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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阴雨绵绵。
环龙路渔阳里2号门前，站着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
那个中国人三四十岁年纪，提起大门上的黑铁环，“笃笃”敲起门来。
好一会儿，门打开了。门内一个穿旗袍的女子看看两个陌生人，神情不免警惕起来：“你们找谁？”
门外的中国人显得非常有礼貌，说道：“请问陈独秀先生是住在此处吧？”
门内女子又打量两人一眼，似乎迟疑了一下，才说道：“你们找错了，这里没有陈独秀这个人。”
其实来人并没找错，陈独秀就住在此处，这个女子就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只是此时距陈独秀逃离北京也才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入住柏公馆也才十几天，高君曼带着家少南下来到此处，才刚刚安顿下来，她未免有些惊弓之鸟的情态。
门外的中国人又看了看门牌号，然后又看看高君曼，他显然发现了高君曼心中的疑虑，赶紧从怀中掏出一封信，说道：“是北大李大钊先生介绍我们来的，这是李大钊先生给陈独秀先生的信件。”
高君曼一听李大钊介绍来的，脸上立即释然，笑道：“你们请等一会。”说着拿起信件上楼去了。陈独秀正在书房上撰述稿件，一看信封上李大钊那熟悉的笔迹，立即下楼，来到门口，对两人说道：“请，请进！”
陈独秀从李大钊信中得知，苏俄《生活报》记者吴廷康准备对他进行访问，希望陈独秀接受！
这个吴廷康自然就是那个外国人了，俄文名维经斯基。
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成立远东局，负责领导同远东地区各国革命者的联系工作。同时，经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协商，派遣代表团前往中国，负责人就是27岁的维经斯基。列宁亲自接见了这个代表团，口授3项任务：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苏俄游历。
维经斯基此前在海参崴从事共产国际的工作，负责远东事务，并在北美生活过，具有敏锐的政治思维。他不会汉语，但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问题颇有研究，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情况也掌握得很充分。
他到北京先访问了李大钊，谈得很融洽，对李大钊评价也很高。访问结束后，他让李大钊找了一些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学生，如张国焘、罗章龙、李梅羹、刘仁静等人参加会面。维经斯基在座谈会上说道，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并暗示道，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
此时，维经斯基并没有公开自己的真正身份，李大钊对他也不了解，但听到他的暗示，不由得想到和陈独秀的约定……
恰好，维经斯基问道：“李先生，我们很快会去上海，不知您能否介绍一下在上海我们可以去访问一些什么人？”
李大钊听了，连忙说道：“维经斯基先生，我们《新青年》杂志的创始人、主编陈独秀先生此时正在上海。”
“我也早已听说过陈独秀先生的大名，不知李先生能否代为介绍？”维经斯基问道。
“行，行。我写一封亲笔信给他，你带在身边。他看了信，就会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李大钊非常热诚地说道。
就这样，梅雨时节，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公开使命是组建一个通讯社，秘密的使命则是“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同行的有维经斯基之妻库兹涅佐娃，刚从海参崴赶来的萨赫扬诺娃，以及翻译兼助手杨明斋。
陈独秀和维经斯基一见面，两人就坦诚地交谈起来，陈独秀表明了他对俄国革命的格外关注，两人颇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杨明斋做他们的翻译。
在见面中，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俄现行的各项政策，如土地法，工矿企业、银行等收归国有，工厂实行工人监督与管理，以及列宁提出的电气化宏伟规划等，还讲到了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遭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在那时不得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
能作为维经斯基的翻译和助手来华，表明杨明斋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杨明斋，山东平度人，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早年移民至海参崴谋生，十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是中国最早的俄共（布）党员之一。
9月间，杨明斋负责筹办并担任校长的外国语学社成立，这所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深造，以储备中国革命的干部力量，俞秀松兼任秘书。
外国语学社和8月间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一起办公，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6号，门上挂一块“外国语学社”的木牌子，以方便工作。同时，这里还是华俄通讯社、教育委员会等机构的地址。华俄通讯社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首先建立起来的一个工作机构，杨明斋兼任社长。
这是一幢2楼2底的石库门建筑，原为戴季陶居处。上海早期共产党人经常在陈独秀寓所进行活动，维经斯基见此处更为宽阔，遂渐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活动场所。而且，这里离陈独秀寓所也很近，来往方便。楼上是各机关的办公地，也是俞秀松、李启汉、刘少奇、许之桢、柯庆施等少数学生的宿舍，杨明斋则一个人住在亭子间里；楼下是教室，不上课时用作其他活动。
后来，外国语学社曾分三批选派三十多名学生赴苏俄学习，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彭述之、汪寿华、曹靖华、韦素园、柯庆施等人，其中不少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外国语学社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建设和干部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党的第一所干部学校，首批赴苏学习的学生曹靖华后来回忆称：杨明斋为“渔阳里开辟了一代人的道路”，“为中国人民铸造了一批英雄，一批顶天立地的人”。
在杨明斋的帮助下，1920年春夏之间，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经常和维经斯基见面、交流、讨论。维经斯基所介绍的情况，使他们耳目为之一新，从而对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致面貌。
而维经斯基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极大热情，于是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此时社会主义在国人心目中已有很大影响，邵力子在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主义与时代》一文，声称：“这决非单为好奇的心理所促成，实在是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的征兆。”
于是，陈独秀也很坦诚，介绍了自己早前和李大钊的约定——建立中国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愿望。自此之后，在维经斯基的协助之下，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大力向前推进。
经过他们数次热烈的商议，出色的组织，大约在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秘密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成立共产党组织的先期阵地，以便于联络同志，传播思想。参加者有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人。
维经斯基在给俄共（布）的一封信中写道：“自我寄出第一封信后，仅在加强联系和完成我拟定的计划方面，工作有些进展。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群益书店’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因此，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要参加会议。”
维经斯基后来被认为是“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苏联党员”，苏俄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使者”。后因回国汇报，未能参加中共一大，但他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各项工作付出了努力，也为中共一大的召开打下了坚实基础，且后来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多次来华，因而一些建党亲历者称他为协助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
而维经斯基对陈独秀评价极高，在给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信中，他盛赞陈独秀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
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遂开始中共筹建工作，1920年8月，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宅，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者基本上都是出版人，事实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中很多都是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出版人，是火种传递者，如北京的李大钊，湖南的毛泽东等人，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出版业的紧密联系！
巧合的是，维经斯基在陈独秀住所第一次看到了《新青年》。据参加了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对陈独秀住所的描述：“楼上的统厢房是陈独秀夫妇的卧室，统楼是陈独秀的书房，书柜书架堆满了书，排列在东北二方，靠南的窗下有张写字台，写字台的两边都有椅子，另有一方靠壁有张小圆桌，圆桌靠壁的南北各有椅子一张，我记得家具都是很普通的。陈独秀夫妇的卧室在当时的眼光看起来算是很漂亮，有铜床、有沙发、有梳妆台、有写字台，壁上还挂了几张精致的字画。”“楼下的堂屋是堆满了《新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统厢房前半间有一张假红木的八仙桌，有几把椅子，也有几张凳子，没有什么红木家具。”
杨明斋向维经斯基介绍这本杂志的“丰功伟绩”，维经斯基拿起杂志翻了翻，问了一些情况，《新青年》的困境由此得到了破解。
有一个说法，俄共（布）此时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并在学生和工人中进行一系列活动。《新青年》的出版顺理成章进入出版部的工作议程，受到维经斯基所代表的共产国际的资助。
《新青年》最早关注马克思主义，在1918年11月15日出版的第5卷第5号中发表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作出了中国必将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天才预言。
《庶民的胜利》是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而作，也是他在北京大学11月14日演说大会，以及11月29日于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办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大会上所作的讲演。在这篇讲演中，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标志着“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并指出：“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热情洋溢地为布尔什维主义高唱赞歌：“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夹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令人有一股拨云见日之感。
到了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片段，认为这是“改造世界的新纪元”。
此外，该号刊登了刘秉麟《马克思传略》，顾兆熊《马克思学说》，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与《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
改变之路，任重道远。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终于出版，是共产国际解决了《新青年》的经费，这一期还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作者李季、李汉俊、杨明斋、周佛海、李达、沈玄庐、沈雁冰、陈望道、沈泽民、陈公博、施存统等人，当时都信奉马克思主义，《新青年》就此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也是中国第一本红色刊物。
该号开篇发表陈独秀《谈政治》一文：“有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对这个问题不能十分满足，由此可以表明我对政治的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
文中也谈到了阶级战争的必要性：“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李达此时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劳工神圣颂》（第8卷第4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第9卷第1号）、《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第9卷第2号）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多种译著……
由于《新青年》着力于“树旗帜”的新办刊方针，“不是把旧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马克思主义这片新空间里，开疆破土，宛如巨龙咆哮，影响着众多中共早期共产党员。
毛泽东后来在回忆中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7月31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发起文化书社，发售最好的刊物有《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等。其中《新青年》第8卷第1号，售出165份。第8卷第2号155份。《劳动界》1至9号各售出130份。当时长沙《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出版，其中一篇文章，回忆湖南近年来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指出：“杂志影响最巨者为《新青年》，销行新出版物最力者为文化书社。”
周恩来早在东渡日本留学时，曾称“《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