地因容纳不了一千五百名嘉宾，于是几百名工人以最快的速度在扩建配楼。同时在凡尔赛还为这场婚礼建造了一座独特的剧院。对于两国的宫延供应商、裁缝、珠宝商、轿车制造商来说，可是天赐良机。单单是为了迎接公主，路易十五就向巴黎的宫廷供应商弗朗西恩订造了两辆非常豪华的旅行马车。车子是用贵重的木料制成的，车窗镶上闪亮的玻璃，车内铺上天鹅绒，外表画上美丽的图画，车顶饰以王冠。车子非常豪华，且十分轻便。太子和宫中显贵都定做了嵌有珍贵珠宝崭新的礼服。路易十五的王冠镶着一颗当时最珍贵的大宝石。玛丽亚·特蕾西亚以同样的奢侈为女儿准备嫁妆：特意在梅赫伦编织的花边、最精致的布匹、丝绸和珠宝。法国公使杜尔福特终于到达维也纳代表男方求亲。维也纳人怀着激动而愉快的心情，竞相一睹这壮观的场面：四十几辆六马豪华车——车窗镶上玻璃的两辆旅行车也在其中——庄严地通过饰以花环的大街，缓缓地向霍夫堡宫驶去。陪伴车队的卫土和奴仆达一百一十七人，他们都穿着崭新的制服，光是这一项开支就达十七万杜卡特，整个车队耗费不下于三十五万杜卡特。从这时起，盛典一个接一个：盛大的求婚仪式；庄严的宣誓仪式——玛丽·安托内特在福音书、十字架和燃烧着的烛光前宣誓放弃她在奥地利享有的特权；宫廷中和大学里的庆祝会；军队阅兵式；化装舞会；在贝尔维德尔宫举行的三千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和舞会；在利希膝施泰因宫举行的、宾客达一千五百人的答谢盛会和晚宴。终于在四月十九日由大公爵费迪南德代表法国太子，在奥古斯廷教堂举行了代理婚礼。然后是亲切的家宴。二十一日，举行降重的告别仪式，新娘向亲人拥抱告别。于是，前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内特登上了法国国王的专车，通过肃然起敬的欢送人群，向着命运决定的道路驶去。
玛丽亚·特蕾西亚向女儿告别，心情是沉重的。为了加强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这位年老力衰的女人几年来一直把这门亲事看作是最大的幸福而不倦地追求着。但是，到了最后时刻，她亲自为女儿决定的命运却使她感到忧虑。如果人们深入地研究一下她的一生和她的信件，就会发现：这位不幸的女皇、奥地利家族的大君主，她戴的那顶皇冠早已是一种负担。在漫长的战争中，在反对普鲁士和土耳其、反对东西方势力的斗争中，她历尽艰辛才维护了这个帝国的统一，这个帝国是结盟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为拼凑起来的。可是现在，她失去了勇气，因为这个帝国只是从外表上看起来还牢固。这位年高德劭的女人明显地预感到，她为之付出全部精力和心血的帝国将在她的继承人手中衰落并崩溃。作为一个有预见的、几乎洞察一切的政治家，她知道，这个偶然由多民族组合起来的国家是多么松垮。只有持谨慎、克制的态度，采用精明的对策，才能延长其寿命。但是，她兢兢业业开创的事业，将由谁来继续呢？她对自己的子女深感失望，这引发了心中的卡珊德拉情绪。她感觉到，他们缺少她那种特有的品质：巨大的忍耐性，宁可慢些但要稳当的计划，坚持不懈，能放弃己见，能明智地约束自己。但是，她的丈夫肯定把急躁的洛林人的性格遗传给孩子们了。他们情愿为了一时的痛快而毁坏远大的前程。这真是平庸的一代，他们不认真，缺乏信心，一心只图眼前利益。她一生受尽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欺凌和讥笑，而她的儿子，即与她共同执政的约瑟夫二世，急于完全地继承帝位，则对他阿谀奉承。她是个虔减的天主教徒，对伏尔泰这个反基督教者深恶痛绝，而约瑟夫则对他百般献媚。她同样为女儿玛丽亚·阿玛莉亚公主安排了一个王位，但她刚刚嫁到帕尔马王国，她的放荡行为就轰动了整个欧洲。她与几个情人寻欢作乐，在两个月内使财政严重亏损，使国家一片混乱。嫁到那不勒斯的那个女儿也没有给女皇增添多少光彩。她的女儿没有一个表现出庄重的性格和高尚的道德。她忘我地、尽职地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全部乐趣和欢乐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现在她觉得这是徒劳无功的。她恨不得逃到修道院里去。她担心并预感到，她那性急的儿子会轻举妄动地将她创建的事业毁于一旦，因此这位老战士尽管已厌倦手中的君主节杖，但还是紧紧地抓住它。这位善于了解别人性格的女皇，对于最小的女儿玛丽·安托内特也没有抱什么幻想。她知道这个女儿的优点：性情温和，待人真诚，为人和善，活泼聪明。但她也深知其缺点：幼椎，轻率，贪玩，漫不经心。在玛丽·安托内特出嫁前两个月，女皇让她睡在自己的卧室里，以便更多地接近她，以便在最后时刻还能把这个热情奔放的顽皮的小姑娘改造成一个王后。她试图通过长谈使女儿对未来的重要地位有个思想准备。为了得到上帝的保佑，带女儿到玛利亚策尔去作了朝圣。离别的时刻愈近，女皇的心里愈是烦躁不安。一种不祥的预感使她心慌意乱。她预感到灾难的降临，于是使尽全力祛除群魔。分别之前，她给玛丽·安托内特写了一份详细的守则，并让这个漫不经心的孩子发誓，每个月都要认真地读一遍这份守则。除了公函之外，她还给路易十五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悬求老国王对这个年方十四岁的不懂事的孩子多多包涵。但是她内心的忧虑一直无法消除。玛丽·安托内特可能尚未到达凡尔赛，她已派人给女儿送一封信，提醒她要按守则办事。“亲爱的女儿，我提醒你每月二十一日要读一读那张字条。我请求你相信我的话。我最担心你在祷告和学习时漫不经心，这样就会导致疏忽大意和懒散怠情。要与这些毛病作斗争……别忘了你的母亲，她虽然远离你，但只要一息尚存，就会一直关心着你。”正当举世为她女儿的婚事成功而欢呼的时候，这位年老的母亲却走进教堂，祈求上帝为她的女儿消灾，这灾难只有她一个人预感到了。
浩浩荡荡的车队——由三四十匹马组成，每到一个驿站这些马全部都要更换——缓缓地通过上奥地利和巴伐利亚。一路上车队受到了无数次的欢迎和接待，然后接近了边界。而这时，在莱茵河的一个岛上（位于克尔和斯特拉斯堡之间），木匠和装饰工正在抓紧修建一幢独特的建筑物。在这里，凡尔赛宫和舍勃隆宫的宫廷大臣们打出了一张王牌。新娘的交接仪式，应该在奥地利领土上举行，还是在法国疆土上举行，这个问题经过无数次商讨之后，大臣中有个头脑精明的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即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莱茵河中的一个无人岛上（也就是一块荒无人烟的地方）建造一座独特的木结构楼房，用来举行新娘的交接仪式。这个中立地带真是妙不可言。这个楼房的两间前室面向莱茵河右岸，玛丽·安托内特走进时还是奥地利公主。另外两间前室面向莱茵河左岸，在举行交接仪式后，她离开这里便成为法国的太子妃了。中间是个大厅，交接仪式在这里举行，公主最后在这里变成法国王后继承人。房间里匆忙制成的板壁上挂着来自大主教殿堂里名贵壁毯。斯特拉斯堡大学支援了一顶华盖。斯特拉斯堡富有的市民献出了华丽的家具。这个豪华而神圣的地方自然是不许普通老百姓窥视的。不过，所有地方都一样，几枚银币可以使卫兵通融一下。于是，在玛丽·安托内特到达的前几天，几个年轻的德国大学生出于好奇心悄悄地溜进了尚未装修好的房间。其中有个大学生身材高大，目光坦率而热烈，刚强的额上透出天才的气质。他对那些根据拉斐尔绘画制成的珍贵的高贝林壁毯百看不厌。这个年轻人刚刚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观赏了哥特式建筑的风格，现在这些壁毯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以同样的喜爱来欣赏这些古典艺术。他热烈地向那些不善言辞的同伴们讲解他意外发现的这位意大利大师的艺术珍品。可是，他突然中断了谈话，显得不愉快的样子，皱起两道浓眉，刚才还是热情的目光现在流露出几乎是愤怒的神色。因为他现在才发现，这些壁毯所描绘的实际上是一个对婚礼很不适合的神话，是关于伊阿宋、美狄亚和克瑞乌萨的故事，这是一个悲惨婚姻的事例。“什么，”这位天才的年轻人没有注意到同伴们的惊讶而大声喊道，“在年轻的王后踏上法国疆土第一步时，难道能这样不审慎地把有史以来最恐怖的婚姻事例展现在她的面前吗，在这些法国建筑师、设计师和装饰师中，难道没有一个人懂得，这些画意味着什么，让人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和感觉，造成什么样的印象，引起什么样的预感吗？给人的感觉是，似乎有人派一个可恶的魔鬼到边境去迎接这位据说是十分漂亮又热爱生活的姑娘。”
朋友们好不容易才使这个情绪激动的年轻人平静下来，他们几乎是硬把他从这幢木制的楼房里拉出去的。这个年轻的大学生不是别人，他就是歌德。但是，过不久，那支结婚仪仗队浩浩荡荡地来了，金碧辉煌的房间里充满着欢乐的说笑声。谁也预料不到，不久前一个诗人以他敏锐的目光在这五颜六色的壁毯中看出了厄运的黑线。
玛丽·安托内特过门时就要向一切与奥地利皇室有关系的人和物告别。对此，典礼官们也想出了一种独特的象征性：不仅奥地利的随同人员中，谁也不得陪她越过那条无形的分界线，而且礼仪还规定，她不得穿戴本国任何的衣物，如鞋、长统袜、衬衣、皮带等。从玛丽·安托内特成为法国太子妃那一时刻起，就只能穿戴法国制造的衣物。这样，这位十四岁的姑娘就得在属于奥地利的前室里，当着奥地利全体随员的面，把衣服脱得精光。她那尚未发育成熟的纤弱的身躯上一丝不挂，霎时间使昏暗的房间显得分外明亮。然后，人们给她穿上了法国的丝绸衬衣、巴黎的裙子、里昂的长统袜和宫廷鞋匠制作的鞋子，给她披上了法国的披肩。她不得留下任何东西作为纪念品，哪怕是一个戒指、一个十字架形的坠子都不能留。要是她保留了一个发夹或者一个心爱的手镯，礼仪界岂不闹得天翻地覆？从现在起，她就不能再见到那一张张多年来已经熟悉了的面孔。这个小姑娘被这堂皇的场面和繁文缛节吓住了，产生了一种突然被抛到异国他乡的感觉，竟孩子气地哭了起来。对此，人们难道会感到惊奇吗？但是，她马上保持镇静，因为在政治婚烟中，冲动的情感是不允许的。她的法国侍从正在对面的房间里等候她。要是她哭红了眼睛，怯生生地走到他们那里去，那多难为情。男傧相施塔黑姆贝格伯爵拉着她的手，迈向决定性的通道。她（在这最后两分钟内还是奥地利人）身着法国服装，在奥地利侍从最后一次陪同下，步入过境的大厅。气派非凡、服饰华丽的波旁王朝代表正在那里等待着她。路易十五的求亲代表致贺词，宣读婚约。然后，大厅里一片寂静，隆重的仪式开始了。仪式有步骤地进行着，就像表演小步舞似的经过了反复的排练。大厅中间的桌子象征边界。桌子一边站着奥地利人，另一边站着法国人。首先，奥地利的男傧相施塔黑姆贝格放开玛丽·安托内特的手。然后，法国的男傧相取而代之拉着她的手。他迈着庄重的步伐，领着浑身哆嗦的小姑娘，慢慢地绕着桌子走一圈。在这准确计算好的几分钟内，奥地利陪同慢慢地朝着门口退去，而法国侍从则以同样缓慢的步子迎向未来的王后。所以，当玛丽·安托内特站在法国宫廷人员中时，奥地利陪同刚好已离开大厅。庆典在最后一刻，这个胆怯的小姑娘忍受不了那冷淡而庄严的场面。当新的侍女、诺艾菜伯爵夫人恭顺地向她行宫廷屈膝礼时，她不是采取冷静的态度，而是像寻求帮助似的，啜泣着投入对方的怀抱，对于这种因为感到孤寂而表现出来的动人的姿态，两国的典礼大师曾经都没有想到要作出明文规定。不过，感情上的东西也不会写到宫廷礼节的规则中去。这时，镶着玻璃的专用马车已在外面等候，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钟声已经敲响，礼炮发出雷鸣般的响声。在一片吹呼声中，玛丽·安托内特永远离开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土地。从此，她的命运翻开了新的一页。
玛丽·安托内特的到来对于法国人民来说是个令人难忘的欢乐时刻，他们很久以来没有在这样的庆典中纵情欢乐了，斯特拉斯堡市民几十年以来（也许可以说从来）都没有见过一个像这位未来的王后那么漂亮的迷人的姑娘。这个金发碧眼、身材苗条的姑娘以喜悦的目光望着玻璃车窗外密密麻麻的人群，不断地欢笑着，微笑着。这支来自阿尔萨斯城乡、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的欢迎队伍向着这豪华的车队高声地欢呼着。数百名身穿白色衣服的几童走在车子前面，把鲜花撒在道路上。一道凯旋门耸立着，城门上饰以花环。广场上一桶桶葡萄酒如涌泉流淌，一头头牛在烧烤着，把筐筐面包分给穷人。傍晚，千家万户灯火通明，教堂塔楼上挂着灯饰，塔尖上那淡红色的饰物闪烁着红光。莱茵河上飘荡着无数的船只，船上挂着的灯笼像大红的橘子，有些船上人们还持着彩色火把。点缀在树木上的彩色玻璃球在灯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岛上举办了大型的烟火表演，烟花纷飞，万人观赏。烟火喷射出各种神话人物的形状，其中有个图案是以太子和太子妃的姓名开头字母绘编而成的，直到深夜，爱看热闹的市民还在大街和河岸上流连忘返。乐队奏着乐曲，在成百个场所一群群青年男女在翩翩起舞。这位奥地利金发使者的到来预示着幸福的黄金时代的来临。在痛若而烦恼的法国人民的心中又产生了美好的希望。
但是，这壮丽的场面也掩盖着一道小小的裂痕，这里如同接待大厅中那幅高贝林壁毯一样也预示着象征命运的不祥之兆。第二天，玛丽·安托内特在出发前还想去做弥撒。但是，在教堂门口迎接她的不是年高德劭的主教，而是他的侄儿助理主教。这位世俗的神甫身穿宽大的紫袍，看上去略具女子气质。他发表了一篇大献股勤，过于慷慨激昂的讲话一一可见，法国科学院吸收他为会员并非没有道理——他讲话中最精彩的是几句阿谀奉承的话：“很久以来，欧洲就钦佩那位女皇，后代也必将尊敬她。对于我们来说，您就是那位敬爱的女皇的化身。现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精神与波旁精神融合在一起了。”致辞完毕，人们怀着崇破的心情井然有序地进入闪着蓝光的大教堂。这个年轻的神甫领新娘走向圣坛，他戴着戒指的温柔的细手举起了圣体匣。他就是路易·罗安亲王。当她到法国时，他第一个向她表示欢迎。后来在项链事件中，他成为悲喜剧的主角，是她最危险的对手，是置她于死地的敌人。现在为她祈神赐福的这只手，正是后来玷污她王冠和败坏她名誉的那只手。
尽管阿尔萨斯对于玛丽·安托内特来说具有一种家乡的气息，但她不能在斯拉特斯堡逗留太久。法国国王正在等待她，任何拖延都是违反礼仪的行为。新娘的车队终于沿着欢声雷动的岸边，穿过一个个凯旋门和挂满花环的城门，向着第一个目的地贡比涅森林行进。王室庞大的车队正在那里等候他们的新成员。宫廷大臣、贵妇人、军官、卫士、鼓手、号手和吹奏者全都穿着新的、闪光的衣服，按照等级顺序一行行地站着。这多姿多彩的队伍使这春意盎然的森林显得更加生气勃勃。两队号手吹起了号声，预示新娘的车队就要临近。号声一响，路易十五就从车上走下来，去迎接他的孙媳妇。但是玛丽·安托内特已经急忙迈着令人赞叹的轻快的步伐向他迎上去，并以十分优美的姿态（真不愧为舞蹈大师诺维勒的学生）向她未来的丈夫的祖父行了屈膝礼。国王在“鹿苑”街区的生活经历使他成为鉴赏少女体态的专家，而且对优雅妩媚的姑娘怀有浓厚的兴趣。这时，他温柔而满意地向这个惹人爱的金发姑娘俯下身来，把她扶起来，亲了亲她的双颊。然后，他才向她介绍未来的丈夫。新郎身高五英尺十英寸，这时正呆板地笨拙而尷尬地站在一旁。现在他终于抬起那困倦的近视眼，然后按礼节的规定拘泥地毫不热心地在新娘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在车上，玛丽·安托内特坐在祖父和孙子之间，也就是坐在路易十五和未来的路易十六之间。这个老头子看来更乐意扮演新郎的角色，他兴奋地闲谈聊天，甚献股勤。但是，这位未来的丈夫却感到无聊，默默地坐在一角。晚上，这对已订婚并且举行过代理结婚仪式的新人走进各自的房间去睡觉时，这位忧郁的新郎还没有对那令人陶醉的新娘说过一句温柔的话。他在日记中概述这一重要的日子时，只是干巴巴地写上一行字：“与新娘会面。”
三十六年后，也是在贡比涅这座树林里，另一位法国国王拿破仑在等待他的新娘——另一位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丝。她不如玛丽·安托内特那么漂亮，那么迷人。路易丝体态丰满，乏味，但是温存。这位精力充沛的男人和求婚者立即温柔而狂热地占有了她。在她到达的当天晚上，他询问主教，维也纳的代理婚礼是否已给他婚姻的权利，不等对方答复，他就做出了结论：第二天早上两个人已经在床上共进早餐了。但是玛丽·安托内特在贡比涅树林里见到的不是情人，也不是丈夫，只是徒有其名的新郎罢了。
五月十六日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四小教堂里举行正式的婚礼。最信仰基督教的国王主持了这个宫廷庆典和国家庆典。这次庆典是家庭内部的事务，但又是庄严而至高的国家大事，因此不允许老百姓观看，甚至在门口夹道欢迎也不行。只有出身于贵族世家的人（至少有姻亲关系的）才有资格进入教堂。教堂里，春天的阳光透过彩色的玻璃照射进来，如同旧世界里的最后一盏灯，让刺绣的锦缎、闪光的丝绸和贵族的豪华再次发出闪光。兰斯大主教主持了婚礼。他为十三枚金币和结婚戒指祝福。接着，太子把戒指戴在玛丽·安托内特的无名指上，并把十三枚金币递给她。然后，两个人跪下接受祝福。随着管风琴的演奏，弥撒开始了。在念主祷文时，在这对年轻人的头顶上方张开了一顶银色的华盖。然后，国王以及按等级排列的全体亲属在婚约上签名。这份婚约很长，折叠了好几次。至今在这张褪色的羊皮纸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十五岁的新娘十分吃力地写下来的歪歪斜斜的签名：玛丽·安托内特·约瑟·让内。在她签名的旁边留下一大块墨水渍，所有签名中只有她那支不听话的笔才会流出一块污渍。大家对此议论纷纷：这是不祥之兆。
现在，婚礼已经结束，老百姓得到恩赐，也可以参加君主的节日活动。不计其数的人（巴黎有一半人纷纷出动）涌向凡尔赛宫的各个公园。今天，公园里的喷泉和瀑布、林荫小径和草坪全部向平民百姓开放。主要的娱乐节目本是当天晚上的烟火，其规模应是宫廷有史以来最大的。但是，天公使放烟火的计划落空了。一场暴风雨来了。骤雨铺天盖地般倾泻而下，老百姓乱哄哄地、十分扫兴地跑回巴黎。成千上万的人浑身湿透，冷得发抖，在风暴的驱逐下，叫嚷着，摇摇晃晃地沿街乱跑。公园里的树木被风雨刮得剧烈地摇曳着。这时，在新建的剧场大厅里，几千支蜡烛大放光芒，一场盛大的婚宴开始了，这是任何暴风骤雨和世俗生活都干扰不了的。路易十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在豪奢方面超过他杰出的前任路易十四。六千名上等的贵族宾客好不容易弄到了人场券。当然，他们不是为了吃上一顿，而只是为了能够从楼座上恭敬地观看二十二名王室成员怎样使用刀叉进餐。六千名宾客屏住气，生怕破坏这盛宴的庄严气氛。一支由八十人组成的乐队在大理石拱廊上演奏着，只有那轻柔的乐声伴随着这丰盛的晚餐。然后，国王一家迈步离去，法国卫队敬礼致意，贵族恭顺地弯下腰来夹道欢送。正式的庆典结束了。现在，这位日后要成为国王的新郎要尽的职责与普通的新郎没有什么两样了。于是太子妃在右边，太子左边，国王领着这对已婚的孩子（两人的年龄加起来刚过三十岁）走向卧室。到了洞房里还要遵守礼仪。因为，除了法国国王本人，谁能够将睡衣递给正位继承者呢？除了地位最高的、新近结婚的贵妇（比如夏尔特公爵夫人），谁又能够将睡衣递给太子妃呢？但是，能接近新婚床的人除了新郎和新娘外，就只有兰斯大主教一人。他为新婚床祝福，喷洒圣水。
宫廷人员终于离开了洞房。路易和玛丽·安托内特婚后第一次单独待在一起。新婚床上的绣帐沙沙地放下，如同织锦的帷幕遮掩了一出看不见的悲剧。
第一天晚上在那张床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第二天早晨，年轻的丈夫在日记中写道：“什么也没有。”这是十分不幸的双关语。不管是宫廷礼仪还是大主教对新婚床的祝福都无法排除太子生理上令人难堪的障碍。房事不能进行，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这次婚姻没有完成，今天和明天没有完成，今后几年仍然如此。玛丽·安托内特嫁给一个粗心大意的丈夫。起初人们认为，这位十六岁的年轻人只是由于胆怯，没有经验，或者“成熟较晚”（我们今天可说发育不良），因此在同这位迷人的姑娘同床时显得力不能及。这位经验丰富的母亲想，安托内特千万不要急躁，不要增加心理负担，并提醒女儿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只是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兴致”，一七一七年五月她给女儿的信中这样写道，并建议女儿要“温柔、爱抚”，但是也不要过于殷勤，“过于殷勤反而会把一切弄坏。”不过，这种状况延续了一年、两年之后，女皇开始对这位年轻人的“奇怪行动”感到不安。太子的良好愿望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对漂亮的妻子已经越来越温柔。他经常在夜里到妻子的房间去，不断地进行无用的尝试。但是在最后关键时刻，一种“可恶的魔力”，一种神秘的令人不愉快的故障妨碍了他。无知的安托内特认为，这只是由于不熟练和年轻而造成的。由于缺乏经验，这位可怜的姑娘甚至明确地否认“这里流传的关于他无能的卑鄙的谣言。”她母亲现在很关心这件事。她让人把宫廷御医范·斯维滕叫来，同他商量“太子奇怪的冷漠”的问题。御医耸耸肩膀。如果这样一个迷人的年轻姑娘都不能使太子激动起来，那么任何药物都是不起作用的。于是玛丽亚·特蕾西亚接二连三地写信到巴黎。最后，经验丰富、深为内行的国王路易十五对他的孙子查问了一番。接着，向法国宫廷医生拉松透露了情况。御医对这位可悲的性爱英雄做了检查，并得出结论：太子的性无能不是因为心理原因，而是由于无关紧要的器官上的缺陷（包皮）而造成的。“有人说，因为包皮勒得太紧，以致那个东西进不去，并且由于相应的冲动而产生剧烈的疼痛。有人却认为，因为那包皮裹得太紧密，以至于不能在需要的时刻勃起，不能伸展使那东西的龟头得以膨胀。”（西班牙大使的秘密报告）紧接着就是不断地举行会诊，以便决定外科医生是否应该动手术刀，“为了使之能够干活，”正如人们在前厅里用讥讽的口气低声所说的那样。这期间，玛丽·安托内特在几位内行的女友教导下，也尽力促使她的丈夫进行手术治疗。（一七七五年她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医生谈到的这种小手术，我也认为有必要，我尽力使他下决心去做这种手术。”）但是路易十六（这期间太子已成为国王，然而过了五年他还不是真正的丈夫）还是优柔寡断，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他犹像不决，还是一再尝试。他反复尝试，不断失败，这种令人厌恶而可笑的情景又拖了两年。这整整七年的时间是多么的可怕，这种状况使玛丽·安托内特蒙受耻辱，引起整个宫延的讥笑，引起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恼怒，也使路易十六丢脸。最后约瑟夫皇帝亲自到巴黎去，以便劝说他那胆怯的妹夫去做手术。然后这位可悲的性爱失意的恺撒幸福地越过了卢比孔河。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的心理，但是这七年可笑的尝试，这两千个夜晚的尝试，已经在他的心里投了阴影。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玛丽·安托内特作为女人和妻子备受屈辱。
有些性情敏感的人也许会问，对这些尴尬而郑重的房事秘密，难道不能避而不谈吗？比如，掩盖国王床上无能的事实，不让人知晓；对房事悲剧悄悄地一笔带过；最好，是委婉地提“缺少做母亲的幸福”。强调这些秘密的细节对刻画人物性格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吗？是的，这些描述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对事情的起因如不坦率直言，人们对国王和王后之间，王位继承人和宫廷之间逐渐产生的紧张，依赖，听从和敌对的关系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将是不可理解的。世界历史上许多造成后果的事件，（比人们通常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都起端于宫闱之中和御床的帷帐之后。但是，个人原因和世界政治历史后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像这场秘密的悲喜剧这样明显的例子，实属罕见。玛丽·安托内特自己把房事问题称作是她忧虑的和期待的“主要问题”。因此，任何对人物性格的描述，如果对此事实加以遮掩，都是不诚实的。
此外，当人们坦率而诚实地谈论路易十六长年房事无能时，真的是揭开了一个秘密吗？决不是，只是十九世纪才以病态的假正经的眼光，把人们自然地讨论生理现象看作是有腐蚀作用的。但是，十八世纪，如同以往的任何时候，一个国王房事能力的强劲或者无能，一个王后生育能力的旺盛或者不育，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政治上的大事和国家的大事。因为这关系到“王位继承权”，因此这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命运。显然，床也像洗礼盆或棺材一样都是人生的一个部分。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玛丽·安托内特之间的通信，都是要通过档案人员和抄写员之手的。但是，在通信中，奥地利女皇和法国王后当时完全是自由地谈论这一离奇的婚姻状况的细节和不幸，玛丽亚·特蕾西亚生动地向女儿描述了同床的好处，并向她暗示，如何灵活地利用每个机会达到亲热的目的。女儿在回信中报告月经来了或者没有来。报告丈夫房事的失败和“稍有好转”，终于高兴地报告怀孕的喜讯。有一次，甚至连《伊菲姬尼》的作曲家格卢克，因为比信使早动身，也受委托传递过这类私人的消息。在十八世纪，人们还能以非常自然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的事情。
但是，要是当时只有她母亲一个人知道那件秘密的性无能的事就好了。实际上，所有的宫廷女侍都在谈论。仆人和凡尔赛宫的洗衣妇也知道此事。甚至在自己的餐桌上，国王有时也得忍受粗俗的玩笑。此外，一个波旁君王的生育能力关系到王位的继承权，是一件严峻的政治大事。所以，所有的外国宫廷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普鲁士、萨克森和撒丁的使节在给国内的报告中，对这件棘手的事情都作了详尽的报道。其中最热心的是西班牙大使阿良达伯爵，他甚至收买宫中仆人，让他们检查御床上的床单，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找到生理学上的根据。在整个欧洲，亲王们和国王们在书信和言谈中都在嘲笑他们那位笨拙的同僚。不单在凡尔赛，而且在整个巴黎，整个法国，国王的房事无能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人们在大街小巷纷纷议论这件事，并把它编成讽剩小品到处传播。在委任摩尔帕为大臣时，广泛地流传着一首恢谐而快乐的小调：
摩尔帕原先无能为力，
国王使他强有力。
大臣非常感激；
陛下啊，
愚臣最大心愿，
就是能够像您。
歌词虽然风趣，但事实上含义却是可悲的，危险的。因为这房事无能的七年在精神上决定了国王和王后的性格，并导致各种政治后果。如果不了解房事无能这一事实，那么这种种政治后果是不可理解的，因为这对夫妇的命运是同世界的命运连在一起的。
如果不了解这一秘密的缺陷，首先就无法理解路易十六的精神状态，由于临床上的事实，他的精神面貌表现出一种因缺少男子之刚而产生自卑感的全部典型特征。在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由于压抑的心理，他缺少活力去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他不愿意抛头露面，不懂得显示自已的意志，更不懂得如何去贯彻自己的意志。一种隐秘的羞愧使他总是笨拙而胆怯地躲开宫中的社会活动，特别不想和女人来往。因为他（从根本上来看，他是个正直厚道的人）懂得，宫中的人都知道他自己的不幸。他看到知情者脸上露出讥讽的微笑，他的举止就变得畏畏缩缩。他有时强制自己做出威严的样子，摆出男子汉的气概、强硬和粗暴。谁都知道，这是打肿脸充胖子的典型表现。他从来都不能做出自由、自然和自信的样子，更不用说威严的样子。因为他在卧室里不是男子汉，所以他在别人面前也不懂得当国王。
但是他的爱好却具有十足的男子气概。他喜欢打猎，喜欢干重体力活，他为自已建造了一个锻工车间，他的车床至今还可以看到。这些爱好与他的临床表现毫无矛盾，反而进一步证实了房事秘闻。正因为，谁不是男子汉，谁就会无意中喜欢扮演男子汉的角色，一个有隐秘缺陷的人总是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刚强。当他骑着大汗淋滴的马儿穿过树林，一连几个小时地追赶野兽时，当他在铁砧旁边干得精疲力竭时，这种纯粹的体力上的强壮就会抵消了那隐密的缺陷带来的苦恼。作为黑腓斯塔斯，他感到舒心愉快，但却无法为维纳斯效劳。当他刚穿上礼服，来到群臣之中时，就感到那种力量不过是一种肌肉力，而不是精神力量，于是马上就显得局促不安起来。人们很少见到他欢笑，很少见到他流露出直正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从性格学上来看，他这种内心里的懦弱意识，最危险的是对妻子的精神状态产生了不良的后果。她的许多行为举止与他的个人爱好是相违背的。他不喜欢她的社交圈子。她那不停的吵闹的娱乐活动，大手大脚的挥霍以及与王后身份不符的轻浮的举动都令他厌烦。对此，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就会立即采取补救的措施。但是，一个男人每天晚上在妻子面前感到羞愧，感到无能，只能当可笑的失败者，白天他又怎能充当大丈夫呢？路易十六因为性无能，因此对他的妻子毫无抵抗能力。相反，这种羞耻的状况持续愈久，他就愈可悲地依赖她，听从她。她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她想要的一切。他反复地无限地迁就她，以此赎回他内心的负罪感。他缺乏意志力——说到底，意志力无非是性能力的精神表现——去专横地干预妻子的生活，去阻止她那明显的荒唐行为。大臣们，身为母亲的奥地利女皇和整个宫廷都失望地看到，一切权力落到一个年轻而放荡的女人手里。她轻率地削弱了国家的权力。按照经验来说，夫妻双方在家庭中已经确立起来的地位在意识上保持不变。尽管路易十六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丈夫，并且成了几个孩子的父亲，但是，本该是法国统治者的他，却是玛丽·安托内特的缺乏意志的奴隶，这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及时地成为她的真正的丈夫。
路易十六的性无能十分严重地影响了玛丽·安托内特的精神发展。从两性的对立现象来看，同一种性障碍在男人和女人的性格上会产生不同的现象。一个男人的性能力发生故障，他就会产生压抑的心理，并缺乏自信心，而他的妻子准备献身，却不能如愿，必然就会流露出过度兴奋和狂放不羁的情感，其跳动着的充沛的活力就会进发出来。从生性上来看，玛丽·安托内特本来是完全正常的。她是一个富有女性特征的温柔的女人，这决定她会成为贤妻良母，或许她只等待许配给她一个真正的丈夫，但是厄运要她这个情感丰富的人陷入不正常的婚姻，嫁给一个缺乏男子之刚的人。当然，她结婚时才十五岁，她丈夫令人讨厌的性无能还不会给她带来多少心理负担。因为，一个姑娘到了二十二岁还是处女，谁会认为这种情况在生理上是不正常的呢！但是，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使她的神经受到震惊和危险的刺激的原因在于，由国家分配给的丈夫不是让她在保持贞洁的情况下度过那七年徒有虚名的婚姻生活，而是让那个笨拙的、心情压抑的丈夫在她年轻的身体上反复地尝试了两千个夜晚。一年又一年，通过失望、羞耻和屈辱的方式，她的性欲受到了刺激，但没有一次得到满足。不用神经医生就可以确认，她这种危险的过度的活力，这种对什么事都不满意的态度，这种轻率地追求享乐的行为，正是由于她丈夫不断进行性刺激又得不到性满足而造成的医学上的典型后果。因为她在心灵深处没有激动过，也没有满足过，所以，这位结婚已七年而尚未被征服过的女人，就不断地寻求活跃而热闹的场面。开始时，她只是天真地快乐地玩玩而已，逐渐地，这种玩乐发展成为一种痉挛的、病态的、被整个宫廷认为是胡闹的享乐癖。对此，玛丽亚·特蕾西亚和所有朋友都极力反对过，但都枉费心血。国王因为房事无能，通过沉闷而疲劳的体力劳动来消除烦恼。同样，王后也通过与女土热情交友，与年轻的宫廷侍臣打情骂俏，通过梳妆打扮，以及通过类似缺点的发脾气来发泄她那用非其所的和毫无用处的感情。她一夜又一夜地避开双人床，避开这个给她带来屈辱的可悲的地方。当她不称职的丈夫因为打猎弄得疲惫不堪早已酣睡时，她却在歌剧院、娱乐厅、晚宴上和乱七八糟的社交聚会中消磨时光，直到清晨四五点钟。她要靠别人的热量来温暖自己，她是个有失身份的王后，因为她嫁给了一个无能的丈夫。但是，这种轻佻的生活实际上没有乐趣，仅仅是内心绝望的反映。她有时候的极度忧伤说明了这点。当她的亲戚夏尔特尔公爵夫人生下一个死婴时，她曾强烈地大声呼喊。对此，她写信给母亲：“这件事肯定是可怕的，但我宁愿走到这一步。”只要能生个孩子就好了，哪怕是死婴！只求最终能摆脱这种无望的不体面的状况，只求最终能成为她丈夫的真正妻子，而不总是像现在这样，婚后七年还是处女。要是不理解玛丽·安托内特隐藏在享乐癖后面的绝望心情，就不可能解释和理解她最终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后发生的明显变化。突然间她的神经变得明显镇定起来，简直变成另外一个玛丽·安托内特。在后半生中，她成了一个能自我克制、意志坚强和大胆果敢的人。但是这个转变来得太迟了。婚姻生活也同童年时代一样，最初的经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心灵最细微最敏感的地方要是出现一丝裂痕，几十年时间都难以愈合。感情上最深的看不见的创伤难以完全治愈。
但是，这一切只不过是个人的悲剧，这种悲剧今天在关闭的大门后面每天都在重演。可是在这个事例中这桩不幸的婚姻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已远远超出了个人生活的范围。因为，这对夫妇一个是国王，一个是王后，他们不可避免地要站在公众注意力的哈哈镜里，有些对别人来说是秘密的事，在他们身上却成了人家闲聊和评论的话题。像法国宫廷那样乐于讥讽人家的宫廷，自然不会满足于以同情心去对待这件不幸的事情，而是不断地去打听，玛丽·安托内特会以什么方式去弥补丈夫因为性无能带给她的损失。他们看到，她年轻迷人，满怀信心，卖弄风情，感情强烈，正当青春年华；他们知道，这个天仙般的女子嫁给了一个可悲的丈夫。因此那些无聊之辈只关心一个问题：她和谁一起欺骗她的丈夫。正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可报道，因此王后的声誉成了无聊的话题。只要王后跟某个宫廷待臣（比如洛宗或科克尼）外出，那些无聊的饶舌者就会说他是她的情人。清晨，要是她和宫女以及侍从在公园里散步，人们马上就会说这是难以置信的放荡行为。整个宫廷一直想象着这位失望的王后的爱情生活。然后，根据流言蜚语编成讽刺小调、杂文和淫秽的诗歌。起先，宫女用扇子遮住自已的脸偷偷地弄到这些下流的诗篇，然后传出宫外，将其付印，流传民间。后来，当革命宣传开始时，雅各宾派的记者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找到证据，证明玛丽·安托内特是淫妇的典范和无耻的罪人；检察官只要打开充满色情诽谤的潘多拉的盒子，就可以将她细细的脖子压在断头台上。
于是，婚姻生活紊乱的后果超越了个人的命运范围，影响到了世界历史的领域。王权的崩溃实际上不是始于巴士底狱，而是始于凡尔赛。因为，有关国王性无能的消息和王后对性生活感到不满意的恶毒谣言，能够如此迅速地从凡尔赛宫传遍全国，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秘密的家庭和政治的背景。也就是说，宫廷中有四五个人（都是国王的亲属）由于玛丽·安托内特对婚姻感到失望，他们对此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兴趣。主要是国王的两个弟弟，他们特别高兴地看到，由于路易十六患有可笑的生理上的毛病以及他害怕动手术，这样不但破坏了正常的婚姻生活，而且也打乱了王位的继承顺序，使他们看到了也有登上王位的意想不到的机会。路易十六的大弟弟普罗旺斯伯爵，也就是后来的路易十八（只有上帝才知道，他经过怎样曲折的道路才达到目的），他永远无法忍受一生只能站在王位后面充当副手，而不能亲自掌握君主之权杖。目前，王位正缺继承人，如果他不能继承王位，也能当摄政王，因此，他简直无法抑制内心的焦虑。但是，他同样也是个没用的丈夫，他也没有子女。国王的第二个弟弟阿图瓦伯爵比起没生育能力的两个哥哥占有优势，因为他可以让他的儿子成为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因此，对于普罗旺斯伯爵和阿图瓦伯爵来说，玛丽·安托内特的不幸正是他们的幸福，这种不幸的状况拖得愈久，他们愈感到胜利在望。因此，当国王婚后第七年突然产生了男子活力，夫妇之间的婚姻生活完全正常时，那两个弟弟发泄了巨大的仇恨。普罗旺斯伯爵的希望被彻底地破灭了，对此，他水远不能原谅玛丽·安托内特，在笔直的道路上他没有得到的东西，他试图通过曲折的道路得到它。自从路易十六做了父亲之后，他的这个弟弟和他的几个亲戚就成了他最危险的敌人，大革命在宫中有了得力的助手。王公贵族的双手为它打开了宫中的大门，为它提供了最好的武器。房事秘闻事件比起所有的外部事件更严重地从内部瓦解王权，并使之崩溃。几乎总是有一种秘密的命运将一种外表可见的公开的命运吸引过来，几乎每一件世界大事都是内部个人冲突的反映。由细小的原因发展成巨大的后果，这永远是历史上重要的秘诀之一。一个人出现暂时的性功能障碍使整个世界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这种情况不是最后一次。塞尔维亚人亚历山大性无能，他在性爱上迷恋于德拉加，马中（这个女人使他摆脱了性的苦恼），这两个人被谋害，卡拉乔治维奇被任用，与奥地利为敌以及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同样是无情的有如雪崩似的逻辑后果。因为历史有如无形的线，编织出命运逃脱不了的网。历史有如结构奇妙的驱动装置，在这个装置中，最小的推动轮可以带动无比巨大的力。玛丽·安托内特的一生也是这样，微不足道的琐事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她婚后最初几夜和几年中显然可笑的经历不仅影响了她的性格，而且也影响了世界的发展。
但是，乌云还在远处聚集。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她的思想还单纯，哪里能想到这些后果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她正与她那笨拙的伙伴天真烂漫地开玩笑，并满怀着愉快而激动的心情，闪烁着明亮而好奇的目光微笑地认为，她正一步一步地登上通往王位的台阶。可是，最后停在她面前的却是断头台。上帝一开始就把黑签分配给某人，但不给其任何暗示，而是任其毫无疑心地无拘无束地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可是命运却向他迎来。
长期以来，汉斯·阿克赛尔·冯·费森的名字和外表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份公开印发的情人录里没有他的名字，在使节的信件里和当时的一些报道中从未提起过他。费森也不是波莉涅克夫人客厅里的常客，在显眼的地方和公开的场合根本看不到他那高大而庄重的身影。他那刻意的矜持和明智的克制使他免遭宫廷内部一些人的恶毒攻击，但同时也长期为历史所忽略。由于他谨慎的态度，王后玛丽·安托内特那埋藏得最深的生活秘密可能永远都不会被揭露。十八世纪下半叶突然流传着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谣言：在瑞典的一座宫殿里收藏着好几叠玛丽·安托内特的私人信件，这些封存得很好的信件一直不允许任何人接触。起初并没有人相信这种未被证实的谣传，直到有人将这些秘密信件拿出来发表后，尽管隐秘的细节全被无情地删除，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北方贵族还是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首要的位置，凌驾于玛丽·安托内特所有朋友之上，原来他才是王后最亲密的朋友。这些信件的问世彻底改变了王后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那种轻浮女人的形象，就像上演一出描写人的心灵深处的戏剧，情节既感人又惊险；又好像是画一幅风景画，它的一半描绘阴暗的王宫景色，另一半被断头台阴森的影子笼罩着，同时又等于写一部令人震撼的小说，也许只有历史本身才敢编造出这样的故事：一对恋人炽烈地相爱着，他们出于责任感和谨慎不得不将自己的秘密隐藏起来，并一再被迫分离，又不断地想尽一切办法冲出重围，和对方相聚。这对恋人，一个是法国王后，另一个是来自北部国家的上等年轻贵族。这两个人的命运背后却是王朝的垮台和充满恐怖的年代一一历史中烽烟滚滚的一页。人们只能从片纸只字中逐步地辨认和猜测出事实的真相，正因为这样才使故事更加扣人心弦。
这出精彩的历史爱情剧的开端一点也不富丽堂皇，完全是当时的洛可可式的风格。它的序幕就好像是从福布拉斯的作品那儿抄来的一样：一名年轻的瑞典人，上议员的儿子，继承了上层贵族显赫的名字。刚满十五岁，他就在家庭教师的陪同下出外旅行学习，历时三年，以了解世界，增长知识，完成学业。阿克赛尔在德国学习骑术和作战艺术，在意大利学习医学和音乐，在日内瓦拜访了著名学者、智慧的化身伏尔泰先生。在当时来说，这次拜访对他非常重要。瘦削的伏尔泰身穿绣花睡袍，热情地接见了他。就这样，费森便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此时，十八岁的费森只缺量后一门修炼课程了，而理想地点自然是巴黎，他在这里学习优雅的谈话风度和高贵、文雅的举止。之后，一位十八世纪的年轻贵族的典型的教育课程才算完成。这名学业完善的宫廷侍臣便可担当使节、部长或将军的职务，上层社会向他敞开大门。
汉斯·阿克赛尔·冯·费森出身贵族，风度翩翩，聪明能干，具有外国人那特别的光彩。此外，他还有一个极其优越的条件：非常英俊，腰背挺直，肩膀宽阔，健壮而不笨拙，堂堂一名斯堪的纳维亚男子汉。人们看见他画像上那张坦诚、五官端正的脸，那双明亮的眼睛，坚定的目光和两道弯弯的、惹人注目的浓眉时，就会立即对他产生好感。还有，他有着宽阔的额头和性感的嘴唇，这张嘴懂得何时应该保持沉默。人们从画像上就晓得，一个真正的女人一定会爱上这样的男人，并觉得他可以信赖。费森不爱闲聊，单调乏味，不是有趣的旅伴，不善于交际，也不是才子。他虽然智力平平，但诚实坦率，举止自然得体。早在一七七四年，瑞典大使就自豪地向古斯塔夫国王报告说：“我在任期间，所有来过我这里的瑞典人中，就数他最受上流社会的欣赏了。”
这个年轻的宫廷侍臣性情温和，并懂得享乐。女士们赞美他有一颗被冰包住的火热的心。他在法国并没少去娱乐消遗，他积极参加所有的宫廷舞会和大型宴会。于是便出现了奇遇：一七七四年一月二十日的晚上，在名流云集的歌剧院舞会上，一位身材苗条、衣着华贵的年轻女子步伐轻盈地朝他走来，脸上戴着丝绒面具。她毫无顾忌地和他攀谈起来。受宠若惊的费森十分欣喜，立即投入到兴致勃勃的谈话中去。他发现这位胆大的谈话伙伴很有魅力，谈吐风趣，可能他对这个夜晚已抱有奢望呢。但他很快就发现几名好奇的男士和女士在交头接耳，并慢慢地把他们俩团团围住。他和那个戴面具的女子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成为晚会的中心。这时，局面已变得十分难堪，神秘女子居然摘下面具：原来是玛丽·安托内特（宫廷史册上还末有这种事件的记载）。这位法国王妃又一次偷偷离开一天到晚只想睡觉的丈夫，驱车前往歌剧院参加舞会，并且和一位陌生的绅士闲聊起来。为了避免引起太大的轰动，宫女们赶紧把这个逃跑的人围起来，把她带回包厢。但是，在凡尔赛宫这块是非之地又哪有什么秘密可言？人们对王妃这种违反宫廷礼仪的行为表示惊讶，大家议论纷纷。看样子，大使梅尔西可能翌日就会很生气地将这件事告到玛丽亚·特蕾西亚那里去，从舍勃隆宫将会派信使送来一封令人烦恼的快信，严厉指责这轻浮的女儿，告诫她不应该再到处游荡并参加这种该死的化装舞会，免得让人说三道四。但玛丽·安托内特已实现了自己的意愿，她喜欢这个年轻人，并且已向他表达心声。从那个晚上开始，这个职位并不显要的贵族青年成了凡尔赛宫所有舞会上的嘉宾。是否因为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使这两个人互相倾慕起来？对此，人们一无所知。不管怎样，一起重大事件中断了他们之间（当然还没有越轨）的暖昧关系。太子妃因路易十五的去世在一夜之间成了法国王后。两天之后（是否有人给他暗示？）汉斯·阿克赛尔·冯·费森动身返回瑞典。
第一幕就这样结束了。当然不能把它看成是风流爱情的开始，它只不过是一出戏剧本身的序幕：两个十八岁的青年男女偶然相遇，并相互产生好感，用现代的话说，这是舞会上的友谊，中学生的谈情说爱罢了，实质性的东西并没有发生，也没有触及感情的深处。
第二幕：四年后，一七七八年，费森再次来到法国。他父条派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出来招引一位有钱女子为妻，最好是家在伦敦的雷厄小姐或日内瓦银行家的女儿奈克小姐，这位小姐后来成为斯达尔夫人而举世闻名。可是，汉斯·阿克赛尔·冯·费森对结婚并没有特别的兴致，什么原因人们后来才知晓。这位年轻的贵族一抵达巴黎便穿上礼服，入宫拜见。人们还认识他吗？有人还记得他吗？国王一脸不高兴地点了点头，其他人冷漠地朝这个无足轻重的外国人看了一下，谁也没有对他讲一句客套的话。只有王后，一看清是他，便激动地喊了起来：“啊！我们不是早就认识了吗？”她并没有忘记她那位英俊的北方贵族，而且重新激起对他的兴趣（这次可不是短暂的时间了）。她邀请费森参加她的社交聚会，她对他非常亲切和蔼，就像初次在歌剧院相逢时那样，首先采取主动的仍然是玛丽·安托内特。过了不久，费森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在我认识的王室人员中，王后最和蔼可亲。她曾很关心地问起过我。她问格罗茨，我为什么不参加她礼拜天的游戏活动。当她听说，有一天我是来了，但宴会已被取消时，她竟然向我表示歉意。”这位高傲的公主对伯爵夫人们的问候从来不予理睬，七年以来从未向红衣主教罗安打过一次招呼，四年之间也没有向杜巴里夫人点过一次头，现在却向一位年轻的外来贵族道歉，仅仅因为他想进凡尔赛宫赴宴而扑了空。想到这些，人们完全可以用歌德的一句话来形容她对这位瑞典贵族的厚待：“对男童倍加宠爱。”几天后，年轻的费森又写信告诉他的父亲：“我每次参加她的游戏活动时，她都和我谈话。”和蔼可亲的公主不顾一切宫廷礼仪的规定邀请年轻的瑞典人穿上本国军服到凡尔赛宫来，她很想知道他穿上民族服装后的样子（女人堕入情网后的兴致）。英俊的阿克赛尔当然满足了她的愿望。旧戏又重新上演了。
但这次演的戏对王后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宫廷里有上千双眼睛在监视着她。玛丽·安托内特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地行事，因为她不再是从前那位十八岁的、年幼不懂事的小公主，那时做出傻事情情有可原，她现在是法国王后。但她情窦已开，那个笨拙的丈夫路易十六要经历七个可怕的春秋才学会在夫妻生活中履行做丈夫的职责，使王后真正成为他的夫人。说真的，像她这样一位亭亭玉立、俊俏美丽、感觉灵敏的少女，如果将大腹便便的丈夫拿来和青春焕发的心上人比较时，不知有何感受？初次狂热地堕入情网的王后每次见到费森都总是不自觉地表现得非常殷勤，甚至会因不知所措而验红，所有好奇者都能觉察到她对费森的感情。再说，玛丽·安托内特一向以来不管是喜欢或厌恶都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这种情感外露的性格容易给她带来麻烦。一名宫女宣称，有一次她看得非常清楚，当费森突然走进来时，王后惊喜交集地颤抖起来。另外有一次，王后坐在钢琴旁为宫廷全体人员演唱“黛窦”咏叹调。当唱到“啊！当我在宫廷里看到您时，我是多么的激动！”时，她那双通常显得冷淡的蓝色眼睛热情而温柔地朝她暗地里（如今已不是秘密）选择的心上人望去并立即引起一大堆闲话来。对他们来说，国王和王后的亲昵行为就是最重要的国际大事。于是，整个宫廷都在密切注视着此事。人们很想弄清楚：王后会不会让费森成为她的情夫？是什么时候？过程是怎么样的？由于王后的感情容易向外泄露，所以，除了她本人没有意识到之外，大家都能看出，只有费森一人能赢得王后所有的爱，包括最后的爱，只要他大胆一些，或者只要他不那么规矩，猎物马上就能到手。
但费森是个瑞典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很有个性。就北欧人的性格而言，他们一方面潇洒浪漫，同时又冷静理智。他很快认识到，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王后非常爱他，这点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然面，尽管他本人也热爱和敬重这个迷人的年轻女子，但他很正派，所以不愿利用这种感情上的偏爱让王后白白遭人议论。假如纵情于不严肃的恋爱关系，就会立即引起空前的丑闻，因为王后对这个瑞典人的柏拉图式的宠爱已经使她的名誉有所损坏。另外，扮演约瑟夫的角色以及冷漠地拒绝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的示爱，对热情奔放又年纪太轻的费森来说谈何容易。这位好小伙子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下做了可能做得到的事，这个时刻他做了最崇高的决策：他决定远远地离开声誉受到威胁的王后，他报名参加开赴美洲的部队，当上拉法叶特的副官。他在线还没有缠绕到解不开时就把它剪断，他不愿意看到一场爱情悲剧的发生。
有关这对情人的离别，我们手头有一份不容怀疑的文件，是瑞典大使写给古斯塔夫国王的那封公函，这是一份王后向费森表示爱慕的历史见证。大使是这样写的：“我必须禀告陛下，年轻的费森受到王后的倾爱，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嫌疑。我不得不承认，我本人也确信，王后对费森有爱意，因为我察觉到种种明显的迹象。年轻的费森伯爵在这个时候表现得十分出色，他谦虚矜持，尤其能当机立断，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到美洲去的决定。他的离去排除了一切危险，而他能不为这种诱惑所动毅然做出这种决定，说明他有坚强的意志，这样做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范围，实在难能可贵。在最后的日子里，王后的眼睛一直离不开他，当她看到他时，他们的眼睛里都充满了泪水。我恳请陛下，除了你和费森议员外，要千万保守这个秘密。当宫廷里那些受宠的臣仆听说伯爵要离开的消息时，都十分高兴。费兹·雅姆公爵夫人曾对他说：‘什么，我的先生，您就这样丢下被您征服的人于不顾吗？’费森回答说：‘如果我真的征服了一个女人，我是不会抛弃她的。我现在走得心安理得，没有一点儿遗憾。’我相信，陛下会承认，这是一个超越一个人的年龄范围之外的回答，既明智又冷静。顺便提一下，如今王后比以前明智多了，也更能克制自己。”
维护玛丽·安托内特“贞洁”的人不断地挥舞这份文件，把它作为旗帜来证明她是清白无辜的。这些辩护者们宣称：费森在差点犯私通罪的一刹那退了下来，这对情人强压住心中眷恋之情，的确令人钦佩，他们强烈的情欲终于保持了“纯洁”。但这份文件只能暂时证明一七七九年玛丽·安托内特和费森还没有过分亲呢的交往这一事实，它并不能说明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其实，以后几年才是他们的爱情关系发展到非常危险的时期。我们现在只不过看完第二幕，离他们进入错综复杂的爱情纠葛中还差得远呢。
第三幕：费森再次回到巴黎。经过四年的自愿流放，一七八三年六月，他同援美部队一起回来，在布勒斯特上岸后便直奔凡尔赛宫。在美洲期间，他一直和王后保持通信联系，但爱情总渴望两人相聚在一起：“但愿不必再分离！终于能够在一起了！最好离得近些，无须在遥远的地方相望。”很明显，费森是根据王后的愿望立即申请法国部队军官的职位的。原因何在？费森那老练而节俭的父亲，瑞典上议员对这个谜一直没有解开。为什么阿克赛尔一定要留在法国？他是一名有经验的军人，一个古老的名门贵族的继承人，此外又是古斯塔夫国王的宠儿，在家乡有各种各样的职位任他挑选。这位失望的议员生气地再三问道：“为什么一定要留在法国？”儿子只好急忙地制造谎言来应付半信半疑的父亲，说他是为了要娶腰缠万贯的继承人瑞士小姐奈克。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结婚这个问题。在同一个时间内，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他姐姐，将心里话告诉她：“我已做出决定，永不结婚，这好像有点不合情理……我唯一想和她结婚的女子很爱我，可是，我却不能娶她。既然如此，我下决心终生不娶了。”
这还不够清楚吗？还要去问那个“唯一”的女子，那个爱他但却不能和她结婚的人，还有那个他在日夜中称之为“她”的人是谁吗？费森和王后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否则他不会对姐姐这么肯定，这么坦白地承认玛丽·安托内特对他有情意。尽管他给父亲摆出上千条难以写在纸上的个人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要留在法国，其实，真正的理由只有一条：玛丽·安托内特希望、也可能是命令这位精选的情人长期留在自己的身边。这点他当然不愿告诉父亲。费森一申请军职，谁马上就“开恩”地关心和插手此事呢？（玛丽·安托内特从来不参与军队任命的事务）又是谁很快地（违背一切常规）将费森的军职任命通知瑞典国王呢？不是唯一负责此项任务的最高作战总指挥国王，而是通过一封由他妻子，即王后亲笔写的信件。
在这几年或者以后的几年里，玛丽·安托内持和费森之间那种亲昵关系很可能发展到最密切的程度。作为副官费森不得不（很不情愿）陪同国王古斯塔夫出外旅行访问两年。但到一七八五年，费森终于在法国待下来了。这些年来，在玛丽·安托内特身上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那次项链事件令这位太容易轻信别人的王后开始变得孤独起来，并学会看事物要看本质。她退出令她头昏脑涨的圈子，这些人虽然聪明过人，但不可信赖；虽然表面风趣，但实际阴险奸诈，他们彬彬有礼献殷勤，其实是闹着玩的。她对这些毫无价值的人感到心灰意冷，大失所望。现在她终于找到一位真正的朋友。在这种到处充满仇恨的气氛下，她越来越需要温柔、信赖和爱。她现在已经成熟，不会再由于虚荣和愚蠢而浪费时间去听那些阿谀奉承的话并自我陶醉，而是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一个坦率、果敢的人。再说费森，他天生侠义，自从知道王后被中伤、诽谤、受到监视和威胁后，才全心全意地去爱她。当王后到处受人宠爱，被捧为女神，被拍马屁的人包围时，费森不愿接受她的爱。但在她孤独无援，急需帮助时，他才敢大胆地去爱她。他在信中告诉姐姐：“她很不幸，她那最值得钦佩的勇气令她更加富有魅力。唯一令我感到内疚的是不能替她解除痛苦，使她得到她本应得到的幸福。”她越是不幸，越是孤独和心烦意乱，就越激发他那男子汉的意志，决心通过爱为她弥补一切。“她常常同我一起流泪，你想我是否应当爱她。”灾难越逼近，两人爱得就越深，也就更加迅速地紧靠在一起。对她来说，是希望在极度失望之中能从他身上得到最后的一点幸福。而对他来说，是希望能通过他那豪侠的爱和彻底的自我牺牲来代替他失去的王国。
当初只不过是肤浅的爱，如今已发展成心灵的相爱，谈情说爱发展成为真正的爱情。两人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掩人耳目，把他们之间的关系隐藏起来。为了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免得引起怀疑，玛丽·安托内特没有把这个年轻军官派到巴黎的卫戍区去，而是到边界附近的瓦伦谢讷。当“有人”（在日记中，谨慎的费森是这样写的）召他进宫时，他在朋友面前会尽量采用各种方法来掩盖他出门的真正目的。这样，人们就不知道他是去了特里亚农宫，也就没有人能说三道四了。他在凡尔赛宫给他姐姐寄去的信中提醒道：“千万别告诉任何人我是从这儿给你写信的，因为其他信件都是注明从巴黎寄出的。再会，我该到王后那儿去了。”
费森从来不参加波莉涅克夫人的社交聚会，在特里亚农宫，他不在王后的至亲好友之间露面，也从不参与滑雪、舞会和各种游戏活动。在这些场合中，尽量让那些表面看上去是王后的宠儿们耀武扬威、表现自己吧，因为这些人在献殷勤时就不知不觉地替王后掩盖了秘密，转移了宫廷方面的注意力。他们控制了白天，但晚上是费森的天地。他们对王后表示敬意，和王后聊天，而真正被王后深深爱着的费森却默不作声。圣·普里斯特深知内情，他当然什么都很清楚，只有一件事他不知道，那就是他自己的妻子也在痴迷地爱着费森，并写了多封灼热的情信给他。圣·普里斯特肯定自己的说法比任何人都可靠，他是这样说的：“费森每个星期都到特里亚农宫三至四次，王后也是这样做，并且从不带任何随从，尽管受宠的费森谦逊又谨慎，从不吹嘘自己，是王后所有朋友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位，但这些幽会引起公众的流言蜚语。”当然，在这五年中，这对情人的单独相会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时间短暂，来去匆匆，因为虽然他们有勇气，宫女也十分可靠，但玛丽·安托内特还是不敢过于放肆。直到一七九0年，在他们离别前不久，沉湎于幸福爱情之中的费森说道，他终于能“和她”度过整整的一天。王后和她的天使情人的约会只能在晚上和早晨之间进行，在花园里隐蔽的地方，或者是分散在特里亚农宫的某间很偏僻、不易望见的哈米奥乡村小屋里，这就像《费加罗》中花园的一幕，伴随着轻柔浪漫的曲调神秘地在凡尔赛宫的灌木丛间和特里亚农宫弯弯曲曲的小道上演至剧终。此刻已响起《唐·璜》前奏曲里隆隆隆的鼓声，骑士团首领跨着沉重的步伐冷酷地来到门前：第三幕的格调逐渐起变化，从洛可可式的柔和转到革命悲剧的壮现场面，乐声也慢慢地加强。直到最后一幕，恐怖的场面充满血腥和暴力，使剧情达到高潮。此时出现离别时的绝望和毁灭前的极度兴奋的场面。
在最危急的时刻，所有其他人都逃之夭夭，但这位在享有幸福时不愿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的唯一真正的朋友却挺身而出，他准备着与她共生死，为她而牺牲。在暴风雨来临时，灰暗的天空下出现了他那一直隐蔽着的堂堂男子汉的威武身影。他所爱的人受到的威胁越大，他的决心就越坚定。他们俩已不顾一切地冲出在哈布斯堡公主、法国王后和外来的瑞典贵族青年之间设置的传统习俗的界限。费森每日都来到王宫，一切信件都是经过他的手。王后每次做出决定都和他商量，最艰巨的任务和最危险的机密都托付给他，只有他才了解玛丽·安托内特的想法和意图、忧虑和希望，也只有他才察觉到她的泪水、沮丧和悲愤。所有人都已离她而去，王后已一无所有，在这关键时刻，她终于找到了她一生中寻觅已久的知己：这位忠实、正直、刚烈果敢的朋友。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玛丽·安托内特的感情生活中，汉斯·阿克赛尔·冯·费森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不是像人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所臆测的那样，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而已。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知道，他与王后的关系绝不只是一场风流韵事，也不是什么浪漫的打情骂俏或是行吟诗人式的艳遇。他们的爱情在二十年漫长的岁月里经受过千锤百炼，显示了无比的力量，有着如火如荼般狂热的激情、藐视一切的气概以及宽宏大度的感情色彩。困惑着我们的只是拿不准他们相爱的形式而已，当男女双方热切相爱，而女方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拒绝委身于对方时，有人就卑鄙地称这种爱情为“纯洁”的爱情。这种说法在上一个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备受青睐。果真是那种爱情吗？而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彻底自由地、勇敢而不顾一切地把自已所有的一切都慷慨奉献给对方的爱情则被认为是“有罪的”，是“不可饶恕”的。那么汉斯·阿克赛尔·冯·费森终其一生仅仅只是浪漫地崇拜着玛丽·安托内特的一名骑士式的佣人吗？抑或是她不折不扣的真实的有肉体关系的情人？他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不！绝对不是！”某些忠君保皇的反动传记作家立刻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他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维护“他们的王后”的“纯”，免她遭受任何一种“侮辱”。维尔纳·冯·海登斯腾就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声称：
“费森对王后的爱就像行吟诗人与圆桌骑士们的爱情一样庄严而尊贵，从未被任何肉欲的念头玷污过。玛丽·安托内特亦深爱着费森，但她同样从未有一刻忘记过她作为妻子的责任和作为王后的尊严。”也就是说，费森与玛丽·安托内特是一对恋人的说法，对于玛丽·安托内特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狂热的崇拜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是无法忍受的。他们抗议竟然有人认为法兰西最后一位王后会背叛我们历代先王的母亲们代代相传的美德。
请看在上帝份上，不要再对这种“令人发指的诬蔑”（龚古尔语），作什么研究和探讨了吧。谁哪怕只是想去碰一碰这个题目，那些“王后贞操”的盲目的卫士们便会神经质地跳起来发出警告并叫嚷：决不能让所谓揭示真相的“阴险、可耻的用心”得逞！
那么我们果真得屈从于这些命令？对于费森终生是否只用超然脱俗，有如“额前围着一轮光环”般圣洁的眼光去看待玛丽·安托内特，抑或也用一个男性的、常人的目光对待这个问题，他们真的必须三缄其口？不！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因为感到羞涩，对这种问题难以启齿而因此回避它，那岂不是就让一个有实质性的问题就此滑走了？因为对于一个人，如果我们不清楚他最后的内心隐秘，就不能说我们已经了解他。尤其对于一个女人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不了解一个女人爱情的实质，也就不了解她的本性。有史以来，凡是长年受到压抑的情欲一般都必然不会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轻轻地擦过，它一定会占据这个人的感情世界，并把它填塞满满的。这在我们现在的这一对情人身上就反映出来。我们要弄清王后与费森之间的爱情实际上达到了什么程度，这并不是多余的事，也不是要恶意挖苦。我们只是觉得这样做对了解一个女人的内心世界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了能画好一幅画，我们必须睁大我们的双眼。也就是说，让我们去面对事情本身！去审情度势！去翻阅文献！去作调查研究！也许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
第一个问题：假设玛丽·安托内特毫无保留地完全委身于费森，按照小市民的道德观念来看，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那么，是谁指控她犯了这种罪行呢？在她的同时代的人中，指控她犯了这种罪行的仅有三个人。当然，这三个人位极登峰，绝不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窃听别人秘密的市民无赖，而是值得信赖的知情者。他们是拿破仑、塔列朗和路易十六的大臣圣·普里斯特。其中圣·普里斯特还是日常发生一切事件的目击证人。所有这三位全都毫不迟疑地而且直言不讳地一致认为玛丽·安托内特是费森的情妇。最了解内情的圣·普里斯特所提供的细节也最为详尽。他以完全客观的、对王后毫无恶意的语气叙述了费森夜间秘密拜访特里亚农宫、圣·克洛德宫和土伊勒里宫的情况。并说费森是拉法叶特特准的唯一可以秘密进人这些宫殿的人。他还谈到波莉涅克夫人是知情的。她似乎还十分赞成这种说法，即王后的相好是一位上等人，因为她认为一个外国人不会从一个受宠人的地位中捞到任何好处。老实说，那些暴跳如雷的贞操捍卫者们也把这三个人的证词撇在一边，并称拿破仑、塔列朗为造谣中伤者，他们可谓大胆至极，实在比去作公正的研究要大胆得多。而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同时代的人以及所有见证人中有谁站了出来，宣称对费森是玛丽·安托内特的情夫的指控是造谣中伤，空穴来风或无中生有呢？没有！一个也没有！值得注意的倒是：恰恰是那些和王后有密切关系的人全都奇怪地一律避而不提费森的名字。梅尔西，这位对于发生在王后身边的事，无分巨细均十二万分认真仔细予以严密关注的人，居然在他所有正式公函里从未提及过费森的名字。每当有信件转交费森时，宫中王后忠实的追随者们一律只写：“信已交给某人”，绝口不提他的姓名。此种默契整整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连早期第一批正式的传记也有意对他避而不谈。这实在大有蹊跷，给人的印象就是：事后肯定有人发出过“训示”，要让这个破坏王后贞操的浪漫传奇的家伙尽可能彻底地被遗忘掉。
这样一来，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工作长久以来就面临着一个困难局面：重大的疑点俯拾皆是，然而证据呢？所有有决定性意义的、有文献资料作为根据的证明材料全被一些热心人变戏法似地变没了，这包括原始罪证在内。因此，要在现存材料的基础上查明真相是办不到的了。在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明材料的情况下，研究费森问题的历史学界人士只能模棱两可地说：“也许是，也许不是。”他仍只好合上案卷叹息：既然得不到写的或者刻印下来的只字片言，亦没有任何在我们所需范畴内有用的证明材料！
但是，在受实物证据严格制约的研究工作无法进展之时，却还是心理分析施展其自由联想本领的好时刻。古文字学不起作用了，心理答辩该登场发挥才能了。根据心理学的逻辑推理出来的东西，往往会比案卷中赤裸裸地陈列出来的事实还要真实得多。假如我们除了依靠历史文献之作便别无他法，束手以待，那么这种研究该是多么的狭窄！同时又是多么的贫乏和不完整啊！要得出公正无误、可以公开揭示的结论就得进行研究，这属于科学的范畴，而对一些复杂的、意义模糊、先要经过一番解释澄清之后方能见其端倪的事物进行研究，则是心理分析大显身手的领域。即使在书面证明材料不充分的情况下，心理学仍可大有作为。对一个人的了解，凭感觉总比凭文件要强得多，丰富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还是让我审查一下文献资料吧！汉斯·阿克赛尔·冯·费森尽管为人倜傥不羁，但却是一个十分有条理的人。他写的日记不漏掉任何个细节，并且总是写得极其认真准确。每天他都细心工整地记下当天的大气、气压，然后记下政治上的大事和个人的私事。一丝不苟的他另外还设了一个邮件登记本，详细记下每封信的收发日期。除此之外，他还对他的这些记载作了说明并妥善地保管了所有的信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显然是一个理想的人物。因为当他在一八一0年去世之后，他给后人留下了关于他一生的完整无缺、条理清晰的档案资料，一份无疑的珍贵财富。
然而这份财富的机遇又如何呢？？有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没有！没有人去研究过它！光凭这一点就足已令人感到离奇了。他的一生小心地——或者我们不如说是担惊受怕地一一严守着这份存于世上的秘密财富。没有人知道世上有这样的一份文献资料存在，更加没有人能窥视这些资料的内容。最后，在费森去世后半个世纪，他的一个后裔，一个名叫克林斯持罗姆的男爵终于把他的信件以及他日记的一部分整理出版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发表出来的东西并不完整。邮件登记本上以“约瑟芬”为代号的玛丽·安托内特的一批信件并没有发表出来。同样，费森在关键年代里所写的日记也没有登出。而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已发表的信件中竟有多处地方整行整行的文字被打上的虚点取而代之了。很明显，是有人在他的遗物中强行做了手脚。是后人篡改或者销毁前人留下的原先是完整无缺的书信材料，我们都会怀疑他的目的在于美化前辈或者意欲掩盖某些事件的真相。不过，我们还是要慎防偏见！让我们保持冷静、公正的心态吧！
书信中某几行字被虚点取代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克林斯特罗姆声称这是因为原件已被人涂改得无法辨认所致。那么是谁把原件给涂改了呢？也许是费森本人。“有可能！”可是他为什么要涂改呢？对此，克林斯特罗姆（在一封回信中）十分尴尬地作了答复：有关部分也涉及政治机密或者玛丽·安托内特对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不敬之辞。而这些信件费森全部（真的是全部？）都要拿去给瑞典国王看的。因此，他可能（有这个可能！）就把有关的部分给涂掉了。这就怪了！要知道这些信件大部分都是用密码书写的，费森只须把手抄本呈给国王看就行了，何必还要把原件涂改得让人无法辨读呢？仅此一点又已使人疑窦丛生了。不过，前面我们已说过，还是先不要有偏见！
让我们来检查一下，仔细地辨认一下被涂改得无法辨读和以虚点来代替的这些和那些异于寻常之处吧！首先，这些大有蹊跷、令人生疑的虚点大都出现在信的开头或末尾部分就是出现在称呼语的前后或者在“就写到这里，再见！”这样的问候语之后。譬如在一封信中玛丽·安托内特写：“我要写的公事就到这儿。现在来谈谈……”在被删改后出版的版本里，在“现在来谈谈”之后的地方，除了虚点仍然是虚点再没有别的了。如果删改的地方出现在信件的中间部分，那它又奇怪地总是偏偏出现在那些与政治毫不相干的段落里。比如在另一封信里，玛丽·安托内特写道：“你身体如何？我敢打赌，你对于身体是很不注意的。请你不要这样……至于我，我很注意自己的身体，我所做的比应该做的还要做得好。”任何一个思想正派的人会不会在这种地方编造出一段有关政治的文字来呢？在另外一封信里，王后提到了她的孩子们。她写道：“……同他们在一起是我唯一的快乐。每逢心情不好，我就去抱抱小儿子。”如果请一千个人来填空，我们相信其中九百九十九个人都必然会在这里的用虚点取代的空格上填上“自你走后”的词语，而绝不会填上一段对瑞典国王的不敬之辞。因此，其实我们无须认真去理会克林斯特罗姆那些不知所措的搪塞之言。信中被删改的部分所涉及的绝对是一些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那么，会是什么呢？是一些私人的秘密！幸亏现在已有人可以揭开其庐山真面目了。利用显微照相技术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使这些被涂改的部分变得清晰可辨。请把原件拿来吧！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原件已不复存在！在一九〇〇年前一百多年中，这些信件还好好地、分门别类整理得整整齐齐地保存在费森家族的城堡之中，忽然之间不见了，被销毁了。为什么？因为利用先进技术已经可以修复被涂改掉的部分，这对德高望重的克林斯特罗姆男爵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所以在临终之前他毫不手软，断然把玛丽·安托内特写给费森的信件付之一炬。这真是一件无以复加的、不择手段以求保存名利的荒唐行为。而且，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也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不智之举。然而，克林斯特罗姆男爵宁可让费森案件令人猜不透摸不清，宁愿逸闻传说满天飞也不肯让明明白白的真相诏示于天下，为此他甚至可以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现在他认为他可以安息了，因为他已将书信证明材料毁掉了，费森和王后的“名声”因而得救了。
其实，借一句古老的话来说，焚书是一种极大的罪过，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首先，毁灭证据本身已构成默认罪的证明。其次，犯罪学上一条令人恐惧的规律，即凡是在仓促之间销毁证明材料的，总无法做到完全彻底，一定会有某些证据出于疏忽而留存下来的。杰出的研究员阿尔马·斯约德尔黑尔姆就是这样在审阅之后幸存的文件时找到了由费森亲笔誊抄的一封玛丽·安托内特的来信。正因为这是一封由费森誊抄的信（原件可能已被不知名的“某人”销毁了），所以，当时选编出版书信的人忽视了它。多亏找到了这封誊抄的信件，我们才第一次有了一张完整无缺的有全文的王后私人便条，并由此获得了揭示秘密的锁匙。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有了这张便条，我们就可以从在我们手中的其余所有信件弄清他们的爱情基调了。现在我们已可以猜到，那位小心谨慎的出版者在其余的信件中用虚点所代替的那些部分原先是些什么内容了。因为在这张便条里，结尾写“再见”的告别语之后没有涂改过的痕迹，也没有虚点，而是：“再见！我最亲爱的情人！”
这些字同其他的一样对我们十分重要。
现在我总算弄明白，为什么只要一有人想要不抱任何偏见地调查一下费森的情况，那些克林斯特罗姆们、海登斯膝们以及所有对王后的“纯洁性”发过誓的人们就会变得神经过敏、惊慌失措了。这是因为他们害怕后代有朝一日会得知内情，因而他们的手中或许早已有了多份这种类型的后世不会知晓的书信。当一个王后如此大胆，如此超越常规地称呼一个男人时，那她肯定早已把自己的一切全都交付给这位男士了。这对任何一个稍懂男女私情的人来说，已是不言而喻的了。这一行字足可弥补其余被销毁了的部分。如果说销毁本身已是一种证据，那么，有了这一行字，我们就连这种证据的具体内容也就明白了。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除了这封偶然逃脱被删改的命运的信件之外，费森本人还经历过一个事件。从性格学上去分析这个事件也很能说明问题。这件事发生在王后死后的第六年。费森奉命代表瑞典政府参加在拉施塔特举行的一次国际性会议。这时拿破仑忽然向艾德尔斯海姆男爵宣布他不与费森谈判。因为他深知费森的保皇观点，而且，费森同王后睡过觉。他不是说“同王后关系密切”，而是挑衅性地直接讲出“同王后睡过觉”这种近乎污秽的不堪入耳的话语。而艾德尔斯海姆男爵压根儿没想过嬃替费森辩护。这显然是因为连他也觉得事实确是如此。因此，他只是笑着回答，他认为这些发生在旧时代的事情已成过去了，人们早已不再提它了，况且此与政治无关。然后，他就掉头离开去找费森，把这番谈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费森。费森的反应如何呢？或者说，如果拿破仑说的与事实不符，费森应作出怎么样的反应呢？对于这样的指控，如果它是毫无根据的诬蔑，难道费森不应立即拍案而起，为死去的王后辩护，正言厉色地指出这是造谣中伤吗？难道他不应马上要求同这位初出茅庐来自科西嘉岛的矮个子将军、这个敢于如此粗鲁地指控他和王后的家伙进行决斗吗？假如一个女人被说是他的情妇，而事实并非如此，难道像他这种把名誉看得很重的、性格又很坚强的男子汉会任由他人诬蔑而无动于衷吗？要么他现在就抓住这个机会，负起他的责任，用出鞘的刀剑去粉碎这长久以来就在暗中传播的言论，一劳永逸地驱散这些流言蜚语；要么将失去这次机会，永无翻身之日。
费森究竟怎么做了呢？啊，非常遗憾！他一言不发！他拿起了笔，把拿破仑同艾德尔斯海姆的谈话，包括那句“他和王后睡过觉”的指控一字不漏地工工整整地记在他的日记本子上。按他的传记作家的说法，这些指控是“卑鄙无耻”的，是“蓄意中伤”。可是，在他本人内心深处他对这种指控实在是无言以对。他垂下了头，等于是默认了。几天之后，当美国各报对此事件大肆张扬，“对他以及不幸的王后议论纷纷”时，他只说了一句：“这使我十分恼怒。”这就是费森对此事的全部抗议之词，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抗议。这又再次看出，沉默比所有言词更能说明问题。
可见，胆小怕事的后辈所极力加以掩饰的，即费森是玛丽·安托内特的情夫的这个问题，费森本人从来就没有否认过。从大量的事实和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继续举出许多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来。比如，有一次他在布鲁塞尔与他的另一位情妇公开露面时，他姐姐一再嘱咐他要小心，别让“她”知道，免得伤了她的心。（我们不禁要问，倘若她不是他的情妇，又何必伤心？）
又如，费森日记中写到，他在土伊勒里宫王后的房间里过夜的一段被人抹掉了。还有，一位宫廷侍女在革命法庭作证时曾说过，常常有一个男人夜间悄悄地离开王后的房间。诚然，这只不过是些细节罢了，其重要性当然只在于：这些细节所反映的问题何其一致，几乎同出一辙。如果说由这些零星分散的细节得出的证据还不足以令人折服的话，那原因只是因为我们未把它们同当事人的性格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面已。只有从人的个性的整体出发去分析问题才有可能解释清楚这个人的一言一行，因为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是受其本人的意识和本性支配的。因此，费森同玛丽·安托内特到底是一对感情强烈、亲密无间的情人呢，还是他们之间只存在柏拉图式的爱情？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要由王后整个内在的性格来决定。我们面对所有可提供作罪证的细节，而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从逻辑学和心理学分析角度去看，到底哪一种表现更符合王后的性格呢？是敞开心扉、坦率地委身于费森，还是胆怯地拒绝他？只有用这种观点去看问题，才不至于长时间地举棋不定。因为尽管在玛丽·安托内特的身上有着许许多多的弱点，但她也有许多优点：她是坚强无比的。她做事从来都是狂放不羁，不受约束且毫不迟疑，十分果断。她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她的内心坦率诚实，从不虚伪奸诈。在很多不太重要的场合她总把社会习俗的限制撇在一边不予理睬，也从不把流言蜚语放在心上。虽然她真正高尚的品德是在她命运最关键的时刻才表现出来，不过在平常的日子里她也从来不是一个胸襟狭窄、胆小怕事、把荣誉和道德（社会道德和宫廷道德）看得比自己的意愿还要高的人。这个勇敢的女人与路易十六的婚姻纯粹是一场以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婚姻，毫无爱情可言。她怎么可能恰恰在一个她唯一真正爱上的男人面前突然扮演起一个一本正经、拘泥谨慎、不敢跨越雷池半步的贤妻角色来了呢？她处在这个好像世界末日要来临的恐怖的年代里，社会上一切道德礼仪和秩序规矩的约束都正在分崩离析，人人醉生梦死，眼巴巴地望着世界在覆没。在这种情况下，她会为了社交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情欲吗？一向我行我素、无人能够阻挡、无人能够制服的她，难道会为了这么一场徒具虚名、荒谬透顶的婚姻，会为了那个她从未把他当作男人的丈夫，会为了那被她热爱自由的天性和冲动的性格终身憎恶的社会道德而强令自己畏缩不前，放弃能最自然地体现女性温柔感情的表达方式吗？有谁非要相信这种难以置信的事不可，别人也拿他没办法。但是，充分肯定玛丽·安托内特在她一生中唯一的爱情经历里表现了她非凡的胆量，这并不会有损她的形象。相反，硬把这个无所畏惧的女人说成是一个柔弱胆怯、整天顾虑重重、做事不敢坚持到底、宁愿扼杀自己天性的人物，那才是损坏她形象的做法。当我们全面理解玛丽·安托内特的性格之后，就会毫不犹豫地肯定：她就是汉斯·阿克赛尔·冯·费森的情妇！她把她那完全绝望的心和长期受糟蹋的得不到满足的身体都一齐交给了费森。
那么国王呢？通常在通奸中扮演被欺骗的第三者的，都是十分尴尬难堪和可笑的角色。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为了维护路易十六，事后就有相当的一部分人要极力掩盖他们的三角关系了。事实上，路易十六绝不是什么愚蠢的王八。费森和他妻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他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圣·普里斯特就曾明确地说过：“她终于找到了办法，促使他认可了她同伯爵的关系。”
这种解释同事实应是吻合的。玛丽·安托内特是最不会虚伪做作的。诡计多端、刻意瞒骗丈夫的做法与她为人处世的态度毫不相称。就其性情而言，她亦绝无可能同时既与情夫偷情幽会，又继续同丈夫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这种常见的、肮脏下流的混交做法是玛丽·安托内特所不齿的。所以，毫无疑问，当她与费森的关系终于开始（开始得较迟，大概是在婚后第十五到二十个年头之间）变得密切起来时，玛丽，安托内特便断绝了同丈夫的房事生活。这一纯粹从心理学分析角度推测出来的结论竟意外地在她哥哥写的一封信中得到了证实。这位在维也纳当皇帝的哥哥不知怎么居然知道他妹妹在生了第四个孩子之后就打算和路易十六断绝过房事生活了。而这个时间与她同费森关系开始密切的时间恰好一致。对于愿意弄清问题的人来说，至此真相已大白于天下。玛丽·安托内特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在同一个自己完全不爱且毫无魅力的男人结了婚之后，迫于婚姻的约束，多年以来一直压抑着自己对于性爱的追求。但是，当她生了两个二子，就是说有了两个有真正波旁血统的王位继承人之后，她深信她在道义上对于国家、对于法律乃至对于家庭的职责都已完成了。她终于获得了解脱。在为政治作了二十年牺牲之后，在大动荡时代惊心动魄的最后一刻，这位备受磨难的女人当然完全有理由不再拒绝她长期以来就一直深爱着的心上人了。因为他既是她的朋友和情人，也是她信赖的伴侣，和她一样无所畏惧，并且随时准备着以其牺牲精神报答她的挚爱。那些一厢情愿地认为她是一位循规蹈矩、贤良甜美的王后的假设，在她诚实的品格面前显得多么地苍白无力啊。实际上，正是那些不顾一切地非要死死地维护这个女人的“王后名声”不可的人大大地贬低了她那通达人性的勇气，挫伤了她内心的尊严！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能像她那么诚实、那么高贵，好像她所做的一切只是彻底自由地顺应一段早已为时间所考验过的真实情感似的；也从来没有一个王后能像她那样可以用最富人道的精神去处世行事。
法兰西王后玛丽·安托内特夜里向看守要了纸、笔和墨水。当第一缕晨光从铁窗透进来时，玛丽·安托内特用最后的力气写了最后一封信。
歌德在临终前曾说出他那光辉的遗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人的头脑中会出现一些从来不敢想象的东西，就如快乐的妖魔鬼怪耀武扬威地在过去的顶峰上安顿下来。”这种告别时刻的神秘光芒也照射到这位死囚最后写的信上。在给她丈夫的妹妹，如今是她孩子的监护人伊丽莎白夫人写这封诀别信时，玛丽·安托内特的思想从未像现在那样振奋和清醒。这封在简陋的狱桌上写的信比以往那些在特里亚农宫的镀金书桌上所写的信都更有劲，更充满自信。信的内容几乎带有男性的豪迈气概，语言本身干净利落，感情充分发挥出来，就好像被死亡压着的狂风暴雨把动荡的黑云层撕裂似的，而这层黑云长时间地把这个女囚向深处瞭望的视线都挡住了。玛丽·安托内特写道：
亲爱的妹妹：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我刚刚被判处死刑，我觉得我这样死并不像罪犯那样可耻而是为了与你哥哥重逢。我和他同样都是无辜的，所以我希望，我也能像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的那种表现。我很平静，问心无愧。我是迫于无奈，不得不离开我可怜的孩子们，对此我深感遗憾。你知道，我只是为了他们，还有你，我最能体贴人的妹妹而活下来的。你为了情谊而牺牲一切，你继续留在我们身旁，我却给你带来一种多么艰难的处境，从审讯的辩护词中我了解到，他们把我的女儿和你分隔开了。天哪！可怜的孩子，我不敢给她写信，她也不会收到我的信的，我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能到达你的手中，替我为他们俩祝福吧！我希望他们长大之后总有一天能与你团聚，并得到你温柔体贴的照顾，希望他们俩能牢记我一直以来对他们的教诲，懂得什么是做人的原则和如何完成自己的职责是人生主要的基础，建立友情和相互信任会使他们幸福。希望我的女儿，身为老大，能懂得应该永远站在她弟弟一边，根据自己的经验充满爱心地帮他出主意。至于我的儿子，希望他也会充满爱心地关怀和照顾他姐姐。
希望他们俩会明白，在他们的一生中，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必须和睦相处，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真正感到幸福，但愿他们能以我们为榜样！我们的友情使我们在多少痛苦中得到安慰，与朋友分享幸福，这种幸福等于双倍。除了在自己的家庭里，谁还能找到更体贴，更亲密的朋友？希望我儿子不会忘记他父亲最后的遗言。经过慎重考虑后，我把遗言向他重复一遍：但愿他不会千方百计为我们的死复仇！
我有一件非常痛心的事要对你说，我知道，这孩子使你蒙受了多么大的苦楚，你就厚谅他吧，亲爱的妹妹。你想像，对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来说，大人要他按照他们的意图说些他一点都不懂的话，那真是件太容易的事了。我希望有一天孩子会明白，你对他们的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多么的珍贵啊！
我还必须把我最后的想法向你倾吐，我本来想在审讯之前就把它写下来，但人们不允许我这样做，况且，审讯进展得那么快，我也确实没有时间。
我准备作为罗马天主教的信徒去死，这是我祖祖辈軰的宗教信仰，我就是在这种信仰中接受教育并入了教的。我不知道他们这儿有没有我们教的神甫，如果让我们自己的神甫到我这儿来，恐怕会给他们带来很大危险。因此，我不指望会有神甫来给我做最后的祈祷和慰问了。我现在衷心地请求上帝饶恕我的一生所犯下的罪恶，希望仁慈的上帝会同以往一样倾听我最后的祷告，使我的灵魂能享受到他的宽容和仁慈。
我请求我所认识的人，特别是你，亲爱的妹妹，宽恕我在不知不觉中给你们带来的每一个痛苦。我会宽恕所有给我造成不幸的敌人。在此，我向姑妈、姨妈和我的兄弟姐妹道声“永别了”！我曾经有过朋友，想到同他们永别，想到他们的痛苦，这些都是会令我感到莫大的悲伤，这种悲伤将伴随着我一起离开人世。希望他们至少能明白，我到最后时刻都惦记着他们。
永别了，我温柔的好妹妹！愿此信能到达你手中，别忘记我！紧紧地拥抱你和可怜的孩子们！上帝啊，和你们永别是多么令人心碎的事情！永别了！永别了！此时此刻，我只能尽一个教徒临死前应尽的义务了，我在行动上完全失去自由，他们也许会给我派来一位神甫，但我在此室布，我不会对他讲任何一句话，只会把他当成陌生人看待。
信到此处突然中断。没有结束语，没有署名，也许写信的人太累了。桌上的两支烛光仍然闪动着，说不定在王后离开人世时，它们还没有熄灭。
这封在黑暗里写的信始终没有到达该看它的人手中。玛丽·安托内特在刽子手进来之前不久，把它交给监狱长鲍特保存，请他转交给她的小姑。看守曾经发扬了人道精神，给王后拿来纸和笔写信，现在却没有足够的胆量，未经许可就转交这封遗书。（人们看到越多的人头落地，对自己就越感到担忧！）所以，看守按规定把王后的信上交给福克维尔·坦维勒预审法官，法官在信上签了名，但没有立即就转交给别人。两年以后，当福克维尔·坦维勒自己也走上他曾经叫来押送许多死囚的囚车时，这封信就去向不明了。后来，除了一个无足轻重、名叫库托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它的下落。在罗伯斯庇尔被捕后，这个平庸的委员接到国民议会的命令要他整理所有留下来的文件，然后上交。这个昔日的木鞋制鞋匠通过这次整理文件的机会才明白过来：一个掌握有关国家机密文件的人手里的权力是多么的大啊！所有那些过去对他不屑一顾的议员现在都丢人现眼、低声下气地使劲拍这个小人物库托的马屁。他们许诺，如果交还他们写给罗伯斯庇尔的信件，他们一定重金酬谢。这个生意场上的老手发现，如果把很多信件扣下来，他准可以发一笔大财。因此，他决定利用这次机会，混水摸鱼，把革命法庭所有档案材料洗劫一空，以便进行一场交易，只有那封借此机会落入他手中的王后遗书单独地被这诡计多端的家伙保存起来。在这个年代里，谁敢说在风向起变化时，像这样一封珍贵的秘密信件会不会大派用场呢？这件赃物被他藏了二十年。风向果真变了，波旁王族的成员路易十八再次登上法国的王位。那些曾经赞同处死他哥哥路易十六的“弑君派”感到灾难临头。为了获取利益，库托给路易十八写了一封虚伪的信，信中提到要把被他“抢救出来”的王后遗书作为礼物奉献给皇上。（偷了文件的确好处不少！）可惜这个诡计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库托和其他人一样都被流放。但这封信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王后把它送出后的整整二十一个年头，这封令人惊叹不已的诀别书终于重见天日，可惜太迟了。玛丽·安托内特临终时想要问候的人大多数都已随她而去，伊丽莎白夫人上了断头台，她儿子要么已死在汤普尔宫，要么改名换姓，没有被认出来，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奔走四方（人们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弄清楚孩子的真实情况）。费森也同样没有看到那充满爱的问候。虽然王后在信中没有提到他，但谁能说那些动人的话不是对他而说的呢？那就是：“我曾经有过朋友，想到和他们永别，想到他们的痛苦，这些都令我感到莫大的悲伤，这种悲伤将伴随着我一起离开人世。”责任感驱使玛丽·安托内特没有提到她的至爱的名字，但她希望他有朝一日能看到这些话，并能从字里行间悟出其中含义来。她对他的爱坚贞不渝，临死前仍然相信着他。（这就是高深莫测的心灵感应吧！）费森似乎感觉到，王后在最后时刻渴望能在他身旁。他在日记里写道：“最悲惨的是，她在最后时刻只能孤身一人，连一个同她谈话的人也没有。”在最孤独的时刻她想念他，同一时刻他也在怀念她。尽管相隔千里，高墙阻挡，相互间见不着，够不着，但两人在同一时间道出同一愿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玛丽·安托内特放下笔，最艰难的任务已经完成，同大家的告别已经结束，剩下的时间可躺下来休息一会了，使身上的力量能集中起来。这一生她再也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死，勇敢地去死。
在法国这样的国家，王后安托内特的死刑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对此，人们早已料及。科布里格公爵只在军队里动情地宣布，要为王后报仇，但此人当时却因胆小怕事而未能及时救王后。普罗旺斯伯爵表面装出副很悲痛的样子，并为死者做了弥撒，暗地里却在庆幸王后被判死刑，因为这为他登上路易十八的王位铺平了道路，只是现在必须把汤普尔宫那个小男孩匿藏起来或铲除掉。在维也纳宫廷里，弗兰茨国王下令为王后举行最隆重的丧礼仪式。但在最紧要的关头，他却连一封希望能拯救王后的信也懒得写。他现在要求女士们一律穿上黑衣服，他陛下本人几个星期之内不看戏。报纸遵照他的指示发表文章，对巴黎的雅各宾党人表示极大的愤慨。他当时假作好心地收下玛丽·安托内特托梅尔西带来的钻石，并准备过些时候用被俘的共和国将领交换王后的女儿，但当人们要他归还那笔用于拯救行动的款项，以便赎回王后的欠条时，维也纳宫廷突然对此不予理睬。总而言之，人们不愿再提起王后的死刑，也许在全世界面前背弃自己的近亲令王室的良心感到不安。许多年以后，拿破仑写下他对此事的看法：“在奥地利王室中，人们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即对法国王后要保持绝对沉默。一听到‘玛丽·安托内特’这个名字，他们便将自己的目光垂下，赶紧转换话题，好像不愿重提这件不合时宜、令人伤心的往事似的。整个王室家族遵守这个原则，就连他们那些驻外使节也都得照章办事。”
当听到王后被判死刑的消息后感到悲痛欲绝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王后最忠实的朋友费森。他每天都担忧着这可怕的事可能会发生：“长期以来，我已尽量作好思想准备，这样，一旦传来消息，自己总不会感到过于震惊。”但当布鲁塞尔报纸刊登这条消息时，他的心几乎要碎了，他在给他组姐的信中写通：“这个女人是我生命的开始，我对她的爱从未停止过，永远也不会停止，我会为她作出一切牺牲。我现在深深感到她对我是那么重要，我愿意为她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可是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的上帝啊！您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事令您如此愤怒？她已经不在世上了，我悲痛到极点，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活着，我不知道我为何还能承受如此巨大、永世不能磨灭的痛苦。我会永远想念她，为她哀号。我最亲爱的人啊！六月二十日那天，我为什么不为她而死呢？与其终身感到痛苦，倒不如与她共死，这样会幸福得多。今生今世，她那可爱的容貌将不会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他感到，只有靠对她的哀思和怀念他才能继续活下去。他这样想：“她是唯一使我感到充实的人，她是我的一切，但如今她已离开了。我现在才明白我是多么的爱她，她的容貌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中，一刻也不会消失。我心中只有她，所以我只能沉浸于对美好往事的回忆。我已托人到巴黎收购一切能使我回忆起她的物品，她的一切都是神圣的，我会水远珍惜她这些遗物。”的确，任何东西都无法弥补失去她的这种损失。几个月后，他又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啊，我每天都感觉到我失去的是那么多！她在各方面都是那么完美无缺，世上从未有过也不会有像她这样的女人了。”年复一年，他的悲痛依然一点也没有减轻，任何事物都能使他怀念被夺走的挚爱。一七九六年他来到维也纳，当他在宫廷里第一次见到王后女儿时，感触之深使他热泪盈眶：“当我下楼梯时，我的双膝一直在颤抖，我悲喜交杂，感奋无比。”
每次见到王后女儿时，他便想起她的母亲，眼眶里含着泪水。他很想亲近王后的亲骨肉和她讲话，但人们连一次机会都不给他。也许是宫廷暗地里下了命令，要人们忘掉这桩往事，也许是那位帮助王后忏悔的神甫严格禁止女孩与他接触，因为他知道费森和王后的一段“罪恶关系”。反正费森的来访不受维也纳宫廷的欢迎，他们希望他马上离开。这位王后最忠诚的朋友在哈布斯堡王室中从未听过一句感谢的话。
玛丽·安托内特死后，费森变得情绪恶劣，脾气暴戾。世界对他太冷酷，太不公平了。生命已毫无意义，他在政治和外交上的野心已完全冷却。战争年代里，他以使者的身份在欧洲到处游荡，不时在维也纳、卡尔游鲁厄、拉施塔特、意大利和瑞典出现。他与一些女人交往，但没有一个能打动他的心或令他平静下来。从他的日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一直都活在他挚爱的影子中。多年后的十月十六日，即她的忌辰日，他写道：“这一天对我来说是庄严神圣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所失去的一切，我将一辈子感到遗憾。”还有另外一个日子，费森一直把它看成是决定他自己命运的一天，那就是六月二十日，这一天，他听从路易十六的命令逃往瓦伦而让玛丽·安托内特单独处于危险的境地。为此，他永远不能宽恕自己，他总觉得自己在这一天犯下了滔天罪行。如果当时让民众把他碎户万段，那情况会比现在好得多，尽管现在他能比她活得长久一些，但内心是那么痛苦，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六月二十日那天我为什么不为她而死？”这句充满自责的话不断在他的日记中出现。但命运往往喜欢意想不到的事，它是玩弄神秘数字的把戏。几年后，他这浪漫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刚好是在六月二十日这天，费森如愿以偿地死去了。事情是这样的：费森虽然已不再追求名利，但由于他的知名度而成为本国有权势的人物，他当上了内廷大臣和国王最有影响力的顾问。他大权在握，但严厉无比，冷酷无情。在上一个世纪可称得上是个唯我独尊的人物，自从有了瓦伦那一天的经历，他对民众恨之入骨，因为他们夺去他的王后。他认为，他们简直是一群可耻的流氓，一群乌合之众。民众对这个残酯无情的贵族当然也是仇恨万分，他们要以牙还牙，给予报复。他的敌人暗中散布谣言，说这个残暴的封建贵族为了要对法国进行报复，想当瑞典国王，把民族推向战争。一八一O年，瑞典王位继承人突然死亡，在斯德哥尔摩立即流言四起，人们传说内廷大臣为了夺取王位和清除障碍而把他毒死。从这一刻起，由于民愤极大，他的性命如同法国大革命时的王后一样受到很大威胁。在为王位继承人举行葬礼那天，一些好心的朋友劝他躲在家里，不要去参加葬礼。当天是六月二十日，是决定费森命运的神秘日子，一种难以说清楚的意志驱使他去完成他那梦寐以求的使命。不出所料，在六月二十日这一天，斯德哥尔摩发生了十八年前就可能已经发生的事，如果民众看见费森在车上陪着玛丽·安托内特的话。他的马车刚离开王宫，一伙暴徒拥了过来，冲破军队的警戒圈，用拳头猛打白发苍苍的费森并把他拉下马车，继续用棍棒和石头猛击这个毫无抵抗能力的老人，费森梦想的情景终于成为现实了。英俊的费森，王后的最后一位随从遍体伤痕，沾满血污的尸体躺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前面的街道上。虽然生前他们不能结合，但起码他能同她一样在六月二十日这天死去。费森终于带着对玛丽·安托内特充满爱的回忆离开人世。一个人在世上如果失去真正的爱，那就生不如死了。费森的哀号是对王后无限忠诚的最后表白，此后就再也听不到这种挽歌了，不久，其他对王后忠诚的人也都相继死去。特里亚农宫日久坍塌，秀丽的花园野草丛生。从前那些搭配得十分协调并衬托王后优美体态的画像和家具都被拍卖和贱价抛售了。这样一来，她曾经在这儿生活过的痕迹完全消失了。岁月流逝，朝代变换，革命党被执政党取代，波拿巴出现了，后来成为拿破仑皇帝并娶了哈布斯堡王室的另一位公主，从而铸成又一次灾难性的婚姻。但尽管玛丽·路易丝与玛丽·安托内特血缘相同，她从未想去了解前王后在土伊勒里宫里居住过的房间和备受痛苦的地方。从我们的感觉来说，这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一位前不久在这儿住过的王后竟被她最亲近的家族成员和后继者无情地忘记得一干二净，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情况终于有了转折，人们感到问心有愧而开始对历史有所回忆。普罗旺斯伯爵踏着三百万具尸体登上了法国王位，成为路易十八，他终于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些阻碍他实现野心的人如路易十六、玛丽·安托内特和他们不幸的孩子路易十七都一一被铲除掉。既然死者不能复生，不能进行控诉，替他们补建一座金碧辉煌的陵墓又何妨呢？于是他下令寻找他们的葬身之地（路易十八在此之前从未关心过他哥哥究竟埋在何方）。二十二年过去了，又一直无人过问，要完成这项工作决非易事。在那恐怖时代，掩埋工作非常仓促，掘墓人根本无法将尸体分别埋葬。在那座臭名昭著的玛德雷恩修道院的花园里掩埋着上千具尸体。那时，人们必须迅速地将尸体运来，然后放进坑里，因为喂不饱的断头台每天都在不地进食。埋葬尸体的地方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王冠状物，人们只知道国民议会曾吩咐在皇室成员尸体上撒些石灰。于是，人们只好不停地挖掘，直到铁锹碰到硬层而发出响声。人们根据一条腐烂了一半的袜带认出那一小堆从湿泥中分离出来的灰白色粉末就是慢慢化掉的人体的最后踪迹。这属于当年一位容貌俊丽、品味高尚的女神，但后来却成为一位历尽沧桑、受尽折磨的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