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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9日，对于《新青年》来说，也是一个重要日子。这天，钱玄同第一次走进北京绍兴会馆的朴树书屋，走进鲁迅的寓所，向他约稿。
当时，鲁迅在教育部担任参事一职，独居于此。
多年前，鲁迅在日本学医时看到日俄战争的电影画片，“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因而痛觉到“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不意却尝到了失败的苦果。回到国内，鲁迅“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绍兴会馆相传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于是直到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屋里还没有人住；于是鲁迅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
钱玄同走进屋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他的心房似乎还在怦怦跳动……他对鲁迅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自然懂得他的意思，他在《呐喊》自序中回忆说：“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而在《自选集》自序中，鲁迅说：“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一切仿佛置身于一间铁屋子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鲁迅“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后来的事实证明，钱玄同这一次邀约，把《新青年》的名声炸响了。
1918年5月，鲁迅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如果说《新青年》倡导白话文的“丰功”，源自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那么可以说《新青年》改用白话文最显著的事件，当推鲁迅《狂人日记》，它是《新青年》启用白话文的最大突破，是文学革命结出的第一枚硕大的果实，它一出现，就登上了中国白话小说的高峰！
自最初一篇《狂人日记》发表，鲁迅一发不可收拾，加入“文学革命”的洪流中，连续发表《孔乙己》《药》等名篇，大大提高了《新青年》的可读性，对此，鲁迅自谓：“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新青年》打开白话文的大门后，《晨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相继改用白话文。不过，《新青年》推广白话文，使用标点和分段，并不是一件容易事，首先印刷上就有很大麻烦，当时连最先进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也没有标点模子，不愿接他们的单。最后，群益书社和太平洋印刷厂商量，用外文标点符号做底子刻成了铜模。
不管怎么说，《新青年》首先发起的文学革命迅速席卷全国，呈现出一股狂飙猛进的势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报纸至少出了400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新青年》及其编辑部同仁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最热的“关键词”。
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写道：“一九一八年秋，我从家乡到兰溪，乘公司船下杭州，一上船，便看到施存统兄（施复亮）在对舱……我看见他的枕下，摆着几本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随手拿来看了几篇，不觉有些异样的感觉。那些文字，虽是用文言体写的，内容却是崭新的。……这便是五四运动的风信旗，《新青年》正是五四运动的里程碑……新文化运动，就此星星之火燃烧起来，成为反封建的主潮。……校外年轻人，正在响应《新青年》的思想革命倾向，主张‘废孔’‘废除旧家庭’，迎接‘现代化的民主自由’，……我们受了《新青年》的影响，对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兄弟的言论，不独心向往之，几乎奉之为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