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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与第七世纪，人们的心之所向、希望所寄，始终聚焦于罗马，视其为教会之都。然而，真正的救赎者并非源自那日渐衰败、腐朽的罗马，亦非在疲惫不堪的意大利土壤上孕育而生。就在我们以为西部各省恢复帝国权威的愿景即将消逝之际，欧洲最遥远的角落里，崭新的领袖如星辰般璀璨崛起。他们出身于那些不久前才融入文明洪流的民族，怀揣着为圣座效力的崇高志向。其中，一位杰出的指挥官，凭借其无与伦比的权力、好运以及英勇品质，赢得了近乎神圣的尊贵称号。这一称号不仅代表着个人的荣耀，更被教义与传统赋予了神圣的意义。
在罗马的废墟上涌现出的新王国中，法兰克人的王国无疑是最伟大的。在第三世纪，他们与撒克逊人、阿勒曼尼人和图林根人一起，作为最伟大的日耳曼部落联盟之一而出现。西坎布里人（因为这个著名的部族很可能是法兰克人民族的主要源头）现在已经放下了他们对罗马的敌对态度，从此以后，几乎一直是她忠诚的盟友，只有很少的间隔。他们的许多首领都升至高位：马拉里赫从约维安那里接管西部省份；鲍托和梅洛包德斯在提奥多西和他的儿子们的时代扮演重要角色；传奇人物墨洛维（克洛维的祖父，据说是一个水精灵的儿子），他的名字成了墨洛温王朝的名字，据说他在那拉大战中与埃提乌斯一起对抗阿提拉；他的同胞们努力而徒劳地试图从苏维比人和勃艮第人手中拯救高卢。直到帝国显然无助，他们才开始要求分享战利品；于是，法兰克部落的首领克洛维离开他的亲族普利安人，在佛兰德出发，从蛮族入侵高卢的民族手中夺回了高卢。公元489年。很少有征服者有如此连续不断的成功历程。通过击败罗马总督西亚格里乌斯，他成为北部省份的主人：随后不久，位于罗纳河流域的勃艮第王国陷入了依赖状态：最后，西哥特势力在一场关键战斗中被推翻，阿奎坦被并入克洛维的领土。法兰克人的武力在居住在莱茵河以外的德国人身上也同样成功。一次胜利（据说是在托尔比亚克取得的胜利）导致了阿勒曼尼人的屈服：他们的盟友巴伐利亚人紧随其后，当图林根势力被克洛维之子提乌德里克一世击败后，法兰克人的联盟涵盖了西德和南德的所有部落。构建的帝国，从比斯开湾一直延伸到因河和埃姆斯河，当然不是高卢帝国。尽管是一个日耳曼种族迄今为止建立的最广泛和最强大的君主制国家，但在墨洛温王朝的统治下，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王国，而是由一支部落和一个家族的主导地位所维系的诸侯州集合体，在高卢作为主人统治臣民，在德国则在亲族和几乎不逊于自己的部落中行使一种霸权地位。但到了八世纪中叶，形势开始改变。在赫利斯托尔的丕平和他的儿子查理·马特的统治下，他们成为最后衰弱的默温王朝的宫廷长官，下莱茵地区的奥斯特拉西亚法兰克人成为国家的公认领袖，并且能够在建立更牢固的国内政府的同时，将其全部力量引导到对外野心的计划上。这些计划的形式来自一个尚未提及的情况。法兰克人过去的伟大和他们即将迎来的更伟大的未来，不仅或甚至不主要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勇气，而是因为他们与教士的友谊和对教皇的支持。其他的日耳曼民族，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伦巴底人，大多数是由阿里乌斯教派教士所皈依，他们是从罗马帝国来的，在阿里乌斯教派教义占上风的短暂时期内传教。法兰克人是最晚皈依基督教的部族之一，从一开始就信奉天主教，在克洛维之后，教士们将他们欢迎为一个新的君士坦丁，并乐意接受教士们作为他们的老师和盟友。因此，虽然他们正统信徒的敌意削弱了非洲的汪达尔王国和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但神职人员的热切同情帮助法兰克人战胜了他们的西哥特敌人，并使他们相对容易地与罗马省份的罗马人民融合。他们对西班牙的萨拉森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曾协助英格兰的温弗里斯（圣卜尼法斯）传教到德国的异教徒；最终，作为天主教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他们吸引了西方教会的首领的目光，而这时他正被国内的敌人困扰得很厉害。
自阿尔博因率众入侵以来，意大利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公元568年，伦巴第人随首领涌入这片土地，他们在波河流域定居下来，人数众多，并在此建立了自己的王国，斯波莱托与贝内文托的公国亦随之崛起。他们将亚得里亚海沿岸以及罗马和南部省份留给了拉文纳总督统治，作为东部王冠的领地。然而，这种征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名义上的。尽管入侵者的人数不足以占领整个半岛，但他们依然具有足够的实力，通过持续不断的侵扰，骚扰着意大利的各个角落，利用当地人缺乏持久战斗经验和自卫精神的弱点。据其敌人所言，伦巴第人相较于北部其他部落更为残忍与令人厌恶，他们对神职人员的厌恶尤为显著，甚至禁止他们参与国家会议。面对伦巴第人的频繁侵袭，罗马虽徒劳地向君士坦丁堡求援，但其军队几乎无法抵御阿瓦尔人和萨拉森人的进攻，更无法为遥远的拉文纳总督提供支援。教皇作为皇帝的臣民，需要等待皇帝的确认，如同其他主教一般。他们曾多次成为皇帝愤怒的牺牲品。然而，随着罗马城逐渐习惯于实质上的独立，教皇的地位逐渐上升，尽管其合法性尚待确认，但他们的言辞却比东方的宗主教更为大胆。在教会内部一直存在的争论中，教皇智慧或幸运地选择了支持正统的一方，尽管并非总是从一开始就如此明确。如今，他又通过宗教上的另一场争执，摆脱了那些不受欢迎的束缚。
出生于以伊索利亚山脉的深处，那里或许还保留着更为古朴纯真的信仰。然而，东罗马皇帝利奥，在穆罕默德嘲讽的触动下，对图像崇拜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认为它正迅速侵蚀基督教更为神圣的精神内核。因此，他做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决定：废除图像崇拜。这一举措在向来顺从的东部民众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而在意大利，更是引发了激烈的骚乱。民众们坚定地捍卫着那些对他们来说早已超越象征意义的存在。总督因此遭到杀害，而教皇，尽管不愿背离其作为合法教会首领和保护者的身份，但也不得不站出来抵制并谴责这一被视作异端的恶劣行径。伦巴第人的国王留特普兰德抓住了这一契机，作为图像崇拜的支持者，他向拉文纳发动攻击，同时表面上对罗马表示忠诚，佯装为皇帝的盟友。他成功占领了前者，并险些拿下后者。然而，教皇的威严使得留特普兰德心生敬畏，他暂时逃脱了险境，但亦深感自身的危机。处异教徒与侵略者之间，教皇的目光越过了阿尔卑斯山，投向了刚刚在波瓦提耶战役中击败西班牙阿萨森人、为基督教世界赢得辉煌胜利的法兰克首领查理·马特。尽管格里高利二世因不愿与东罗马帝国决裂而劝阻北意大利人设立反对利奥的皇帝的想法，但他却与法兰克王国的实际统治者、宫廷大臣查理·马特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为了应对日益紧迫的危机，教皇向法兰克人发出了求援的呼声。格里高利三世，这位曾在罗马教会会议上将偶像破坏者逐出教会的教皇，同样在危机中看到了唯一的希望，并紧急致信查理，呼吁他迅速援助圣教会。一些记载还提到，罗马人曾提议授予查理执政官和元老的职位。可以确定的是，自那时起，古老帝国的中心与正在崛起的日耳曼力量之间建立了联系。教皇首次引领了一场政治运动，并摆脱了将他与合法君主联系在一起的束缚。然而，查理在去世前未能回应这一呼唤。但他的儿子丕平，被称为“矮子”的他，充分利用了与罗马新建立的友谊。作为家族中第三位以君主的全权统治法兰克的人，丕平看到了废除墨洛温王朝虚假皇家仪式的时机。然而，背离古老的王朝可能会触动民众的情感。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当时无人预见的举措：首次将罗马教廷召唤为一个国际或超国家的力量，宣布推翻虚弱的墨洛温君主希尔德里克（公元750-751年），并赋予他的继任者丕平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圣性的皇家职位。这不仅是对古老法兰克人选举的尊重，更融合了罗马王冠的庄严与希伯来人的膏抹仪式。公元754年，丕平正式成为罗马的元老。彼得主座与德意志王位之间的契约刚刚封印，后者便迅速承担起其责任的一部分。伦巴第人的首领阿伊斯图尔夫两次袭击罗马，丕平两次前来援救。第二次更是在以圣彼得本人的名义写信的命令下出征。阿伊斯图尔夫的抵抗迅速被粉碎，而法兰克人则将北意大利主教会所赐予的一切回报给教皇宝座，作为对其服务的酬谢，并授予他元老的尊称。
这一称号的非凡重要性，无疑是作为将来崇高地位的预示。尽管时光流转，人们逐渐忘却了其原始的深层含义，君士坦丁却独具慧眼，重新引入了这个称号。它的初衷并非作为官职的标识，而是旨在成为皇帝和元老之后至高无上的荣誉象征。因此，这一称号往往颁授给一等省长，甚至在后来，也赠予那些帝国法庭期望借以表达敬意或调和关系的蛮族领袖。历史上，奥多亚克、狄奥多里克、勃艮第王西吉士蒙德以及克洛维本人，都曾从东罗马皇帝那里获得过这一殊荣。同样，在后续的时代里，保加利亚的王公们也承蒙此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期间，这一称号似乎与东罗马意大利副王的身份紧密相连，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传统。这种观念上的混淆，使得人们普遍认为这一称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官方的头衔，它所传达的是一种广泛而模糊的权威，特别在监管教会和推进其世俗利益方面负有重责。罗马人及其主教将这一称号赠予法兰克国王，尽管此举在法律上并无依据，因为唯有皇帝才有此授权。然而，他们选择这一称号，意在希望国王能为教会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护，抵御伦巴第人的侵扰。因此，这一称号通常与“defensor”（捍卫者）和“protector”（保护者）等词汇并用，形成了“Patricius Romanorum”（罗马国老）这一词组，强调了对罗马的守护与捍卫。尽管新的元老在罗马可能获得了一定的权威，但这并未足以动摇教皇的实际权力或皇帝名义上的至高地位。
查理，这位法兰克王国的英勇国王，成功地将伦巴第王国置于其统治之下。实际上，只要法兰克人与他们新结交的盟友被其他敌对的王国所阻隔，他们对罗马的控制便仅仅停留在名义上。然而，当丕平离世后，不安分的伦巴第人再次挥起战刀，威胁到了教会的领地。此时，丕平之子查理，我们更常称他为查理曼，应教皇阿德里安的紧急召唤，迅速从阿尔卑斯山驰骋而下。他迅速攻占了杰西迪乌斯国王的首都，亲自加冕为伦巴第之王，将北意大利完整地纳入了法兰克帝国的版图。随后，他率领着胜利的军队踏上了前往罗马的征程。在这漫长的日耳曼国王序列中，他们与罗马的关系犹如一场情感的过山车，时而受到她的热爱，时而遭受她的憎恨。然而，查理曼却受到了阿德里安的盛情款待，并被罗马人民热烈欢迎为他们的领袖和救星。在公元774年，尽管查理曼内心充满了雄心壮志，但他并没有因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傲慢。无论是出于政治策略还是出于对教皇的崇敬，他都展现出了谦逊和节制。他尊重教皇在游行中的尊贵地位，并以领主和征服者的身份重申了皮平二十年前赠予罗马教会的埃克萨基亚和五城地区的礼物。他的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对教会的尊重，也彰显了他作为一位伟大统治者的智慧和胸怀。
在观察这出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戏时，我们不禁会对主要角色内心的崇高与卑俗动机交织产生复杂的情感，既有哀愁，又有喜悦。法兰克国王与罗马教皇，二者一时成为推动世界前进的两大巨擘，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引领世界走向未知的巨大危机。他们似乎受着对精神福祉最纯粹的热爱所驱使，眼望着那些言行、性格和举止皆能在基督教世界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人们。然而，在他们身上，也不难发现物质利益的暗流涌动。查理那高尚而炽热的理想并非完全摆脱了个人雄心的激荡，但这些瑕疵也可以理解，因为天才的激烈与不懈往往与这些情感紧密相连。无论目标多么无私，追求过程中也不免要经历曲折与妥协，以一切手段建立自己的丰碑。同样，教皇的政策中也掺杂了对精神独立的渴望与不那么高尚的动机。自从皇帝在意大利的影响力消失后，教会权势者实际上摆脱了世俗的束缚，他们长久以来的阴谋与祈祷的目标，便是获取首都附近的领土与财富。他们辩解称，罗马是一个缺乏贸易和工业、贫困人口众多的城市，需要主教来提供救济。然而，这种追求不可避免地使教皇的目的变得扭曲，给他们的行动蒙上了一层阴影。正是对教会土地的恐惧，而非对宗教或城市安全的真正担忧——这两者其实并未受到伦巴第攻击的严重威胁——促使他们满怀激情地向查理·马特和丕平求援。如今，他们热切期望丕平的儿子能够确认并扩大这些领土，因此罗马的教士们对他的事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此外，对世俗财富和权势的渴望，以及对独立公国的憧憬，开始引诱他们走上充满欺骗与阴谋的道路。或许正是在这个时候，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任何教皇的确切日期或共谋行为，但必须归因于君士坦丁赠予教皇西尔维斯特及其继任者的特殊权力。这一赠与伪造了罗马主教在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方的权威，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年里，意大利得以维持和平的秩序。罗马的政务以查理为名义领袖进行，尽管他并未派遣任何官方代表入驻此地。与此同时，罗马城与埃克萨基亚依旧承认东罗马帝国的名义宗主权，并在编制文件时采用其统治年份。南意大利受德意志人的影响较为有限，而希腊语由于最近希腊难民的涌入而得以广泛使用，因此南意大利一直保持着对东罗马王朝的忠诚，并继续作为王国的一部分，直至十一世纪诺曼王国的崛起。公元796年，利奥三世接替了亚德里安成为新任教皇。为了表达对法兰克王位的忠诚，他向查理赠送了罗马城的旗帜、最神圣的罗马圣地以及圣彼得告解处的钥匙，并请求派遣官员前来这座城市，接受民众对科洛尼亚的效忠宣誓。然而，他很快就急需科洛尼亚的援助。公元79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动震惊了罗马。教皇在前往圣洛伦佐教堂的庄重行列中，遭到了一群武装分子的袭击。这群武装分子由他前任两名官员的侄子所率领。教皇在袭击中受伤，一度被认为已经死亡，但他侥幸逃脱，先是逃到斯波莱托，随后又向北逃往法兰克领地。与此同时，查理正率领军队与叛逆的撒克逊人作战。在威斯特法利亚的帕德博恩，利奥也赶来与他汇合。查理对这位教父充满敬意，不仅热情款待他，还与他商议了一段时间。最终，利奥在查理派遣忠诚的部长安吉尔伯特的护送下返回罗马，并承诺自己将很快亲自前往。几个月后，撒克逊的局势得以安定。799年秋天，查理再次从阿尔卑斯山南下，而利奥则开始沉思一个即将成熟的伟大计划的细节。
罗马帝国的信仰始终未曾消散。自西罗马最后一位恺撒将权柄交付参议院，东方兄弟独掌罗马世界大权以来，时光已流转了324载。这期间，意大利虽名义上受其统治，然其权威真正得以彰显的，不过是在东哥特国王泰亚离世与伦巴底人初次侵袭之间的短暂间隙。至于高卢、西班牙、不列颠等省份，罗马的印记更多留存于记忆之中。然而，罗马帝国作为世界秩序之基石的观念并未消亡。即便那些看似在摧毁它的人，亦在无形中承继了其遗志；教会视之为珍宝；法律与习俗亦铭记其精髓。对于怀恋昔日和平与秩序下的专制统治的民众而言，它更是一份宝贵的遗产。我们看到，日耳曼人虽推翻旧制，却努力在其中找寻自我关联。哥特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竞相争取领事或父老的头衔；伦巴底人的国王甚至放弃原有身份，自称为弗拉维家族的后裔。即便在遥远的英格兰，凶猛的撒克逊与盎格鲁征服者亦采用了罗马的尊号，并在一段时间后自称为不列颠的皇帝。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伊斯兰教的崛起——这一既庞大宗教团体又庞大世俗领地的现象——更凸显出欧洲基督教共同体的独特性。而伊斯兰教的入侵使意大利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在此情境下，伪先知仅留下了一个宗教、一个帝国和一个忠诚的统帅——基督教共和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和中心。然而，位于博斯普鲁斯之上的朝廷，因阿拉伯人的征服而动荡不安，与西方日益疏远，无法提供这样的领导力。在旧罗马，“共和国”之名虽存，但在东罗马帝国，此概念已日渐式微。从一开始，东罗马帝国的政府便带有浓厚的希腊-亚洲色彩，现已远离其古老传统，蜕变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形式。克劳迪安曾讥讽“希腊人的公民”，自查士丁尼时代起，希腊语的普及与风俗习惯的差异更使这种嘲讽显得恰如其分。教皇对东罗马帝国的君主们并无好感。这些王公们不仅侮辱了教皇的权威，对野蛮的伦巴底人亦无丝毫援助，且在近70年间一直被一种令人厌恶的异端所侵蚀。这种异端不仅涉及教义的思辨，更触及了最基础的崇拜习俗。在北意大利，东罗马帝国的权力已名存实亡：自扎卡里亚斯以来，无教皇要求其对选举进行确认；甚至可以说，那位侵略性的法兰克人被任命为“父老”本身就是一种叛逆行为，因为该职位本应由皇帝授予。然而，从理论上讲，东罗马帝国的权利依然存在：他们仍是罗马城名义上的君主。只要他们保留帝国的名字，就必须继续担任这一职位。甚至教皇哈德良也曾以深思熟虑的谦卑态度向君士坦丁六世发表讲话。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无法没有世俗的领袖；没有罗马帝国，就不可能有罗马，因此（人们相信）也就不可能有天主教和使徒教会。因为，正如以后将更详细阐明的那样，人们无法在事实上分离思想上无法割舍的东西：基督教似乎随着伟大的基督教国家的兴衰而兴衰；它们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名字。基于这些理念和迫切需求，教皇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据说他的一些前任已有此意，而过去50年的种种事件也预示着这一步的必然。时机已至。那位以美貌、才能和罪行闻名的著名女皇伊琳娜，废黜了自己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并使其失明。一个女人、一个篡位者，几乎是一个弑父者，玷污了世界的王座。因此，人们不禁要问，远在东方的派系何以在最初的帝国之地强加一位主人？是时候更好地设立这最崇高的人类职位了：在罗马的选举与在君士坦丁堡同样有效；真正的权力拥有者也应享有外在的尊严。而关于这位权力拥有者身在何处，答案显而易见。法兰克人始终忠于罗马：他的洗礼是招募新的野蛮辅助军的行动。他因对异教徒和伦巴底劫掠者的服务，以及对西班牙的萨拉森人和潘诺尼亚的阿瓦尔人的战功，赢得了“信仰的斗士”和“圣座的卫士”的称号。如今，他是西欧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他治下的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民渴望得到他的称号并采纳他的风俗。在查尔斯身上，这位将众多种族统一于一权杖之下的英雄，在其宗教精神的影响下，被视为上帝的副使来统治世人。教皇或许已预见到，在未来的时代，将出现第二座金头像的新金头，在君士坦丁堡坚不可摧的壁垒后，那混合着铁与泥的废墟之上崛起。
最后，法兰克军队终于踏入罗马这片古老的土地。教皇所受的指控得到了公正的审判，他的清白在元老院的全会上得以昭告天下，而那些诬陷他的控告者则被定罪，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随后，查理在城中逗留数周，亲身感受这座城市的韵味。800年圣诞节那天，他踏入圣彼得大教堂，聆听弥撒之音，心中充满敬畏与虔诚。今日的圣彼得大教堂，布拉曼特和米开朗基罗的杰作——那巨大的圆顶，宛如一座巍峨的灯塔，耸立于现代城市的建筑群之上。这片土地，传统上被视作使徒殉道之地，君士坦丁大帝曾在此地建造了基督教罗马最古老、最宏伟的圣殿。这座大教堂与北方那些阴暗、离奇、不规则的大教堂截然不同，它没有众多的支柱和神龛，没有小教堂的密集分布。相反，它展现的是罗马艺术的精髓，宽敞明亮的大厅、简洁如希腊神庙般的屋顶、长长的多立克柱以及墙上色彩斑斓的马赛克，都彰显了罗马的辉煌与荣耀。从横航梢外的台阶拾级而上，直至高坛之下，那宏伟的拱门与远处的凯旋门交相辉映。在后殿的半圆形区域内，僧侣们静静地坐着，他们的身影在四壁间若隐若现。而在高坛之上，主教宝座高耸，俯瞰着下方的群众。这座宝座，原本是某位被遗忘的政务官员的座椅，如今却成为了教皇权力的象征。当福音朗读结束，教皇从宝座上站起，走向查尔斯。此时的查理已换下简单的法兰克服装，穿上了罗马贵族的凉鞋和斗篷，他跪在高坛前，虔诚祈祷。在万众瞩目之下，教皇将象征权力的恺撒王冠轻轻戴在这位野蛮首领的额头上，并向他鞠躬致敬。教堂内顿时响起雷鸣般的喝彩声，人们欢呼着，为这位新皇帝的到来而欢呼。在这一刻，罗马再次回归自由，再次成为世界的主人和中心。查理·奥古斯都，这位被上帝加冕的伟大而和平的皇帝，他的生活将充满幸福与胜利。在法兰克人的欢呼声中，罗马与日耳曼的联盟正式宣告成立，南方的记忆与文明与北方的新活力相结合，共同开启了现代历史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