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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阿涅尔只待了几个月。后来才知道，母亲当时怀孕了。父亲希望留下小孩，母亲想要拿掉。管教一个小孩已经很吃力，她绝对不能再多承受一个。他们的谈话一如既往地以拳头结束，母亲进了医院，肋骨断裂、面部损毁、腹部肿胀。孩子的去留不再成为问题。

阿涅尔的生活过后，我对自己承诺了两件事：永远不对女人动手，以及永远不沾一滴酒。现在我六十岁了，我守住了诺言。

我们回到塞瓦斯托波尔大街的8平米公寓，这跟祖父母家二楼宽敞的大平层天差地别。我们住的是顶层六楼的佣人房，房间有两扇窗户，高度只到我的腰部。窗户朝北，长年没有光照的迷你阳台就是我们的冰箱。远处，在两栋楼房之间，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的塔尖。

进门的右手边有一个石膏壁炉，壁炉上方是漂亮的橡木横梁，刻着深深的纹路。在我的奇思妙想中，这东西是用来藏匿印第安人的。

左手边，一道屏风将厨房隔开。说是厨房，无非就是在一块木板上放一个电炉。上方建了一个小阁楼，像给厨房戴了一顶帽子。我的床就在那里，可以从一条木梯爬上去。母亲给我装了一道小帘子，好挡住光。

房间里没有浴室，水在楼道里，长长的走廊尽头有蹲式厕所。去上厕所时我总是很紧张，走廊晦暗幽深，邻居我也一个都不认识，楼道里总有奇怪的声音，会让我想到老鼠或者狼……而且这层楼只有冷水，要想洗澡，得自己烧一锅热水。

现在我有两只毛绒玩具熊，一大一小。大的叫巴迪翁，背上有一块木板，我一般将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挂在上面。这是祖母玛格丽特送我的圣诞节礼物。小的一只叫小棉花。

我不知道父亲此时在哪里。晚上，我必须换上睡衣去吃饭。一块汉堡排，配荷包蛋，加上一点土豆泥，这是两天一次的菜单。晚饭过后，我就打开从跳蚤市场买回来的小小的黑白电视，看《晚安小朋友们》 ^[1] 。主角尼古拉和班卜奈尔很幸运，他们可以相互做伴。电视的声音糟糕透顶，我却始终忘不了主题曲，还有睡魔每天晚上在我头顶撒下的金色沙子。

我们近乎赤贫，可我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我所拥有的少之又少，可至少还有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母亲。这段日子，是我和她在一起的最初的记忆，我能感受到她每日的存在。吃早餐时她在，吃晚餐她也在。对我来说，这是新的生活，是回归正常的开始。而父亲是我连做梦都不会梦到的奢侈品。

母亲并非特别热情或体贴的人，但她一直在。她的存在让我的生活更加甜蜜。她会打一些零工，比如给圣丹尼斯街的批发商画些衣服，偶尔去皮革或房车展销会当模特或者接待员。有时候，她还能找到在法兰克福或者慕尼黑的展会的工作，一走就是五天。我也因此学会了煮鸡蛋。

在学校，我的朋友寥寥无几，清一色“婊子养的”。他们一心想着闹腾，到后院抽烟，到工地偷东西，打架斗殴，似乎注定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们经常谈论“开罗帮”，这个帮派跟埃及无关，只是一个活跃在巴黎开罗街的暴力团伙。所有小孩都在讨论他们的“壮举”，梦想能像他们一样。我家对面的抒情歌剧院广场上，年轻人开始用弹簧刀划手臂。马拉巴尔文身渐渐被真正的战斗口号替代，至于这些口号的意思，多数人都是不明不白。胆小的会用强力胶水将皮肤上的两块肉粘起来，然后在上面画钉子，造出假的疤痕。

黑白色情照已经在书包中流转，偷来的钱被用来买烟酒和糖果。有些孩子为了一点小钱就让老男人摸来摸去，甚至就在他们母亲招嫖的地方。我对这一切都提不起兴致。我渴望破解自己的孤独，却无法融入群体。我想念自己被海水泡过的咸咸的皮肤，脚下的茧，以及我的章鱼——它的存在，它的感情，它的友谊。我在人群中不自在，生活让我成了一个独来独往的人。

那时候，我只是在依靠本能生存，而生存和生活是相反的。我依然抱有期望，对明天，对更好的日子，期待一个信号，一束火花。有一天，这终于发生了。

我们家有一台旧的电唱机和三张唱片，分别是雷·查尔斯、佩屈拉·克拉克和萨瓦多·阿达莫的。我喜欢播放这些唱片，不只为了听音乐，也为了体验那种将蓝宝石针杆小心翼翼地放到碟盘上的操作乐趣，这给我一种责任感。

一天，母亲带回一张全新的33转唱片，是年轻的墨西哥吉他手卡洛斯·桑塔纳的第一张专辑 ^[2] 。唱片纸套上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着一只狮子头。但是再凑近仔细看，会发现这狮子头其实是由一些年轻的黑人女性组成的。画里有画，眼见未必为实。一种解读可以遮盖另一种解读，宇宙在须臾之间一分为二：看到狮子的、看到女人的。更甚的是，有一些自己便能看出女人的，还有一些要别人指点才能看出女人的。

似乎在一瞬间，我头脑中未知部分的路被打通了。那是我从未使用，至少未有意识使用过的一部分。

我播放这张唱片。起初是丛林和动物的声音，渐渐转化为一种节奏，然后变成音乐。吉他像一头野兽冲入丛林，尽情彰显。短短几分钟，我获得了一种新的语言，将字母化作言辞，声音化作音乐，将数学化作形式，形式化作情感。一个新的世界，平行、无限。这是创造的世界。我很快就要学会这门语言。

1968年

回到瓦卢瓦尔。父亲在那里开了一家夜总会，将玩乐和工作结合到一起，省下通勤的麻烦。

母亲在塞塔斯山下找到一个小小铺面，开了一家可丽饼店。她是从贝尔齐克姑婆那儿学会做可丽饼的，而贝尔齐克姑婆是从她母亲那儿学来的，她母亲又是从她母亲那儿学的。布列塔尼人的传统就是如此。

我重返瓦卢瓦尔的学校。老师换了，我却还是那么差劲。那时候，我问自己，为什么这地方的小孩整天滑雪，读书还这么好？现在想来，他们都有一个完整有爱、有人监管也有人照顾的家庭。

只有我不一样。我去上学的时候，父亲才从夜总会回来，等我从学校回来，母亲就要去店里。我总是一个人，把时间都花在滑雪上，进展迅速。很快，我的毛衣上就别上了青铜麂皮徽章。

我们住在一间夹层公寓里，窗外就是河。从窗户望出去，见不到河面，只有厚厚的积雪，但能听到水流的声音，就像心脏在胸腔中跳动。每天晚上，都是这低沉的声音送我进入梦乡。

这一年，城区的积雪厚度超过一米，铲雪车将雪推到街道两侧，垒起高高的雪墙。我和几个伙伴一起，踩着这些雪堆，一路收获屋顶和阳台上悬着的冰锥。有些冰锥很重，要所有人一起才拿得动。

沿着街道往前走，有一家拉宾书店，兼卖香烟和纪念品。我每天至少从那儿经过两次，那里是唯一有戏看的地方。老板的女儿叫玛蒂娜，十五岁，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就跟她的头发一样蓝。父亲和她相熟，因为她每晚都从家里的厕所窗户偷爬出来，到他的夜总会去。她是这个地方的朋克青年。我经常在街上看到她顶着一头蓝发走过，可从来不敢和她搭话。

凯茜和她的家人又来瓦卢瓦尔度假，父亲越来越频繁地和她约见。有几次我看见她坐在一家酒吧里，她很年轻，很优雅，也很复杂。她有着动人的笑容，身体非常瘦弱。我不理解父亲的恋情。对我来说，她只是经常和父亲混在一起的那帮人中的一员。但即便不知道如何描述，我也能感觉到父亲和母亲的感情正在烟消云散。

这帮人的其中一个朋友雷内·贝纳尔也开了一家夜总会，名叫“冰屋”，和我父亲的“田园诗”竞争。很快，第三家夜总会“四百击”也开张了，就在城区的入口。四百击有三位老板，其中一位老板弗朗索瓦就住在我们家楼上。他年轻帅气，肤色黝黑，有一种“肮脏的哈里” 式的魅力。父亲则大不相同，更像“野蛮人柯南” 。母亲并非感知不到弗朗索瓦的魅力，只是，一个夜总会老板就够受的了，她不想再要第二个。不过，她经常会在楼里撞见他，两人终究说起了话。

弗朗索瓦只是随朋友入股了这家夜总会。这不是他的志向，他是赛车手，和凯茜一样来自富裕家庭。

我的双亲疲于生活，也许都在向往更美好、更平静的家庭生活，一种不包括我在内的新生活。

父亲和凯茜在酒吧流连，弗朗索瓦到母亲的店里吃饼，我在学校无所事事。紧张的气氛日渐升起。

每天晚上，三家夜总会派出去的宣传人员不停地将自家的活动海报贴在别家的海报上。冰屋大秀自己的“摔跤之夜”，田园诗热推“卡巴莱歌舞”，四百击主打“泡沫”主题。夜总会的战争开始了，欢迎来到真正的西部对决，“好人、坏人和小人”，或者是“父亲、情人和朋友” ^[3] 。也许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我不喜欢夜总会，也不喜欢西部片。

一天晚上，父亲打算办一场“海盗”主题晚会，为此还乔装打扮了一番。他穿一件褶边衬衫，戴上头巾和黑色单边眼罩，腰上系着一条红绸带，配上一把塑料长刀。活脱脱一个施瓦辛格版本的杰克船长。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拦父亲拿下这一轮，冰屋那晚没有活动，四百击也只有简单的可丽饼晚会。

晚会如火如荼，酒香四溢，田园诗大获全胜。一位客人甚至特意向父亲道喜。

“嘿！你的海盗晚会很成功啊！”在音乐的覆盖下，客人大喊道。

“谢谢。”父亲回答说。

这人本该到此为止，但人的本性让他忍不住多嘴了一句：

“不过，你老婆怎么跑去四百击做可丽饼了呀？”

父亲是那种容易瞬间血气沸腾的人。祖传的。

他走出夜总会，一身海盗装束，沿着积雪的街道径直来到四百击门前，一拳放倒门卫，然后走进去，找到那三位合伙人。他先是用瓶子砸了第一个人的头，又给了第二个人的下颌一记直拳。母亲在大厅深处，一只手一个平底锅，目瞪口呆地看着一步步逼近的海啸。

弗朗索瓦看着两位朋友倒地，听从了自己的勇气，从后门逃走了。父亲来到自助取餐的地方，将所有可丽饼扫落在地，踩成一个大馅饼送给了我母亲。

可丽饼晚会就这么完了。音乐停止，客人都跑了。母亲反抗、咒骂，拒绝跟父亲回去，可父亲毫不理会。他抓着她的头发，在雪地中将她拖回了田园诗。

他们是时候分开了。

不过，恶化的不止他们的夫妻关系。

整个国家都在紧绷的状态。现在是1968年。春天一到，巴黎燃烧起来。母亲带我去乡下的朋友家躲避骚乱。我对此并无记忆，无论是住的地方，还是那些朋友，只记得学校开学是在9月初。

我升到初一，进入图尔比戈街的图尔格中学学习。

开学第一天，我从塞瓦斯托波尔大街步行到图尔比戈街。每个街角都有一辆CRS 的警车。没人愿意费劲解释，为什么学校门口的CRS比老师还多。我只是随着其他学生一起，举起拳头高喊：“言论自由！”

我承认，那个时候的我太幼稚，根本不懂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喊得这么响亮，这么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但谁也不明白问题究竟在哪里。

这学年一开始就风波不断。学生们拒绝上学，将大街堵住。CRS过来驱散学生，学生就跑回学校，等CRS一走，又再出来。这样反复两个月，上课几乎不可能。好几次，高年级的学生闯进教室，把我们的课桌和椅子扔到楼下那些可怜的CRS队员头上。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经常在主菜和甜点之间看到一块石头打破窗户。

开学后的第二个月，新的口号出现了：“打倒特权阶级！”这让我更加摸不着头脑。我在一个不怎么穿鞋的穷地方长大，最近的学校要坐船两小时才能到，渔民们凌晨3点起来工作，有的牧羊人和山羊同住一室，连公路都修不到那里。这些穿着灯芯绒喇叭裤和莫卡辛软皮鞋的巴黎人，在我看来就是特权阶级。但我又不可能跟他们讲理。一天，他们将教师专用电梯的缆绳剪断了。我到现在还记得电梯从几层楼的高度下坠时震耳欲聋的声音。冲击到地面的气流如此巨大，以至于一楼的门都被吹走，电梯也落到院子里去了。

通常，下课的信号不是铃声，而是催泪弹的爆响声。只要有一颗催泪弹滚进院子里，我们就知道该回家了。

不幸的是，小孩子什么都能习惯。

CRS成了日常风景，暴力变得见怪不怪，老师们一个接一个地辞职，除了我的法语老师。她在运动中异常活跃，还要求我回家读司汤达的《红与黑》，或者左拉的《小酒馆》——后者光听书名就够无聊的了。我的成绩单上不见分数。“人人平等！”学生们在院中高喊，直到老师们收起给分数的红笔。我的教育暂告停止。

我不知道父亲在哪里。我只知道，他开始了和凯茜的恋爱。

我和母亲重新回到塞瓦斯托波尔大街的8平米小屋。沿林荫道往上走，转角处有一家单价超市。超市前后贯通，穿过去便是另一条街道。旁边是有名的吉伯特青年书店，我们都叫它“吉尔伯特青年书店” ，这已经非常能说明我们的阅读水平了。同样，用美国总统名字命名的地铁站富兰克林·D.罗斯福，也被我们叫作“富兰克林·多斯福” 。

我走入吉伯特青年书店，寻找司汤达的书。可惜，我忘了书封的颜色，只能在书架之间晃悠。有几个孩子正坐在地上，读一些样式古怪的书。我还不知道自己来到的是漫画区，而我的生活即将就此翻转。那是由阿斯特克斯、丁丁、斯皮鲁和方大炯、巴克·达尼、米歇尔·瓦扬、乔和赛特、唐吉和拉维杜尔、孤独的牛仔，还有印第安人欧帕帕组成的宇宙。

我感觉像是家里突然有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可以收看两百个免费频道。有多少书架，便有多少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处处让我疑惑的世界了。在漫画里，快枪手出枪比自己的影子还快，喝下神奇药水就能抵抗侵略者。一个人可以和一只小白狗、一个脾气暴躁的船长一起上路冒险，也可以从一个恶毒的杂技团团长的魔爪下解救一只长尾豹。这些漫画家都是天才，他们的想象世界拯救了我。这表明了，“言论自由”不是一件只能喊口号的事情，而是每个人天生即有的权利，你可以自由表达内心所想。这一天，我知道我也许要很久以后才会读《红与黑》和《小酒馆》了。

母亲经常带我去蒂尔西特街的游泳馆，这里的管理员是我家的一个朋友，他是我父亲那伙人中当建筑师的汤姆的父亲。

泳池在一个地下室，贴满了马赛克瓷砖，泳道有25米长。每次去游泳馆前我都特别兴奋，因为终于可以寻回水下的感觉，可每次到了那里又开始失望。那里有一股消毒剂的味道，水像被困住了。虽然马赛克瓷砖摸上去很舒服，我却体验不到在波雷奇和伊奥斯游泳的感觉。泳池之于大海，就像鱼肉块之于活鱼。但我没有生闷气，而是像逆流而上的鲑鱼一样在水里发泄情绪。

一位教练发现了我，坚持让母亲将我送入他的俱乐部。我不太明白这个安排，不过听说那里的泳池比这里大两倍不止，就答应了。

接下来的一个周日，我代替一位病员参加了一场比赛。有人给我解释了比赛规则，还吩咐我不要离开自己的50米自由泳泳道。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在鱼群中度过了八年。结果自然是我一战成名，教练也惊愕不已。

再下个周日，他为我报名了所有比赛的所有项目。我将奖牌一扫而光，也开始感觉到其他孩子充满怨念的目光。

母亲鼓励我在蒂尔西特街的游泳馆加强锻炼。也许，她在我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冠军，一条摆脱悲惨人生的路。只是，我的兴致并不在此。出去走了一圈之后，我就意识到，泳池里已经没有更新鲜的东西等待我去发现了。比起在泳池里扑腾，我还是更想看漫画。为此，母亲想出了一个天才的解决方案：

“打破一次个人纪录，我就给你买一本漫画。”

我便是这样凑齐了整套《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丁丁历险记》《幸运的卢克》，还有“斯皮鲁”系列。我当然可以一口气将个人纪录推至极点，但还是精心计算好时间，每次只比上次好一点点，尽可能地将破纪录的次数最大化。

不到一年，我就拥有了所有喜欢的漫画的全集。是时候停止比赛了，这一时刻在教练将浮标绑在我的双脚上并让我在泳池中游一千米的那天到来。没有章鱼，没有海鳝，毫无乐趣可言。

我家楼下有一家香水店。老板经常将样品瓶子扔在我们院子里的垃圾桶旁边。每个瓶子上都贴着“赝品”的标签，我还以为这就是香水的品牌名。这些瓶子有很多创意，我开始收集它们。既然去不了博物馆，就自己在家建一个。

123号门前就有个报刊亭，每周四我都等着买《斯皮鲁》杂志 ^[4] 。那是我最爱的杂志，我的电视。

一天，我翻阅了另一本漫画杂志《领航员》 ^[5] 。不算新杂志，只是我以前从未注意到。它的语气、故事和绘画风格都更成人化，可我被吸引了，尤其是那一期里的两位主角：星际特工韦勒瑞恩和洛瑞琳。光是漫画名字就已经像一场远游的邀请了，离开这颗地球，去搜索遥远而美妙的星球，打开日常之外的世界……我8平米的房间变得无边无际。洛瑞琳是我爱上的第一个女人。她原本是11世纪的农民，被派到28世纪，她聪明、敏捷、大胆，有朴素的自然美，是带领者。韦勒瑞恩尾随其后，常常比他的伙伴慢半拍。我喜欢这个女人，每周四都翘首以盼。《领航员》一到手，我就全速冲上六楼，回到自己的佣人房。

我把杂志放在一旁，先将所有作业做完，然后才找一个舒服的角落，品尝这大作。为了延长这份快乐，我连翻页都更细致，缓慢。在记忆中，这是我一周的巅峰享受，我的出逃时刻。在宇宙中翱翔的几个小时，足以支撑我在地球上的一个星期。《领航员》中不只有韦勒瑞恩，还有戈特利布和他尖锐的幽默。我最初的狂笑就该归功于他。还有费乐蒙的奇想世界，他迷失在“大西洋”的“A”字岛上。还有阿斯泰利克斯和奥贝利克斯的冒险，每次我都不会落下。但我的想象无法停止，我的主角们的冒险旅程常常溢出他们的对话框。

母亲终于决定带我去电影院。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影院，看了一个叫华特·迪士尼的人的电影《森林王子》 ^[6]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电影的冲击。色彩、音乐、节奏、幽默感、创意，一切都震撼着我。更特别的是它讲了一个九岁男孩的故事：被父母抛弃，被动物拯救。毫无疑问，这部电影是华特为我创作的。

走出影院，我失语了，回家就躺倒在床上哭了起来。整整一个星期。我躺在地上，幻想自己被一只豹子和一只熊抚养。那个美丽的印第安小女孩的双眸特写，也让我忘不了。只是一个眨眼，她就让我发现了长期忽略的女性之美。

回归正常生活的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

巴黎渐渐平静，这个学年便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夏天，我们没有去波雷奇，也没有去希腊。我父母彻底分开。事实上，他们已经离婚很久了，只是懒得跟我说而已。

母亲的情人弗朗索瓦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日常，凯茜却已经成为父亲生活中的一分子。放假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圣特罗佩待了几周。

他总是和他那帮人一起，凯茜总是和她的姐妹们一起，所以我很难理解眼前的局面，不知道凯茜是父亲的朋友还是其他什么。父亲顾左右而言他，凯茜则尽量避开我，她还很年轻，不知道如何跟我相处，只在我身上看到了我母亲的影子。

我不明白这样的假日。圣特罗佩是一个有海滩的大城市，而对我来说这两者不兼容。

这伙人经常外出，到中午才起床，而那时我已经开始烧烤上午收获的鱼了。雅基和纳尼都在这里，纳尼是母亲最好的朋友，不过，一个夏天过去，她就成了凯茜最好的朋友。这给我母亲留下了终生的伤痛。

我的无聊肯定都写在脸上了，因为父亲突然带我去骑马。俱乐部位于公路旁的一片草地上，面对一家购物中心，总而言之，就是个旅游陷阱。

给我的马像一匹被流浪艺人遗弃的骡子。我刚把脚放进马镫里，未系紧的马鞍就在马身上转动了起来，我摔下去，手臂撞到一块石头，疼得尖叫。马受了惊，又往我这只手臂上踢了一脚。这下手肘直接折向了相反的角度，手臂没法向前伸了。雅基赶来，干脆的一下子，将我的手肘复位。

和父亲在一起的第二个假期就这样在医院中度过了。我的手臂断作三截，从肩膀到手腕都包上了石膏。

我彻底告别了骑马。

[1] Bonne nuit les petits ，法国动画，1962年开始播出。讲述一只泰迪熊和睡魔在云端旅行，每晚拜访主角尼古拉和班卜奈尔的故事。结束时，睡魔会将金色的沙子撒在熟睡的孩子身上。

[2] 指1969年发行的 Santana 。联系下页标题“1968年”，此处时间或为作者记忆有误。

[3] “好人、坏人和小人”即1966年上映的意大利西部片《黄金三镖客》，法语名 Le Bon, la Brute et le Truand ，后文的“父亲、情人和朋友”（Le Père, l’Amant et le Cousin）应是作者为了对称参照仿写的。

[4] Journal de Spirou ，比利时知名漫画周刊，1938年创刊，曾刊载《幸运的卢克》《巴克·达尼历险记》《蓝精灵》等漫画，以幽默、冒险为基调，旨在为儿童开拓视野。

[5] Pilote ，法国知名漫画周刊，1959年创刊，1989年停刊，曾刊载《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星际特工》《唐吉和拉维杜尔》等漫画，主要面向青少年群体。

[6] Le Livre de la jungle ，1967年上映的迪士尼动画长片，讲述小男孩毛克利从小在森林中被动物养大，和动物朋友在森林中冒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