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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天下之大本。”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的安全。然而，在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农业资源过度开发、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地下水超采以及农业内外源污染相互叠加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1.资源硬约束日益加剧，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的任务更加艰巨
人多地少水缺是我国基本国情。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年均约480万亩，被占用耕地的土壤耕作层资源浪费严重，占补平衡补充耕地质量不高，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压力越来越大。耕地质量下降，黑土层变薄、土壤酸化、耕作层变浅等问题凸显。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0.2，华北地下水超采严重。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水土资源越绷越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与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尖锐。
2.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
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等外源污染向农业农村扩散，镉、汞、砷等重金属不断向农产品产地环境渗透，全国土壤主要污染物点位超标率为16.1%。农业内源性污染严重，化肥、农药利用率不足1/3，农膜回收率不足2/3，畜禽粪污有效处理率不到1/2，秸秆焚烧现象严重。海洋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赤潮、绿潮时有发生，渔业水域生态恶化。农村垃圾、污水处理严重不足。农业农村环境污染加重的态势，直接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3.生态系统退化明显，建设生态保育型农业的任务更加艰巨
2022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295万平方千米，年均土壤侵蚀量45亿吨，沙化土地173万平方千米，石漠化面积12万平方千米。高强度、粗放式生产方式导致农田生态系统结构失衡、功能退化，农林、农牧复合生态系统亟待建立。草原超载过牧问题依然突出，草原生态总体恶化局面尚未根本扭转。湖泊、湿地面积萎缩，生态服务功能弱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濒危物种增多。生态系统退化，生态保育型农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4.体制机制尚不健全，构建农业可持续发展制度体系的任务更加艰巨
水土等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尚未建立，山水林田湖等缺乏统一保护和修复。农业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尚未建立，特别是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没有形成。循环农业发展激励机制不完善，种养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较低。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健全。农业污染责任主体不明确，监管机制缺失，污染成本过低。全面反映经济社会价值的农业资源定价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和奖惩机制的缺失和不健全，制约了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依然较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情况看，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45 12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7 734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2.5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 391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 632元，居民消费支出差距达1.83 。从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市，农村的医疗、教育、文化、养老等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也不高，农民共享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不充分，等等。除此以外，在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中还存在长期被忽略的环境因素。北大环境研究中心2003年在完成国家环保局委托的“中国农村环境政策”研究中被称为“城乡环境差”。
具体而言，从环境负担分配方面来看，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消耗，例如开发矿产资源为工业提供原材料，耗竭地力和其他资源种养、提供城市居民所需的初级农产品。通过这些开发及种植活动，自然资源（农产品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的营养物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带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的生态破坏和地力耗竭，而这一成本却由农村居民承担。为了保证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农村居民大量施用化肥对农村土壤营养元素的转移进行补偿，围湖造田、毁林开荒、坡地开垦扩大耕地面积，造成了农村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不仅如此，还有大量的污染物直接以废弃物的形式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最为典型的就是城市生活垃圾和生产垃圾向农村的人为转移。高污染产业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也造成了严重的农村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的重污染企业通过联营、委托加工、技术转让等方式将污染转嫁给农村。农村成为城市污染的“后花园”，农村居民成为农村环境问题的直接受害者。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居民（农村地区）也为发达地区的生态安全做出了牺牲。尤其是在不少生态脆弱、贫困而对外部有重要生态影响的“三合一地区”
，农村居民的发展权、环境资源利用权受到了很大限制，以至于面临更严重的生存问题乃至生存危机。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地区承担了城市发展的大部分环境成本。
从环境利益分配方面来看，长期以来，我国“环境无价、资源低价、商品高价”扭曲的价格体系，致使环境利益及其相关的经济利益在保护者、破坏者、受益者之间无法得到公平分配。广大农民保护环境所产生的积极效应由于环境的公共性由包括城市居民在内的全体公民免费享有，而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农民根本得不到相应的环境保护成本的补偿和经济利益的回报。以水土保持为例，一些江河的中上游地区往往是贫困山区，而这些地区也是水土保持的关键地带，那里的植被对下游的水生态平衡乃至安全有着重大影响，停止伐木、保护天然林的任务便落到了当地农村居民的身上，为此他们增加了生产生活成本，加大了环境保护投入。在现行的制度下，淳朴善良的农村居民为环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环境保护带来的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分享时则被边缘化了，这些环境功臣们无法分享在其环境友好行为推动下产生的城市社会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成果。作为对个人的私的利益精于计算的理性人、经济人，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自然被挫伤。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环保参与的主动性和深入性受到自身经济条件、知识水平、环境意识的直接限制。加之农村居民环境知情权缺失、农村居民参与环境保护范围受限、缺乏程序保障和激励机制等障碍的影响，农村居民始终难以直接投身环境保护工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下简称《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公众参与规划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程序、方式和公众意见的法律地位做出了明确规定，使公众的意见成为环境影响报告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目前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仍以网络公开为主。而即便是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稳步上升，截至2017年12月也仅为35.4%。许多农村地区偏远落后，群众还不能够或不熟悉从这些途径获得信息。而且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十分简单，一些专业术语晦涩难懂，农村居民就算看了也不能完全理解。《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规定了环保部门遵循公正、公平、便民、客观的原则，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环境信息的义务，然而由于人力不足、办公经费有限、监测设备手段落后、办公自动化滞后等各种原因，农村基层环保部门环境信息公开的条件尚不充分完备，环境信息公开在农村受到了很大限制。
由此可见，城乡环境差已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继贫富差距、地位差距、知识差距之外的第四差距，其实质是城乡环境负担和环境利益的不公平分配，农村居民的环境利益被压制、剥夺，承担了不成比例的环境负担。
可持续发展的要义之一就是满足一个地区的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人群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在这里，可以具体化为满足城市地区的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农村地区人群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以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为目标，部分人的生活质量的改善、社会两极分化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凭借技术和资金优势，耗竭农村资源、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牺牲农村地区环境以换取经济效益，以农村居民的生存条件为代价促进城市发展，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环保不光属于城市，不能嫁祸于乡村，务必及早治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生态文明和加强环境保护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理论指导。
农村环境是指以农村居民居住、农业生产为特征的一定地域范围内的自然及社会条件的总和，包括农业环境、农居环境和农业生态环境。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逐步深入人心，我国的环境形势总体上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日益严重，环境状况堪忧，环境治理滞后。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并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危及农村饮水安全和农产品安全。
农村环境问题有历史的、社会的、体制的原因，缺乏行之有效的环保监管模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客观造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城市和农村环境问题也呈现出不同的侧重。而事实上，因为各方面原因，我国的环保监管模式立足于城市设计，却同等适用于城市和农村，偏离农村实际。由于忽视农村居民意愿，轻视农村居民力量，因而在实践中遇到许多障碍。例如污染监测制度只是针对城市而言的，没有关于农村的检测标准，更没有规定在农村如何执行。这就为强制型环保监管模式的推行带来了困难。又如由于农村化肥农药、地膜主要是通过破坏土壤和地下水造成面源污染，与城市的点源污染不同，很难查出破坏者及其破坏程度，“谁破坏谁补偿”的政策不便在农村施行，经济型环保监管模式在农村取得的效果也十分有限。这导致农村环保监管成为我国环保工作中的“冷点、盲点、难点、重点”，农村环境问题日益严峻。
尽管现行的环保监管模式由于偏离农村实际、忽视农村居民意愿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障碍，但是其在农村环境保护中发挥的客观积极作用不容置疑。新时期国家将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何立足农村实际完善现行环保监管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无论是哪一种现行环保监管模式的完善，对于农民、农业、农村而言都是外源性的，都是在政府主导或市场主导之下，考虑农村环保需要，发挥农村环保作用的基础上对现有环保监管模式的调整、改进，其实际效果、作用大小有待实践的检验。即便是通过对现行环保监管模式的完善，农村居民从环境问题的旁观者转变为环境保护的参与者和监督者，积极配合政府开展监管，为各类环保监管模式在农村的实施提供便利，但是其作为环境保护主体的作用发挥仍不充分。环境保护仍主要是政府的事，农村居民的参与程度不高，其创造性和积极性仍未得到充分调动。究竟怎样的环保监管模式才能够在我国农村的环境保护事业中充分发挥作用？此时，我国农民再次用实践创造给出了回答。
湖南省浏阳市葛家乡金塘村是传统的养殖大村。近年来，养殖业的迅猛发展虽然给金塘村村民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收益，但畜禽粪便的不当处理加剧了环境的污染，造成污水横流、猪粪围村。养殖污染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村民健康的突出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从2007年起，金塘村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精神“移植”到农村环境管理的实践中，以《金塘村环境保护村规民约》为依据、以农民环保学校为载体、以环保促进会为基础、以环保资质听证会为平台，充分发挥农村居民的主体作用，摸索出农村环保自治模式。首先，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制定了《金塘村环境保护村规民约》。该村规民约共十九条，对环保宣传、牲畜防疫、环境美化等作出了规定。如规定全村所有风景林和屋前屋后的林木严禁砍伐。又如规定中心村上风向500米，其他风向300米内区域以及饮用水源保护区为禁养区。禁养区外的已作其他规划的为限养区，此外为宜养区。第二，在完全尊重村民自主意愿的前提下，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金塘村环保促进会，加强环保自治工作的统筹协调，全面宣传环保科技知识，督促环保规划落实，监督环保村规民约执行，调解环保民事纠纷。如某村民家的鸡死了，随手把死鸡扔到水渠里，这违反了村规民约第八条“严禁将死畜扔在塘坝河流稻田等地方，要一律火化或深埋”的规定。两小时后，便有村民向环保促进会举报。环保促进会马上派人到该村民家中，对他进行教育，并督促他将死鸡深埋处理。第三，实施环保自治听证制度。对村里涉及环境的重大问题或纠纷由环保促进会组织听证。环保村规民约规定，新建猪场必须经周围邻里签字同意，对邻里意见不统一的，交由环保促进会组织环保自治听证，请专家提出意见，要求养殖户作出治理承诺，邻里无记名投票表决。第四，明确规定村民个人的环保责任，实行门前三包和联户保洁。门前三包是指各家各户包门前村容整洁，包门前环境卫生，包门前责任区内的环保设施、设备和绿地整理等。联户保洁是指按户定责、分户值周、轮流负责生活垃圾的储运或填埋等。
第五，创办农民环保学校。采取知识讲座、主题讨论、播放电教片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逐步把环保自治理念引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使广大村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自觉关注和重视环境保护。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金塘村的公共区域全部实现了绿化，村民在房前屋后建起了雨水收集池、生活污水处理池，主动修起了零排放生态养殖场，村庄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村民环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全村95%以上的养殖户主动投资投劳治理污染，60%的农户主动申请生态家居改造；农村居民收入有了大幅提升，2008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6 780元，增长222%，实现了从养殖污染大村到生态环保新村的转变。金塘村的环保自治模式在2008年7月24日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农村环保电视电话会议上得到了充分肯定。原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说：“长沙农村环保村民自治模式很有特色。（金塘村的）‘三新行动’（新农村、新环保、新生活）村民环保自治模式的探索创新，不是用钱堆起来的，而是通过环境引导、部门支持、各级帮助、村组为主建立起来的。在湖南长沙乃至我国中西部农村，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原环境保护部更是发文向全国推广“金塘模式”。金塘村的成功实践也引起环保专家的关注，纷纷到金塘村进行实地调研。
当前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体现在农业和农村这个领域。新世纪以来，中央加大了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从2003年开始连续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于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也分别提出了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对推动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发展动力来看，政策重点侧重于城市，使用的政策手段是城市和工业对农村的反哺和扶持，把农村放在了城市的从属地位。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第一次把乡村放在了与城市平等的地位上，立足于乡村的产业、生态、文化等资源，通过发挥乡村的主动性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这是一种思路的根本转变，确立了全新的城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农村、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重提乡村振兴是对乡村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也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乡村的地位与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深刻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关系变化特征，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三农”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乡村振兴宏伟蓝图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农业是生态产品的重要供给者，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生态是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推行乡村绿色发展方式，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就是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实现农村农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