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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的初版是在1963年。十年后的再版又增添了一个新章节。自那时起，时间从未停滞，社会学也日久弥新。但我还是决定让本书保持它原有的结构不作改动，只是试图增加章节以说明一些随时代变迁而出现的新问题。因此，新增的部分名为“四十五年后：一些新问题”。
事实上，两个全新的章节也只是在探讨两个新问题。自1963年起，《局外人》一直被反复阅读，并被用作教材：究竟是什么让它经久不衰？这样一个问题让我们去思考大学是怎么运作的，以及它们如何受到其所招录的师生的影响。这样的疑问也将我们带回到20世纪60年代，回到人们当时对越战的反应。说得更地域化一些，例如发生在肯特州立大学或是芝加哥民主党总统提名大会上的枪击案，以及师生招录上的一些更为细微的变化。
第二个新问题则涉及自《局外人》出版后出现的一个主要文化变迁：大麻的合法化。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我进行大麻吸食行为的研究时，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大麻是官方认定的违禁品：大麻的吸食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和其他国家都是一项犯罪。但有关大麻的执法行为却主要针对少数种族或少数族裔。当地警察和联邦官员把主要关注点放在构成严重犯罪的毒品上，例如少数族裔聚集区的海洛因吸食行为。中产和上层阶级的大麻吸食者则极少遭遇警方执法，除非他们反常性地缺乏警惕（并且，我们不能忘记的是：美国的许多地区都有野生大麻，许多吸食者在路边就能“找到”、采摘这种植物，然后带回家将其转化为可轻易吸食和享用的物品）。
五十年过去了，美国有许多州和地方的法院将医用大麻合法化，其中一些地区甚至合法化了大麻的娱乐性使用。时过境迁，公共领域里似乎任何事都可能实现。尽管如此，公共和立法领域里仍很少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
常有人会对我说，是我让大麻的合法化得以实现，并祝贺我说，这正说明了社会学的作为。这样的事，要比我预想的发生得多。我欣然承认自己在这巨大变迁中的功劳，但我不仅是一名社会学家，也是一名坚信所有论断都需要依据的社会学家。而我知道那依据并不存在。因此，本书第二个新章节的标题为“为什么我不是大麻合法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