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美国，超过六成的成年人身边会有一位亲人曾遭受牢狱之灾，在黑人族群中这一概率更是接近八成。因此，假如我哪天偶然瞥见某位亲戚在看守所关了一夜后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的话，也不会大惊小怪。

几年前的某个夏天，我与一位同事在芝加哥参加社会学领域的研讨会。当时我们都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那次提交的论文是《论初审法官如何看待刑事司法中的种族差异》——初审法官认为刑事司法中存在种族差异问题吗？假设它的确存在，那他们是否采取了某些措施来缩小差异呢？这些都是亟待与社会学专家们探讨的重要问题。由于在不同城市的法院调研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因而在会议发言结束后，我们抽空去了伊利诺伊州库克县法院旁听了庭审。相较于美国东部的法院而言，库克县法院规模庞大，其对待刑事被告人的态度也早已臭名昭著，所以我们特地来此一探究竟。

我们在当地随机选择了一处法院，穿过大厅安检以后，在各个法庭间巡睃。尽管大厅里安静得出奇，但几个法庭内却拥挤不堪。非裔和拉丁裔挤满了法庭的过道，等待着法官的传唤，看起来很是寒酸。我们找了一间比较安静的法庭坐下，几分钟后，我看到一名被告人被官员带进了法庭。这位被告人是一个二十多岁、健壮魁梧的黑人男性，看起来已经是几进宫的“常客”了。当书记员宣读他的姓名时，我发现他居然和我同姓（一个相当罕见的姓氏）。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和他多了一丝莫名的联系。我开始仔细端详他的脸，他的鼻子圆圆的有点塌，耳朵小小的，跟我和我哥长得有几分相似，看得我目瞪口呆。

我趁着午饭时间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那位被告人的名字。父亲和一位姑姑核实后发现，原来他真的是我从未谋面更不曾听说的堂兄。原来，我父亲在芝加哥的非裔贫民窟长大，十几岁时在新英格兰地区寄宿学校的奖学金支持下才去外地读书，最终考上了医学院，在美国娶妻生子。但他的七个兄弟姐妹仍然生活在老家，我的堂兄弟姐妹们也没上过大学，更别提什么医学院了。

我的姑姑和叔叔们在芝加哥的同一社区工作、娱乐、恋爱，当然也都在为了维持生活而打拼。虽然他们在老家生活拮据，但总体在走向小康。我的童年是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郊区度过的，父亲偶尔会带着我们回芝加哥探望亲人。我和哥哥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和堂兄弟们玩电子游戏，我的父母则会在简陋的厨房或者厅廊中和家人们聊一聊亲戚的近况——谁被枪打伤了正在休养恢复，谁又因为非法持有10美分大麻而坐牢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回老家探亲的次数屈指可数，联系也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那年夏天的研讨会结束后，我回到了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在谷歌上搜索了一下我的堂兄。出人意料的是，第一个搜索结果既不是个人链接，也不是脸书网站的个人资料，而是他对着镜头做鬼脸的警局档案照。他的人生是多面的，他对生活有着很多期待，对另一半和孩子也充满了爱，但这些都被这张档案照掩盖了，因为无论是警察、检察官、法官还是他的辩护律师都会看到这张档案照。这张照片会伴随他的每一次法庭审判出现，还会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里。尽管我对这位堂兄一无所知，但透过他的这张照片看到了我自己的缩影。我明白，如果不是我的父亲运气好，我很可能会陷入跟他一模一样的窘境：一个黑人男孩，自幼生活在贫民窟里，在缺少财政支持的学校里读书，从小就要担心自己像家里其他小孩一样被枪支暴力夺走生命。遗憾的是，我再也没能见到这位堂兄，因为他在出庭受审后不久就不幸去世了，和我们家另一位叔叔一样死于枪杀案件。那时候我还来不及去拜访他和他的家人、了解他的生平。现在我只能后悔当初没有直接联系他。

本书的写作动机就源于这位堂兄的经历以及我与他的一面之缘。在我们了解了当前美国刑事犯罪的巨大规模之后，我那年夏天在法庭上巧遇亲属接受审判的故事也就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尽管我们来自同一个家族，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这种反差令我沮丧，也触及了我的社会学神经。我在想：如果是我被捕了，面临着和他一样的指控，我会怎么样？这些问题并不只是理论上的凭空假设——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喝过酒，在一个尚未实施“大麻合法化”政策的州吸过大麻。当我读大学时，几位我认识的高年级学生因为在宿舍里藏毒而被捕。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又如何处理自己的案件呢？相对于我堂兄这类群体而言，这些大学生精英是否享有前者无法企及的特权来保护他们免受惩罚呢？

我决定研究被告人在审前未决阶段的遭遇，审前未决阶段是指被告人在法庭上面临刑事指控，但尚未被最终判决有罪的诉讼阶段。未决阶段的被告人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多元化群体，学者对他们在这一阶段的境遇知之甚少。研究者们经常讨论被告人的逮捕或监禁经历，但较少研究被告人在逮捕和监禁之间会遭到何种对待，也即被告人的庭审经历。我决定深入法庭，调查被告人是否承受了深植于美国社会的种族偏见，抑或在阶级特权中无端受益。虽然我再也没有机会与堂兄谈论起那天他在法庭上的遭遇，但我至少还可以与其他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交流。本书的研究大多源于我对无数个遭受过和我堂哥一般惩罚的被告人的故事的倾听、分析和阐释。

我选择波士顿地区的司法系统作为调研对象。与芝加哥不同，通常认为，波士顿的法院系统更为先进，州法官（大多数由民主党州长任命）是自由派法官，公设辩护律师也享有比其他州更为充足的财政资金。2018年，瑞切尔·罗林斯（Rachael Rollins）在我调研期间作为改革派代表在萨福克县当选地区检察官，据说该市检察官在发起指控和辩诉交易时即便不算开明，但至少表现得较为公正。与此同时，波士顿地区的监禁率相对较低，其在治安、庭审程序和监禁方面的种族差异也很明显。对波士顿地区的调研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视角，帮助我们了解在司法宽松的法院系统里不平等和不公正案件是如何产生的。

不过，调研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在研究生期间，我读过很多关于种族和阶级不平等的书，从中了解到优势群体在司法程序中往往居于优位、不卑不亢、有礼有节，工人阶层和穷人则在司法程序中唯命是从。但我从实证中了解的事实并不完全符合主流学术观点，甚至与之大相径庭。我发现，工人阶层和穷人，尤其是少数族裔，经常主动寻求了解自己的法定权利，他们不仅会质疑辩护律师的专业能力，还会在法庭上主动自行辩护。与之相对的是，中产阶级更容易与律师保持信任关系，因此也更有可能接受律师和法庭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弱势群体会因为抗争而遭受惩罚，优势群体则会因为顺从而获得奖励。这种差异源于被告人与辩护律师之间信任关系的差异，而后者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被告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优待和不公。

我要感谢那些向我坦露受审经历的人们。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耐心地支持我的研究。即便他们失去了染上毒瘾的朋友，切断了与家庭的联系，甚至被剥夺了自由，也依然愿意帮助我。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法庭上亲眼看见的场景：一位调研对象从我身边的候审席起立，从过道走上法庭，承认贩卖毒品的犯罪行为，平静地等待两位法警给他戴上手铐，送往监狱服刑。他曾经非常坚定地反对指控，最后却作出了认罪答辩。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认罪被告人，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很多调研对象向我表达了他们对这项研究的价值期望。他们希望我的“故事集”能增强主政者的改革决心。即便他们和我一样知道自己的命运不会因此改变，但仍希望与他们处于相同境遇的被告人今后会有不同的命运。我希望未来如他们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