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骡车出北京城，一路风雪载途，往东疾驰。乘者有些奇怪，那账房模样的生意人，一张椭圆脸，面色略微有些苍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漆一般黑的胡须，跨坐在车把上，脸色冷峻而严肃。而那大剌剌端坐车后的汉子，压得低低的毡帽下面，胡子拉碴，按说这人应该是老板了吧，但身上套着的一件棉背心，油迹斑斑，几乎能照出人影，又仿佛店伙计了。当他偶尔朝外看去时，目中精光闪烁，似乎被冰雪所映亮，显示其并非一般人物。
时为1919年阴历年底。北国。道路一侧是雪，另一侧也是雪，条条辙迹中冻雪肮脏凸起，永无尽头地伸展。大雪封冻的村庄，几乎难闻到鸡鸣狗吠，只有屋顶炊烟袅娜，犹如一声声呐喊从铁屋子里传出来，转眼间消逝无踪。
此时，正值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之际，谁也没注意到这两个赶路者的反常。而赶路者眼中无山舞银蛇，无原驰蜡象，只是赶着他们的路途……在寒气彻骨中，一声声鞭响，似乎将华北莽原上空的冰冷空气撕出一道道裂隙，辙迹深深地印入历史：
这两个赶路者乃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他们是北大的前同事，是《新青年》及《每周评论》的同仁，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们——那装作账房先生者，实乃李大钊也。那套着棉背心的，则是陈独秀。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城南香厂路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时，被捕入狱，获释后，仍格外受到当局关注，住处受到监视，陈独秀颇感不适，打算迁居上海。
1920年1月，陈独秀秘密离京，到了上海，后于2月4日，去武汉作演讲，轰动武汉学界，惊动湖北当局。8日，陈独秀乘火车从武汉回北京，结果北京家中遭到更严密监视。消息传到李大钊处，李大钊派人到车站把陈独秀接走，并决定亲自送往天津。
寒风拂面，陈独秀看着李大钊背影，心中感慨，不禁吟起诗来：“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邦，犹自绝追攀。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
李大钊听了，停下骡车，跳下车来，站于路肩，赞道：“仲甫先生果然大才磊磊，竟然在路上作得这一首好诗！”
陈独秀也跟着跳下车来，笑道：“是多年前一首旧作，题作《咏鹤》，一时感慨，突然想起来了。”
李大钊诚恳说道：“仲甫先生过谦了，虽说您如今算是遭逢飘摇湖海的境况，但仲甫先生可莫愁前路无知己啊，要说起来，如今天下谁人不识仲甫先生大名？！”
刺目的雪光中，陈独秀遥望着不远处的村庄，田野，更远处的山脉，沉默了一会儿，答道：“如今这世道，再抱有朝游北海暮苍梧、自在逍遥的出世之心，确实不合时宜了，所以不管前路如何，君子当自强不息，不敢说为天地立心，但为生民立命之责，却是我辈所不敢辞也！”说着，隐隐然生起一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
“是的。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开创一个新纪元，诚我辈之责，也是我辈所愿也！”李大钊目视远方，眼有期待之意。
“是啊，民国成立已然八年有余，不仅民不聊生，而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本来以文养家，如今却连一点言论自由都要受到钳制，实堪悲哀……但愿有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有自由选择的余地。”陈独秀既愤慨又坚定地说道，露出神往之色。
寒风凛冽，呼啸如狂。李大钊答道：“相信，庶民总归胜利，人人都会有一方光明的立足之地。”
日行夜宿，一路风雪。他们就这样推心置腹地交谈着，说起各自的出身，谈起留学期间的往事，谈起创办《新青年》的各种境况，谈起远方的十月革命……
这一年，陈独秀41岁，李大钊31岁，此时正在北京从事驱张请愿活动并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毛泽东27岁。说起来，他们三人的名号很有意思。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因家乡有独秀山，他先以“独秀山民”为笔名，后以“独秀”名世，另有笔名“只眼”，透出一股独特的个人意志。李大钊，字守常，被誉为道德完人，有大胸怀。毛泽东，字润之，颇有毛毛细雨，润泽东方的味道。
先说这陈独秀，安徽怀宁人。1901年，22岁的陈独秀因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半年后回国。
对于第一次日本之行，陈独秀曾有回忆：“我十年以前……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那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
1902年，陈独秀再次赴日，一年后回国，在上海与章士钊等创办《国民日日报》，主张民主革命，反对专制。1904年初，他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次年，在《安徽俗话报》编辑部所在地，与柏文蔚、常恒芳等人创建了安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岳王会，陈独秀任总会长。1914年7月，35岁的陈独秀因生计所迫再一次东渡日本，入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并应章士钊之邀协助编辑《甲寅》杂志，这是他四次日本之行（也有人说是五次）中的最后一次，在那里，他以文会友，结识了李大钊。
陈独秀最后一次去日本这事还得从辛亥革命说起，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毓筠就任安徽都督，慕陈独秀之名，特发一电报，聘他返回安徽担任都督府秘书长。
其时，陈独秀正与夫人高君曼沉醉在杭州西湖边的柔风酥醉里。高君曼本是陈独秀第一任夫人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生，她留一头齐耳短发，风姿绰约，正是热烈奔放的新式女性，加上喜爱文学，跟陈独秀志趣相投，渐生爱恋。陈独秀为高君曼写了诸多诗作，其中有一首云：“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陈独秀与高君曼的自由恋爱被视为伤风败俗，辱没了家风，但他们两情相悦，比翼双飞，不久离家出走，于1909年在杭州宣布结为夫妻。
酒旗风暖少年狂，陈独秀和高君曼与沈尹默、刘季平、马一浮、谢无量等人恣肆潇洒，吟诗斗酒，“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陈独秀接到邀请电后，与高君曼回到安庆，于1912年1月初走马上任，4月间，陈独秀主动辞职，重办安徽高等学堂并任校长。
两个月后，旧友柏文蔚接任安徽都督，陈独秀再次被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一切施政方针几乎全由陈独秀决定，“以保存行政之纯洁性”。当时安徽人称：“武有柏，文有陈，治皖得人。”
听闻陈独秀治皖有功，好友汪孟邹从芜湖赶到安庆，想要找到进阶之职。
十年前，第一次赴日的陈独秀自日本回到安庆，为增长国人见识，他与人商议合办《安徽俗话报》，因故未成，陈独秀便想起挚友汪希颜的弟弟汪孟邹。当时，汪希颜已因病去世，汪孟邹在芜湖开办芜湖科学图书社，是安徽境内第一家新式书店。陈独秀背了一个包袱，拿着一把雨伞，来到芜湖，两人商议后，图书社成为《安徽俗话报》发行机构，稿件编好后寄往上海印刷，再运回芜湖发行。
1904年夏天，陈独秀将编辑部搬到图书社二楼，题写了一幅大字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悬于大楼前，气吞山河。
历史上，安徽由于地处相对封闭区域，山货土产品较为丰富，只是山多田少，山民不得不“远贾他乡”，“求食于四方”，于是乎有抱负者常常不辞山高路远，外出经商，数年不归，而被赞为“徽骆驼”，甚至“徽骆驼”一词还被收入《辞海》，释义指：“此乃喻徽州人正义奋斗、宁死不屈之性格”，徽人胡适就多次用“努力做徽骆驼”来激励绩溪乃至安徽同乡。
创办《安徽俗话报》时，陈独秀拿出“徽骆驼”的劲头来，几乎每天只吃两顿稀粥，但和汪孟邹结下真挚的友谊。在此期间，陈独秀联络柏文蔚等力量，在图书社楼上成立“岳王会”，与陈独秀等人过从甚密的高语罕写道：“安徽近二十年，所谓种族革命、政治战争、社会运动、文化运动，芜湖实居重要地位，而长街之中，方丈危楼、门前冷落之科学图书社，实与之有密切关系！”
1922年，陈独秀为《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题词时写道：“二十年前，孟邹以毫无商业经验的秀才，跑到芜湖开书店，实是盲目行动，然当时为热烈的革新感情所驱使，居然糊糊涂涂，做到现在状况。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安徽俗话报》出版了23期，后被勒令停办，陈独秀离开芜湖，第三次留学日本。
如今，陈独秀听到汪孟邹渴欲从政的想法，思量一番，正色说道：“眼下非是长局，你还是回去从商为好，最好到上海开一间书店。”后来，汪孟邹在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对陈独秀颇有助益。
却说陈独秀果然有着敏锐的政治直觉，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窃任大总统，并开始其复辟之路。1913年，安徽易帜，安徽都督柏文蔚被免，孙多森接任。陈独秀在孙未上任之前，称“旧病复发，迫不及待”，呈请辞职，不告而去，携家属到了上海。
这年7月间，二次革命爆发，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出山成为安徽讨袁总司令，陈独秀回到安庆，协助制定讨袁大计，并起草了独立宣言。不过，二次革命很快失败，8月27日，袁世凯任命的安徽新都督倪嗣冲占领安庆，下令“捕拿柏文蔚之前秘书长陈仲甫”，陈独秀不得不化装成商人，携妻子和一双儿女陈鹤年、陈子美乘民船自安庆潜逃芜湖，被捕后经人解救，于11月逃往上海。
上海滩物价贵，柴盐油米酱醋茶件件要花钱，还要缴房租，居大不易。陈独秀既无正当职业，又无固定收入，一家人过着一日三餐无着落的穷困生活，几乎陷入绝境。有时，一天连两顿稀粥都难喝上，陈独秀一声长叹：“革命，革命难于上青天！”
此时，汪孟邹带着侄儿汪原放来到上海，运作开办了一间书局。
原来早些年间汪孟邹为科学图书社进货，常来往于安庆与上海之间，并由章士钊介绍住在惠福里群益书社内，因而与群益书社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结识，经陈氏兄弟的帮助，汪孟邹于群益书社同弄内开设亚东图书馆，后来迁到河南路平和里，1914年春，又迁到江西路口的福华里。
生意惨淡，亚东图书馆迁来迁去，一直未能离开狭窄的弄堂。以至于后来有一次，陈独秀厉色道：“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走出弄堂，上大马路。”
陈独秀今次避难上海滩，与汪孟邹商量，开始编撰《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只希望早日出版，一来扩大亚东图书馆声名，二来改变自己举步维艰的生存状况。为了生计，他不得不穿着单薄的御寒棉衣，在挂满尿布的寒舍内伏案写作，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有出头之日。
陈利明所著《陈独秀正传》写到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天，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陈独秀不得不冒着大雪，前往亚东图书馆，本意是想要汪孟邹先支付一点稿费，以助过冬。但他到了后，也不说话，汪孟邹一见陈独秀有气无力、日渐消瘦的样子，忙叫店伙计上街为他买些点心。陈独秀用好点心，依旧不开口，只是坐在一旁默默无语，一个劲儿地抽着汪孟邹买给他的香烟。汪孟邹见他坐久了，也不好点破他借钱的来意，说道：“仲甫，拿一些钱去吧。”陈独秀点点头，仍然一声不吭，汪孟邹便给他一两元钱。他接过钱，往怀里一塞，坐了一会儿，这才走了。后来，陈独秀曾为此多次对人说过：“汪孟邹是我们家的大施主。”
“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墙。”陈独秀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孰料书业飘零……1914年春天，《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在亚东图书馆先后出版，两本书销数极少，借稿费维生的希望落空。春天虽然来了，冬天却未远去，凛冽的寒风还在肆虐着。
6月间，陈独秀致信《甲寅》杂志主编、旧友章士钊，信中叹道：“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管相隔五六世纪。……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
他由己及人，想到天下民生多艰，不禁怆然，谁料想自己一介书生，似乎只有静待饿死一途……遂不甘地问道：“仆急欲习世界语，为日后谋生之计。足下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
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最初是“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6月10日，他在《甲寅》杂志刊载陈独秀这封来信，附按语曰：“寥寥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呜呼！使今有费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章士钊遂邀陈独秀前往日本，一面就读，学习法语，一面协办《甲寅》。
于是，陈独秀找到汪孟邹，希望他暂时帮助接济高君曼母子四人，他于7月告别妻儿，再一次去了日本。
《甲寅》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钊外，还有李大钊和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等人，陈独秀因此与李大钊等人结识，日后成为“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而《甲寅》杂志所刊文章，多提倡共和、反对专制，且说理精粹，影响力急增。
只是留在上海的高君曼母子四人，虽有汪孟邹关照、接济，也只能勉强度日。毕竟，汪孟邹的日子也不好过，甚至一度做过杂粮的生意，以弥补出版亏空，其艰难可知。汪孟邹日记中就多有“社务乏款，焦急之至”，“芜（湖）款未至，焦灼万分”，“暂借到洋五百元，真正可感”等艰辛记叙。
而陈独秀在日本“度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大略也无余资寄回。
高君曼由于天长日久相思、劳累，不幸染上肺疾，被送入院治疗休养。
从都督府秘书长夫人到一文不名的苦贫境况，不过短短三四年时间，生活如此跌宕起伏，高君曼心底的滋味可想而知。而她在愁苦中写下许多思念陈独秀的诗作，其绵绵情意，感人肺腑：
一首曰：“倚窗临槛总成痴，欲向姮娥寄所思。银汉迢迢宫漏永，闲阶无语立多时。”深夜临窗望月，遥思夫君，可惜两人如隔迢迢银汉，天遥地远，无语痴立，只有一道孤单只影相伴罢了！
又一首曰：“寂寂春城画角哀，中宵扶病起徘徊。相思满地都无着，何事深闺夜夜来。”贫病交加的悲哀，中宵无眠的徘徊，相思无着的空虚，痴情人心中泛起一片无尽的苦海。于是，不由得又想起凭肩依立，俪影双双的情景来：“春寒风腻冷银缸，翠竹分阴上琐窗。记得凭肩花底生，含情应风影双双。”
如许如烟往事，而今只余泪痕残香，往日绮丽共倚的幸福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她写道：“影事如烟泪暗弹，钗痕依约粉香残。伤心最是当前景，不似年时共倚阑。”
但在回忆中，当时脉脉相许的诺言依稀还在，可惜归期难订，宝贵的年华怎堪换取一次次别离：“楼下花骢花下嘣，殷勤还与订归期。问君更有愁多少，拼把年华换别离。”
离别的哀怨、急盼思归的煎熬，加重了高君曼的病体，这可急坏了汪孟邹。据汪孟邹《梦舟日记》所载：4月25日，高氏“体气不佳，家中寂寞，甚为悲伤，竟至泣下”。5月15日，“忽咯血”。18日，“咯血之症昨夕又发”。24日，汪孟邹到医院探望，只见高君曼“一种凄凉之状，令人心悸”。不得不给陈独秀“写信催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