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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的巧妙政策所蕴含的那种谦逊的炫耀，以及提比略所流露出的嫉妒与伪善，在随后的继任者中逐渐消失，最终专制主义在理念上被接受为罗马帝国的政府形式。当贵族阶层逐渐衰败，平民阶层道德沦丧，军队不再仅限于意大利招募时，那仅存的自由面纱得以毫无阻碍地被揭去。罗马共和国的形式在行省中从未得到认可，而帝国行政在行省中的初态，却很快在首都中产生了反作用。早期的统治者曾利用一个屈从的参议院作为他们残酷或专断行为的挡箭牌，来掩饰他们的至高无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甚至连这层遮羞布也被揭开。公元193年至211年，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统治时期，皇帝在整个罗马世界中崭露头角，成为政治力量和行动的唯一核心。罗马国家的战斗精神在他的“大将军”（Imperator）头衔中得以延续；他的省长们实际上就是军事总督；而他对军队的实际依赖，更是这种理念可怕执行力的体现，因为军队既是他权威的源泉也是其支撑。由于他集政府各项职能于一身，他的主权既涵盖民事也涵盖军事。法律由他制定，所有官员均在他的授权下行事，而他本人几乎被神化，其人身神圣性近乎神的地位。这种权力集中的趋势，主要是由于边防防御的迫切需求所推动，因为当时国内更多的是衰败而非不满。全国范围内，军队部署稀少，堡垒难以阻挡军队的进军，这在韦斯帕先和（一个世纪后的）塞维鲁斯的崛起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远处战争的喧嚣，无论是来自莱茵河还是幼发拉底河，在地中海沿岸的宁静中几乎未被察觉或重视，那里的舰队在海盗被消灭后已停止维护。没有种族或宗教的纷争打破这份宁静，因为所有民族的差异都在融入一个共同帝国的理念中逐渐消失。通过在整个意大利和行省建立殖民地，逐步扩大罗马公民权，罗马法律的公正平等实施，政府对所有臣民的均衡施压，以及由商业和奴隶贸易引发的人口流动，不同的民族不断被同化。大多数出生于行省的皇帝对培养意大利的兴趣寥寥，甚至在安东尼时期之后也鲜少关注安抚罗马。他们的政策旨在为每个臣民提供平等的晋升机会，正是通过这种自由，他们自己得以崛起为伟人，并从高卢、西班牙和亚洲城市中最杰出的家族中选拔参议院成员。尽管卡拉卡拉的诏令将罗马公民权扩展至全罗马世界的所有本土居民并非出于慷慨，但最终证明这是一种福祉。它消除了自由人之间法律地位的差异，完成了贸易、文学以及对所有信仰（除了一种外）的宽容所正在进行的工作，据我们所知，只有一个民族仍怀有民族情感，那就是犹太人，他们被自己的宗教所孤立，但犹太民族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思辨的哲学也为这种普遍同化提供了助力。斯多葛主义关于全宇自然体系的教义，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次要差异显得微不足道。通过其教师，世界共和国的理念首次被提出，所有人都被视为公民。亚历山大新柏拉图主义则融合了多个学派的教义，将埃及和东方的神秘主义与希腊的逻辑哲学相结合，为全世界的思想家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共识或争议的平台。然而，罗马城市的指挥地位几乎从未被动摇。虽然她的集会的实际权力早已消失，参议会和人民也鲜少被允许选择君主，他们对君主政策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既没有法律也没有习惯将城市居民置于其他臣民之上，或在文职或军职的职业生涯中给予他们任何优势。正如过去的罗马在成为他国主宰时牺牲了国内自由一样，如今在成为普遍国家的过程中，她这个曾经的征服者已降至与被征服者相同的地位。但这种牺牲并非没有回报，从罗马传出的法律和语言已遍布世界。各国在她的庇护下献上劳动成果，她是帝国和文明的头脑，在财富、名声和辉煌上远超当时的其他城市，甚至超越了巴比伦或波斯波利斯寓言般的荣耀。
这些逐渐累积影响力的因素，悄然间促成了统一的局面。然而，就在此刻，另一些因素开始悄然威胁这一来之不易的统一。新的敌人频频侵扰边境，而国家内部的结构也开始动摇，每一次继任者的更迭都伴随着长时间的权力斗争。特别是在瓦莱里安（公元253-260年在位）下台后，帝国陷入了一段无政府的混乱时期。各地的军队纷纷提拔将军，他们如同地方君主般统治着大片区域，对首都的权威毫无敬意。如果边境上的野蛮部落更为嚣张，或是在戴克里先出现之前未能有积极且精干的君主将这些分裂的势力重新凝聚，那么帝国的西半部或许早已提前两百年解体为各自为政的独立王国。然而，戴克里先在动荡之中采取了全新的策略。他深刻认识到中央权力的虚弱已无法将影响力触及到国家的每个角落，于是采取了分权与地方自治的政策。他将最高权力分配给四位共同皇帝，各自在四个不同的首都统治。为了弥补这种权力分散可能带来的权威不足，他试图通过营造一种东方式的华丽氛围来赋予政权一种表面的强大感，尽管这种手法早已被他的前任所不齿。君主的角色变得更加神圣，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也由于大量官员的介入而越发疏远。与此同时，罗马的特权地位受到了尼科米底亚的竞争以及米兰的更大威胁。君士坦丁（公元306-337年在位）继承了这一策略，并进一步将头衔制度发展成为一种贵族制度。他区分了文职和军事官员的职责，将伯爵和公爵派驻到边境和各大城市，扩大了宫廷的规模，礼节更为繁琐，宫廷职能也变得更加尊贵。尽管在罗马人眼中，这些职能因与君主个人的关联而略显卑微，但皇冠首次成为了名誉与权力的源泉。
这些临时举措终究无法支撑起这个摇摆不定的帝国行政体系。纳税人数的减少导致税收负担日益沉重，贵族阶层因此受到压迫；人口缩减，农业逐渐衰败，农奴制度不断扩张；征集本土军队及支付军费也变得愈发困难。君士坦丁将帝国首都迁至拜占庭，此举虽延长了帝国东半部的存续时间，却也加速了东西方的分裂，动摇了整个帝国的根基。这一迁移，使得罗马在追求罗马化世界的过程中，却自行放弃了其原有的地位。尽管新首都仍沿用罗马之名，并沿袭其风俗与先例，但帝国的统治已不再与那个创造它的城市紧密相连。因此，罗马帝国的观念变得更为普遍化；失去了地方中心后，它不再仅仅依赖于历史权威而存在，而是自然地成为了与外部环境变化似乎无法扰乱的事物秩序的一部分。自此，罗马帝国的理念或许已能免受城市灾难的影响。尽管瓦伦提尼安一世在公元364年确认了帝国的分裂，并最终在伟大的狄奥多西去世后，帝国分裂成为定局，西方政府的首府先是迁往米兰，后又迁至拉文纳（公元395年），然而这两大事件都未能撼动罗马的声望，也未能破坏所有臣民心中共同拥有的单一帝国国籍的观念。叙利亚人、潘诺尼亚人、不列颠人、西班牙人，他们依然自称为罗马人。
这种帝国民族性正在获得一种新颖且强大的力量支撑。历史上，帝王们曾将基督教视为不忠与革命的象征，多次试图根除。然而，帝国的统一及其地区间通信的便捷性，反而加速了新信仰的传播。迫害使基督教种子更为广泛地播撒，迫使其建立坚实的组织体系，为其烈士赋予英雄地位，书写历史篇章。当君士坦丁转向容忍并最终接受基督教时，他可能是出于真正的道义同情，但他也无疑确信，从虔诚的信徒那里获得的支持远超过因追求虚弱的异教而失去的支持。此时，基督教已崛起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愿意并能够以支持与服从回馈于他。基督教与国家的结盟并非单纯出于金钱考量，这一联盟实乃大势所趋。在君士坦丁之后的世纪里，教会权威与国家权威结盟所带来的问题和危险尚未显现。对于现代人而言，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似乎是天经地义，甚至无需多言。然而，在旧约诗篇和历史书籍中，国家的统一以宗教为基础：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子民，群体与个人皆向他敬拜，借其之力征服并繁荣。在罗马，宗教虽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但更多关联于民族、部落或家族情感，而非个人对精神力量的奉献。在以色列和罗马，宗教与公共爱国主义的融合和谐共存，为整个政治机构注入力量与弹性。但在罗马帝国，这种完美的结合已不复存在。基督教团体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机构，其统治者和教师的权力日益增强。通过教会圣事体系及其必然产物——神职制度的发展，他们与大多数基督徒的界限愈发明显。由于教会的组织与民政机构在本质上存在差异，它成为了与后者对等的组织。在因危险和耻辱突然被推上权力宝座后，教会发现自己在广阔的行动领域中经验不足，遂继续完善其政府结构，借鉴世俗行政模式。在其机制不完善的领域，如涉及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教义争议，教会便寻求君主的介入。在其他方面，教会努力维持其独立性，复制帝国体制以达成其教会目标。正如帝国的扩张使各地区、城市或部落的独立权利消失，如今，基督徒个体和地方教会的初始自由和多样性，也在与异端和分裂的长期斗争中受到限制，最终被拥有一致信仰和仪式的可视公教会观念所超越。这种公教会在其与国家的关系及其政府日益寡头化的特质上保持一致。在教义理论和实际需求的推动下，主教、都主教和主教的等级制度逐渐形成。尽管他们的管辖权主要是属灵的，但他们的省份和教区通常与帝国的行政区划相对应。由于没有任何主教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教会的实际领袖——当他可被称为领袖时——实际上是皇帝本人。皇帝从异教时代的大祭司职务中继承了对宗教事务的干预权，这一职位常被奥古斯都的继任者所承担，这一权利也易于被接受。传道者如今宣讲顺服的义务，与尼禄和戴克里先时代无异。他们乐于见到皇帝在大公会议上主持，发布反异端法令，并通过各种措施彰显其对信仰的推进和对异教礼仪的废除的热情。尽管教会保持谦逊态度，但其力量却日益增强，且不乏展示其未来的机会。圣亚他那修斯（亚历山大主教）的抵抗及其在与阿里乌斯派的长期斗争中的最终胜利，证明了这个新社团能够发出前所未有的舆论力量。西奥多修斯皇帝在屈服于大主教安波罗修斯之前，承认了精神权威的至高无上。在旧制度的衰落、文学的贫瘠和艺术的软弱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与教会的联系，以寻求生活和情感的安慰。而在第五世纪，当黑云笼罩、不可抗拒的敌人逼近时，那些对可怕威胁感到绝望或冷漠的人们，寻求逃避到一个连这些敌人也尊敬的宗教圣地。
教会体制在接纳与传承帝国理念的同时，也在其内部推动了更为严格的信条与组织统一。这一统一要求使得共享相同圣礼的信徒们得以在一个可视化的团体中凝聚，进而再次加强了罗马人民作为全球统一体的意识。基督教与文明的发展，与罗马帝国的疆界紧密契合，彼此相辅相成。成为罗马人，便意味着皈依基督教；这一观念迅速转化为反向认知，即成为基督徒亦等同于成为罗马人。如此，教会体制不仅延续了帝国的精神遗产，更在信仰的统一中重塑了罗马人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