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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人类自身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人定胜天的论断似乎在核能利用领域得到了验证。然而，与之相伴而来的负面效果正在对人类自身行为的科学性和正当性提出质疑、构成挑战，直接影响人类的健康、安全与生存。根据盖然性体系所固有的特征，即使核事故发生的概率可以是任意小的数字，但无论如何也绝不会降低至零。一次次核事故的发生，对人类赖以生存的水体、土地、大气等自然要素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甚至导致难以修复的、无法逆转的破坏。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可以说是自然界对于人类在核能利用中的放纵态度、无节制行为最有力的惩罚。
1.美国三里岛核事故
1979 年 3 月 28 日，三里岛核事故发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城外，因一个价值仅 50 美分的阀零件发生故障，而触发了商用核能历史上第一次严重事故。虽然该事故对环境并未造成明显的危害，也未对公众造成直接的辐射伤害，但其带来的经济损失基本上直接造成该核电厂破产。据估算，相比于三里岛 2 号核电机组基建投资的 8亿美元，事故后 10 年期间的恢复工作已花费 10 亿美元。该事故在人们没有任何察觉的情况下发生，一大群科学家和工程师花了好几个月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造成事故的人是控制室的一个不合格的操作员——才离开反应堆训练学校、还不具备处理此类事故能力的高中毕业生。总统特派委员会及其他相关调查人员在调查报告中说明：虽然已经在安全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但是那些建造、拥有及管制核能的人——如反应堆制造商及核能管制委员会，并没有把注意力做适当的分配，没有严格遵守维护与训练的程序，而且拥有核电站的电力公司也没有把足够的人力、物力放到核电站的安全上去。可见，该事故发生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设计上的错误，而是维护与操作上的失误。此外，美国核能管制委员会特别调查组承认：在核电站执照审查程序中，公众参与的途径被排斥了，本应为公众提供平台以解决所有与核电站建造及运转有关的安全问题，实践中却成了摆设。虽然绝大部分的安全问题在审查核电站设计时，就由核能管制委员会人员与电力公司及反应堆制造商代表通过交涉得到解决，事实上，市民的干涉很少在这个过程中起到过任何有效的作用。甚至与公众理解相反的是，核能管制委员会的委员们在核电站执照审查程序中存在局限性，除了极少数情形外，他们在发执照的决定过程中未起到任何作用。
三里岛核事故的发生，促使美国核能管制委员会针对类似事件的预防以及反应堆操作的改进，发布了一系列的安全法规，例如改进核电站操作员训练，加强火灾安全法规，改进紧急作业计划，促使检查程序更加严密等，致力于尽可能地降低另一个重大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三里岛核事故也引发了一些核物理专家的担忧：核能最终可能证明它本身是个安全的技术，但即使是十全十美的机器，也不能完全保障并控制核裂变过程的安全，如何防止不合格的电工、不用心的绘图人员或是令人不放心的工程人员更让人头疼。这样看来，每个核电站事故最终都可追溯到人为错误，因为设计、建造、运行核反应堆的都是人，或者至少需要对公众证明，核能的价值和效益值得人们冒险去承担人为的不确定性。因此，可以说三里岛核事故主要的含意不在于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于预测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在于我们能为核安全的进程再多做些什么。在以往核电厂的安全考虑中，没有适当地考虑人的因素，三里岛核事故敦促全世界核电厂设计和实际运行的安全水平取得了重大改善。
2.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于 1986 年 4 月 26 日，事故起因在于其 4 号机组中综合爆发了多种问题，例如此类型反应堆设计缺陷、运行人员操作违规、安全意识淡漠、事故应急缺位等，两次爆炸终酿苦果。拜此次核爆炸所赐，320 万人受到核辐射侵害，2294 个居民点受到核污染，800 万公顷土地成为放射性尘埃降落区，5 万居民被疏散撤离，核电站周围 30 公里的地区被划为隔离区，离事发地仅 3 公里的普里皮亚季镇至今无人居住，成为“死亡之城”。据当时统计，苏联损失了约 900 亿美元，善后处理费用 400 多亿美元，农业和电力生产损失400 多亿美元。另据专家估算，除去核电站本身的损失外，仅去污清理一项就得花费几十亿美元，事故全部处理费用加起来超过数百亿美元。放射性污染范围之广，受到超剂量限值的辐射的人员数量之巨，严重负面影响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正如上一段简单提及的本次事故原因，由客观和主观两个因素共同引发。客观因素来源于这一代反应堆的设计缺陷，但更为严重的因素是本可以避免的主观因素，这里的主观因素指的是人为产生的错误和管理上的缺陷，具体而言，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人员屡次违反安全生产条例和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连续执行了系列错误操作处理。
单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而言，其残留的是惨痛的教训，付出的是巨大的代价，同时带来的还有经验教训。事故发生后，国际社会致力于冷静科学地分析事故原因、认识事故后果，直到 1996 年 4 月事故发生十周年之际，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和欧洲委员会在维也纳联合召开大会，共有 845 名科学家参加了会议，他们分别来自 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会议的空前盛况反映了世界各国对核安全事故的重视。此次“国际切尔诺贝利事故十周年大会”的总结报告针对人们长久以来关心的热点问题给与了实事求是的权威解答，主要涉及此次事故对居民短期健康、长期健康的影响，自然环境安全等内容。报告声称：本次事故共造成 31 人死亡，其中 28 人死于过量辐射照射，绝大部分是参与灭火和现场抢险救助的消防队员们。
首先，就反应堆设计缺陷这一事故客观因素而言，技术界和商业界都对LWGR型反应堆的安全性产生了质疑，世界各国纷纷推进此反应堆型的安全改进，发现并纠正了其致命的设计缺陷：减少了反应性空泡系数；提高了紧急停堆系统的效率；加强了运行组织管理。
自此国际社会间核安全领域的合作交流与日俱增，国际原子能机构率先颁布新版核电厂安全标准，升级安全要求，例如，在设计之初就强制要求将严重事故预防和缓解措施纳入统筹考虑，强调采用事故概率安全评价技术系统等。其次，就人为错误操作这一事故主观因素而言，事故发生之后的当年，德国的社会学家贝克就发表了《风险社会》一书，首次系统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书中将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定义为风险社会，强调技术在给人类带来文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将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危害生存安全。在风险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工业行为所可能带来的灾难性急剧放大，甚至远远超出了人类能够了解和控制的范围，导致风险呈现出潜在的普遍性和灾难性的特征。因此安全成为社会民众更高的期待，“效率第一”要让位于“安全第一”。在此理论中，风险内生于社会治理的理性基础和控制逻辑，挑战现有的治理结构和发展战略。
以上理念的提出，有效地引导人们重新审视既有的价值观，求助于法律、文化、管理等手段去寻求风险治理的对策，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宣战，特别期待以安全理念为核心的法律制度能够成为有效抵御风险的利器，实现法律对社会的控制，解决现代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困境。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文件和措施的引导之下，在新的理论观点的支撑之下，各核能产业国家分别瞄准国内核安全法律法规修订、核电站设备系统完善升级，致力于打造完备的运行规程和操作手册，同时将工作人员教育培训和核安全文化培育提高到新的高度一并考虑。在多方努力之下，事故后的世界核安全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公众对核电安全性的了解和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有更多的个人和群体逐渐认同了核电作为新世界重要能源不可替代性的观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促成的核电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改进，客观上成为推动核安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事件。
3.日本福岛核事故
2011 年 3 月 11 日下午，日本当地时间 14 点 46 分发生里氏 9.0 级“东日本大地震”并引发海啸，海水淹毁了 1971 年投入商业运行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6 台沸水堆机组的应急发电机和备用电源。尽管核电站在灾难发生时紧急停堆，但因为失去备用电池，堆芯衰变热量无法导出，造成 1—3 号机组堆芯熔化，破坏了核反应堆压力容器，事故产生的氢气与空气混合后爆炸，进而炸毁了核反应堆厂房，随后停堆检修中的 4 号机组也发生了两次火灾。事故引发了大量放射性物质的泄漏，警戒水平和事故级别一再提升，核电站周边居民撤离的范围扩大到方圆 30 公里。事故处理过程中，日本当局批准向大海排放放射性废水，放射性物质无法得到控制而飘散到世界各地，从而引发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进而造成国际社会恐慌。对照国际核事件分级表，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认定福岛核事故为 7 级这一最高级，这成为人类核能利用史上第二次 7 级核事故，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达到同等级别。当时，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代表日本政府进行官方发言，宣布将全部永久废弃福岛第一核电站的 1—6 号机组。
事故发生后，德国政府立即设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研究核电站的运营时间问题，经长时间论证，决定将国内所有核电站于 2022 年前关闭并不再考虑延长许可。意大利于同年 6 月 12 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否决了政府的核能发展计划。事故后第二年，中国生态环境部下辖的国家核安全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辖的国家能源局与国家地震局共同合作，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最新发布的核安全标准，并依据中国核安全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综合安全检查，重新评估我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状况。根据检查结果和薄弱环节，我国专门针对核设施如何应对极端自然灾害事件制订了各等级的计划，更新了安全对策和措施。
日本福岛核事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个核能利用的“低谷”，多个国家核电发展计划紧急刹车，同时引起全世界对核能安全性的再度审视。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民众，在面临能源紧缺危机和传统能源带来环境压力的同时，不得不忌惮核能开发利用所蕴含的慑人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核电再次迎来了充满争议的春天，国际社会中虽然仍时常会发生群体性的反核运动，但各国各类型的核电重启计划正在不同程度地逐步展开，未来总体形势晴朗而时有阴云笼罩。
欧美能源消费大国具有较早的核能利用历史，对核电的依存度很高，核电在电力结构中比重较高，其中又以法国最高，2015 年法国核电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76%。在福岛核事故后很短的时间内，美国、英国、法国等核能大国，除德国外，都已相继正式发声：并不会因为核事故存在的可能性就放弃核能。2012 年 7 月，美国政府正式重新启动核工业，官方表示继续促进核电发展，其能源部表示将在核能创新中再投资 1300 万美元用以发展美国核工业，确保其 21 世纪的领先竞争力，此外还将针对核工业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反应堆安全性能问题、反应堆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单独投资 1090 万美元作为问题解决支持基金。英国政府则发布《能源改革法》（草案）表示以巨额资金大力推进低碳电力的发展，并将核电产业与可再生能源、普及碳捕获与封存技术这三者一起并列为低碳电力核心，明确表示支持新建核电，并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核电建设计划，决定要在 2050 年之内重新建设 22 座反应堆。法国总统奥朗德上台执政后，宣布法国能源政策保持在不否定以核能为中心的前提下，计划逐步将核电占全国电力供应的比例从目前的 75%降至 50%。截至 2020 年 1 月，俄罗斯联邦共有正在运行的核动力反应堆 38 座，在建反应堆 3 座。
随着一系列核能发展计划相继出台，亚洲在建核电站数量和规模都居首位的地区，为核能产业的再次腾飞开辟了新的战场。中国延续了全球领先地位，截至 2020 年 1 月，共拥有正在运行的核动力反应堆 50 座，在建反应堆 13 座，占全球在建核项目的 25%，在建项目居全球首位。中国目前仍在推进相关核电出口项目，合作伙伴涉及阿根廷、罗马尼亚及英国等多个国家。处于起步阶段的印度继续加大力度，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签署了铀进口协议，大量铀材料运抵印度，并加速推进铀浓缩、转化以及燃料加工厂修建进展。即使是刚刚遭受过核电站爆炸重创的日本，于事故一年后也再次告别零核时代，重新启用福井县的大饭核电站，相继发布“创新能源及环境战略”，虽然在未来战略规划中树立了应当“早日摆脱依赖核电”的远期目标，但也明确表达：“对于其安全性已经得以官方确认的核电站，日本会将其作为重要的电力来源而再次进行有效利用”，这种提法相当于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其将重新启动一直停运待检核电站的可能性，即使是建立在重新检修以确认安全性的基础之上。非洲和拉美等的众多国家也都在考虑建造核电站。
综上可见，随着全球能源需求的刚性增长，温室气体减排任务的日益紧迫，以核能为代表的新能源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偶发的事件并不会扭转，更不会必然终结这一历史趋势。
中国一直以来被标注为人口大国、资源贫乏之国，随着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增加，中国面临着严峻的能源结构调整需求。为了应对能源短缺问题，我国政府逐步推进扩大核电供应的战略，秦山核电站一期于 1991 年正式并网发电，成为我国步入核电国家的标志。近几十年来，我国陆续建成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江苏连云港田湾核电站、辽宁红沿河核电站、福建宁德核电站等，福清、石岛湾、防城港等新项目也已整装待发。截至 2015 年底，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2856.6 万千瓦，在建装机容量 2945.9 万千瓦，商运核电站 30座，在建核电站 26 座，在建容量位列世界第一。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预测性地提及，2020 年我国核电运行装机总容量达到 5800万千瓦，将开工 33 台，投产 26 台核电机组，在建装机容量达到 3000万千瓦以上，全面进入核工业发展第二轮高峰期。除核电事业外，我国还在医疗、采矿、地质勘探、食品、农业、环保、科研等众多领域广泛应用核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核能利用大国，核能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这使得我国更加需要重视核能安全问题。中国领导人出席了之前举行的三届核安全峰会。2016 年 4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并讲话，以“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 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为题，围绕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全面阐述我国政策主张、新获进展和后期举措，向世界充分表明了中国对核安全问题的重视。中国在建设核安全体系中一如既往地做到了坚持发展和安全、权利和义务、自主和协作、治标和治本四个维度双向的协同并重。
1984 年，中国正式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随后参与了多项国际公约的制定工作，并签订了一系列协定。通过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法律制度的研究，中国能够不断提高核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水平，完善国内核能领域的立法，使核能在更多方面安全地为国民服务。经过不懈努力，中国核安全能力得到持续提升，完全按照国际最新标准开展了对新建核设施的核安全系统的构建，并且对已建核设施的安全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把核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对其进行规制，全面提升了核安全的战略定位。同时《核安全法》自列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虽过程曲折，至 2017 年已正式颁布；《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管理系统管理规定》业已发布；《核安保条例（征求意见稿）》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核材料管制视察管理办法》《核材料衡算与控制视察导则》《核材料管制报告管理办法》等一批核安保导则和技术规范也陆续颁布施行；核安全监管工作日益机制化、规范化，成立了国家核安保技术中心，建设了国家核安全监管技术基地，强化核安全的日常监督管理，提高核安全监管机构能力，确保实际工作中“一克不少，一件不丢”。
同时，中国在国际核安全合作领域正不遗余力地发挥重要作用。遵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提出的协议框架，中国主动开展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间的协同合作，已完成与 30 余个国家的双边核能合作协定的签订工作，并据之广泛进行合作交流。例如，为加纳提供了将其微型中子源反应堆改造为可使用低浓缩铀燃料反应堆的帮助，降低了核扩散的风险；同时与美国合作，改造伊朗阿拉克的重水反应堆，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其和平利用，特别是近年来，为巴基斯坦培训核安全监管人员，为确保和平利用核能提供实质性保障。中国还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递交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的批准书，这是继俄罗斯之后第二个进行提交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国正以实际行动对核安全理念加以诠释，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我国国务院紧急出台“国四条”，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并立即组织对全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确立核能工业中重安全的基调和求发展的主题。2012 年 5 月，国务院向国际社会公开了《关于全国民用核设施综合安全检查情况的报告》，并同时公布《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 2020 年远景目标》，表态中国将在加强核能安全性的前提下战略性地推进核电发展，标志着停滞的中国核电开始解冻。同年 11 月发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核电安全规划（2011—2020 年）》中，规定“十二五”时期只在沿海安排少数经过充分论证的核电项目厂址，并在新建核电项目中强制引入目前全球核电界最高等级的安全体系，同时要求新建核电机组必须达到最新三代安全标准；同时提出将以投资达 798 亿元的安全改进、应急保障等五大重点项目，合力促进核能利用技术升级换代，有效消减技术安全隐患。次年 7 月，中科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主办召开核能安全技术高峰论坛，海内外 200余名业界专家就如何保障全球核电健康发展、提升中国在核安全领域的研究水平等主题进行充分研讨。
无论是官方的政策法规准备，还是行业内的专业筹备，都在为中国核能行业的全面重启蓄积能量。2012 年 11 月，广东阳江和福建福清的 4 号核电机组相继开工，中国核电建设在停滞了 20 个月后正式重启；次月，华能山东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程开工，该商业化示范项目首次采用全球第四代核电技术；随后，江苏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也开工。但是，投资已达百亿元的三大内陆核电项目——湖南桃花江、江西彭泽、湖北大畈虽已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何时开工尚无定论，那么大量的核电公司设备如何处置？是搁置还是变卖，抑或是由专人维护待复工？都无从知晓。基于产业经济与地方发展休戚与共的特性，核电站的未来不可避免地牵扯着所在地地方经济的神经，一旦核电项目规划调整，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也就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未来。世界核能协会（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网站依据太比雅研究机构 2008 年的数据，将以上三个中国内陆核电项目仍列为正在规划中。此外，即使是面向核能工业已经开放许久并拥有较良好安全历史记录的沿海地区，核电项目重启进展也不是那么顺利。中核集团拟在江门鹤山建设中国东南沿海第一座核燃料加工厂，虽然该项目被业内评定为安全系数颇高，但从项目“稳评”公示到宣布取消仅存续了 10天时间。
虽然从总体数量上来看一片繁荣，但目前我国核能工业无论是在沿海区域还是在内陆都面临着尴尬，沿海地区的居民依然会“谈核色变”，反对核项目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区域；内陆地区的停工项目面临着巨大的资源浪费，同时还陷入了地方经济发展和能源紧缺的困境。沿海地区需要能够接受“核”，内陆地区需要尽快开放“核”。核能工业的重启对于中国来说是理性的选择，而何时能真正全面重启则仍然待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核能工业将在安全的前提下谨慎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