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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4月2日

蓬皮杜去世。

买了一盒柯达Ektachrome 250胶卷。

几年前重读到这段日记时，我先是笑了出来。

随后是寒战、惊讶，和心慌不定。

居然把法国总统的死和买一盒胶卷相提并论。这个小男孩到底在想什么？

怕是疯得厉害。

1959年

我出生的年份。自然，我对这一年毫无记忆，趁此说说那些对此有记忆的人。

先说我的父亲克洛德。我不从他最重要的人生节点开始，而要从一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讲起。他是诺曼底人，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发生的那天，他就在海滩上。

德国人投下的炸弹烧毁了他家。

幸存者将七岁的小克洛德护在中间，一起逃命，躲避炮火。

飞机还在不停轰炸，一颗炸弹落在他们附近。所有人因此丧命，除了他。堆起来的尸首护住了小克洛德，也压得他透不过气。为了活命，他奋力推开母亲断首的躯体。从尸首堆中爬出来的瞬间，母亲的头也滚到一边去了。她叫罗丝。

现在，他的家人只剩下远在德国某处战俘营的父亲。

带着小腿中的一块弹片，我父亲克洛德在诺曼底的废墟上游荡了好几天。最终，他遇到了美军，在一顶帐篷下得到救治。他在那儿见到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朋友的一条腿已经截肢。

接下来的事情有点复杂，因为必须找一位亲戚来收养我父亲，可是局势不明，联系也都中断了。对于那些尚在人间的亲戚，他只记得几个人名和一个叫塞勒圣德尼的村子。几个月后，负责的部门找到一位远房亲戚，小克洛德就被送去了那里。问题在于，这个村子其实住着两家亲戚，因为家庭旧怨他们已经互不来往。

一家住在村头，一家住在村尾。接收我父亲的是住在村尾的亲戚家，村头那一家就坐不住了：不是因为被剥夺了和这个孤儿温柔相处的机会，而是因为无法作为官方监护人管理他从死者那里继承的遗产。换言之，在当时，我父亲是家族财产唯一的全权继承人，其监护人有权代为管理其财产，包括几所老房子，几片牧场。

一天，村头的人拿着棒子和铁棍闯入村尾的家。我父亲躲到桌子下，观看他们打架——司空见惯的家族内斗。几个人被打断了鼻梁骨、家具被砸得粉碎后，村头来的胜利者立即将我父亲带去市政厅，让他在一些文件上签字。显然，我父亲还不懂这些文件，老老实实地照做，从此和家产永别。

随即，新监护人加紧完善对我父亲的教育，给他定下唯一一条，也是绝对要遵守的一条规矩：闭嘴。好几个月就这样过去，像一团浓雾，不见外形，不见边界，毫无生色。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保罗还在世，只是身在牢里；也不知道父母在战前离了婚，保罗已经和另一位女士玛格丽特结婚。

20世纪30年代，保罗·贝松加入了法国军队，唯秩序和道德是从。十七岁生日的夏天，保罗和父母在诺曼底一家酒店度假。一天晚上从海滩回来时，酒店门房递给他一封写给他父母的信。少年保罗有些惊讶，因为没人知道他们在此度假。门房立即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酒店里还有另外一家姓贝松的。

保罗请门房让自己将信件送过去，说不准能巧遇远房表亲。

门房也觉得有趣，便答应了他。跑遍各个楼层后，保罗找到另一个贝松家的房间。他敲门，十六岁的罗丝开了门，美若天仙，祖父一见倾情。几年后，保罗·贝松先生娶了罗丝·贝松小姐。

说回战争。保罗在法国军队中无聊透顶：军队太松懈太懒散了。一群贪生怕死之徒。于是他转而加入在自己看来组织更严谨以及为信仰而战的德国军队。没有人比他更享受这种一板一眼的严肃生活了。然而，随着纳粹主义崛起，希特勒势不可挡，保罗大失所望。他是极端的右派，但仍然难以认同法西斯的种种行为和价值取向，便重新加入法国军队，抗击纳粹。

后来他做了军官，也做了战俘。当然，他最终凭着毅力从战俘营中逃了出来。这时，战争已经结束，数百万人死伤，满目疮痍，无数家庭破碎流离。法国解放后，新的政府成立，祖父气得发狂。

“我们打仗可不是为了给一群鼠辈夺权的！”他吼道。

保罗决定加入一个叫“蒙面人” 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参与策划了一系列针对这些“新政客、投机主义者”的袭击。不过，还没等放倒任何目标人物，他就被逮捕入狱，判处终身监禁。

因此，祖父给我父亲的消息都是从监狱中传出来的。通过一些至今依然不为人知的方式，保罗成功定位到他在塞勒·圣德尼村的小儿子。他派了三位才出狱的“朋友”，去那里将他的后代找回来。于是，九岁的克洛德便看到三个像是从欧迪亚电影中走出来的暴徒，开着一辆特意“借来”的凯迪拉克来到乡下。随后，三位才出闸的大王给“善人”亲戚提了一个建议，一个不能拒绝的建议。

小克洛德迅速打包好行李，和他的三位守护天使一起坐上车去往巴黎，被送到素未谋面的继母玛格丽特的家。虽说由父亲保罗来介绍这位新女主人更合适，不过既然保罗还在桑代监狱，玛格丽特便作了自我介绍。

“我是你的继母。”玛格丽特对克洛德说。

“你好，夫人。”我父亲回答道。

尴尬瞬间冰消瓦解。

玛格丽特是一个刚强的女人，也和她的丈夫一样是右派。在被迫和丈夫两地分居的生活中，她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以及极高的自尊。丈夫让她照顾他和前妻的儿子，她也毫无怨言地照做，不让小孩缺少任何东西，除了最重要的：每个孩子成长所需要的情感环境。不过当时大家都用“都是因为战争”来解释这一切，战争是所有不幸的罪魁祸首，让人重新调整所有的愿望。活着，才是最基本的，其他的都是多余的，奢侈的。我父亲将在巴黎的市中心一片爱的荒漠中度过五年。

玛格丽特对我父亲的教育非常严格，保罗更甚，要是我父亲的考试成绩不好，便拒绝见他。但每周六的探监本来也并非我父亲所喜欢的，很快他就学会借着累积差分，不断逃过此事。

他越发渴望关爱，直到十二岁时终于遇到一位救星——十三岁的雅基，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雅基的家庭同样在战争中遭难，可是他挺了过来，而且一直在努力生活。后来雅基成了我父亲一辈子最好的朋友。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我父亲发现了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新街区：圣日耳曼德佩区。战争的结束让年轻人有了自由和欢庆的冲动，爵士乐成了他们体内流动的新血液。我父亲十八岁了，他尽情地享受这一切，释放出缄默已久的能量。他的头脑要炸开，他的身体也一样。

学业、父亲、玛格丽特，还有那些从未给过他教化作用的道德通通被抛诸脑后。他靠着比波普爵士乐和一个个不眠之夜来逃脱痛苦和孤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以期抓住自己对人生的掌控权，生怕被再次抛弃。与此同时，他还抓住了我母亲。多年前在塞勒·圣德尼村，他们已经见过面。那时候我母亲才七岁，在她的印象中，我父亲这个羞涩内敛的小男孩像一只胆怯的狗崽，被监护人亲戚用绳牵着。

九年后，我母亲达妮埃尔第一次感受到腹中有蝴蝶闪动。母亲一家姓贝尔齐克，地地道道的布列塔尼姓氏。外祖母伊冯娜是个酒鬼，在西贡守着一家“饭馆”。外祖父莫里斯因为同时瞒着娶了好几个女人而进了牢里。母亲在布列塔尼的海岸边由她姑姑带大。贝尔齐克姑婆身高一米五，耳聋得像死井，身上总有一股热蜡油的气味，还有一颗坚硬粗壮的心，一双供使唤的手。母亲的一切都归功于她，拥有的一切都来自她的赐予。

母亲是闭着眼睛、堵着耳朵长大的，这是她找到的不会太痛苦的成长方法。可战争和家庭总是将她的生活弄成一团糟。自愿退学后，她患了脊柱侧弯，随后被送到修道院而非理疗院，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身高停在一米六。

摆脱战争、家庭和修女之后，她来到巴黎，遇到了我父亲——她的童年初恋。此时他二十岁，她十六岁。父亲已经开始健身，帅气、强壮，还会跳舞。他不再是羞涩内敛的小男孩，而是圣日耳曼的王——至少在我母亲眼中是这样。而我母亲还不知道自己是谁，她还不了解自己的头脑和身体，只了解一点自己的少女心。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我父亲勾引了她，像是报复自己可怜苍白的童年。我母亲甚至不记得有所拒绝，便被这个王拉入了他的国度。几个月后，她怀孕了。我父亲是爱她的，这段感情按理来说会有好结果。唯一的问题是，他每五分钟就会爱上一位。他的爱是个无底洞，所有在一旁探看的年轻女孩都会落入其中。我母亲也在恋爱中，只是太过沉浸，把我父亲美化得太过。要知道，修女们用了五年来教导她，只有对上帝的爱才是被认可的。而不到五分钟，她就将上帝换作了我父亲。

我即将降临的消息激起了不尽相同的反应。我母亲这边的事情比较简单：刚出狱的外祖父莫里斯提出立即成婚。他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外祖母伊冯娜则怎么都行，只要给她一杯红酒，她就能忘却上一秒的事情。而在我父亲这边，怀孕的消息可不怎么受欢迎。幸运的是，祖父保罗此时也出狱了，事实上他的癌症已经扩散，所以就被监狱释放了，好死远一些。保罗和玛格丽特碍于颜面，强迫我父亲立即成婚。

婚礼仓促举行，到场的只有几位圣日耳曼俱乐部的朋友。大家齐聚在纳伊市市政厅，由几位双方的家人和雅基做见证人。两人心不在焉地听完忠诚的诺言，交换戒指，亲吻对方。

这场婚礼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任何回忆。不得不说的是，当天上午，父亲还逼着母亲陪他去情妇家，取回他外出夜宿的行李。而当晚，外祖父莫里斯坚持让新婚夫妇出门，隆重地将他们请去了……妓院。两个年轻人确实都爱着对方。只是，他们没有任何基础，任何参考范本，任何稳定支持。只有破布做的心，棉花糖做的脑袋。战争不单杀死了几百万人，还摧毁了所有幸存者的DNA。

这时候，我还在黑暗之中，被温热的羊水庇护着，浑然不知外面充满敌意的世界已经在诅咒我的到来。1959年3月18日，吕克·保罗·莫里斯生于纳伊。串用祖父的名字是一种起名传统，而我将丢弃这一传统。

母亲是一个人在医院分娩的。父亲当时在英国布莱克浦，他在那儿找到一份马戏团的工作，替一位伤员的职。他的工作是从高处跳到低处跳板的一端，将跳板另一端的三位波兰杂技员弹起来。这世上没有愚蠢的工作。我和母亲在医院无人问津，并且在我出生的第二天，母亲就被要求离开，因为已经有下一位预订这间病房了。

母亲敲响了祖父母保罗和玛格丽特的家门。佣人让她稍等，先生和太太正在吃早餐。她在门口坐下，将襁褓放在两腿之间哭了一会儿。时间不长，因为她已经哭不动了。我就在她的脚边睡着，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象征，一段彻头彻尾的失败关系的象征。每个人都有讨厌我，至少是不喜欢我的理由。不过，这才是我人生的第二天，还有改善的空间。

母亲又带我来到布莱克浦。父亲将我们安置在一家小旅馆，自己回了新情妇的家。母亲说这位情妇是给大象捡粪的，父亲则说她是一位驯兽师。很快，父亲厌倦了情妇，以及他一天送上天三回的波兰同事。只是，没人可以在一个波兰杂技团中说走就走，他们对父亲放了狠话。于是，在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我们连夜逃离了布莱克浦。

现在的我估计有几个月大了，眼里的父母不再是模糊的一团。我终于会对他们笑了，运气好的话，他们也会对我笑一笑。

1960年

我一岁，记忆当然仍是一片空白，只有这些年间父母跟我说过的一些事情。

我们住在巴黎的塞瓦斯托波尔大街，抒情歌剧院广场的对面。母亲的状态仅仅是活着。她从十五岁起就不再读书，十六岁就怀了孕，接受的教育仅限于背诵修女们日夜唠叨的祷告，以及数清楚她的醉鬼母亲扇了她多少巴掌。这种最低限度的教育为她的人生铺好了后路，因为我父亲总是打她，而她的日子都用来祈祷这一切的终止。她不知道该如何跟我父亲对话，我父亲也永远不会有耐心听完。

年轻的克洛德成天在外跳舞、玩乐、做爱，以弥补过去被偷走的时间，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父亲读的书不比母亲多，两人的对话总是以他砸在桌上的拳头收场。更别说他还开了一家健身房，体重接近100公斤。

在这段日子里，父亲逐渐组建起自己的团伙：爵士乐俱乐部里结交的伙伴、中央市场的朋友、运肉的工人，还有一小伙屠夫。这些人经常聚集在昂吉安街父亲的健身房中练举重。也是在此期间，杂技团的一位老相识托父亲帮忙照顾他的宠物，他要离开几个月。父亲答应了。

给一个八个月大的孩子找一只宠物做伴来缓解孤单，本是好心的举动；不过很可惜，这宠物是一头狮子，体重甚至超过了我母亲。最初，我们都住在公寓里，父亲和母亲睡在卧室，我在摇篮里，狮子在它的竹筐中。父亲每天早上6点带它下楼到广场上方便，母亲则给它买好当日份的3公斤肉。一切还算相安无事，虽然拉着一头狮子在塞瓦斯托波尔大街上穿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有绳牵着。

不过有一个明显的好处是，到了公园不会有狗的打扰了，它们早就躲得远远的了。唯一有怨言的是公寓楼的门房，一位口音极重的葡萄牙女人：

“贝松先生，这楼里不让养狗。”

“这不是狗，是狮子。”父亲回答道。

这种事情放在今天，GIGN 早就上门，BFM频道也开始循环热播了。我们的门房只是将门锁紧，不再说话。

我还不会走路，可已经会爬了，这自然让我和狮子更加亲密。估计是被它的体温和柔软的皮毛吸引，后来我经常在它的竹筐中睡午觉。这是一头母狮子，跟所有动物一样，拥有着比人类更强烈的母性本能——最起码比我母亲要强烈。是它接纳了我。哪里有爱，人就去哪里。

我想，我对动物的喜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这竹筐之中。我喜欢动物的本能，动物的简单。它们相爱、玩耍、觅食，只有在被侵犯的时候才会自卫。我始终认为，动物的爪牙远不及人类的言语和微笑危险。

这只狮子有80公斤重，每天早上下楼经过大门，都把门房吓得提心吊胆。是时候让狮子离开这个家了。父亲做了一个聪明的决定，将它放到健身房去。这下举杯欢庆的不只有门房，还有邮递员了。事实上，自从被狮子扑倒之后——当然狮子只是想和他玩，邮递员就再没来过。

邮递员没胆量赌命上门，警察倒是来了。幸好这位警察热情和善，也不反对养动物。但老太太们还是不敢出门遛她们的贵宾犬，理由是狮子就在这个街区附近。父亲最终下定决心跟狮子分开。他在一家杂技团给它找了一份工作，不用和空中杂技演员一起表演的那种。我再次陷入孤独，甚至没人想过用一只毛绒玩具熊来替代狮子。

1961年

要将这一年的记忆碎片拼凑起来并不容易，更何况这些记忆都来自别人。我花了好些年从父母和他们的朋友那里收集这些碎片。我怀疑父亲的回忆都是筛选打磨过的，以便在我心中给他自己塑造更好的形象。我也不尽信母亲的版本，她只想尽可能地抹黑我父亲。

我大概用了将近四十年的光阴才看清楚背后的弯弯绕绕，有了自己的一套想法。想象出一个美好的过往并没什么用。现实一刻不停，总能让你看到生活的本来面目。但是，即便我有了自己的判断，直到今天，这张拼图还是缺东少西。

比如说，我知道父亲曾经参过军。法国深陷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时，他不得不离开圣日耳曼德佩区的俱乐部，前往巴布瓦德附近的军营。那是1957年。但我所知的也就这么多。我还知道，在第二年，他因为擅长跳舞，被招去出演马塞尔·卡尔内的电影《不安分的年轻人们》 ^[1] 。巧的是，在电影拍摄期间，他认识了蕾妮·希拉，四十年后，我娶了她的女儿薇吉妮·希拉。

母亲却几乎记不起这段日子里的任何事情。每当父亲四处留情，她就和我一起住进纳伊的贝尔齐克姑婆家。而我只记得巴黎的塞瓦斯托波尔大街，准确地说，是这条街的123号。祖父母保罗和玛格丽特在二楼有一间被用作作坊和服装店的超大公寓，而我和母亲就住在六楼的佣人房。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条安静的大街。车很少，可以轻松穿过马路到对面的公园去玩。清早还能看到马车拉着货物赶往铁筑中央市场的铁亭。那是巴黎最大的市场，母亲常带我去。里面总是热闹非凡，到处都是陌生和惊奇的景象。商家会吆喝叫卖，还让试吃。

壮汉肩扛一大块肉穿梭来往，生菜和韭葱连绵成林，西红柿像草坪一样铺开，鲜花一墙一墙地展列，我总是凑上去闻得神魂颠倒。那时候我们没有电视和广播，也没钱去电影院。中央市场就是我唯一的娱乐场所，我至今都未忘记其中的美好。

市场旁还有一处景点：圣厄斯塔什教堂。这个地方也让我印象深刻，尤其是里面的香气。一入教堂，体感温度立即骤降5摄氏度。彩色玻璃窗让室内显得幽暗，并将胆敢闯入的阳光折射成七彩斑斓的光束。教堂里一片静默，只能恍惚听到中央市场的喧哗。母亲带我进去不是为了祈祷，而是为了听巴赫。那里有定期举办的免费音乐会，通常是单簧管音乐会。

乐音在教堂中有种特别的音质和回响，在四处游走、旋转，又回弹。就是在这里，我体验到了立体声。这个圣地没有给我信仰，却教化了我的耳朵，日后将大派用场。感谢上帝。

1962年

硬挺的祖父终于被癌症终结，死在自己的床上。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缩在大外套里在库尔布瓦附近的公园小路上艰难挪步的老头。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故事，直到我二十五岁，祖母还饶有兴致地对我讲这个故事……

当时，我和祖父母在公园。我还小，遇到泥泞小路还要大人牵着手才能走。因为天冷，祖母将我包得像一颗洋葱。我看到一只黑鸟站在冬天光溜溜的树枝上，大喊：

“看！屎！”

都说童言无忌，不过这一次，我只是舌头打岔了：那只是一只乌鸫。祖父并没有责备我说脏话，而是和我一起玩笑起来。

“没错，一坨挺漂亮的屎！”他回答道。

祖母立即露出不悦的神色，我却扬扬得意，以为自己的调皮获得认可，于是更加放肆：

“噢！那儿还有一坨屎！”

这是我和祖父唯一的故事，一起说“屎”的记忆。比我外祖父好，外祖父只是虚有其名而已。我对他毫无记忆，也没有他的照片。我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因为他从来不曾亲近过我。

父亲和祖父的关系不算融洽，彼此也不怎么熟悉，唯一勉强算作亲密的时刻，就是在桑代监狱的探望室里。

祖父死后，父亲继承了塞瓦斯托波尔大街的公寓。玛格丽特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她继母的身份，就被请去别的地方哭了。她搬到拉加雷讷科隆布的一处两居室。而这边的公寓很快被父亲变卖，据母亲说，卖房的钱在一年多的花天酒地中被挥霍一空。

昂吉安街的健身房一伙越来越壮大。当中有雅基这样一生的朋友，还有贝尔奈尔兄弟、雷内、让-皮埃尔、在萨布勒多洛讷度假时结识的贝朗热和雷蒙·朗姆、建筑专业的毕业生汤姆·贝格兰……还有很多我忘了名字的家伙。这伙人就带着自己肿胀的肱二头肌，经常在健身房对面的酒吧聚会。酒吧有一个服务员叫凯凯，一米六，活力惊人，似疯似傻，笑容有种摧枯拉朽的魔力。要是将他比作某种动物，那就是长尾豹马修。他看起来像是那种会被扔到窗玻璃上的橡胶人，可以不停地旋转下去。凯凯加入健身房后，很快成了这群人中间的吉祥物。

他们的童年都在战争中度过，人生的快乐时光来得太晚了些。他们每天晚上在圣日耳曼德佩区喝酒、跳舞、泡妞，白天就在健身房举重，每个人都在几个月内长了10公斤的肌肉。父亲已经不是那个只会低头听人说话的焦躁不安的少年。他体重95公斤，胸肌像一口锅一样圆挺，手臂像蟹螯一样粗壮。在这伙人的鼓动下，他赢得了法国健美比赛的冠军，登上了一些健身和健康杂志的封面。

父亲也因此得到了参加欧洲健美锦标赛的机会。刚开始，他确实有准备，可惜那些酒吧和姑娘们并没有给他太多认真训练的时间。

与此同时，昂吉安街的健身房来了一个奥地利年轻人，也在为锦标赛做准备。这个年轻人身材壮硕，野心勃勃。他叫阿诺·施瓦辛格。这时候打针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父亲通过了锦标赛的初选，但第一轮就结束了比赛。他是没什么目标的人，眼中只有玩乐，只想享受少年时代被偷走的乐趣。而阿诺·施瓦辛格将成为“环球先生”。

一天，昂吉安街的这伙人齐聚酒吧，听我父亲带来的新消息：他给大家都找了一份工作。与其说是一份工作，不如说是一次冒险、一段全新的生活。他看到一则小广告，CET 在克罗地亚新开了一家度假村，正在招募一些能干的人组织娱乐项目。当时，克罗地亚听起来就跟亚马孙一样遥远，大家都挤在一张地图前找这个国家在哪儿。这个度假村名叫波雷奇，在亚得里亚海边。

面试只持续了几分钟，他们都被聘为帆船或者滑水教练。不用说，他们根本没见过船，我甚至不确定他们是否见过海。但大家都开始打包，准备开车前往目的地。父亲有一辆红色敞篷凯旋TR3，这在圣日耳曼是绝佳的调情助手，不过，用来拖家带口，再装半年的生活行李，就不太方便了。好在敞篷车上看到的风景绝美。到了那里，两件泳衣，一双人字拖，也足够对付日常了。

漫长和混乱的旅程过后，抵达的地方有了无法拒绝的魔力。无尽的海面闪耀着光芒，蟋蟀的叫声此起彼伏，浪潮轻轻拍岸，阳光热烈得让人眯起了眼。我终于有了最初的记忆，只属于自己的记忆。我四岁了。

[1] Les Tricheurs ，1958年上映，讲述巴黎迷惘的一代年轻人的叛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