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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依旧很煎熬。我初四了，对任何事任何人都提不起兴趣。学校的课程和去年一样无聊，于是我决定给自己额外开设一门课程——每周买一本《照片》 ^[1] 杂志，从头到尾仔细读完。每周三，我都要跑一趟巴黎的丽都音乐，一家很大的进口唱片专营店。

我在汤姆那儿剥开《婊子酿造》唱片封面的背面，找到一些和迈尔斯·戴维斯一起演奏的音乐家的名字，很快发现这些音乐家都是互相关联的，好像一棵巨大的系谱树。斯坦利·克拉克让我知道了奇克·科瑞亚，后者又将我引向了凯斯·贾瑞特，然后是赫比·汉考克。那时候有三张特别震撼我的唱片：斯坦利·克拉克的首张专辑 ^[2] 、比利·科巴姆的《光谱》（ Spectrum ），以及最重要的气象报告乐团的首张乐队同名专辑。

我站在唱片店里，戴着耳机，花上几个小时选择这周的目标。每个周三，我都从丽都买一张唱片回家；每个周日，我剪三块草坪，赚够下一张的钱。

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家没有立体声组合音响。弗朗索瓦不喜欢音乐，他只喜欢引擎声。所以，每天晚上，我把作业做完就跑去邻居家。让-克洛德在他家的楼梯下藏了一套音响，答应让我使用，条件是我要维护好器材。他细致成癖，防静电的布要叠好，宝石唱针的塑料保护壳要取下来，更重要的是，得让唱臂自动工作。我刚买的是摩诃毗湿奴管弦乐团 ^[3] 的首张唱片，吉他手是约翰·麦克劳夫林，小提琴手是让-吕克·彭蒂。声音瞬间侵袭整个空间。但不到半分钟，让-克洛德就将这音乐暂停，从原包装中拿出一个半专业耳机连到音响上。他是很慷慨，但不想与我共享这种非洲祖鲁人的音乐。我戴上耳机，再次被音乐充盈，就像沉浸在爱中。

每天晚上，我都来这里汲取我的养料。比起大声喊出自己的绝望，我还是宁愿选择用其他人的声音来轰炸耳朵。

只有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耳机线太短了。我不得不将线穿过楼梯扶手，头贴着扶手坐在台阶上。这个姿势不太舒服，但我不在乎。必要的话，让我单脚站立也行。

虽然莱西尼离巴黎有些远，但我还是经常去看祖母玛格丽特。她工作的商店经营状况不太好。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橱窗里展示的都是上个世纪的风格。老太太被迫卖掉一大部分店面，只剩下寥寥数人留守。现在，她蜷缩在小店深处，像在等待死亡。每一次，我都认真地对她行吻手礼，让她高兴。

地下室被改为工作室，祖母就在里面工作。整个店铺只剩三个雇员，原来属于店铺的部分现在是一家银行。这条街再往前走，有一家我之前从未留意过的商店，专卖爵士乐唱片和唱盘。我就像一只蜜蜂偶然发现了一大罐蜂蜜——我所有的英雄都在这里了。要想继续听下去的话，周六也要去剪草坪了。店主给了我一张小卡片，每买一张唱片，他就在上面打一个孔，就像坐地铁一样。累积十个孔，便可以免费得一张唱片。结果就是，我记得自己那一学期都在除草，甚至圣诞节从祖父母那儿收到的零花钱也用来充实我的收藏了。我已经有了二十多张唱片，可始终缺一台唱片机。母亲终于注意到这件事。

“你买这么多碟，拿什么来听呢？”她诧异地问道。

我想对她喊，对她吼，一个小孩将所有钱都花在买碟上，却连个唱机都没有，肯定是因为他有一种创造性的冲动，为人父母应该明白和鼓励这种冲动。但这些话都堵在喉咙里，我只是嘟囔道：

“嗯……我在让-克洛德家听的。”

母亲看我的眼神，就像一只鸡看一把梳子，仿佛我刚才告诉她1+1等于3一样。她耸耸肩，回到厨房，而我只能失落地拿上碟继续去往让-克洛德家。

两年后，在我的收藏达到八十张的时候，他们才真的明白我想要什么。足足两年的时间。我的圣诞节礼物非常明确了，只有一样东西：一台音响。

音响终于到了。简单，普通，低端。我不在乎，我只想每晚在自己家里轰炸耳朵。不过，他们要求我要戴上耳机才能在客厅里听，好像听凯斯·贾瑞特是一种不入流的事。

凯茜的肚子又圆了，我是在寒假时发现的。父亲来到了意大利的科尔蒂纳丹佩佐。这里的雪地非常广袤，还是世界高山滑雪锦标赛的场地。瓦卢瓦尔根本不能跟这个高手云集的场地相提并论。我在这里不断进步，在回转训练中离领队的人不过两秒的距离。

父亲偶尔带上我一起滑雪，我们总是脱离雪道。他喜欢冒险，喜欢冷杉、树林和齐腰的积雪。他滑得很好，所有地形都不在话下。每个周日我们都在回转比赛上一较高下，我总是输给他。要等2月的假期再试试了。

这天，教练们开辟了一条特殊的回转赛道，我们俩都报了名。父亲紧随领队的人，表现不俗。可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想要打败他。这也许是向他证明我存在的唯一方法，我要让他看到我。出发后，我像个叼着匕首的海盗一样全程咬紧牙关，最终比他快了半秒。我高兴地冲向他，想要捕捉他眼中应有的骄傲，我迫切期待的骄傲、接纳、爱，用秒表成绩换来的爱。但父亲看也不看我，他生气了。他怪雪，怪天气，怪松动的旗门杆，要求立即返回再试一轮。结果开局不利，成绩依旧。第三次，他拼尽全力，到第十个旗门的时候，像一只水獭一样翻滚在雪地里。他怒气冲冲地滑下来，在终点和我会合，不停地臭骂自己今天发挥得差到极点。总之：我没赢，是他输了。

我们滑回了度假村。下山途中，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则憋了一肚子气，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晚上，我在俱乐部和七个来度假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我非常苦恼，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他爱我一点。晚饭后，我撞见了他。他的脸色已经松弛了下来。

“你今天滑得很好，还打败了我，很好。”他对我说。

他拍了一下我的肩，随即消失。

这番话给了我一些安慰，但伤害已经造成，痛苦始终存在。这段时间，凯茜的肚子越来越圆。朱莉会很高兴的，她要有一个小妹妹了，名叫佩吉。

我越来越沉迷于摄影，将其视为音乐和建筑这两种艺术的补充。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正在定义我的电影DNA，浑然不觉地朝着这个方向狂奔。但是，我没有相机，起码要剪一百万个草坪才能买得起一台，只能再一次求助邻居让-克洛德。他同意将自己的佳能相机借给我，但是，规矩比使用组合音响的那一套还要严苛。我必须像实验室的研究员对待病毒一样慎重使用这台相机，就差戴上医用手套了。让-克洛德对所有器材都爱惜到疯魔，以至于相机居然还裹在原包装内。

两个小时的使用讲解后，他终于让我走了。我感觉到他心中的不安，为了让他放心，我像捧着炸药一样捧着相机离开。

很快，我找到第一个模特：小狗杰瑞。但这条巴吉度猎犬太难拍了，动个不停，我得不断地调焦。多亏它，我学会了基础操作，锻炼了反应能力。

《照片》杂志最新一期的封面上，是汉密尔顿镜头下像花朵一样盛开的少女。照片有的像浸过油，有的则带着薄薄的雾气，用的都是我买不起的滤镜，但镜头上弄一点水汽或许也可行。现在就差一位模特了，一位真正的模特。

吉赛尔是迄今为止学校里最活跃大胆的女孩，已经留级两次，身上自然散发的荷尔蒙也是所有人的两倍。她的衬衫纽扣总是漫不经心地解开，胸口隐约可见。她自己深知这一点，男孩们也知道其中的吸引力。客气点说，她不是害羞的人。但学校里的男孩们毕竟还太年轻，她沸腾的荷尔蒙让大家都有所顾忌。可怜的吉赛尔，在自己的欲望中日渐受挫和被孤立。

有事做对她肯定没坏处。我给她看了一些知名摄影师的照片，提出拍她的想法。她立即答应，双眼闪闪发光。从她的笑容中，我看到了放胆去拍的希望。

周三，她来到我家。我已经将母亲的房间布置好，用作摄影棚。我认真地给她解释了第一个姿势、光线和表情，吉赛尔不等我说完就边点头边将衣服脱光了。她的欲望显而易见，但更复杂，因为我太年轻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想通过摄影证明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存在，向父母证明我是有价值的，这样他们才会看我一眼。其余的，我都不感兴趣。吉赛尔有点失望，但她最终明白我是认真的，于是听了我的指示，一点点地，让自己听从镜头的引领。我尽力展示一个本真的她，一个迷惘、敏感、被缺席的父母忽视的年轻女孩。渐渐地，她明白了自己不需要扮演某个角色，只需做自己，真正的、不用顾忌别人评判的自己。她终于可以表达自己，有人在一旁见证。吉赛尔变得柔软、大方，漂亮的粉红脸颊上流下了泪水。

第二天，在学校里，她衬衫上的所有纽扣都扣紧了，直到领口。

这个学年就这么潦草收场，正如其开场。不过，我还是艰难地升了级。明年，我就是高中生了，但娜塔莉要转到巴黎的一所高中去了。6月，暑假才开始，我就已经预判明年会是惨淡的一年，这感觉真不好受。

父亲在经营困难出了名的胡塞马度假村交出了一个季度的漂亮成绩。为表奖励，管理层让他在这里多待了一个季度。我对这个度假村已经了如指掌，不需要再四处探索。

朱莉开始游泳，佩吉开始走路，她们是度假村的两个小明星。我跟着她们，观察她们。她们还小，加上我们一整年都没怎么见面，我不知道如何用自己大哥哥的身份和她们相处。我希望有人给我建议，可父亲太忙，凯茜又不想。我只好就这样看着她们吃饭、傻笑、跑闹，一点点长大。唯一一个我可以和她们一起玩耍的地方，就是泳池。我整日泡在泳池中，妹妹们马上感知到，水是我的家，我的在场让她们放心。我嬉笑搞怪，扮海豚、演小丑，用尽一切方式逗她们笑。在水里，我终于可以抱起她们，把我说不出口的爱传递出去。

剩下的时间里，我内心的厌倦和孤独依旧在一点点积攒。脑子里有太多东西翻飞碰撞，却找不到一个人分享。我身处一众穿着泳装嬉笑嚷叫、跳舞玩乐的游客之间，却不是这份热闹中的一分子，感觉自己像夜总会前台鱼箱中的一条金鱼，周围声音朦胧，画面模糊，只能辨认出一些尖叫和手势。

这里的度假村价格便宜，游客多数是年轻人，桑格利亚酒供不应求，热闹永不停歇。每天晚上，我都听着女人的呻吟入睡，但很快就适应了，就像对海浪声一样。

我想找个朋友，无所谓男女，只是找个人说说话。哪怕哑巴都行，有个人就行。

这天是出发露营的日子。远离此地两天，远离热闹和喧嚣，我登上了木帆船。船虽大，走得却比浪还要慢。船长是个不入流的水手，以为有了胡须和帽子就会让自己看起来更加老练，可直到去年他还只是事务处的一名员工。船离开了港口，三十多个游客都兴奋不已，好像要去横渡大西洋一样。事实上，我们的目的地就在几公里外，两个小时就到。我站在船头，听水流冲刷船身的声音。海面像缓缓起伏的丝绸，深邃莫测的蓝色不停翻涌。突然，一个身影出现，接着又是一个。原来是几只海豚在船头附近玩耍，看样子它们很喜欢船身激起的浪花，还跟着跳起了舞。其中一只海豚游到船侧，抬头看我。它随着波浪上上下下，嘴角带笑，像在发出邀请。我跑到船尾去通知船长。

“有海豚！我们走慢一点，原地打转，海豚就会停下来跟我们玩了！”我兴奋地喊道。

可是，大胡子才不在意海里的东西，他有严格的时间表要遵守。

我的怒火一下子蹿了起来。终于有一次，有一双眼睛看到我，有一张脸对我笑，有一个邀请的信号传递给我。我不会让这个船长拦下来的，于是三下五除二将脚蹼和面罩穿戴好，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

我一头扎进海里。无边无际的蓝，水深估计有几百米。海豚的鸣叫和啪嗒的拍水声在四面回响。我还看不到它们，但它们似乎早就发现了我。

突然，它们出现了。灵敏而迅速，流畅而优雅，像夏日风中的燕子一样自如。我一动不动，像浮在空中，被它们划出的曲线弄得眼花缭乱。很快，其中一只海豚靠近我，绕着我转，满眼笑意。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它传递的，但我有种强烈的冲动要潜下去。我深吸一口气，准备沉入深蓝中。瞬间，三只海豚和我一起，垂直倒立，像是为我打气。在这种鼓舞下，我越潜越深，无所畏惧。

这时候，那艘像洗衣机一样笨拙的船掉转船身，回来找我。我在水下听到引擎声不断靠近，但还是选择继续和新朋友玩耍。

海豚们模仿我的每一个动作。它们会放慢速度，像是为了不让我尴尬而来适应我的节奏，可惜我已经缺氧，开始感到疲惫。水面上方有了船体的阴影，我的头顶上出现递下来的软梯。船长在上面怒吼，骂得快要连气都喘不过来。我别无选择，只好上船去。游客们都笑翻了，纷纷过来拍我的肩膀。但我不需要他们的注视了，我找到了真正的朋友。

露营比预定时间稍晚了些。海滩不算太大，处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海湾处。大人们拾柴起火，因为太阳很快就要落下。我在海湾里扑腾，眯眼观察海上，期待再次见到海豚。这将是一个奇迹……而尽管千难万难，奇迹仍然发生了。我看到一个海豚尾巴一闪而过。为了确定那不是鲨鱼，我等了一会儿，几秒钟后，听到一声轻快而有力的鸣叫。我立即认出那就是海豚，于是潜入水中，逐渐远离海岸，透过面罩在蓝色海水中四处搜寻。气息越来越近，似乎只有它自己。为了不吓到它，我把动作放得更加轻柔。我还看不到它，但是它的叫声越来越近，显然在绕着我打转。我停了下来。没有必要再追，只要它想，它会过来的。

几分钟后，它的轮廓出现在蔚蓝的海面上——一只硕大的灰色海豚。它平静地绕着我转圈，不断发出咔嗒咔嗒的叫声。为了观察它的动作，我也跟着转身。它做出几个大胆的动作，也许是示好的表现，我笨拙地模仿。海豚停下来看着我，不知道是为我的笨拙困扰，还是被我的勇于尝试吸引。不管怎样，它靠得更近了。在半小时的犹豫过后，我伸出手去触碰它。它的皮肤像丝绸一样柔软，又像木头一样坚硬，像两百公斤的肌肉裹在真空包装中。我的抚摸似乎让它很愉悦，一遍又一遍地靠过来，还翻过身来让我揉肚子。很快，它将鳍放在我的手中，示意我抓紧。

我刚一抓住，它就立即加速，拖着我玩。第一次，由于水压太大，我的手很快脱开了，可它又折返回来，我只好用两只手牢牢抓住它的鳍。它的力气太大了，我就像一个被细线拴着的软木塞。一旦我被海水呛到，它就高兴得笑出声。

我决定继续往深蓝中下潜，越深越好。但海豚很快将鳍放到我的手上，将我带回海面。它比我更快意识到我的疲惫。我在水面上休息时，它靠近过来。我终于将它抱在怀中，浑身颤抖，泪如雨下。我们相识不过片刻，它离我的生活也如此遥远，为什么只有它给了我安慰？它感受到了吗？它也像我一样孤独吗？我的泪水是幸福的，因为我找到了一点爱；我的泪水也是愤怒的，因为我的家庭和所有人类。

海豚还在绕着我转悠，可我渐渐看不清它的动作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远离海岸，夜晚已经来临。我不知道自己在水中待了多久，但开始恐慌起来，因为我已经没力气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游回岸边。我慢慢地往沙滩游去，以此节省体力。海豚陪着我，它肯定感觉到了我的恐惧，于是再一次将鳍放在我的手中，将我拖往海滩。

它只划了几下，我就看到了海岸。海豚来了一个漂亮的跳跃，像是告别，随后就消失在夜里。我筋疲力尽地上了岸，立即来到篝火旁取暖。大人们都在，醉醺醺地唱着一些露骨小调。没有人注意到我的消失，船长也一样，他忙着把自己的冒险故事吹得天花乱坠。我突然心生恐惧，害怕自己哪天也成了一个大人。看着海上渐渐黑下来，我做了两个重大决定：成为一个海豚学家，以及永远不要成为一个大人。

我回到奶牛场中央的莱西尼中学。

家中有我想念已久的音乐和小狗。我向母亲分享我的假期，她心不在焉地听着。不过，总比弗朗索瓦好，他会在我第一句话未完之前就离开。无所谓，我习惯了。我还讲了那场足以温暖我一整年的相遇。为了铭记这段回忆，我决定学习所有与海洋相关的知识。母亲答应给我买《库斯托的海洋世界》 ^[4] ，每个月我会收到一本，一到手就一口气读完。母亲欣慰不已，我终于开始读书了。“红与黑”这两种颜色不适合我，我只需要一点蓝色。

我从一则广告得知，巴黎驯化公园新开放的水族馆中有三只海豚。周三一大早，我就直奔巴黎。

水族馆位于一片塑料包膜下。池水是浅蓝色的，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大海，三只宽吻海豚就在其中——两只母的，一只年轻的公的。听到它们的轻声鸣叫，我的身体一阵颤抖。再看到它们同样优雅的身姿，无畏的胆量，满面的微笑，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天堂。每个小时都有一场海豚表演，我就赖着不走，和训练员熟络了起来。他不喜欢我在水池边走来走去，可是抵不住我每周三都来的坚持，终于接受了我在旁边。现在，我可以将手放到水中抚摸海豚了。

在两场表演中间，我朝海豚扔去一个气球，海豚立即用吻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鼻子）顶了回来。我只有一个想法：下水和它们一起戏耍。可是训练员放了狠话：

“我警告你，要是你不小心掉到水里，这一年就别再来了。”

我把这个威胁当真了，但每周三依然坚持里面穿一条泳裤、外面套一条牛仔裤来看海豚。万一呢？

每周的其余时间里，我都在练习摄影。吉赛尔不在学校了，我也懒得再去说服别人来当模特，转拍森林、树木、湖泊，还有四季变化的太阳。周三，我就将镜头对准位于王妃门地铁站附近的水族馆中的海豚们。母亲还为我提供了一位新模特，我可以从任何角度拍摄。目前他只有两个月大，还在母亲温暖的腹中。

母亲怀孕了，像是回应父亲组建新家庭的幸福。不过，她的怀孕过程比凯茜艰难得多。分娩前五个月，她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躺在床上——这是父亲多年虐待留下的恶果。幸好，玛格丽特教过我如何做菜，不然弗朗索瓦就要饿足五个月了。他闭着眼都能组装起一个发动机，睁大双眼却连一个鸡蛋都不会煮。

在母亲准备躺着过冬之前，弗朗索瓦终于决定娶她。

婚礼定在一个周六，在莱西尼市政厅举行，整个过程索然无味。来宾有我们的邻居布朗歇尔夫妇、弗朗索瓦的父母，还有两三位我不认识的朋友。终于有一次，我被邀请担任摄影师了。我劝服弗朗索瓦省下找专业摄影师的费用，给自己换来了十多卷胶卷。

这场婚礼就像一出拙劣的街头表演，每个人都在生硬地微笑。我可怜的母亲，进入了她第二次失败的婚姻。

接下来的庆祝我毫无记忆。周一上午，我回到学校。

“你周末都做什么了？”班上一个好友问我。

“没什么……噢，对了，我妈结婚了。”我毫无热情地回答。

班上来了一位新生，名叫艾琳，有一头金色鬈发和一双漂亮的浅色眼睛。她来自东欧，蹩脚的法语立即招来了所有学生的嘲笑。不过，让她成为众矢之的的远不止这些。她脸上有痤疮，打扮得像个稻草人：浅蓝色的迷你裙，羊毛提花的上衣，画着荧光绿的眼影。最糟糕的是，她已经留级两次了，于是被安排坐在我旁边——差生扎堆的区域。她很快就成了班上的讨厌鬼，课间走出教室，男生们会开她玩笑，撞她或者扯她的裙子。但艾琳有一个绝对优势：一米八的身高，次中量级拳击手的臂展。这位乌克兰女生的出拳有种军事化的快狠准。她将几个男生送进医护室之后，骚扰便停止了。

我们很少说话，可我尊重她。她的孤独和我的不一样，我也能理解她。地理课上，她给我讲她的家乡乌克兰；绘画课上，我告诉她我对摄影的热爱。虽然我们在学校外不见面，但依然用一种隐秘的团结鼓励着对方在仇恨的环境中生存下去。艾琳十六岁，身体和同龄人比起来分外高大，眼睛亮得像一面镜子，皮肤很白，脸颊总是红扑扑的。即使她用厚厚的粉来遮痤疮，还是可以看到好看的五官轮廓。我想给她拍照，就是不敢提。我可不想挨拳头。

课间休息时，我们经常一起坐在院子的角落。女生都嫌弃她，因为她的身材和嘉年华式的装扮。而我既不想踢足球也不想聊足球。我们并无多少话题，有时只是沉默。毕竟，除了海豚，我要说的话也不多。

一天，在院子的角落，她告诉我：

“对了，既然你懂摄影，正好我有件事要问你。上周六，我跟我妈在巴黎。有一个摄影师过来，说要给我拍照。”

她将摄影师的名片递给我。

“你知道他吗？”

厚实的名片上写的是：

赫尔穆特·纽顿###摄影师

奇怪的是，我不怎么惊讶，只淡定地回答说：

“对，我知道。这个摄影师很好，你可以去。”

接下来的周末，她去见了赫尔穆特。周一上午，我急忙问道：

“怎么样？拍摄顺利吗？”

“不错，我赚了200法郎。”她告诉我。

我提了一些技术问题，急切地想知道大师是怎么工作的。可惜她不记得多少事情了。也许是因为对她来说，摄影还太新鲜。

几周后，还是在院子的角落，同一张长椅上，艾琳坐在我旁边，腿上放着一本相册。

“赫尔穆特给了我几张照片，我想知道你的看法。”她简单说完后，拿出了用光面纸冲洗的黑白照片。

我一张一张地看了很久。大师的风格，一眼就能认出来：极致的优雅，光影的转变，几何与线条，反差与对比，还有不露痕迹的现代感。我试着破译这些照片，艾琳像听一道数学题一样听我的讲解。有几张照片上，她是裸着的；但艾琳就这样让我观看她最纯粹的状态，我们都没觉得有什么可震惊的。

身体也是一种素材，也可以被加工，就像木头、灯光，或者音乐。这一天，我感觉浑身清明。我明白了赫尔穆特掌握的语言。

院子的对面，是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们的三位老师：这两个差生又在想什么坏点子？我从他们的目光中读到了对我们的透顶绝望。我们在社会中感到迷惘，而他们只对我们感到无奈。我不想费心思去解释，或许他们也不知道谁是赫尔穆特·纽顿。

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剪草坪，都攒不够买相机的钱。幸好，到圣诞节时，我已经买得起一个放大机和一些配套零件了。

我买了一个系列中最便宜的，不过对新手学习而言堪称完美了。这机器只能制作黑白照片，可也帮我节省了冲印的钱。

每周日上午，我都会征用母亲的浴室，将自己关在里面好几个小时，冲印之前拍摄的胶卷。我给朋友们拍肖像照，再将相片卖给他们的父母，收回一点成本。弗朗索瓦的生意似乎挺顺利，新买了一辆漂亮的奔驰，母亲的厨房中也应有尽有。相反，我没享受到他的成功果实，依然保留着自己的穷人习惯，从各种零零碎碎的地方抠省。但不管多努力，我还是买不起一台相机，哪怕是在我的生日3月18日之后。

学校里，选专业意向的时候到了。上周，我们做了一些机械测验，通过转动齿轮，排列出几何形状。我的表现不错，毕竟整个童年都在用双手创造东西。辅导员很高兴地告诉我，她要给我推荐一个非常理想的职业：机械师。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跟她说了十多分钟的光线、音乐、海豚，她却和我谈汽车修理。弗朗索瓦肯定会高兴，我们终于要有共同话题了。不过，这是不可能的。我想要的是脚上的海盐，而不是手上的机油。

辅导员花了半个小时来说服我。无果。

疲惫至极之时，她终于抛出了最初就该问的问题：

“你这辈子到底想做什么呢？”

她说出这句话的方式，已经在禁止我想象一个有别于她所提供的想法的未来了。这个女人不是来帮我的，她只是有一个机械师的份额要完成，这是她唯一的任务。

“我想当海豚学家。”我一字一顿，明确表示自己的决心。

她一脸颓丧地看着我，就像在看一台节目结束后满屏“雪花”的电视。

“海豚什么？”此时她的神色已经是厌恶了。

“海豚学家，研究和照顾海豚的人。”

她长长地“啊”了一声表示明白，随即告诉我，这份职业不在目录上，我应该理智一些。

为了让我满意，她随即推荐了更具特色的选项：钻石加工、鲑鱼养殖、玻璃吹制、瓷器绘画。我都一口回绝。辅导员耸耸肩，在我的档案上标记了一个问号，说下个月再解决。

我决定自己研究。

我趁周三去巴黎海洋研究所收集了一大堆资料，兴致盎然地阅读起来。不过，里面的确不见有我梦想的职业。只有三个去处有可能让我和海豚朝夕相处：军队，科研所，游乐园。

这三者我都不喜欢。

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不是真的想要研究海豚。我想要当一只海豚。当然，这个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

我爱海豚胜过整个世界，但也明白，爱它们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它们回到天然的环境中自由自在，我可以不时去探望。我向自己保证，永远不忘了它们，要经常去看它们。

夏天到了，这次父亲被派去科西嘉岛的圣朱利亚。

为了欢迎他的到来，三个戴头套的男子在第一周抢劫了收银台。比起上个季度炸接待处的人，这已经友好了许多。不过，父亲是和他健身房的一伙朋友一起来的，他不打算放任不管。

这个夏天不会平静了。

我很高兴再次见到父亲。他带我参观了他和凯茜一家人的大房子，而我不住在这里。他以让我独立的名义在度假村的另一边为我预留了一个小房间，哪怕我从未有过这样的要求。

既然这是他的主意，我还是假装很开心。他将我的行李箱放在床上，离开之前，还不忘用一句话友善地将我的暑假摧毁：

“你已经长大了，以后我们就不用亲吻礼了，像大人一样握手就行。”他脸上挂着假笑。

我努力不让自己倒下，虽然心中的一切都在崩塌。凯茜向他索求爱的证明，他就给了她一个漂亮的回应，而从现在开始，我要学会满足于一次握手了。

第二年夏天，父亲接手了圣斯特凡诺度假村，位于撒丁岛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岛上几处平房零散地隐藏在礁石中。

度假村不大，最多八百人。父亲很高兴，觉得这是他的好运气，此前他担心自己要接手临近的卡普雷拉岛，以及岛上的一千六百名会员。我也高兴，因为这里有潜水俱乐部。领队的叫“香蕉”，手下有二十多位潜水教练。我的夏天将在潜水船上度过。

每天下午5点，父亲和我见面——不是为了跟我谈天说地也不是为了对我表示关心，而是为了打排球，这也是他骂足我一个小时的机会。

父亲是一个差劲的球手，或者说，一个输不起的好手。和他打球，我只能听到斥责。按他的说法，我应该一个人去玩比尔博凯特。但过去一整年，我都在学校的排球俱乐部。所有人都赞赏我游刃有余的姿态，除了他。只有在赢球的时候我才能得到夸奖。我们三人一组，第三人通常是雅基。他和父亲都很健壮，更注重技巧和球的落点，是可怕的老狐狸。他们让我来打进攻，所以我整场比赛都在空中跳来跳去的。

一次，我实在被骂烦了，离开了他的组，转到对手一边。父亲对这一举动十分意外，我能感到他很不安。他和儿子之间唯一的亲密时刻被剥夺了。算他倒霉。我将怒气释放在每一个传给我的球上，把他们攻击得毫无还手之力。父亲遭受了这辈子少有的失败，我欣喜地看着替换我的人被痛骂一整场。

这场比赛后，出乎一切意料，父亲称赞了我许久。居然要转到敌对的一方，才能让他看到我的优点。随后，他耐心地解释了自己情感系统的运作方式。骂我是因为他希望我得到最好的，因为这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他关心我，因为我是他的儿子。他还不至于说他爱我，可至少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走了。

这一天，我开始明白自己要学习读懂他言辞背后的意思。至于继父，他说话总有我母亲充当翻译。当他第二天才对我前一天提出的问题做出部分解答时，母亲会补充道：

“他是个大老粗，就像一只熊，但心里是很爱你的。”

我只能相信母亲。因为弗朗索瓦从不表现一丝热情，从不流露任何情感的痕迹。他的心是冰冷的，和所有赛车手一样缓慢地跳动着。

父亲不然。我能感受到他将自己封闭在了过去，在他的愧疚中。可是，他的心的确是肉长的。

在圣斯特凡诺，我第一次体验到真正的蓝色大海。重点已经不是海了，一些人喜欢用“大”“蓝”来形容它，但这里只有蓝，浸入其中、不见尽头的蓝。

太阳的光线在其中迷失，浮游生物的动静更强烈。人漂在水上，随着海浪摇摆，看着这片巨大的深蓝，它在召唤你，就像一阵眩晕，一种放弃的感觉。一旦你潜入其中，陆地的声音就消失了。没有风，没有船，没有喋喋不休的人，只有被放大的气泡声向上升起。人则不断下降。是滑落不是跌落，重力消失了，像一片叶子那样轻盈。水压持续上升，光线也逐渐变弱。

水下15米，可以隐约看到前方一道冷流在等待着你。置身其中，你将感觉到另一个更危险、更原始的世界，不允许出现任何细小的差错。水下30米，依然看不见底，水面只是一场回忆。蓝色入侵了一切，直至你的灵魂。心跳变慢，每一次呼吸，都能强烈感受到几公升的空气涌入肺中。

水下40米，教练打开脚蹼，给潜水马甲充气，好停止下潜。其他人照做之后，聚集到教练身旁。四周空无一物，依旧只有无边无际的蓝色。我们像来到大教堂的朝圣者，内心充满了恬静的快乐。

我们在那里逗留了几分钟，集中精神，感受自己的渺小，随后就是时候上去了。温度逐渐升高，我们开始有些意识模糊。来到减压舱后，大家都像是醉醺醺的。有时候，我们要在这地方停留半个多小时，才能升上水面。

回到船上，所有人都不怎么说话。这种经历太过震撼，太过神奇，很难和不曾经历过的人分享。

我希望有一天，有人能拍一部关于蓝色大海的电影。

[1] Photo ，法国杂志，1967年开始发行，主要面向男性群体，关注摄影和情色艺术。

[2] 指1973年发行的《永远的孩子》（ Children of Forever ）。

[3] Mahavishnu Orchestra，1971年创立的美国融合爵士乐队，首张唱片《内心燃烧的火焰》（ The Inner Mounting Flame ）于1971年发行。

[4] Encyclopédie Cousteau ，1973年出版的20卷海洋百科全书。Cousteau即雅克-伊夫·库斯托（Jacques-Yves Cousteau，1910—1997），法国海洋学家、探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