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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这个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是一个神圣庄严的范畴，最近被政治理论家重新启用，事实证明，它对概念化当今关于身份认同（identity，Identität）与身份差异（difference，Differenz）的斗争正起到关键作用。
无论是原住民的领土诉求问题，还是女性照料工作的问题；无论是同性恋婚姻问题，还是穆斯林女性的头巾问题，道德哲学家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承认”一词来剖析政治主张的规范性基础。他们发现，这个范畴把主体的自主性建基于主体间尊重之上，从而很好地抓住了很多当代冲突在道德上的利害攸关之处。这也难怪。迅速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加速了跨文化间的接触、瓦解了解释图式，并使得价值视域多元化，使身份认同与身份差异政治化，在这一背景下，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这一古老形象获得了新的生命。
如果说承认的重要性目前已经毋庸置疑，那么，它与“再分配”的关系却仍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探讨。对道德哲学和福特主义时代的社会斗争而言，后一个术语都是至关重要的。“二战”后尤为重要的自由平等主义哲学清楚地阐明了分配正义的范式，它似乎非常适合用来分析那个时代的工人和穷人的诉求。民主福利国家的民族基础大体上被看作理所当然的，因此，冲突主要集中在资源问题上，并通过诉诸普遍主义的规范、用分配术语进行争论。随着差异问题被降为边缘的问题，平等再分配的诉求似乎就代表了正义的含义。人们也没有察觉到需要去检查它们与承认诉求之间的关系。
但是，今天，这个关系亟需得到审问。“9·11事件”已经惨痛地表明，关于宗教、民族和性别的斗争如今已经相互交叠在一起，以至于再也无法忽略承认这一问题了。纵横交错的差异问题已经被如此强烈地政治化，所以这个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处于舞台的中心。然而，与此同时，分配不公并没有消失。相反，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促进了企业的全球化，并且削弱了以前能够在国家内部确立再分配的统治结构，经济不平等正在加剧。在这种条件下，分配正义问题不可能被置之不理。结果就是，在当前的格局（constellation，Konstellation）下，承认与再分配都不能被忽略。这些事件迫使政治哲学家同时处理这两个问题，除了检查两者的关系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这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本书由一名来自北美的作者与一名来自欧洲的作者合作完成，呈现了他们关于如何以最好的方式理解再分配与承认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争论。两位作者都同意一个隐含前提，即，对正义的充分理解都必定包含至少两组考虑：一是考虑到福特主义时代中关于再分配的斗争；二是考虑到今天被刻画为关于承认的斗争。我们两位作者也同意关于两者关系的如下常见的说明是不充分的，即我们都拒绝把“承认”还原为“分配的副现象”这一经济主义观点。
不过，我们的共识到此为止。我们中的一个——阿克塞尔·霍耐特，把承认看作基础的、支配一切的道德范畴，而把分配看作派生性的范畴。因此，他把社会主义再分配的理想重新解读为“为承认而斗争”的子类别。另一个作者，南希·弗雷泽，则否认分配可以被涵盖在承认之下。因此，她提出了“视角二元论”（perspective dualism，perspektivischer Dualismus），认为两个范畴具有同等的基础性地位，是相互不可还原的正义维度。通过轮流详细说明各自的立场，我们就道德哲学、社会理论和政治分析这些核心议题展开了争论。
本书开篇第一章是从南希·弗雷泽1996年的“坦纳讲座”（Tanner Lectures）扩充而来的。为了纠正她所诊断的“当前承认诉求与再分配诉求的分离问题”，弗雷泽提出了一个正义的“二维”概念，其中包含两类主张，且没有把其中一类还原为另一类。通过把这个概念与一个资本主义理论相结合，她论证指出：一个理论框架只有整合了“分配”与“承认”这两个在分析上截然分明的视角，才能够把握当代社会中阶级不平等和地位等级化之间的相互交织关系。其结论是，分配不公（maldistribution，ungleiche Verteilung）固然与承认缺失（misrecognition，mangelnde Anerkennung）联系在一起，但不能被还原为承认的缺失。
在第二章，阿克塞尔·霍耐特提出并阐发了一个不同的进路。与弗雷泽涵盖再分配与承认的“视角二元论”不同，他提出了只包含承认的“规范一元论”（normative monism，normativer Monismus）。霍耐特把“承认”分析为一个内部分化的概念，既包含“对权利的敬重”，也包含“社会尊敬”，还包含“爱”的要求，据此，他试图把再分配问题涵盖在承认问题内部。最后霍耐特给出了一个论证，指出承认的概念若得到正确的理解，就能够容纳甚至蕴含一个关于经济再分配的马克思主义范式的修正版，这个再分配范式与弗雷泽那一章中提出的很相似。
最后两章进一步聚焦了论证。通过回应彼此的批评，我们就三个层次的议题进行了互动。在道德哲学层次，我们争论了规范一元论与规范二元论的相对优点、“正当”优先于“善”及其蕴含的关联性后果。在社会理论层次，我们争论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经济与文化这一区分的状况，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在政治分析层次，我们检查了平等与差异之间的关系，经济斗争与身份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民主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每一个层次，随着我们两个为回应彼此论证而被迫深化我们各自的思考，关键分歧与关键问题也越来越清晰和尖锐。
如果我们展开交流的一个结果是锐化了我们的某些差异，那么另一个结果则是深入认识了我们之间的共识：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雄心把通常离散的道德哲学、社会理论与政治分析这三个层次在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中关联起来。在这个方面，我们两人与很多也认同批判理论传统的朋友和同事分道扬镳。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预设学科分工，把道德理论分给哲学家，把社会理论分给社会学家，而把政治分析分给政治学家，从而把这些研究看作独立的，而我们两人都期望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做理论思考。所以，我们拒绝把“宏大理论”看作认识论上不健全的以及政治上过时的观点。相反，我们都认为批判若要获得其理论担保和实践效果，就只能通过使用被对当代社会的结构性理解——这一理解能够诊断出冲突何在并将“当下斗争”置入语境中——所渗透的规范性概念。
并且，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形成这种理解不可或缺的框架性范畴必定是一个充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因此，争论再分配和承认之间的关系将我们引向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对于关联道德理论、社会理论与政治分析非常关键，即：资本主义——就其今天的形态而言——应该被理解为把经济秩序从其他社会秩序中分化出去，从而不直接受制度化了的文化价值模式调节的社会系统吗？还是说，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应该被理解为只是一个文化价值模式的结果，而这一文化价值模式从一开始就与承认的不对称形式密不可分？在最深的层次上，这本书尝试在理论上提出这一问题，并发展出评价我们各自答案的共同框架。
（陈晓旭 译 周凯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