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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
对南岳大有贡献的皇帝

◎ 廖和平

南岳半山亭石刻:五岳独秀

中华五岳,凌然于天地间,成傲世之姿。崇尚五岳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五岳源于古代的封禅和祭祀文化,作为我国山岳崇拜、“五行学说”“大一统”观念等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物化代表,被视为华夏民族的象征之一。它集中展示了儒、释、道的交流与融合。它还是研究地球早期演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理想标本,呈现出非凡的天然美景,具有重要的政治、地理、文化、旅游和经济意义。

南岳属五岳之一,在唐虞时代早已有之。南北朝盛弘之《荆州记》载“衡山者,五岳之南岳,其来尚矣。至于轩辕,乃以潜、霍之山为其副焉” ,认为尧舜时代古南岳就已存在。

《尔雅·注疏》云:“‘衡山,南岳’者,《禹贡》云:‘岷山导江。’又曰:‘岷山之阳至于衡山’。孔注云:‘衡山,江所经。’然则江水经此山之北,东入于海,故曰江南衡也。”

《周礼·职方氏》曰:“南岳之镇曰衡。注以其分当轸翼,光辅紫宸,上列注生之宿,下符长育之功,称物平施,故谓之衡。”

由此推测,在上古时代衡山即为南岳。

可是,汉武帝刘彻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封安徽天柱山为南岳。从此,“南岳”的名号离开湖南到了安徽。汉宣帝刘询把五岳作为一项国家制度而进行常祀。汉宣帝于神爵元年(前61年)确定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霍山(天柱山)为南岳。

但此后仍有人将衡山祝作南岳。东晋大学者、耒阳人罗含(292—372)《湘中山水记》云:“衡山,朱陵之灵台,太虚之宝洞,上承轸宿,铨德钧物,度应玑衡,故名衡山。下踞离宫,摄位火乡,赤帝馆其岭,祝融宅其阳,故曰南岳。”

据唐宋以后的史料记载,自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之后,于开皇九年(589年)诏定江南衡山为南岳,废霍山为名山,其他四岳不变,从此成为定制。

隋文帝向南岳赐佛舍利

南岳金刚舍利塔

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是在公元383年传入中国的。隋文帝仁寿元年至四年,曾有三次营造、供奉佛舍利塔之事,影响深远。

隋仁寿元年(601年)六月十三日是隋文帝杨坚六十大寿。在仁寿宫的仁寿殿,杨坚颁布了一项重大决定:在天下各个州郡中,选择30个州郡,建立舍利塔,来供奉释迦牟尼佛舍利。杨坚亲自从七宝箱取出30份佛祖舍利,放在龙椅前的玉案上烧香礼拜,然后把舍利分别放入30个金瓶中,以熏香之泥封印其盖,派人送往选定的30个州。

南岳衡山便在这30个州郡内。衡州使者团由净业大师迎请,从江陵开始坐船,水路有二千多里,途中他们“四遇逆风”,但“愿定便定,四祈顺风,皆如所愿”,如期到达目的地衡山,安放至南岳衡岳寺。

隋仁寿二年(602年)正月二十三日,隋文帝又下诏书,令在全国再选53个州,建立灵塔,供奉佛祖舍利。

隋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又在全国选了31个州供奉佛祖舍利。就这样,隋文帝先后三次在全国选了114个州,每个州安奉一份佛祖舍利。

后来衡岳寺中的佛舍利竟然不知所终。直到1974年8月,南岳气象站的同志到文物管理所反映,他们在勘测地基时,挖出铜塔一座,疑为国家文物。文物所随即派人前往检验:塔为鎏金铜塔,高约40厘米,八方攒尖顶,塔腰圆鼓形,开有小圆拱门。塔中安置玉盒一个,盒内又有一个小玉杯,杯中装着两颗骨舍利。玉盒内还有一块刻有“舍利佛”字样的金牌,以及红色玛瑙一颗,珍珠数粒,紫红琥珀方印一枚。通过鉴定,这两颗舍利就是当初由净业大师迎来的。

佛祖舍利在佛门中是无上至宝。为更好地供奉释迦牟尼佛骨舍利,时任南台寺方丈宝昙大和尚筹资400多万元,于寺后瑞应峰之顶建造了高49米的九级金刚舍利塔,在第九层供奉佛祖舍利。

隋炀帝敕建上封寺

隋文帝的儿子隋炀帝在历史上褒贬不一,尽管如此,他对南岳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上封寺在隋朝以前是道教的一座宫观,叫“光天观”,为道教第二十二福地,是凤真人所治之处。隋大业年间(605—618),隋炀帝笃信佛教,为纪念一代高僧慧思祖师,遂下旨改观为寺,并聘请慧思的弟子、天台宗高僧惠日为第一任住持。因其为“敕建”,故名“上封寺”,沿用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

南岳上封寺山门

山门上有对联“皇王天子地;佛祖法门家”,横额是“敕建上封寺”。这幅联语的上联指南岳衡山自古就是帝王天子祭岳圣地;下联指慧思、智顗等天台宗法祖在这里过往说法、修持,开创天台宗之事;横额指隋炀帝下旨建上封寺之事。

上封寺因为是隋朝皇帝下旨所建,名气大,还是离山顶祝融峰最近的佛寺,占据了地利,所以自唐以来经久不衰。历代许多高僧显宦、墨客骚人曾涉足于此,如唐代韩愈、齐已、李冲昭,宋代黄庭坚、朱熹、张栻、胡宏、陈田夫,明代湛甘泉、罗洪先、徐霞客、王夫之,清代魏源、曾国藩、彭玉麟、谭嗣同都在此留有诗文或逸事,他们的游踪为上封寺增添了不少光彩。

隋炀帝善待南岳高僧

隋炀帝杨广是文帝的次子,笃信佛教,为扬州晋王时,曾多次延请天台宗的创始人、南岳佛教“开山师祖”慧思的弟子智顗大师到扬州,十分恭敬地拜智顗为师,并礼为“国师”。智顗为他授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他也敬赠智顗“智者大师”名号。很有意思,师徒二人互封法号,此时杨广23岁,智顗54岁。

杨广在江都设立了四道场,都在扬州城内总管府新官邸附近。杨广当初曾亲临扬州城内的寂照寺(即今旌忠寺)听智顗大师讲经说法。6年后智顗圆寂时,杨广“五体投地,悲泪顶受”,十分悲痛。他依大师遗愿,于天台山南麓建立大寺院。他登基后,御赐这座寺庙名为“国清寺”。相惜之情,传为历史上一段佳话。

慧思的另一位弟子禅师智瓘,早年在南岳随慧思修法华三昧证入甚深。隐居钟山未尝越阃。炀帝屡诏之方勉为一赴,又诚恳请问法要,礼为“国师”。

隋朝立国虽仅三十余年,但文帝与炀帝对佛教的贡献,上承南北朝讲经、禅坐之风,下开唐宋各宗大盛之门,成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o1M6wqU2gVIaFtmb1CX2nv1bOwHUxoWEdsv3DTrRF+/HGbCzjrdPqqeLUf2FHo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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