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骡车出北京城，一路风雪载途，往东疾驰。乘者有些奇怪，那账房模样的生意人，一张椭圆脸，面色略微有些苍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漆一般黑的胡须，跨坐在车把上，脸色冷峻而严肃。而那大剌剌端坐车后的汉子，压得低低的毡帽下面，胡子拉碴，按说这人应该是老板了吧，但身上套着的一件棉背心，油迹斑斑，几乎能照出人影，又仿佛店伙计了。当他偶尔朝外看去时，目中精光闪烁，似乎被冰雪所映亮，显示其并非一般人物。
时为1919年阴历年底。北国。道路一侧是雪，另一侧也是雪，条条辙迹中冻雪肮脏凸起，永无尽头地伸展。大雪封冻的村庄，几乎难闻到鸡鸣狗吠，只有屋顶炊烟袅娜，犹如一声声呐喊从铁屋子里传出来，转眼间消逝无踪。
此时，正值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之际，谁也没注意到这两个赶路者的反常。而赶路者眼中无山舞银蛇，无原驰蜡象，只是赶着他们的路途……在寒气彻骨中，一声声鞭响，似乎将华北莽原上空的冰冷空气撕出一道道裂隙，辙迹深深地印入历史：
这两个赶路者乃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他们是北大的前同事，是《新青年》及《每周评论》的同仁，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们——那装作账房先生者，实乃李大钊也。那套着棉背心的，则是陈独秀。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城南香厂路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时，被捕入狱，获释后，仍格外受到当局关注，住处受到监视，陈独秀颇感不适，打算迁居上海。
1920年1月，陈独秀秘密离京，到了上海，后于2月4日，去武汉作演讲，轰动武汉学界，惊动湖北当局。8日，陈独秀乘火车从武汉回北京，结果北京家中遭到更严密监视。消息传到李大钊处，李大钊派人到车站把陈独秀接走，并决定亲自送往天津。
寒风拂面，陈独秀看着李大钊背影，心中感慨，不禁吟起诗来：“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邦，犹自绝追攀。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
李大钊听了，停下骡车，跳下车来，站于路肩，赞道：“仲甫先生果然大才磊磊，竟然在路上作得这一首好诗！”
陈独秀也跟着跳下车来，笑道：“是多年前一首旧作，题作《咏鹤》，一时感慨，突然想起来了。”
李大钊诚恳说道：“仲甫先生过谦了，虽说您如今算是遭逢飘摇湖海的境况，但仲甫先生可莫愁前路无知己啊，要说起来，如今天下谁人不识仲甫先生大名？！”
刺目的雪光中，陈独秀遥望着不远处的村庄，田野，更远处的山脉，沉默了一会儿，答道：“如今这世道，再抱有朝游北海暮苍梧、自在逍遥的出世之心，确实不合时宜了，所以不管前路如何，君子当自强不息，不敢说为天地立心，但为生民立命之责，却是我辈所不敢辞也！”说着，隐隐然生起一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
“是的。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开创一个新纪元，诚我辈之责，也是我辈所愿也！”李大钊目视远方，眼有期待之意。
“是啊，民国成立已然八年有余，不仅民不聊生，而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本来以文养家，如今却连一点言论自由都要受到钳制，实堪悲哀……但愿有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有自由选择的余地。”陈独秀既愤慨又坚定地说道，露出神往之色。
寒风凛冽，呼啸如狂。李大钊答道：“相信，庶民总归胜利，人人都会有一方光明的立足之地。”
日行夜宿，一路风雪。他们就这样推心置腹地交谈着，说起各自的出身，谈起留学期间的往事，谈起创办《新青年》的各种境况，谈起远方的十月革命……
这一年，陈独秀41岁，李大钊31岁，此时正在北京从事驱张请愿活动并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毛泽东27岁。说起来，他们三人的名号很有意思。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因家乡有独秀山，他先以“独秀山民”为笔名，后以“独秀”名世，另有笔名“只眼”，透出一股独特的个人意志。李大钊，字守常，被誉为道德完人，有大胸怀。毛泽东，字润之，颇有毛毛细雨，润泽东方的味道。
先说这陈独秀，安徽怀宁人。1901年，22岁的陈独秀因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半年后回国。
对于第一次日本之行，陈独秀曾有回忆：“我十年以前……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那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
1902年，陈独秀再次赴日，一年后回国，在上海与章士钊等创办《国民日日报》，主张民主革命，反对专制。1904年初，他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次年，在《安徽俗话报》编辑部所在地，与柏文蔚、常恒芳等人创建了安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岳王会，陈独秀任总会长。1914年7月，35岁的陈独秀因生计所迫再一次东渡日本，入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并应章士钊之邀协助编辑《甲寅》杂志，这是他四次日本之行（也有人说是五次）中的最后一次，在那里，他以文会友，结识了李大钊。
陈独秀最后一次去日本这事还得从辛亥革命说起，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毓筠就任安徽都督，慕陈独秀之名，特发一电报，聘他返回安徽担任都督府秘书长。
其时，陈独秀正与夫人高君曼沉醉在杭州西湖边的柔风酥醉里。高君曼本是陈独秀第一任夫人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生，她留一头齐耳短发，风姿绰约，正是热烈奔放的新式女性，加上喜爱文学，跟陈独秀志趣相投，渐生爱恋。陈独秀为高君曼写了诸多诗作，其中有一首云：“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陈独秀与高君曼的自由恋爱被视为伤风败俗，辱没了家风，但他们两情相悦，比翼双飞，不久离家出走，于1909年在杭州宣布结为夫妻。
酒旗风暖少年狂，陈独秀和高君曼与沈尹默、刘季平、马一浮、谢无量等人恣肆潇洒，吟诗斗酒，“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陈独秀接到邀请电后，与高君曼回到安庆，于1912年1月初走马上任，4月间，陈独秀主动辞职，重办安徽高等学堂并任校长。
两个月后，旧友柏文蔚接任安徽都督，陈独秀再次被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一切施政方针几乎全由陈独秀决定，“以保存行政之纯洁性”。当时安徽人称：“武有柏，文有陈，治皖得人。”
听闻陈独秀治皖有功，好友汪孟邹从芜湖赶到安庆，想要找到进阶之职。
十年前，第一次赴日的陈独秀自日本回到安庆，为增长国人见识，他与人商议合办《安徽俗话报》，因故未成，陈独秀便想起挚友汪希颜的弟弟汪孟邹。当时，汪希颜已因病去世，汪孟邹在芜湖开办芜湖科学图书社，是安徽境内第一家新式书店。陈独秀背了一个包袱，拿着一把雨伞，来到芜湖，两人商议后，图书社成为《安徽俗话报》发行机构，稿件编好后寄往上海印刷，再运回芜湖发行。
1904年夏天，陈独秀将编辑部搬到图书社二楼，题写了一幅大字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悬于大楼前，气吞山河。
历史上，安徽由于地处相对封闭区域，山货土产品较为丰富，只是山多田少，山民不得不“远贾他乡”，“求食于四方”，于是乎有抱负者常常不辞山高路远，外出经商，数年不归，而被赞为“徽骆驼”，甚至“徽骆驼”一词还被收入《辞海》，释义指：“此乃喻徽州人正义奋斗、宁死不屈之性格”，徽人胡适就多次用“努力做徽骆驼”来激励绩溪乃至安徽同乡。
创办《安徽俗话报》时，陈独秀拿出“徽骆驼”的劲头来，几乎每天只吃两顿稀粥，但和汪孟邹结下真挚的友谊。在此期间，陈独秀联络柏文蔚等力量，在图书社楼上成立“岳王会”，与陈独秀等人过从甚密的高语罕写道：“安徽近二十年，所谓种族革命、政治战争、社会运动、文化运动，芜湖实居重要地位，而长街之中，方丈危楼、门前冷落之科学图书社，实与之有密切关系！”
1922年，陈独秀为《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题词时写道：“二十年前，孟邹以毫无商业经验的秀才，跑到芜湖开书店，实是盲目行动，然当时为热烈的革新感情所驱使，居然糊糊涂涂，做到现在状况。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安徽俗话报》出版了23期，后被勒令停办，陈独秀离开芜湖，第三次留学日本。
如今，陈独秀听到汪孟邹渴欲从政的想法，思量一番，正色说道：“眼下非是长局，你还是回去从商为好，最好到上海开一间书店。”后来，汪孟邹在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对陈独秀颇有助益。
却说陈独秀果然有着敏锐的政治直觉，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窃任大总统，并开始其复辟之路。1913年，安徽易帜，安徽都督柏文蔚被免，孙多森接任。陈独秀在孙未上任之前，称“旧病复发，迫不及待”，呈请辞职，不告而去，携家属到了上海。
这年7月间，二次革命爆发，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出山成为安徽讨袁总司令，陈独秀回到安庆，协助制定讨袁大计，并起草了独立宣言。不过，二次革命很快失败，8月27日，袁世凯任命的安徽新都督倪嗣冲占领安庆，下令“捕拿柏文蔚之前秘书长陈仲甫”，陈独秀不得不化装成商人，携妻子和一双儿女陈鹤年、陈子美乘民船自安庆潜逃芜湖，被捕后经人解救，于11月逃往上海。
上海滩物价贵，柴盐油米酱醋茶件件要花钱，还要缴房租，居大不易。陈独秀既无正当职业，又无固定收入，一家人过着一日三餐无着落的穷困生活，几乎陷入绝境。有时，一天连两顿稀粥都难喝上，陈独秀一声长叹：“革命，革命难于上青天！”
此时，汪孟邹带着侄儿汪原放来到上海，运作开办了一间书局。
原来早些年间汪孟邹为科学图书社进货，常来往于安庆与上海之间，并由章士钊介绍住在惠福里群益书社内，因而与群益书社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结识，经陈氏兄弟的帮助，汪孟邹于群益书社同弄内开设亚东图书馆，后来迁到河南路平和里，1914年春，又迁到江西路口的福华里。
生意惨淡，亚东图书馆迁来迁去，一直未能离开狭窄的弄堂。以至于后来有一次，陈独秀厉色道：“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走出弄堂，上大马路。”
陈独秀今次避难上海滩，与汪孟邹商量，开始编撰《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只希望早日出版，一来扩大亚东图书馆声名，二来改变自己举步维艰的生存状况。为了生计，他不得不穿着单薄的御寒棉衣，在挂满尿布的寒舍内伏案写作，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有出头之日。
陈利明所著《陈独秀正传》写到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天，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陈独秀不得不冒着大雪，前往亚东图书馆，本意是想要汪孟邹先支付一点稿费，以助过冬。但他到了后，也不说话，汪孟邹一见陈独秀有气无力、日渐消瘦的样子，忙叫店伙计上街为他买些点心。陈独秀用好点心，依旧不开口，只是坐在一旁默默无语，一个劲儿地抽着汪孟邹买给他的香烟。汪孟邹见他坐久了，也不好点破他借钱的来意，说道：“仲甫，拿一些钱去吧。”陈独秀点点头，仍然一声不吭，汪孟邹便给他一两元钱。他接过钱，往怀里一塞，坐了一会儿，这才走了。后来，陈独秀曾为此多次对人说过：“汪孟邹是我们家的大施主。”
“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墙。”陈独秀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孰料书业飘零……1914年春天，《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在亚东图书馆先后出版，两本书销数极少，借稿费维生的希望落空。春天虽然来了，冬天却未远去，凛冽的寒风还在肆虐着。
6月间，陈独秀致信《甲寅》杂志主编、旧友章士钊，信中叹道：“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管相隔五六世纪。……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
他由己及人，想到天下民生多艰，不禁怆然，谁料想自己一介书生，似乎只有静待饿死一途……遂不甘地问道：“仆急欲习世界语，为日后谋生之计。足下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
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最初是“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6月10日，他在《甲寅》杂志刊载陈独秀这封来信，附按语曰：“寥寥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呜呼！使今有费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章士钊遂邀陈独秀前往日本，一面就读，学习法语，一面协办《甲寅》。
于是，陈独秀找到汪孟邹，希望他暂时帮助接济高君曼母子四人，他于7月告别妻儿，再一次去了日本。
《甲寅》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钊外，还有李大钊和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等人，陈独秀因此与李大钊等人结识，日后成为“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而《甲寅》杂志所刊文章，多提倡共和、反对专制，且说理精粹，影响力急增。
只是留在上海的高君曼母子四人，虽有汪孟邹关照、接济，也只能勉强度日。毕竟，汪孟邹的日子也不好过，甚至一度做过杂粮的生意，以弥补出版亏空，其艰难可知。汪孟邹日记中就多有“社务乏款，焦急之至”，“芜（湖）款未至，焦灼万分”，“暂借到洋五百元，真正可感”等艰辛记叙。
而陈独秀在日本“度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大略也无余资寄回。
高君曼由于天长日久相思、劳累，不幸染上肺疾，被送入院治疗休养。
从都督府秘书长夫人到一文不名的苦贫境况，不过短短三四年时间，生活如此跌宕起伏，高君曼心底的滋味可想而知。而她在愁苦中写下许多思念陈独秀的诗作，其绵绵情意，感人肺腑：
一首曰：“倚窗临槛总成痴，欲向姮娥寄所思。银汉迢迢宫漏永，闲阶无语立多时。”深夜临窗望月，遥思夫君，可惜两人如隔迢迢银汉，天遥地远，无语痴立，只有一道孤单只影相伴罢了！
又一首曰：“寂寂春城画角哀，中宵扶病起徘徊。相思满地都无着，何事深闺夜夜来。”贫病交加的悲哀，中宵无眠的徘徊，相思无着的空虚，痴情人心中泛起一片无尽的苦海。于是，不由得又想起凭肩依立，俪影双双的情景来：“春寒风腻冷银缸，翠竹分阴上琐窗。记得凭肩花底生，含情应风影双双。”
如许如烟往事，而今只余泪痕残香，往日绮丽共倚的幸福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她写道：“影事如烟泪暗弹，钗痕依约粉香残。伤心最是当前景，不似年时共倚阑。”
但在回忆中，当时脉脉相许的诺言依稀还在，可惜归期难订，宝贵的年华怎堪换取一次次别离：“楼下花骢花下嘣，殷勤还与订归期。问君更有愁多少，拼把年华换别离。”
离别的哀怨、急盼思归的煎熬，加重了高君曼的病体，这可急坏了汪孟邹。据汪孟邹《梦舟日记》所载：4月25日，高氏“体气不佳，家中寂寞，甚为悲伤，竟至泣下”。5月15日，“忽咯血”。18日，“咯血之症昨夕又发”。24日，汪孟邹到医院探望，只见高君曼“一种凄凉之状，令人心悸”。不得不给陈独秀“写信催返”。
1915年6月，陈独秀蹈海归来。苍茫大海上，眼看着浪花翻涌，陈独秀思绪翻飞，考虑着回上海后如何养家、如何照顾高君曼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事，只见大海上波光潋滟，陈独秀心中渐渐明朗。
早在1902年，陈独秀就协助章士钊打理过《国民日日报》。1904年，单枪匹马创办《安徽俗话报》，并说：“我开办这报，是有两个主义，索性老老实实的说出来，好叫大家放心。第一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安徽俗话报》广泛报道国内外时事政治并加以评论，灌输近代国家观念与革命思想等，可以视作创办《新青年》的一个预演。1914年，在日本协办《甲寅》，也有一番作为。可以说，做出版是陈独秀目前为止最擅长也是最好的谋生营业。为此，他决定创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杂志，他觉得：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
一回到上海，陈独秀立马游说亚东图书馆老板兼挚友、《甲寅》发行人汪孟邹，让他赞助自己，并放出豪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全改观。”令人听在耳里，有如惊雷。
此时，中国出版业十之八九集中在上海。
说到上海的出版业，最早可上溯至宋、元时代，当时松江、金山地区官府、私家和书坊都有刻本流传。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松江杨潜修《云间志》3卷，此为上海地区较早成书者，也有明、清时抄本传世。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华亭县学徐民瞻刻《陆士龙文集》10卷，为现在流传下来的极其有限的宋刻之一，且为现存上海最早的刻本。
上海开埠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于1843年12月23日在沪创办了墨海书馆。1860年，美华书馆迁来申城；1864年，土山湾印书馆创立；1876年，英国人美查的点石斋石印局开业；接着，日本商人创办修文书局和乐善堂书局……这批外国人创办的出版机构带来了新的印刷设备、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出版各种图书期刊，也带来了西方文化，意味着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的开始，刺激了上海出版业的发展，此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申报馆、广学会和商务印书馆等中式书坊相继应运而生。
到1905年，上海成立了以出版雕版书、石印书、翻印古书为主的书坊同业组织——上海书业公所，同年又建立以出版新书为主的书店同业组织——上海书业商会，上海出版界由此形成，而一条大约位于今延安东路与福州路间、河南中路两侧的街道，因其纵横排列形似棋盘而得名棋盘街，逐渐发展成为书店林立的文化街。自此，凡大书局必于此处设立营业窗口，书店越开越多，后来延伸到福州路，这就是福州路成为今天上海文化街的渊源。
辛亥革命后，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书局也陆续开业，上海出版业更见繁盛。
竞争激烈，刚开办两年的亚东图书馆生意并不见好，又在承担《甲寅》的印刷发行，已经没有能力接受老友的托付，汪孟邹帮忙联系了群益书社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群益书社实力比亚东稍显雄厚一些，他们一拍即合，商定了印刷出版等具体事宜。
对此，陈独秀挚友汪希颜之子、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中写道：“据我大叔回忆，民国四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做《新青年》）。”
一步迈出，就是里程碑。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法租界创刊开张，编辑部和《安徽俗话报》如出一辙，只有光杆司令陈独秀一人。
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称：“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绒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并以“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将挽救民族颓势的重任放在了“青年”身上，还打广告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
其实，第1卷《青年杂志》近一半文章出自陈独秀之手，读者来信也不过陈独秀角色扮演自卖自夸，第2、3卷的封面甚至标明“陈独秀先生主撰”字样。此外的作者，包括高一涵、易白沙、高语罕、刘叔雅、谢无量等人，主要来自安徽，与陈独秀有着密切的个人交往，也算得上“一时名彦”，但并未成为《新青年》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作者群。
《青年杂志》风格带有《甲寅》的印记，栏目基本仿照《甲寅》设置，并极力宣传与《甲寅》的继承关系以吸引读者。1915年，《甲寅》杂志第8期、第9期上，赫然刊出《青年杂志》的广告：“我国青年诸君，欲自知在国中人格居何等者乎？欲自知在世界青年中处何地位者乎？欲自知将来事功学业应遵若何途径者乎？欲考知所以自策自励之方法者乎？欲解释平昔疑难而增进其知识者乎？欲明乎此，皆不可不读本杂志。”
陈独秀踌躇满志，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满怀激情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由此认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所以他“涕泣陈词”，属望新鲜活泼之青年，自觉而奋斗：“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为此，他指出了自觉奋斗所要达到的“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认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敬告青年》提出科学与人权的主张，其后发展成为“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主旋律。
杂志出版到第6号，渐渐声名鹊起，办有《上海青年》杂志的上海基督青年会，写信给群益书社，要求《青年杂志》更名。汪孟邹日记称，1916年3月3日，晚饭后去到陈独秀家中，遇见陈子寿。“子寿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来商于仲，仲与予均表赞同也。”
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风暴陡然形成。
陈独秀抓住这一契机，刻意制造杂志的“全新”面貌，在第2卷第1号《新青年》上发出一则通告：“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免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
此通告所列“当代名流”，后来大多相继登场，但除胡适之外，在《新青年》并无出彩之处。相反李大钊、刘半农、杨昌济等并未“通告”的作者，在第2卷登场后，带来意外的惊喜。李大钊和胡适日后也跟陈独秀一起成为《新青年》旗手式人物。
1916年9月，李大钊《青春》一文，刊于《新青年》第2卷第1号。他以澎湃文笔激励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涤荡历史之积秽”，不断地以“青春”的精神来改造自我，“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读来令人热血沸腾。
李大钊在文中倡导“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天下者，不在龈龈辨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这篇文字以乘风破浪之磅礴气概，吹响了为古老中国再造重生的冲锋号，使当时的青年学生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影响极大。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刊发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文中提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之利器，可断言也”，并谈到文学革命八主张：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摹仿古人、语言须有个我在……
这又是《新青年》早期所刊发的一篇影响深远的重量级作品。
胡适此人与上海颇有缘分，他原籍安徽绩溪，但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也就是今天浦东新区川沙镇。2岁时随母亲前往台湾其父胡传任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随母亲离开台湾返回上海，后回到祖籍绩溪，进家塾读书。13岁再到上海，入梅溪小学堂就学。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五年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
由于汪孟邹与胡适都是绩溪人，早就认识，他替陈独秀和胡适牵线搭桥，令他们两人在通信中成为知交。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号上，刊载胡适致陈独秀的信《寄陈独秀》，胡适在信中首次列出八事（排序与后来成文不同），明确提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成为《文学改良刍议》的预告。
胡适主张“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并尝试着用白话做自由诗，写白话文学剧本，对陈腐的旧文学形成很大冲击，可以说掀起一阵狂澜……
而陈独秀态度本就激进，他举起“文学革命”大旗，于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既为胡适助阵，又更进一步高呼“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颇有冲击力。
不过，周作人曾经嘲笑陈独秀虽然高呼进行文学革命，但写的还是古文。这一现状到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新青年》全部启用白话文才得到改观。
在那之前，书业萧条，《新青年》发行不畅，陈独秀常与汪孟邹、陈子寿等聚谈，讨论将亚东图书馆与群益书社合并，扩大为书局等事宜。为此，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与汪孟邹赴北京招股，为两家出版机构合并募集资金，住在离天安门不远处的一间中西旅馆里。关于此事，陈独秀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弟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十余万元，南方约可得数万元，有现金二十万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三十万元，亦可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
每天，陈独秀和汪孟邹早出晚归，一为探访旧友，二为寻觅商机，晚上没事就去看戏。只是，事与愿违，书局合并之事最后终成泡影。
在北京住了将近一个月，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来访，汪孟邹在日记中写道：“12月26日，早九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
据说，蔡元培曾经三次上门，与陈独秀相见。最后一次，陈独秀还没起床，蔡元培就搬了一张凳子坐在房间门口等他，确实求贤若渴啊！此时，《新青年》在知识界也有声名，主编陈独秀可以称为新潮思想的标杆人物，笼络此等人才，自可为北大扩张声势。
等到陈独秀终于起床，还没用早餐，蔡元培再一次提出了邀请。
“仲甫才疏学浅，恐怕难担重任啊……”陈独秀深思片刻后推辞道。事实上，他办杂志是认真的，也有办杂志的雄心壮志和方略，但他也明白自己既无博士头衔，又无教授职称，从未在大学上过课，蔡元培直接让他担任文科学长，委实令他诚惶诚恐。
“先生可以不开课，专任文科学长。”蔡元培为之排遣道，“至于教授职称，凭先生学识，待先生进北大之后，完全可以办理有关教授职称手续，此事不难。”
陈独秀见蔡元培有如此诚意，又道：“仲甫目前在编《新青年》杂志，每月出一期，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这才是陈独秀真正在意之事，《新青年》杂志毕竟是他一腔心血所注，无论如何，不会放下。
蔡元培一听，这事更好办了，“先生可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来办嘛，北大乃人才济济之地，先生到北大来办《新青年》，一定比在上海办得更有影响。”
陈独秀听了，大喜过望，答应下来，回沪携带家小去也。
1917年1月15日，北京大学张贴出蔡元培签署的布告：“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琪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月下旬，陈独秀携家小赴京上任，住在距北大新校舍汉花园一箭之遥的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来此处，此时《新青年》第2卷第6号刚刚出版。
房东住在西院，陈独秀则住东院，北房三间为办公室、书房和卧室，南房三间则是《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
据北大校长蔡元培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周豫才、周启明即鲁迅、周作人兄弟是也。而胡适和刘半农，一个博士学位没拿到，一个中学没毕业，他们都被给予教授职位，“兼容并蓄”之意味确实够足了。此外，杨昌济从湖南一师调来，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担任图书馆馆长，新思潮蔚然成风。
而他们相继加入《新青年》作者阵营，一时间《新青年》名流荟萃，可谓璀璨夺目。
《新青年》搬到北大算得上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张国焘《我的回忆》曾写道，此前“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等到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月刊也在我们学校中和书摊上买得到了”。
当然，仅仅占领北大这样一个小市场还是不够的，8月间，《新青年》出完第3卷第6号后，订数还是太少，刊登的广告也基本仅限于群益书社的书籍教材，群益不堪重负决定停刊。陈独秀等人各种斡旋，群益这才答应次年1月复刊。
复刊时，此一境况立即改观。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新青年》不仅全部改用白话文，还决定由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李大钊等人轮流主编，同时取消投稿。“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
敢有这番自信，因为陈独秀早已不再是上海弄堂里的光杆司令，“独人杂志”已成为同人杂志，且这群人有名气有高薪，不用稿酬，极大节约办刊成本。胡适后来对此回忆道：“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
后来编辑有所替换，沈尹默回忆说：“《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我因为眼睛有病，且自付非所长，因此轮到我的时候，我请玄同、半农代我编。我也写过一些稿子在《新青年》发表，但编辑委员则仅负名义而已。”
这些人无疑都是当时的第一流知识者，他们的加入，他们的著作，令《新青年》声名日隆。
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曾说：《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北大中文系学生罗仲言也说：“我们那时青年人读《新青年》是风行一时的事。不读的人很少。有些不同意《新青年》观点的学生，出于好奇也要看看。”又说陈独秀“对批评旧思想很有胆量，有勇气，笔陈纵横，独具风格，大家都喜读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一来，不管说什么事，我们都希望早点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