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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从一个术语问题开始。我在使用“再分配”与“承认”这两个术语时，既有哲学指涉也有政治指涉。从哲学上说，它们指的是由政治理论家和道德哲学家发展的各种规范范式。从政治上说，它们指的是由政治活动家和社会运动在公共领域提出的各种诉求的家族。每一个指涉都值得做一些澄清。
作为哲学术语，“再分配”和“承认”有不同的起源。“再分配”来自自由主义传统，尤其是20世纪末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传统被诸如罗尔斯和德沃金等“分析”哲学家丰富和扩充，他们发展了复杂的分配正义理论。为了整合传统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与社会民主的平等主义追求，他们提出了新的正义概念来证成社会经济再分配。 [3]
与此相对，“承认”这一术语则来自黑格尔哲学，尤其是他的《精神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在这一传统中，承认指的是主体间的一种理想的交互性关系，在其中，他们彼此把对方看作平等者，也彼此分离。这个关系被认为是主体性的组成部分；一个人唯有通过承认另一个主体且被他所承认，才能成为个体性的主体。因此，“承认”蕴含了这个黑格尔式的主张：社会关系先于个人，主体间性先于主体性，而这通常被认为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相左。并且，与再分配不同，承认通常被看作属于“伦理”（ethics，Ethik）而非“道德”（morality，Moral），也就是说，它关乎促成自我实现与良善生活的实质目标，而非关乎程序正义的“正当性”。经由20世纪中期存在主义者们给出的丰富详尽的阐述，承认理论现在正在经历一场复兴。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例如查尔斯·泰勒与阿克塞尔·霍耐特，正使其成为规范性社会哲学的核心，目标在于证成“差异的政治”。 [4]
因此，哲学上来说，“再分配”和“承认”这两个术语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哪一个都可能被另一个的支持者所拒绝。很多主张分配正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承认理论带有不可接受的共产主义包袱，而主张承认的哲学家则把分配理论看作个体化的和消费主义的。并且，每一个概念都会引出更为广泛的批评。那些认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想家坚持认为分配范畴没能充分抓住资本主义的深层不正义，因为它忽略了生产关系，无法问题化剥削、支配和商品化。
与此类似，那些接受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人认为，承认的观念带有中心化的主体性预设并以此为正常的，因此妨碍了更加彻底的批判。
接下来，我会尝试说明，尽管再分配与承认有各自的哲学起源，但它们 能够 组合在一起。我还会提议，这两个概念可以得到重新构想，从而避免它们各自批评者的反对意见。
但是，我建议先悬置这些哲学争议，而从思考“再分配”与“承认”的政治指涉开始。也就是说，我会把它们看作在当前公共领域中竞争的各种诉求的理想型格局。从这个视角来看，“再分配”与“承认”指的不是哲学范式，而是 正义的大众范式 （ folk paradigms of justice，populäre Auffassungen der Gerechtigkeit ），这些范式渗入了当今市民社会的斗争。大众范式是被社会运动与政治活动家默认的一组关于不正义的原因及其纠正方案的相关联预设。通过重构再分配与承认的大众范式，我试图澄清这两个视角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当今的政治争论中被刻画为相互对立的视角。
作为大众范式，再分配与承认经常与具体的社会运动关联在一起。因此，再分配的政治通常被等同于阶级政治，而承认的政治则被认为与“身份政治”相似，等同于关于性别、性态（sexuality，Sexualität）
、民族、族裔与“种族”的斗争。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些常见的关联是有误导性的。一方面，它们把女性主义、反异性恋中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内部以承认为导向的潮流看作故事的全部，而使得致力于纠正关于性别、“种族”与性态的具体经济不正义形式——这些不正义被传统阶级运动所忽略——的潮流变得不可见。另一方面，它们模糊了阶级斗争中的承认维度，阶级斗争的目标从来不仅仅是财富的再分配。最后，承认政治与身份政治的等同把实际上多元且差异的承认诉求还原为一个单一类型，即主张对群体特性的肯定。
因此，接下来，我会悬置这些常见关联，不把再分配和承认分别与阶级政治和身份政治相关联，而是把其中的每一个大众范式都看作表现了 社会正义的独特视角 ，从而能够在原则上适用于 任何 社会运动的情况。
这样看的话，再分配范式就不仅仅可以包括以阶级为中心的政治导向，比如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社会民主和社会主义，也可以包括关注社会经济变革或改革以纠正性别和种族—族裔不正义的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因此，它比常规的阶级政治要广义得多。同样，承认的范式不仅仅可以包括旨在重估被不公正贬低了的身份的社会运动——例如，文化女性主义、黑人文化民族主义，以及同性恋身份政治——也可以包括具有解构倾向的社会运动，例如酷儿政治、批判性的“种族”政治和解构性的女性主义，它们都拒绝传统身份政治的“本质主义”。因此，它要比常规的身份政治要广义得多。
如果以这种方式理解，再分配的大众范式与承认的大众范式就可以在四个关键方面作对照：第一，这两个范式预设了不同的不正义概念。再分配范式的核心关注是被认为植根于社会经济结构的社会经济不正义。比如，剥削（自己的劳动果实为了他人的好处而被剥夺）；经济边缘化（被限制于从事不受欢迎的或收入很低的工作，或者完全没有赚取收入的工作机会）；以及匮乏（被拒绝给予充足的物质生活水平）。作为对比，承认范式以它所理解的文化不正义为靶子，而文化不正义被认为根源于表征、解释与交流的社会模式。比如，文化支配（受制于一种解释或交流的模式，这种模式与另一个跟自己所处文化相异和/或有敌意的文化关联在一起）；得不到承认（nonrecognition，verweigerte Anerkennung）（自己的文化经由权威性的表征实践、解释实践与交流实践而变得不可见）；以及不尊重（在日常生活互动中和/或公共文化的刻板化表征中通常受到诽谤或贬低）。
第二，这两个大众范式对不正义提出了不同的纠正方案。在再分配范式中，对不正义的纠正方案在于某种经济重构。这可能会包括重新分配收入和/或财富、重新组织劳动分工、改变产权结构、投资决策程序的民主化，或者变革其他的基本经济结构。（虽然这些不同的纠正方案彼此间存在重要差异，但我用“再分配”这一术语所指的范式包含全部这些方案。
[5]
）作为对比，在承认范式中，对不正义的纠正方案是文化的或象征的改变。这可以包括向上重估不被尊重的身份和被诽谤群体的文化产物；承认和积极称赞文化多样性；或者变革整个社会的表征、解释和交流模式，从而改变每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虽然这些纠正措施也存在彼此间的重要区别，但我也用“承认”这一术语所指的范式来包含所有这些方案。
）
第三，这两个大众范式预设了不同的遭受不正义的集体。在再分配范式中，不正义的集体主体是阶级和类似阶级的集体，这些集体被某种经济方式——即根据他们与市场或生产资料的独特关系——来定义。
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中的经典例子就是被剥削的工人阶级，他们为了获得生存资料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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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概念也能够涵盖其他例子：包括被种族化的移民群体或可以在经济上得到定义的少数族裔——比如，从事卑微（menial，nieder）劳动的低收入人群或者被从有固定薪水工作排除出去的、被认为是“多余的”和不值得剥削的“下层阶级”。并且，如果经济的概念扩展到无薪劳动，那么女性也会被包括进来。女性负担了无薪照料工作的最大部分，因此在就业上是处于不利位置的；最后还可以包括一些被复合定义的群体——如果我们用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交汇点来对政治经济进行理论思考，就可以看到这些群体。
作为对比，在承认这一大众范式中，不正义的受害者更像是韦伯的“身份地位群体”而非马克思的“阶级”。他们不是通过生产关系而是通过承认关系被定义的，因此，相比社会中的其他群体，他们获得较少的尊重（respect，Respekt）、肯认（esteem，Achtung）和声望（prestige，Prestige）。
韦伯范式中的经典例子是地位低下的族裔群体，他们被主导的文化价值看作价值更低的差异者，结果是群体成员的社会地位受到损害，获得社会肯认的机会也被剥夺。
[7]
但是这个概念也能够涵盖其他例子。在当下政治节点，它被扩展到男女同性恋人群，他们遭受了制度化污名的无处不在的影响；也包括被标示为差异者和劣等者（lesser，minderwertig）的种族化群体；还包括女性，她们以无数种方式被轻视、被性客体化和被贬低；最后，它也包括了被复合定义的群体——如果我们同时用“种族”、性别和性态对承认关系进行理论思考，把它看作文化规范的交汇点，我们就能看到这些群体。
由此可以得到第四点：两个大众范式预设了对群体差异的不同理解。再分配范式把这些差异看作不公正的区分。它们远非群体的本质属性，而是被不公正的政治经济社会性建构的结果。于是，根据这个视角，我们应该努力废除而非承认群体差异。相比之下，承认范式以两种方式看待差异。在一个版本中，差异被看作良性的、先在的文化差别（variation，Eigenart），但是不公正的解释图式却恶意地把它变成了一个价值等级。在另一个版本中，群体差异并不先于它们被等级化的价值重估而存在，而是在价值重估的同时被建构的。根据第一个版本，正义要求我们重新评价被贬低的特性；因此我们应该庆祝而非消除群体差异。而根据第二个版本，庆祝是适得其反的；相反我们应该解构当下用以详细阐述差异的术语。
就像我一开始注意到的，再分配和承认越来越被刻画为相互排斥的替代选择。前者的一些支持者，比如理查德·罗蒂、布莱恩·巴利和托德·吉特林，坚称身份政治是对真正经济问题的全然相反的偏离，因为身份政治分裂了群体、拒斥了普遍主义的道德规范。 [8] 对他们来说，政治斗争的唯一正确目标是经济。相反，承认的支持者，比如艾里斯·杨，则坚称无视差异的再分配政治会加强不正义，因为它会错误地将支配群体的规范普遍化，且要求被支配群体向这些规范同化，还会对被支配群体的独特性造成承认缺失。 [9] 对他们来说，优先的政治目标是文化变革。
随着彼此的指控和反指控，论敌们把再分配和承认刻画为相互排斥的替代选择。因此，他们似乎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应该选择旨在废除阶级区分的再分配政治，还是应该拥抱力图庆祝或解构群体差异的承认政治？表面上来看，我们不能同时支持两者。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虚假对立。
为了看清为什么如此，我们先进行一个思想实验。想象一个包含了不同社会分区（division，Grenzziehung）的概念光谱。在光谱的一端是与再分配的大众范式相符合的分区，另一端则是符合承认的大众范式的分区。中间的情况则是困难的，因为它们同时符合两个正义范式。
首先，考虑光谱的再分配一端。在这一端，让我们设想一个理想型的社会分区，它根源于社会的经济结构。那么，根据定义，任何属于这一分区的结构性不正义都可以追溯到政治经济。不正义的核心是社会经济的分配不公，而任何伴随的文化不正义最终都从经济结构中派生而来。因此，在最底部，纠正不正义的必要方案是再分配而非承认。
一个接近这个理想型的例子是用正统的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阶级划分。（我们先把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否恰当的问题放在一边，同时，我们也暂时悬置如下问题：这个阶级观点是否符合历史上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在真实世界中为正义而斗争的集体。
[10]
）根据这个概念，阶级区分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授权资本家阶级为自己的私利盗用剩余生产力，而工人阶级是一群在这种结构下必须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这些制度安排的核心不正义是剥削，这是一种尤其深度的分配不公，在其中无产阶级自己的能量被用来反对自己，被篡夺来维持一个使他人受益的制度。确定的是，无产阶级也遭受着严重的文化不正义，即所谓“阶级的隐蔽伤害”
[11]
。但是，这些不正义并非直接源于一个独立的不公正身份秩序，而是来自经济结构，无产阶级作为次等阶级的意识形态泛滥，从而证成了剥削。因此，纠正不正义的方案是再分配，而不是承认。克服阶级剥削要求对政治经济进行重构，从而改变收益与负担的阶级分配。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类重构需要彻底废除阶级结构本身。因此，无产阶级的任务不只是达成一个更好的交易，而是“废除作为一个阶级的自身”。对其差异的承认是最不需要的东西。相反，对不正义进行纠正的唯一方式是让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特群体消失。
现在考虑概念光谱的另一端。在这一端，让我们设想符合承认大众范式的理想型社会分区。这一类型的分区源于社会的身份地位
秩序，而非经济结构。因此，任何属于这类分区的结构性不正义都可追溯到某种社会文化价值的制度化模式。不正义的核心是承认缺失，而任何附带的经济不正义都最终源自身份地位秩序。于是，对不正义的纠正方案是承认而非再分配。
接近这一理想型的例子似乎就是透过韦伯的身份地位概念这一棱镜所理解的性态区分。（和之前一样，我们暂时悬置如下问题，即这种性态观是否符合真实世界中被动员起来反对异性恋中心主义的真实群体。
）根据这个概念，在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所做的社会区分并非植根于政治经济，因为同性恋分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阶级结构中，且在劳动分工中并不占据独特的位置，也不构成被剥削阶级。这一区分反而是源自社会的身份地位秩序，因为文化价值的制度化模式把异性恋建构为自然的和规范的，而把同性恋建构为反常的和被蔑视的。由于无处不在的制度化，这种异性恋规范价值模式覆盖了社会互动的方方面面。比如，在诸多法律领域（包括家庭法与刑法）被明确作为规范，于是，这些价值模式渗透进了关于家庭、亲密关系、隐私与平等的法律建构；在很多政府政策中（包括移民、归化与收容政策），它们也根深蒂固；还可以在标准的专业实践中（包括医学和心理治疗领域）发现它们。异性恋规范价值模式也遍布流行文化和日常互动。结果就是，同性恋被建构为一种
被蔑视的性态
，受制于特定性态形式的
身份地位支配
。
这种支配方式包括被羞辱和被攻击、被剥夺婚姻和做父母的权益、被限制表达和联合的权利、在媒体中被贬低的刻板描述、在日常生活中被骚扰和被轻视，以及被剥夺公民的完整权利与平等保护。这些伤害都是承认缺失导致的不正义。
当然，同性恋也遭受严重的经济不正义：他/她们会被军队和民营部门草率地解雇，被剥夺一大批基于家庭的社会福利政策，他/她们面临巨额的税收和遗产税。但是，这些不正义并不直接根源于社会的经济结构，而是来自身份地位秩序，异性恋中心主义的规范通过制度化产生了被蔑视的群体，他/她们因为被支配地位而遭受经济的不利情况。因此，对这种不正义的纠正方案就是承认，而不是再分配。也就是说，改变承认关系，分配不公就会消失。那么，总体来说，克服同性恋憎恶和异性恋中心主义要求改变性态身份秩序，对异性恋规范价值模式去制度化，并用对同性恋者表达平等尊重的价值模式取而代之。
因此，在我们概念光谱的两端，事情非常清楚直接。如果我们面对接近被剥削工人阶级这一理想型的社会群体，我们面对的是分配不正义，必要的是再分配这一纠正方案。此时，我们需要再分配的政治。而相比之下，如果我们面对的是接近被蔑视性取向这一理想型的社会群体，我们面对的是承认缺失导致的不正义。 此处 ，需要的是承认的政治。
然而，如果我们的视线从两端移开，事情就开始变得模糊。当我们设想一种位于光谱中间的社会分区类型时，就会遇到一种融合了被剥削阶级的特征和被蔑视性取向的特征的混合形式。我会把这些分区称作“二维的”。它们同时源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身份地位秩序，包括了可被追溯到两个范式的不正义。在二维意义上的被支配群体既遭受分配不公也遭受承认缺失， 其中在一方遭受的 不正义并非另一方不正义的间接后果，两方因素同等首要且都是源头性的 （ co-original ， gleichursprünglich ）。在这些案例中，单取再分配政治或单取承认政治，都不充分。二维意义上的被支配群体需要两种政治。
我认为性别是二维的社会分区。性别既不是单纯的阶级也不是单纯的身份地位群体，而是一个混合范畴，同时根源于社会的经济结果与身份地位秩序。因此理解和纠正性别不正义，要求同时关注分配与承认。
从分配的观点看，性别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担当了基本的组织原则这一角色。一方面，它构造了有偿“生产”（productive，produktiv）劳动与无偿“生育”（reproductive，reproduktiv）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基本区分，而把后一种劳动主要分配给了女性。另一方面，性别也在有偿劳动内部构造了高收入、男性主导的制造业和专业性职业与低收入、女性主导的“粉领”职业与家政类职业之间的区分。最终产生出一个经济结构，这一结构产生了基于性别差异的分配不正义，包括基于性别的剥削、经济边缘化和匮乏。
在这里，性别看起来是一个像阶级一样的区分，根植于社会的经济结构。从这个视角看的话，性别不正义看起来是分配不正义的一种，迫切需要再分配进行纠正。像阶级一样，性别正义也要求变革经济从而消除它的性别构造性。而消除基于性别的分配不公要求废除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既包括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间的性别分工，也包括有偿劳动内部的性别分工。这里的纠正逻辑类似于阶级问题的纠正逻辑：旨在让性别退场。总之，如果性别仅仅是类似于阶级的区分，正义会要求废除性别。
但是，这仅仅是故事的一半。事实上，性别不仅仅是一种类似阶级的区分，也是身份地位的区分。因此，它也包含更像是性态而非阶级的因素，这些因素正好将它带入了承认的问题域。性别规范遍布解释与评价的文化模式，而这些模式构成了身份地位秩序整体的核心。于是，不仅女性，还包括其他地位低下的群体都有被女性化（从而被贬低）的风险。
所以，性别不正义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男性中心主义：一种文化价值的制度化模式，它优待与男子汉气概相关联的特征，贬低所有被规定为“女性化”特质的东西——“女性化”是一个范式，不仅仅指生物女性。男性中心的价值模式被普遍制度化，构造了社会互动的方方面面。比如，在诸多法律领域（包括家庭法与刑法）被明确作为规范，于是，这些价值模式渗透进了隐私、自主、自卫与平等的法律建构；在很多政府政策中（包括生育、移民与收容政策）它们也根深蒂固；还可以在标准的专业实践中（包括医学和心理治疗领域）发现它们。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模式也遍布流行文化和日常互动。结果，女性遭受基于性别的 身份地位支配 ，包括性侵和家暴；媒体中对女性矮化、物化和贬低的刻板描述；日常生活中的骚扰与轻视；在公共领域和协商机构中被排除或边缘化；被否认拥有公民的完整权利和平等保护。这些伤害都是与承认相关的不正义。它们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也不仅仅是“上层建筑的”。因此，它们不能被再分配单独克服，而必须要有额外的、独立的、与承认相关的纠正。
在这里，性别看起来是具有与性态相似特点的身份地位区分。从这个视角看的话，性别不正义看起来是承认缺失的一种，迫切需要通过承认进行纠正。与克服异性恋中心主义一样，克服男性中心主义要求改变性别身份地位秩序，对性别歧视模式去制度化，并用对女性表达了平等尊重的模式取而代之。所以，这里的纠正逻辑类似于性态的纠正逻辑：旨在通过重构承认关系来消解男性中心主义。
总而言之，性别是一个二维的社会区分。它结合了类似阶级的维度（于是在再分配范围内部）和身份地位维度（于是同时也在承认的范围内）。至于这两个维度是否有同等权重，则是一个开放式问题。但是，无论如何，纠正性别不正义要求经济结构和社会身份地位秩序的双重改变。
性别的二维特征剧烈地冲击了只能在再分配范式和承认范式之间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想法。这种“非此即彼”的建构预设了遭受不正义的主体们要么是阶级群体，要么是身份地位群体，但不会两者都是；预设了他们所遭受的不正义要么是分配不公，要么是承认缺失，但不会两者都是；还预设了群体差异要么是不公正的区分，要么是被不公正贬低的独特性，但不会两者都是；最后还预设了对不正义的纠正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承认，但不会两者都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性别摧毁了这整个系列的虚假对立。在这里，我们有了一个结合了身份地位和阶级的范畴；在这里，差异既是被经济区分建构的也是被文化价值的制度化模式建构的；在这里，分配不公与承认缺失都是根本的。因此，性别不正义要通过既包含再分配政治又包含承认政治的方法来纠正。
在这方面，性别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寻常的呢？我们这里处理的是不是一个一维世界中的独特或罕见的二维性案例？还是说，二维性才是常态？
显然，“种族”也是个二维性的社会区分，是身份地位和阶级的复合体。种族主义的不正义同时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身份地位秩序，既包括分配不公也包括承认缺失。在经济方面，“种族”划定了卑微工作和有固定收入的高级工作之间的结构性区分，以及可被剥削的和“多余的”劳动力之间的结构性区分。结果，经济结构就产生了基于种族的分配不公形式。种族化的移民和/或少数族裔遭受了高得不成比例的失业率、贫困，并在大量从事低收入的卑微工作。这些分配不正义只能通过再分配政治来纠正。
同时，在身份地位秩序方面，文化价值的欧洲中心模式也优待那些与“白色人种”相关的特点，而污名化那些被规定为“黑色人种”、“棕色人种”与“黄色人种”的特点。这些都只是典型的例子，污名化并不限于有色人种。结果，被种族化的移民和/或少数族裔就被建构为有缺陷的和低人一等的他者，不能成为社会的正式成员。被普遍制度化的欧洲中心的规范产生出基于种族的身份地位支配形式，包括污名化和人身侵犯；文化贬低、社会排斥和政治边缘化；日常生活中被骚扰和被轻视；剥夺作为公民的完整权利和平等保护。这些不正义主要是承认缺失带来的伤害，所以只能由承认的政治加以纠正。
并且，种族主义的两个维度中哪一个都不是另一个的间接后果。当然，分配维度和承认维度彼此互动，但是种族主义的分配不公不仅仅是身份地位等级的副产品；种族主义的承认缺失也不完全是经济结构的副产品。相反，每个维度都有相对于另一方的独立性。因此，任何一方都不能通过专门针对另一个维度的举措而得到间接纠正。总之，克服种族主义的不正义既要求再分配也要求承认。单取任何一方都不充分。
尽管前面的讨论把阶级看成是一维的，但实际上，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二维的。事实上，我前面出于启发性目的，援引了经济主义的理想型而封闭了真实世界中重要的复杂性。当然，阶级不正义的最终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
但是，导致的伤害却包括承认缺失和分配不公；最初作为经济结构副产品而遭到损害的身份地位，可能后来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如今，阶级的承认缺失维度已经在充分自主地运作着，要求与承认相关的独立纠正方案。并且，还没有被注意到的问题是，阶级的承认缺失会妨碍可以动员起来反对分配不公的能力。今天，为经济变革建立更为广泛的支持需要挑战贬低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文化态度，比如：“贫穷文化”的意识形态暗示了他们只是咎由自取。类似地，穷人和工人阶级可能需要承认的政治以支持他们争取经济正义的斗争；也就是说，他们可能需要建立阶级共同体和阶级文化以中和阶级的隐蔽伤害，并锻造出捍卫自己的信心。因此，阶级承认的政治不仅就其自身是被需要的，也能帮助开启一个再分配的政治。
所以，总体来说，即便是像阶级这样明显的一维经济范畴都有一个身份地位要素。当然，这个要素是附属性的，不像经济要素那么重要。但是，克服阶级不正义仍然要求在再分配的政治中加入承认的政治。 [12] 至少，在为再分配而斗争的过程中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承认动态（dynamics，Dynamik）是必要的。
那么，性态呢？它是不是一个二维概念呢？同样，在这里，我先前出于启发性目的所勾勒的理想型不足以应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当然，异性恋中心主义的不正义的最终原因是身份地位秩序，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
[13]
但是，最后导致的伤害却包括分配不公和承认缺失；最初作为身份地位秩序副产品的经济伤害自身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并且，还没被注意到的一点是，经济伤害会妨碍被用来反对承认缺失的能力。因为“出柜”对于同性恋者来说会有经济风险，他/她们对身份地位支配的斗争能力会被削弱；他/她们的异性恋盟友的斗争能力也会被削弱——他们必然同样担心因公开捍卫同性恋权利而被（误）认为是同性恋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此外，分配不公大概是异性恋中心主义压迫链中的“薄弱环节”。在当前的风气下，可能挑战同性恋者面临的分配不公比直接去对抗深层的身份地位焦虑要更容易一些，因为后者会引发对同性恋的憎恶。
总之，寻求对变革性态身份地位秩序的支持可能会要求为经济平等而斗争。因此，性态再分配的政治不仅自身就被需要，而且能帮助开启一个承认的政治。
所以，总体而言，即便是性态这一明显是一维的身份地位范畴都有一个分配要素。当然，这个要素是附属性的，不如身份地位要素重要。然而，克服性态不正义也要求在承认的政治中加入再分配的政治。至少，在为承认而斗争的过程中密切注意性态斗争的再分配动态是必要的。
那么，就实践目的来说，几乎所有真实世界中的支配坐标（axis，Prozess）都可以被看作二维的，它们几乎都交织了分配不公与承认缺失，无论其最终根源是什么，这两种不正义都有某种独立的重要性。当然，并非所有的支配坐标都在相同意义上或相同程度上是二维的。有一些，比如阶级，更往光谱的分配那端倾斜；其他一些，比如性态，则更往承认一端倾斜；还有一些，比如性别与“种族”，更集中在中间位置。经济劣势与身份地位的被支配程度各自所占的比例一定要在每个具体案例中根据经验来决定。然而，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伤害都由分配不公和承认缺失同时构成，没有什么不正义可以完全间接地被纠正，每一种不正义都要求独立的、在实践上的关注。因此，作为一个实践问题，克服几乎任何一种情况下的不正义都既要求再分配，也要求承认。
并且，一旦我们停止单独看待支配坐标的任一轴线，而是同时考虑它们，对“双管齐下”方法的需求就会变得越来越紧迫。毕竟，性别、“种族”、性态和阶级并不是彻底彼此隔绝的。相反，所有这些支配的轴线都以很多方式彼此交叉，并影响了每个人的利益和身份认同。没有人仅属于其中一个集体。沿着一个社会区分的坐标轴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可能会在另一个坐标轴上处于支配地位。这样看来，对再分配和承认双重政治的需要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仅仅是在一个二维社会分区内部产生的。可以这样说，它也产生于外部，是跨越社会分区的。例如，不管人们怎么单独去看待再分配和承认这两个范畴，任何既是同性恋又是工人阶级的人都同时需要再分配和承认。并且，这样看来，几乎每个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都需要整合这两种诉求。此外，更进一步说，任何关心社会正义的人也会这样做，无论他们自己个人的社会位置如何。
因此，总体来说，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拒绝将再分配和承认建构为相互排斥的选项。相反，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发展一个包含和协调了这两个社会正义维度的整合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