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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

我们回到瓦卢瓦尔。现在，雪鞋有了挂钩，滑雪板有了固定装置，好多了。

第三颗星星被我收入囊中，我可以放肆去玩了。

每天上午，度假村的班车将我载到塞塔斯山脚下。

山脚有两种电缆车，只能站着的和有座位的。只能站着的缆车速度慢，不过排队的人少很多。起初我常常选这种，不过因为他们拒绝让苏格拉底上车，我很受挫，该想想办法了。

可以坐的电缆车里有两个座位。为了能挤进去，我选择排在教练专属队伍里，跟在一个团体后面，因此省了十分钟。快轮到我的时候，我借口自己的鞋子没穿好，拖住后面的人，然后在最后一刻突然冲上缆车，独占整个车厢。滑雪的人都知道，缆车起初是缓缓移动的，过了第一个塔架才加速上行。苏格拉底便在第一个塔架那里，蹲坐在雪地上等我。我给它信号，让它在缆车加速前跳上来，再将防护栏放下，我们便一起出发。苏格拉底蹲在一旁看着山，像之前在船头看海一样。它的目光自信而坚定，似乎早已熟悉眼前的风景。

山峰的第一道坡面有两条吊缆和几条光照充足的自由滑道，我们将在这里度过一天。苏格拉底会在高山餐厅的露台上等我，它不喜欢吊缆。直到气温明显下降，我们才一起准备回城。雪道下面有一个小酒吧，名叫奈奈斯的家，是我们的聚集点。我经常在这里碰见晒太阳的母亲，她始终不喜欢滑雪。下午茶里，蓝莓可丽饼替代了波雷奇的杏子酱夹心曲奇。之后，我们就坐上最后一趟缆车，回到第一道坡面上。山坡的另一面有一条直通度假村入口的小道。

到了季末，我的滑雪技术越来越好，苏格拉底已经跟不上我了。塞塔斯山顶有几位滑雪者在做障碍练习，我观察了他们很长时间，理解他们的技术，然后试着自己过了几道旗门，发现这种滑法非常刺激，于是决定每天来这里训练。

第二年的冬天，我报名了回转速降赛，得到一枚属于自己的小山羊徽章。作为一个季节的开端，这个成绩还不错。这一年的重大事件是，我该上学了。

一个教室中有三个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坐一排。我在最低年级的那一排。其他人都是纯正的萨瓦人，口音浓重。我是最差的学生之一，到目前为止，我对学习都毫无兴趣。我想要学习的是外面的生活，而不是怎么将屁股粘在椅子上。

早上，所有人都滑雪来上课，需要将雪鞋留在教室门口。我们每人有一个储物柜，里面一双棉鞋。我已经记不起这里的老师了。课间休息是滑雪比赛，假如组织得当，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到塞塔斯山上滑一圈。午饭过后，我们都在折叠床上睡午觉。四点整放学，苏格拉底已经在校门口等着我。有一次，它甚至闯进教室来找我。

每天晚上，我们都一起上山，再从小路回度假村。现在我已经能够一气呵成地下山，越滑越快，越快越高兴。最后一段是长长的平地，正对终点，要想不撑着滑雪杖走过去，就得从非常高的地方出发。

在抵达终点前的一段滑坡上，我为了避开一群初学者，整个人侧翻倒下，扭伤了脚踝。幸好有雅基在。他是这伙人中最正常的，虽然也和大家一样工作，却从未中断过理疗方面的学习。雅基把我带到奈奈斯的家，给我治疗脚踝。他有一双会魔法的手，直到今天我都这么觉得。手掌很大，每只手看起来像有六个指头。雅基十六岁时跟一位医师学了这个技术，他是个天才，只要将手放在你的背上，几乎能说出你昨天晚上吃了什么。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雅基一直试图重建家庭。这时候，他和纳尼结婚了。纳尼一头金发，经常在我母亲旁边晒太阳。我还记得她孩子气的笑容。

不到一周，我的脚踝就好了，于是重拾训练。我遇到了一群狂热的滑雪爱好者。他们都二十岁左右，来自尚贝里一家名为特卡姆的滑雪俱乐部。我也不清楚我们是怎么遇见的，只记得我一天到晚跟在他们后面。他们滑雪速度极快，哪里都去，毫无章法。树林里，细雪上，石头上。我跟在他们后面，跳过石栏、树干，还有河流，到了晚上，双腿酸软，满身瘀伤，可还是坚持了下来。他们看到我每天早上必定出现，也备感惊讶：我早该躺到医院去了。很快，我成了这群人的吉祥物，甚至得到了一件俱乐部的T恤。

其中有两个人对我特别好：乔塞特和让-莱昂。我还记得他们的笑容与和善的目光。乔塞特问了我许多问题，让我更加打开自己。有人关爱的确是一件很愉悦的事。他们还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在艾克斯莱班举办的婚礼。这些人比父亲那伙人还疯狂，整场婚礼惊喜连连。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萨瓦人很会炒气氛，而且他们做什么都极快，无论是滑雪，还是喝酒。这场婚礼持续了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歌舞不断。

第二天，让-来昂和乔塞特出发去威尼斯度蜜月，出于某些原因，我也成了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之一。他们当然是喜欢我的，不过现在想起来，肯定还有别的理由。父亲和母亲的争吵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他们不想被我旁观。所以，我和可以当我父母的两位新人去威尼斯待了三天，在广场上给落在肩膀上的鸽子喂食。后来，乔塞特有了三个小孩，我们失去了联系。我为自己曾是他们的“半路”小孩而感动，在他们那儿，我体会到了真正的家庭幸福。他们也让我明白，孤独和缺爱不是命中注定的，只是一个艰难的时段，一阵必须耐心等待其终结的狂风骤雨。感谢他们。

这段日子之后的事情有些模糊不清。当一个小孩的内心无法平静，他的记忆力就会下降，只生活在当下，忘记过往，也不憧憬未来。他害怕暴风雨，于是将百叶窗关上。

这一年，父亲在瓦卢瓦尔遇到了凯茜，一个蓝眼睛的金发美女，刚满十八岁，来自纳伊一个完美的富人家庭。他们来瓦卢瓦尔度假，凯茜被父亲身上那种波雷奇坏小子的气质迷倒了。这段露水姻缘看似十分认真，可到了旅游季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父亲、母亲和我三人出发去了希腊。我再也没有回到波雷奇。

这一次我们开的不是敞篷凯旋，而是四驱车，车里一下宽敞许多，车速也慢了许多。我们用了五天时间才抵达雅典。可惜，没有公路直通我们要去的小岛，车必须停在城里。父亲将车停在一栋楼前，询问门房能否在这里停半年。父亲不会一个希腊词，可是他连说带比画，最终将意思表达明白。门房答应了，于是我们背上行李，出发去搭渡轮。这一年，CET被地中海俱乐部收购，父亲也被解雇。他被迫四处求职，最终在伊奧斯岛南部的一个小度假村找到了潜水教练的工作。他没有教练证，不过在当时，你说有就是有了。

度假村叫曼加纳里，据说是一位德国巨富给自己一个人建造的。

海湾后沿着一片银白色礁石有两排平房，前面一排面朝大海的是作为接待处和餐厅的主建筑以及露天舞池。到处都是白色的，简洁而又赏心悦目，蓝色的百叶窗是新漆的。海水则是绿松石色，水中的鱼清晰可见。海湾尽头有一个大概三平方米的潜水舱。那里有四个黄色气瓶，零个顾客。

我们在5月初抵达，我即将度过童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父亲母亲无事可做，我独自占有他们，而且是同时占有，从早到晚都能见到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太阳一出，我们就乘船去潜水。我待在船上，观察海面上的气泡。父亲会从海底带上来巨型石斑鱼，几十公斤重的大家伙，我们通常会拿到伊奥斯的港口卖。下午天气太热，午睡成了常态。等阳光减弱，我就到港口去，让母亲教我潜水。但我还太弱小，根本背不动气瓶，只能紧紧贴在她身边，靠她的调节器来呼吸。

等脚底的厚茧长出，我又开始四处探索。我们在岛的另一端，离城区有几公里远，没有路通到这儿。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右边的圣托里尼岛，以及左边的阿莫尔戈斯岛。要到曼加纳里海滩，必须通过一片礁石，走半小时才能到。海滩延绵宽阔，荒无人烟，只有一栋渔民的木屋。沙子很细，里面有礁石的碎片在阳光下闪烁发亮。

通常，我会走到海滩，然后从海里游回来。天快黑的时候，光照变弱，此时贴着水底游过，可以看到靠近沙子的地方有鳎鱼的眼睛在发亮。这是找到它们的唯一方法，白天它们都隐藏在白沙中。

父亲给我买了一个三叉鱼叉。我拉动上面的拉杆时有些困难，总是把自己的肚子弄得红肿一片。过了些日子，我上手了，肚子上也有了一点肌肉，可以直奔厨房，骄傲地展示自己叉到的鳎鱼了。厨师帮我处理好鱼身，我就将它们拿去火上烤。

厨师的猎鱼方式跟我不太一样。他每周去一次港口，往水里扔下一根雷管，然后就可以用抄网将浮到水面的鱼打捞走了。我一听到爆炸声就立即冲出门，戴上面罩跳进水中。因为被震昏的鱼三分之一都留在了水底，大部分几分钟之内就会恢复意识，所以动作要快。

第一批客人马上要来了，父亲开始要求厨师到远一些的地方捕鱼。

所有工作人员都振奋起来，他们已经无所事事两个月了。那天上午，一艘大概四十米长的漂亮游艇来到海湾前。游艇太大，进不了这个小港口，游客在船板上对我们做了一个跳水的示意后就游了过来，看得出他们都很专业。来的是一群非常俊俏的德国人，蓝眼金发，身材挺拔，都不到三十岁。从我一米三的身高看去，他们就像一支帅气的水球队。

度假村里，德语满天飞，这群人总是醉着，也似乎从来不睡，在这里待了两周就离开了。他们是这个季度的全部顾客。我希望这家度假村的老板真是亿万富翁，不然一年之内这里就要倒闭了。母亲给他们上了几节潜水课，还好没人出事。我们很快恢复原来的生活节奏。父亲又去捕石斑鱼，我则从鳎鱼转向红鲻鱼，为的是换换口味。

日子一天天过去，慢慢地，我已经可以潜到水下10米的深度。一天，我在一道狭缝中发现一条石斑鱼，看起来差不多有10公斤。我深吸一口气，抓着鱼叉缓缓潜入狭缝中，举起武器。石斑鱼看着我。我突然犹豫了。

它的眼睛里有一种太过人性的东西。不过，我已经开始缺氧了，只好射出鱼叉。叉子却出乎意料地从它身上弹开了！这家伙太硬实，我的儿童鱼叉就是个笑话。石斑鱼的目光慑住了我。它不懂什么是侵略，也不懂我为什么要夺取它的生命。我觉得自己十分可笑，竟然要杀害一个和我一样孤独的生灵。这一天，我决定再也不杀生了。

当地渔民经常撒下横跨海湾的渔网，然后从海湾的两边逐渐向一边的沙滩上收拢。附近所有的家庭都会参与其中，我也经常来帮忙。等待的第一个小时是痛苦的，因为什么动静也不见，但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满满一网兜上蹿下跳的鱼就出现了，声音震耳欲聋，让人非常不舒服，甚至心烦意乱。这些痛苦的鱼群每一次都会让我非常不适。

等网拉到沙滩上，大人们开始挑选、分配，小孩子就跑到更远的地方玩。这是我和同龄人一起玩耍的唯一机会。游戏非常简单，永远只有一个：足球。四块石头放在沙滩上充当球门，一个旧皮球就开始在光脚丫的戏耍下滚动。我不太擅长踢球，可谁都不在意。我喜欢和这些用希腊语互骂的小孩子一起玩乐。离开的时候，渔民会给我两条肥美的鲻鱼，作为帮忙的酬谢。

也是在这座岛上，我终于看到了母亲幸福的模样。父亲相当安分，因为诱惑几乎为零。我甚至看到他们并排躺在一张大毛巾上晒太阳。这是我见过的他们唯一的亲密画面。我从未见过他们牵手、拥抱或亲吻，甚至互相微笑，只不过是肩并肩躺在一起，被太阳晒得昏昏欲睡。我牢记着这个画面，它像某种幸福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幸福的迹象。母亲像享受突如其来的艳阳天一样享受着她的幸福。而父亲，他已经享受惯了。

这段日子，母亲只有一个真正的麻烦：逮住我，给我上课。离开巴黎前，她买了一些函授课本，立誓要把我教会。的确是时候了，我八岁了，还大字不识几个。而要上课，就要先将我控制住，因为有时候我会连续消失好几天。

通常，我会拿上一个小背包，往里面塞上脚蹼、面罩，还有呼吸管，出发去那个名为“三教堂”的海湾。三座白色的教堂分立在三座山丘的顶峰，俯瞰这个美丽的海湾。海湾尽头有两片沙滩，左边的小沙滩风平浪静，另一处更大，常有山羊来休息。这些动物在岛上发挥着很关键的作用，它们是专业的“除草机”。要想清理一片野地，只需租一群山羊。几周之后，保证干干净净，坏草好草统统除光。价钱按星期计算，外加出租期间山羊产出的奶酪价值的一半。

我一般会在有山羊的这片海滩睡觉。山羊们选择这个地方，肯定有它们的道理。总之，要相信动物的直觉。

它们也接受了我的存在，给我让出一小片地方。我就这么躺在沙子上，星空下，盖着母亲手织的毛衣睡觉。有时候，我接连几天都不说话。只听着风声，还有山羊的铃铛响。

有几次，母亲成功将我抓获，给我上课。不过在我的无能和坚决的抵抗下，她很快也放弃了。我的学业将是一场灾难。但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学习：捕鱼、剖鱼、生火、预估潮汐、修补渔网，还有许多有滋有味的事情。我甚至学会了和一只章鱼交朋友。它躲在港湾入口处自己的洞穴中，我每天晚上定时来看它。起初我只是远远地观察，它见到我就换上一种颜色，好让我知道它的厉害。但我不为所动，待在那儿久久地盯着它。

每一天，我都向前靠近几厘米，章鱼渐渐习惯了我的存在。终于有一天，我决定缓缓伸出手。章鱼将两只触手搭到我的手臂上，身体连番转换颜色，最终，它还是允许了我将手指放在它的两只眼睛中间。我找到了神奇的破局点。它僵住不动，睁大眼睛盯着我。随着我轻柔的抚摸，它看起来乐在其中。要是它会出声，也许早就打起呼噜了。很快，它的吸盘放松下来，触手也开始欢迎我。

几天后，每次章鱼看到我，都会立即从洞中出来。它将一只触手搭在我的面罩上，用其他触手包裹我的脸。拥抱可真不错，尤其是当对方有八只手的时候。它喜欢被人揉搓，像一块柔软的橡皮泥，任由我摆弄。章鱼的皮肤只有离开水才会特别黏稠，在天然栖息地的庇护中，它的触感就像细腻的丝绸，比婴儿的皮肤还要柔软。

苏格拉底不在的时候，这只章鱼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后来，在去看章鱼的路上，我遇见了一条海鳝。它也藏在一个洞穴中，全身深棕色，几近灰色。我只看到了它的头，所以还不知道它有多大。它的眼睛是蓝色的，还总是向我展示它的牙齿。一阵观察后，我很快明白，这并非攻击的信号，只不过是在透气。一条迷你蓝色小鱼正为它清洁鱼鳃和牙齿。它可真幸福，有帮工替它做这种苦差事。

为了接近这条海鳝，我用了和对付章鱼一样的方法，每天靠近几厘米。我把手指放在它眼前晃动，发现它视力不太好。不过，它对水流异常敏感。过了一会儿，我将手掌放在它的下颌，它依旧没有退缩。我开始轻柔地抚摸它，它的皮肤也很柔软。渐渐地，它从洞穴中探出来，我可以用两只手来抚摸它了。有一天，我将它完整地从洞穴中抽了出来，它至少有一米八——我当时的身高还不到一米五！为了不让它们互相嫉妒，我决定上午看海鳝，下午看章鱼。

父亲的两位朋友雅基和富克——唯二敢于骑摩托车过来的人——即将到来，父亲和我去伊奥斯岛的港口迎接他们。每周有两趟从雅典来的渡轮，我们的两位摩托手就和摩托车一起从渡轮的船舱里出来。不过，他们的摩托车漫游到此就算结束了，因为岛上根本没有公路。两辆摩托车很快就在仅有的那一片柏油地上转了一圈，好像两只笼子中的老鼠。父亲大笑不已，两人只好将摩托车留在港口酒吧后门半个月。

岛上只有一条小路，通往科拉村——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码头。路是在干涸的河床基础上简单铺砌而成的，只要给几德拉克马，便可以坐上骡子进村。我去过那里几次，每一次都算得上“盛大出游”。我们一般去城里，母亲只逛不买，我则在货架底部疯狂寻找心仪的玩具，哪怕只一件，一件就能让我满足。

回到曼加纳里度假村，我就用石子和木料给自己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块被大海磨得光滑的卵石，一面是平的，一面是圆的。石头很大，里面掺杂了一点银色的小碎屑，整体形状足够简易，我可以将其想象成各种东西。我可以让它在无边的空间中飞翔，再让它顺着细小的缝隙游走，模仿坦克的声响。下一刻，它又可以变成海滩上的飞车，能在转瞬之间冲进沙地，像一艘潜艇一样消失无踪。我的想象无处不至。

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天赋，只有在孤独和贫穷下不断强壮的肌肉。对一个孩子来说，孤独是可怕的，像一座危险的监狱。假如他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被接纳，就会自己创造出另一个世界，冒着再也回不到现实的危险，走入其中。

我的世界是由一条海鳝、一只章鱼和一块卵石组成的。这个世界保护我，让我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海鳝让我抚摸，章鱼会拥抱我，卵石则化作世上所有的玩具。我是活着的。我的内心世界不和大人们的世界对立，只是与之平行，每当我胸口感到莫名痛楚时，就躲进去。

孩子或许不理解何为孤独，何为缺爱，可他能感受到。我在自己的世界中永远不是孤独一人，我被爱着。直到今天我还能回想起章鱼温柔地缠在脖子上的触手，对父亲的拥抱却毫无记忆。

还有一个世界我尤其钟爱：梦的世界。对我来说，上床睡觉就好比去机场。选择目的地，挑选同行的朋友，随即开启冒险。陪伴我的往往是动物，这很正常，因为在那段时间，我只和动物来往。在我的梦中，它们都会说话。有时，在出发冒险之前，我甚至在每只动物身上都尝试设定不一样的嗓音，然后甄选最佳配音。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在拍电影了。

返回巴黎的决定突如其来。回到塞瓦斯托波尔大街，我被安排到杜塞布斯街的公立学校，在圣丹尼斯街的后面。学校的院子铺的是混凝土，四个墙角处各有一棵树。多年来，树干被游戏的孩子摧残得千疮百孔，幸好树根被栅栏围了起来。

“为什么这些树都被关监狱了？”从学校回来的第一天，我问母亲。

院子的尽头有一方小便池，说是小便池，实际上不过是一块生了锈的铁板，上面有一道细水槽，水从那里流出去。我习惯了面朝大海尿尿，现在面对的却是一堵墙。

这所学校最让人震惊的是噪音。两百个学生在封闭的院子喧闹，声音堪比一架波音747起飞。我适应不了，到了晚上，两耳旁就嗡嗡响，像刚听完一场音乐会。

还有一件我不能适应的东西是鞋子。过去的半年里，我都是赤脚，已经忍受不了穿鞋子了。

“贝松，把鞋子穿好！”

这是本该教我生活的老师扔给我的第一句话。一个强烈的开场。

其他学生也不适应我。我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像炭那么黑，头发因为海盐而发白，还每时每刻都想脱鞋子。我不属于这里。他们看陌生人一般的目光给我带来了致命的伤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明白。与众不同和由此产生的新奇感并没有让我受到欢迎，反而让我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样被拒绝。

自我会驱动我们喜欢和自己相像的人。但对所有人来说，差异都是一种财富。当然，我对巴黎的最新时尚一无所知，可我能告诉他们怎么抓鳎鱼和红鲻鱼，怎么清洗珍珠母。但他们不在乎，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珍珠母，也不想知道。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小生活中定型了。我不会读书和写字，可我的生活经历比他们丰富。

上课的第一天，老师问我从哪里来。我像回答自己的出生地一样骄傲：

“伊奥斯岛！”

哄堂大笑。他们以为我在搞笑，世上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地名。

“在地图上给我们指一下。”老师说，他当时认为“伯罗奔尼撒”是个形容词。

但黑板上方的地图只有法国。于是，老师将布满灰尘的欧洲地图拿出来，挂到墙上。我无法从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现在在哪里？”我天真地问道。

老师叹气，用粗胖的指头点了一下巴黎。我盯着首都，在头脑中重现我们一家人开车走过的路。先是南下到马赛，穿过意大利，途经威尼斯，绕过阿尔巴尼亚的禁区，横穿通往雅典的干旱地区，最后乘渡轮上岛。经过四座岛后，来到壮观的纳克索斯岛，伊奥斯岛就藏在它的后面。我将小小的手指放在地图上，激动于再次见到这片岛屿，哪怕是在一张地图上。在我身后，整个班级哑口无言。估计哪怕我指在月亮上，他们也会是这种反应。那一天，我明白自己深陷泥潭，难以脱身了。

每天上午，我从塞瓦斯托波尔大街123号出发，走过普拉多街，来到圣丹尼斯街，一路上会和在街上等我的同学碰面。从八点开始，街上就站满了等在门前拉客的女人。她们五颜六色的丝质衣服、浓艳的妆容和发亮的红唇，让我想到了杂技团。她们是在街上表演的小丑吗？我想不明白，现在表演也太早了。路上遇到的同学很快为我解答了心中的疑惑。他们自然懂，因为其中就有他们的母亲。在我生活的街区，也只有在这个街区，“婊子养的”不是骂人的话，只是一句事实陈述。奇怪的是，剩下的一半孩子是“条子养的”。两拨人整天对骂。街上的女人都喜欢我，可能因为我的与众不同。每天早上，她们都用手摸摸我的金发，说道：“你好可爱呀！”

我承认，自己对这些好话并不是无动于衷。每当遇见这些衣着夸张、搭配充满想象力的女人，我心里都会涌起一阵小小的喜悦。她们会大声说话，有时候还会唱歌，用滑稽的舞姿挑逗客人。

这和今天完全不同：无良的皮条客只会毫无顾忌地将贫苦的人赶到街上去。

在学校的院子里，我们玩的主要是“壁虱”。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名字的来源，只知道游戏规则是朝墙扔一枚硬币，硬币不能碰到墙，谁扔的硬币离墙最近，谁就将所有硬币收入囊中。我所有的零花钱都来自下楼扔垃圾母亲给的奖励——每次20生丁，所以没钱加入这种游戏，只能在一旁看。

更远处，有几位坐在地上掷距骨 ——好吧，你得先有这玩意儿才行。不过，每个人都有几颗弹珠，大家在衣服的掩盖下互相交换，像分享宝藏一样。

最受欢迎的游戏是“宾虚”。同名电影在几年前上映，大受欢迎。游戏规则是三人一队，组成一辆“马车”，绕着院子里的四棵树跑，最快跑完的一队获胜。两个强壮的男孩要找第三人来当驭手，我小心翼翼地举起手，试跑之后加入了他们。两人搭手在前，我紧紧抓住他们的腰带在后。

三支队伍一轮，赢的一队进入下一场。我们很快来到决赛，对决强手中的强手。他们的队伍十分惊人，充当“马”的一个是贝平——一个暴躁的黑人小孩，已经留级两次了，比大家高出三个头，每天至少打一次架；另一个是皮埃罗——一个店铺里的惯偷，在学校也经常手脚不干净。至于驭手本·赛义德，他让别人就叫他“宾虚”。他家在阿布吉尔街有一家服装店。对比起来，我的两匹马虽然在行动上过于谨慎，但他们都是运动的强手。

所有人都贴墙，等着看决赛。就连几位监管老师也饶有兴致地旁观。五圈，最快跑完的人就赢！“宾虚”带头，贝平则不停地叫嚷，扰乱我们的内心。

不过，“宾虚”起跑太快，最后一圈，我冲到内侧，最终在雷鸣般的叫喊声中第一个抵达终点。所有人都高兴得发狂，因为我们打败了贝平这个一年到头欺负大家的大块头。“宾虚”站在角落，为自己变回了本·赛义德而号啕大哭。

我带着一个漂亮的瘀肿眼眶回了家，这是贝平坚持给我的奖赏。母亲检查了一下，教导我说：

“下次有人要打你，你要先出手，有多大劲打多大劲！”

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她所说的，正是她不敢对我父亲做的。他太强壮了，她只学会了承受，无法抵抗。

当时，我对她给出的建议十分意外；不过，母亲的话始终要听。第二天，在学校的院子里，我径直朝贝平走去，不由分说，用尽全身力气朝他脸上捶了一拳。

晚上，我跑着回家，迫不及待地给母亲讲今天的事情。

“妈妈，我照你说的做了。”我骄傲地说道。

母亲轻轻托着我的下巴，将我的脸转过去，仔细看我另一只眼睛上的伤。

“好样的，儿子。”她温柔地笑道。

学校的食堂也让我惊愕不已，我对自己吃的是什么东西一无所知。一切都被切成碎，剁成泥，或者煮成糊。鱼肉是方块的，裹了一层东西之后煎炸的。肉是肉糜，像苏格拉底吐出来的东西。第一天，每一样食物我都拿了一点放进书包，带回家去让母亲辨认。食堂做的所有东西都很难吃，连面包也难吃。水也难喝，他们在里面加了一种叫作安泰特的产品，据说这样可以让水有甘草的味道，但实际上喝起来像是消毒水。或许这正是目的所在，因为城市用水散发着腐烂的气味。要想找到正常的水，估计得到小便池那边的细水槽了，只有那里的水是新鲜澄净的。

这个学年的中间，生活又有了急变。外祖母伊冯娜重新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她的第二个女儿穆里埃尔，只比我大了一点。母亲消失了，我跟两个不认识的女人一起住在阿涅尔。

她们住在顶层七楼，没有电梯。房间在走廊左边的尽头，客厅、厨房、卫生间在走廊的另一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里，也不知道母亲去哪儿了，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一如既往，没人给我任何解释。

我转学到阿涅尔的公立学校。这里的院子更大，所有建筑都是平房，更有外省气氛。附近一带没有“婊子养的”，只有工人或者公务员家庭的小孩。班主任问我父母是做什么的，我答不上来。潜水员？海盗？杂技演员？

“他们在邮政局上班。”为了省事，我这么回答。

我还记得老师听完答复后满意安心的笑容。

不管如何，新的生活有新的节奏。我下午4点放学，在住处附近的杂货店拿上6升普雷枫丹酒带回给外祖母，这是她每晚灌给自己的量。穆里埃尔负责做饭，她的母亲则像瞎子一样在房间游荡和发酒疯。早上，外祖母通常躺在客厅的地板上，睡在自己的呕吐物中。我悄无声息地给自己准备热巧克力，然后逃去学校。

班上有一位漂亮女孩，她的笑容和眼睛让我目眩神迷。但她总是跟自己的小伙伴在一起，我根本不可能靠近。再说了，我太害羞，什么也不敢尝试。好朋友给我出主意，让我写信，由他转交。我答应了，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下大大的“我爱你”。课间休息时，朋友将我的爱意转达到女孩手上。

朋友在远处用手指指向我，我感到自己脸颊臊红。他回来了，我们一起观察两位读信的女孩，心跳如雷。她们先是微笑，然后咯咯笑出声来，是女孩才会有的那种笑。然后，我心仪的人拿出一支钢笔，在纸上写下答复。我心花怒放，已经把她的回复当成一个胜利的信号。她的女伴将纸传回来，我颤抖着展开：上面没有回答。她只是改正了我的一个拼写错误。朋友拍拍我的肩膀走开了，他可不想分享我的羞耻。

这一天，我明白了女人比章鱼更难靠近。

春天来了，我们住处后面巷子中的紫藤花也开了。穆里埃尔对我很好，她教我骑自行车。那车不是她的，而是门房的儿子的，他总是将车借给穆里埃尔，换一个吻。

一天，穆里埃尔将我带到走廊尽头的佣人房里。房间里放着一张小床，墙上贴着浪漫的海报，是《我们的故事》 ^[1] 这类杂志会登载的类型。

“这是你妈妈的房间。”穆里埃尔一脸怀念地告诉我。

母亲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然后远走高飞了。穆里埃尔为失去姐姐而伤心，又为见到自己的小外甥而高兴，我的出现让她感到安慰。

我们偶尔会遇见同住一层的邻居。她看起来有七十岁了，总是穿着丝绸睡袍和巴布什拖鞋，以此回忆她在西贡的工作生活。她嘴里叼着长长的香烟，头上经常戴着卷发器。她的职业一点也不难猜，而在阿涅尔的这栋楼里，她的职业生涯早已结束。一道珠帘掩着她的客厅入口处，里面永远散发出一股香味。她有一台电视，每个星期四都让我和穆里埃尔去看儿童节目。

每当外祖母喝得醉醺醺、在走廊中骂骂咧咧的时候，我们就过来敲她的门。她总是冷静地拿出一种非常烈的果酒——估计是从西贡带回来的，斟上一杯递给外祖母。效果立竿见影，伊冯娜倒下后要好几个小时才醒来。

一天夜里，她跑来叫醒我们，将我们请去她的客厅。电视上，一个男人正要在月球上行走，而月亮正在我们窗前的夜空中发亮。醉醺醺的外祖母早就做梦去了火星。那个时刻是激动人心的，但并没有让我觉得多么惊奇。在我的世界中，我已经探索过宇宙了，他们居然才到月球。

母亲在某一天突然回来，正如她的消失一样神秘莫测。接下来我们回到巴黎。

[1] Nous deux ，法国杂志，1947年开始发行，主要面向女性群体，多刊载感性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