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为人儒雅,与人说话时,脑袋习惯向前微倾并且侧着,声调沉慢,使人听了只觉得颇具说服力。在护送陈独秀前往天津一路上,凡沿途关卡,与人交涉,均由李大钊出面,不要陈独秀开口,以免陈所操南方口音引人疑虑。
他们处处小心,可以说有惊无险,但谁能想到,《新青年》的两位旗手、五四运动的两位领袖人物,竟会落至如此狼狈又如此精诚与共的“逃亡”境地?
起因在1919年6月11日夜,陈独秀与内务部会事邓初、《新青年》编辑高一涵三人去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这里唱小曲的,说相声的,演京戏的,放电影的,卖瓜子的,喝茶的,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正是“传播思想”的好所在。
晚上10时,陈独秀戴着白帽,穿着西服,看准时机,与高一涵等人悄悄潜往新世界游艺场五楼屋顶花园,陈独秀在西南角的黑暗处,如天女散花一般往下撒开上百张《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然而这三教九流齐聚的场所,自有流氓、暗探混杂期间,于是乎陈独秀当场被捕……
当夜在另一处散发传单的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他找来了北京大学德文班学生罗章龙等人,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报道传达出去,以便动员舆论进行营救。
他还写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一文,不久后发表在《每周评论》上:“有一位爱读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即陈独秀),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6月13日,陈独秀被捕的新闻见诸于北京《晨报》,随后《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时报》等全国各大报迅速跟进,舆论哗然,各界纷纷抨击北洋政府,连孙中山也过问此事,要求尽速释放陈独秀。
1919年9月16日,被关押98天之后,陈独秀由同乡作保,重获自由。李大钊欣然命笔,写下《欢迎独秀出狱》一诗,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虽然获得了自由,但陈独秀的行动仍受到限制,重大行动必须得到批准,便衣暗探常出没在陈独秀居所周围。
1920年1月,陈独秀躲过监视,离开北京,前往上海。2月3日,从上海赴武汉,参加武昌文化大学毕业典礼,并在千人欢迎会上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指出三个改造的方法:一要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二要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者吃苦,有产者安享;三要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并认为人们有平等的信仰和劳动的信仰,人人应该受教育,应该常劳动,心理上总有平等的劳动与劳动的革命。
2月6日,他又在文化大学毕业典礼上作《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讲。2月7日,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作即兴演讲《新教育的精神》。
陈独秀在武汉逗留四天后,这才乘车北上。此时,北京报界详细刊登了陈独秀在武汉的行程及演讲内容,北洋政府对陈独秀在武汉宣传过激思想,大为恼火,北京警察厅对陈宅的监视加重了。高君曼发现后,立即找到李大钊。
李大钊与高一涵、王星拱等人商议,接走了陈独秀。
“北京太危险了。”在王星拱家里,李大钊对陈独秀说道,“我看你还是离京去上海避一避为好!”最后,二人决定从公路出走,由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前往天津乘海轮去上海。
李大钊比陈独秀小十岁,他称陈为仲甫先生,对人常说:“仲甫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
寒风拂过,两人下车来活动下手脚。这几天里,他们看暮色降临,看曦光初绽,经过城镇里,看逃难者流离失所,不免心潮澎湃……
“都说大雪兆丰年,可是谁知道这世道年年饿殍遍地……”李大钊感慨道。
“是啊。别说平民百姓,我这个昔日的留日学生,也曾饥寒交迫。这世道,是得改变了。”
“是啊,我们就像处在一间黑暗的铁屋子里,是该打破它,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了。”李大钊答道。
“对,要争取早日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他们找到了火种,他们将投入柴薪。于是乎这一次“逃亡”之旅,像石头开花一样,引发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创举。
终于抵达天津,李大钊将陈独秀送到码头。
“仲甫先生,一路保重!”
“守常你这次护送我出走北京,一连消失几天,回去后,你也要小心!”
互道保重后,陈独秀拿着李大钊为他买好的船票,登上轮船,到达上海,开启了他人生中最辉煌最重大的一段经历。
三年前,陈独秀北上,把《新青年》编辑部带到了北京,并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于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并说,“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秉持着此一态度,陈独秀领导五四运动并成为它的“总司令”,将这一爱国运动推向胜利的高潮。
五四运动胜利后两个多月,7月14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旨”。从它的办刊宗旨和刊名来看,应该受到了《新青年》及《每周评论》的影响!
毛泽东是在1918年10月第一次去北京时认识李大钊的,后进入北大图书馆当助理馆员。三十多年后,毛泽东曾感慨地说:“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毛泽东通过李大钊又结识了陈独秀,并回顾称:“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他们那一代人,自然就是指李大钊和陈独秀。
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上,毛泽东高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他还在创刊号《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指出:当前“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人们“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但对陈独秀则十分推崇,称之为“思想界的明星”。
7月21日起,《湘江评论》第2、3、4号连载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要求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联合起来,这篇文章在当时的进步思想界有相当影响。北京《每周评论》说此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1919年底,为了把反动军阀张敬尧驱逐出湖南,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见面交谈,并商讨了工读互助团的问题。
转眼间,陈独秀这位“思想界的明星”把《新青年》编辑部带回了上海,带到了渔阳里。
此时,不能说《新青年》已令“全国思想都改观”,至少知识界和学生界已有一大改观。
1919年5月第6卷第5号发布通告:《新青年》出售合订本预约券,五年来共出33本杂志,分五厚册精装,如现在预约,每册4元,等印制出来之后再买就是5元。这说明《新青年》已经成为具有收藏需求的名刊。
杭州第一师范学生傅彬然说:“《新青年》的文章,一开始就吸引着我们,可是在初期,对批判儒家学说和传统的人伦道德那么厉害,在感情上多少还有些接受不了。但是不久以后。完全接受了。”
北京女子高师学生程俊英、罗静轩说:“《新青年》等刊物,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读物。有的同学把《新青年》从第一期读到最后一期,这使我们文风一变,再也不写堆砌辞藻,空疏无物之古文了。”
1935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群益书社重印《新青年》时,胡适题词云:《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运动,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我们当日编辑作文的一班朋友,往往也不容易收藏全份,所以我们欢迎这回《新青年》的重印。
蔡元培也为之题词:《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有所依据。甚可喜也。
在陈独秀心目中,《新青年》始终占据着特别重要的位置。1922年4月29日,在纪念芜湖科学图书社20年的题词中,陈独秀如此写道:“这二十年中,孟邹办了个亚东图书馆,我做了几本《新青年》,此外都无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