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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炳（375—443），字少文，南阳郡涅阳（今河南镇平县）人，南朝宋著名山水画家、旅行家、思想家，家居江陵（今属湖北荆州），出身士族。
东晋末至宋元嘉中，当局屡次征他做官，宗炳俱不就，却“好山水爱远游”，擅长书法、绘画和弹琴，信仰佛教，曾参加庐山名僧慧远主持的“白莲社”，对于佛理深有研究，作有《明佛论》等。宗炳精通音律，是荆楚古名曲《金石弄》的传人，可谓一代文化大师。
宗炳与衡山结缘于山水。陈田夫《南岳总胜集》载：“宋高僧宗炳，南阳人。好山水，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久，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疾并至，名山恐难遍游，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图于壁，坐卧伺之。”
据湖南人文学者徐衡先生考证，宗炳隐居衡山的时间大致为宋元嘉十年（433年）前后。
宗炳无意官场而钟情山水，是一位旅游爱好者，又是一位优秀的画家。他多次沿长江东下到庐山，往西到荆山、长江三峡里的巫山，南往洞庭湖、衡山，北往嵩山、华山，游历名山大川，尤其爱衡山、庐山，流连忘返，栖谷饮溪，长达三十余年。据传，他曾在衡山建别墅，“欲怀尚平之志”。
后以老病，宗炳才回到江陵，自叹：“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他把所游历过的名山画出来，挂在墙上，或者就直接画在白墙上，半躺在床上，边喝着酒边弹着琴观看（即“澄怀观道”），边细细品赏着画里的大山险峰、瀑布丛林。他喜滋滋地称之为“卧游”，并且有一种在幻觉世界里遨游的舒畅，即“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自此，“卧游”成为中国文人的一大乐趣。1200多年后，王夫之在《南岳赋》中有“少文展图而栖薄”一句，指的就是此事，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跟着中国画游中国”。在宗炳的世界里，那画上的千山万壑，直到真实的万壑千山，都回荡着他灵魂畅游时弹奏的动人旋律。
作为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大师，宗炳的作品体现了自然美与人格美。这两种美，成了中国山水美学的双胞胎。他的《画山水序》是中国最早的山水画理论著述。他率先提出“畅神”说，指出观自然山水，引无限遐思，重在精神体验。
他提出“以形写形，以色写色”，还提出“应目会心”，须“万趣融其神思”，且需“不违天励之丛”，而后“披图幽对”，从而实现“畅神”，标志着中国山水画的审美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宗炳云：“山水以形媚道”，“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一个把中国的山水美学观提升到如此境界的大师，此生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眠云漱月”石刻
作为东晋汉传佛教第一高僧、净土宗初祖慧远的弟子，宗炳对佛教的贡献也是不可小视的。他晚年著有《明佛论》《答何衡阳书》《又答何衡阳书》等。
宗炳隐居衡山的时间，正是天文学家何承天任衡阳内史（相当于郡太守）的时期。
何承天（370—447），东海郡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人，南朝宋著名的思想家、天文学家。他是一位全面复合型人才：他博览经史，精于历法，考定《元嘉历》，使日月食与朔望相符；并改“上元积年”为“临近取元”，计算五星行度，计算出岁差数值百年一度；算数上推演圆周率近似3.1429；在音乐上首创出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出版个人专著五十余卷；官场步步高升至南朝御史中丞。
何承天在宋元嘉九年（432年）至元嘉十二年（435年）这段时间因权贵排挤，而出任衡阳内史，颇有政声，人称“何衡阳”，至宋元嘉十六年（439年）才回到朝廷中枢担任著作佐郎。
何承天任衡阳内史期间，与宗炳就僧人慧琳的《白黑论》发生过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宗炳连续写了两封信给何承天，均保存在《弘明集》卷三：一封题为《宗答何衡阳书》，一封题为《答何衡阳难释白黑论》；此外还著有万言长文《明佛论》，系统地对何承天的“神灭论”主张进行驳难。
南北朝初期的两位杰出思想家，聚首衡阳，展开了著名的“衡山论剑”，就当时人们所关心的“形神关系”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探讨。这场“衡山论剑”为后来佛教的“南岳时代”揭开了序幕。
宋元嘉二十年（443年），宗炳逝世，时年69岁。衡阳王刘义季与司徒、江夏王刘义恭书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始终可嘉，为之恻怆，不能已已。”
有意思的是，宗炳之孙宗测（？—495）秉承祖父隐逸之风，少静，不乐人间，州举官，皆不就，答曰：“性同鳞羽，爱止山壑，眷恋松筠，轻迷人路，纵宕岩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鬓已白，岂容课虚责有限鱼慕鸟哉？”
乃写宗炳所画《尚子平图》于壁上，后往庐山，止于其祖父宗炳之旧宅，又尝游衡山七岭，著《衡山记》（当作于485—495年间），对研究古代的南岳衡山有着重要的价值。
郁达夫云：“江山也要文人捧。”昨天的文化就是今天的生产力，我等应该记住，一千多年前宗炳、宗测祖孙两人为衡山文化建设所做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