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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进入北大，是在1917年11月。那时，章士钊辞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向蔡元培力荐李大钊继任。李大钊时任北京《晨钟报》编辑，以“守常”所著文章而闻名。于是，“北李”“南陈”同聚于北大，同聚于《新青年》编辑部。
一年后，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在经得李大钊、高一涵、周作人、张申府等人的同意和支持，创办《每周评论》，由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主要编辑，后来在《每周评论》上引发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李大钊是河北人，身上颇有燕赵之士的慷慨激昂，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筑声剑影楼”，壮怀激烈。受邀进入北大后，李大钊在北京南城的瑞记饭庄请客，主客是蔡元培，陪客是梁漱溟，还有蔡元培叫来的陈独秀。看起来，“革命”也需请客吃饭啊！
话说蔡元培主掌之前，北京大学的校风还很腐败，管理工作也很差，有一批举人、秀才出身的学生，校内工友都称呼他们为“老爷”，以后又改称“先生”。学生中不少人求学目标是毕业后升官发财，或在社会上找到一份好职业，因此托门路、找靠山者有之，平日游手好闲，考试打小抄儿者有之，而少数学生则是死读书不问外事，生活自由散漫，谁也不管谁。教师中不仅有思想保守陈旧者，也有滥竽充数、混饭碗者，更有道德堕落、赌博、捧戏子、逛妓院者，不一而足。
为此，蔡元培发起成立进德会，所谓“进德”者，就是增进道德之意。“进德会”之目的，按照蔡元培所说，主要是增进个人的道德修养。为此，他提出一些被认为是不道德或于人身修养有害的行为列为禁戒之例，其中有三个等级标准：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项；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项。
这里面的甲种会员条件，后在该会正式成立时被改作入会的基本条件，其他禁戒则改为由入会者自行选择遵守。李大钊是第一批报名入会的会员，他选择的是“甲种会员”。
李大钊可以称得上是甲种会员的楷模，他幼年时祖父需人照料，便在家中长辈的安排下，与同乡赵纫兰结婚，当时李大钊年仅10岁，而赵氏已16岁。二人不仅年岁差别偏大，学问更是悬殊，但二人互敬互爱，终其一生，在那个“大变迁、大解放”的时代极为少见。
1918年6月进德会召开成立大会时，加入该会的教职员就有160多人，学生入会者达300余人。李大钊在这次会议前选举进德会组织成员时，当选为“纠察员”。
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李大钊月工资140元，属于高收入人群，要知道，当时小学教师的月薪不到20元，后来的北大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月薪只有8元，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时毛泽东说：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以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8块钱。工作不外乎管理“日报阅览室”，及时将订阅的全国各地的报纸夹上去，月底送去装订。有时还要做些杂务，如为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整理书报等……
活不多，挣得少，跟拉车夫差不多，但毛泽东已经觉得挺满足，毕竟当时北京的物价一元钱可以买上二十来斤的上好面粉。
李大钊收入那么高，却常常身穿一件褪色的布袍子，日子过得有些拮据，他们住一座简陋的四合院，一家七口常常每人一张饼卷上一把大葱就是一餐。
钱都去哪儿了？
当时报纸有报道说：“李氏私德尚纯，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
李大钊周围聚集起一群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人，他和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组织，会员包含了南北许多青年有志之士，其后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有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等人。
李大钊跟青年学生相处得非常好，也不讲师道尊严，学生们给他起了个外号“老母鸡”，以赞其呵护备至。那时别人家的院门都是关着的，要先敲门才能进去，而李家的大门始终虚掩着，这些年轻人常去他家里蹭饭，据说李大钊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他亲手烙的葱花饼也是一绝，有很多北大同学和同事都吃过他的烙饼。
刘静君回忆，一次去李大钊家时，看见先生的次女炎华，五六岁的样子，穿红粗布小棉袄，外套蓝粗布小褂，前大襟嘴巴下边和两只袖子全是黑灰和鼻涕……刘静君认为，李先生有着令人钦佩的朴素作风，但是每次去他家，李先生总是留下她吃饭，添一个菜，也总是炒鸡子，好像对待异乡来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