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20年2月，上海最阴冷的时候，陈独秀抵达这天正是除夕佳节，很多店铺都关门了，街道上显得冷清，只有孩子们在跑来跑去地嬉闹着……陈独秀一个人住进了坐落在汉口路上的惠中旅社。
连日奔波，陈独秀受了风寒，患上了感冒，独自一个人过了年，但他并不在乎这些，内心只是思考着中国的未来。1920年2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发对陈独秀的采访，陈独秀说道：“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觉醒。以二十世纪政治眼光观之……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是太息者也。”这表明他正力求某种巨大的突破，似乎他已感受到那一股将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并发出独特光亮的铁流正在悄悄地奔涌而来！
这一天，陈独秀来到五马路（今广东路），在棋盘街西首找到亚东图书馆，看到玻璃橱窗陈列的《新青年》样刊，陈独秀心中颇为得意。由于他的关系，亚东图书馆这些年“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终于扭亏为盈，搬上了大马路。
一见汪孟邹，陈独秀立即示意他不要作声，两人踱步上楼。在楼上，陈独秀告诉汪孟邹，这次是从北京逃出来的，准备在上海小住数日后前往广州，因为章士钊和汪精卫邀请他去筹建西南大学。
亚东图书馆楼上有四间房，汪孟邹于是邀请他搬来相邻而居。住了二十来天，由于广州政潮突起，章士钊发来电报，决定将西南大学校址设在上海，陈独秀不得不滞留于此，并托汪孟邹为自己找一处住所，以便接来正在北京惶惶不可终日的家眷。
此时，陈独秀的老上司柏文蔚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已然携眷上任，在上海留下了一处公馆。
汪孟邹给陈独秀出了个主意：要不你给柏文蔚拍个电报，住到柏公馆去？因这一个提议，这间位于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的柏公馆，被写进了壮丽的历史。
4月初，陈独秀搬进柏公馆，一座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独门独户，一客厅一厢房，上下二层，楼上是陈独秀卧室，楼下有客堂间，会客室。
环龙路地处法租界，与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仅一步之遥，与霞飞路（今淮海路）也不过几分钟路程。一时间，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高朋满座，再次变得热闹起来。
起初，最常来往的有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他们都住在相距渔阳里不远的三益里。邵力子是上海《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戴季陶、沈玄庐则是《星期评论》创办者，李汉俊后来加入的《星期评论》，也是编辑部一大主力。他们几人都曾在日本留学，曾经从日文版的图书中，了解到刚刚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话题离不开苏俄，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
4月11日，毛泽东来到上海，找到陈独秀商讨组织“改造湖南联盟”计划。陈独秀不仅积极为毛泽东出谋献策，还谈了自己的建党计划。这一次接触，使得年轻的毛泽东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着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他后来向斯诺回忆道：“陈独秀说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一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陈独秀此时将视角探向了工人阶级，他把1920年第7卷第6号《新青年》办成劳动者专号，于5月1日国际劳动节出版。主要文章有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机房工联合会上的演说《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以及李大钊《五一运动史》。
在《五一运动史》一文中，刊出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全文，以及十五个团体、八家报刊热烈赞颂这一宣言的文章——这一宣言是历史性的文件，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署名，早在1919年7月25日便已发出，郑重宣布苏维埃政府废弃沙皇政府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由于中国军阀政府的阻挠，这一宣言迟迟未能在中国报刊发表。《新青年》以不寻常的姿态，对这一宣言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不寻常的姿态，表明陈独秀明显地倒向苏俄。诚如蔡和森所言，《新青年》最初曾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后来则既“宣传社会主义”，也宣传过美国“杜威派的实验主义”，而从“劳动节纪念号”开始，“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
同时，这一期《新青年》还大量篇幅刊载全国各地工人生活和斗争情况的调查报告，反映了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的初步成果。杂志由此从原来每期130至200页猛增至400多页，更因为内有表格需要用上锌版，纸张排工成本都有增加，群益书社害怕杂志政治倾向太浓惹来麻烦，不仅要求涨价，还想撤掉广告。
事实上，《新青年》初期由于收益不佳，曾在1917年停刊半年，同时也导致陈独秀与群益书社一直摩擦不断，他在给同仁的信中曾提及：“群益对于《新青年》的态度，我们自己不能办，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难堪；我们认真自己要办，他又不肯放手，究竟应如何处置，请速速告我以方针。”
直到1918年1月《新青年》复刊，“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极大节约了办刊成本；加上编辑部同人的名头极为响亮，鲁迅等人的创作极大增强了文学性和可读性，《新青年》终于突破发行困境，形成了以上海为发行总部，北京为龙头，代派处遍布全国数十个城市书局以及新加坡、日本等地的发行网络，销量大增。
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中写道：“……《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
由于多年以来，《新青年》一直保持价格稳定，后期字数增加后，亦以紧凑排版节约成本；邮费也在努力下调，创刊初期邮国内和日本都是3分，1919年国内下调至1分半，日本只需1分。因此，陈独秀对涨价要求甚为不满，在给胡适写去的一封信中说道：“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为六号报定价，他主张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何能再将就他，那么万万做不到的。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完。”
这一次，“劳动节纪念号”成为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当然，决裂不仅是陈独秀一方面造成的，群益办刊以营利为目的也无可厚非，而《新青年》的宗旨却寄托着陈独秀的宏大抱负，如何能够放弃？事情到了如此地步，群益害怕亏本，而陈独秀从底层读者考虑，不希望加价。汪孟邹两边劝和调停，陈独秀甚至拍起桌子把汪孟邹大骂一通，双方合作就此破裂。
群益书社是《新青年》的产床，为它的出版付出了心血，但理想和资本不可调和，也可理解，只是《新青年》脱离群益后，没有了办刊经费。
陈独秀在致胡适的信中写道：“（1）‘新青年社’简直是一个报社的名字，不便招股。（2）《新青年》越短期越没有办法。准是八卷一号也非有发行所不可，垫付印刷纸张费，也非有八百元不可，试问此款从哪里来？（3）著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资本，印刷费从何处来？著作者协济办法，只好将稿费算入股本，此事我誓必一意孤行，成败听之。（4）若招不着股本，最大的失败，不过我花费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点股本开创起来，全靠我们穷书生协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陈独秀在上海反复往北京写信，催稿，催款。1920年7月2日，陈独秀给高一涵信中说：“《新青年》八卷一号，到下月一号非出版不可，请告适之、洛声二兄，速将存款及文稿寄来。”
但是，北京方面的稿子和钱迟迟不来，《新青年》不得不停刊了，它未来的道路该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