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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末的旧金山和圣克拉拉谷，各色文化潮流风起云涌，交汇碰撞。军工企业的发展壮大开启了科技革命，革命浪潮迅速席卷了电子公司、微芯片制造商、视频游戏设计公司和计算机公司。黑客亚文化群体蓬勃发展，计算机迷、电话飞客、赛博朋克、计算机爱好者和一般极客云集于此，还有主张打破惠普模式的工程师和他们无所适从的子女。一些准学术团体开始研究迷幻药的效果，其中的试验者包括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和著名作家肯·凯西（Ken Kesey）。恩格尔巴特来自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后来参与开发了鼠标和图形用户界面。凯西经常邀请乐队举办声光迷幻派对，这支乐队就是后来的感恩至死乐队（Grateful Dead）。湾区“垮掉的一代”发起了嬉皮士运动，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催生了富有反叛精神的政治活跃分子。除此之外，禅宗和印度教、冥想和瑜伽、原始尖叫疗法和感觉剥夺、伊莎兰按摩法和电休克疗法等五花八门的自我实现运动风靡一时，众人争相追寻开悟之道。
1976年，丹尼尔·科特基和乔布斯在大西洋城电脑节上展示Apple I
嬉皮士理念与计算机力量相互交织，开悟之道和科技发展彼此融合，这种交融在乔布斯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每天早上进行冥想，白天去斯坦福大学旁听物理课，晚上到雅达利上班，同时梦想着创建自己的事业。回想彼时彼地，乔布斯说：“纷乱之中酝酿着伟大，最好的音乐在这里诞生——像感恩至死乐队、杰斐逊飞机乐队（Jefferson Airplane）、琼·贝兹（Joan Baez）、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等。集成电路也在不断发展，《全球概览》（ Whole Earth Catalog ）等杂志问世了。”
技术专家和嬉皮士起初的相处并不融洽。许多反主流文化人士对计算机忧心忡忡，将其视作五角大楼和统治集团的奥威尔式专制的工具。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就曾在《机器神话》一书中警告说，计算机正在吞噬我们的自由，破坏“提升人生品质的价值取向”。当时穿孔卡片上的一条警告语“请勿折叠、卷曲或磨损”，也成为左派反战人士的讽刺用语。
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形势则悄然发生了改变。研究反主流文化与计算机产业融合的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出版《睡鼠说》一书，书中写道：“人们曾将计算机视为官僚统治的工具，对其嗤之以鼻。但现在计算机摇身一变，成为大众进行自我表达和自由解放的符号。”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在1967年创作了诗歌《由爱的恩典机器照管一切》，对上述思潮进行了诗意的描绘。蒂莫西·利里宣称个人计算机已成为新型迷幻药，又在几年后把自己那句著名的口号改为“打开，启动，接入”（“Turn on, boot up, jack in”），进一步印证了计算机和迷幻药的相互融合。音乐家波诺（Bono）和乔布斯逐渐成为朋友，他们两个人经常讨论为什么反而是沉溺于摇滚乐和毒品的湾区反主流文化分子帮助开创了个人计算机产业。波诺说：“21世纪的开创者是像史蒂夫这种来自西海岸的嬉皮士，他们吸着大麻、穿着凉鞋，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东海岸、英国、德国和日本的等级制度充满限制，无法激发标新立异的思考方式。20世纪60年代孕育了无政府主义心态，为设想前所未有的未来提供了理想土壤。”
有一个人推动了反主流文化人群与黑客的联合，这个人就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布兰德爱开玩笑，颇有远见，数十年间不断制造快乐、激发灵感。他也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帕洛阿尔托进行的迷幻药研究，和肯·凯西同为试验者。两人后来联手创立了迷幻旅行狂欢节，而这一狂欢节也出现在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小说《电子酷爱酸性测试》（ 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 ）的开头中。布兰德还和道格·恩格尔巴特共同开创了利用声光演示高新科技的方法，将其命名为“演示之母”。布兰德后来说：“我们这一代人大多蔑视计算机，认为计算机是集权控制的化身，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后来被称作‘黑客’的人——选择接纳计算机，将其变为解放的工具。这才是真正通往未来的康庄大道。”
布兰德曾把一辆卡车改装成“全球卡车商店”。最初，布兰德只是开着卡车到处出售各种实用的工具和学习材料。1968年，他想要扩大影响力，于是创办了《全球概览》杂志。创刊号的封面就是那张著名的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副标题是“获取工具之道”。杂志的核心理念是“科技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布兰德在创刊号的第一页上写道：“内在力量和个人权力蓬勃发展，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自我教育，寻求灵感，塑造环境，与任何感兴趣的人分享自己的探索经历。《全球概览》的宗旨就是发掘并推广自我发展的工具。”接着，他引用了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一首诗，开头是：“我从可靠的工具和机械中看到了上帝。”
乔布斯成为《全球概览》的忠实读者。他尤其喜欢1971年的停刊号。停刊那年，乔布斯还在上高中，后来读大学、加入大同农场，他一直把这期杂志带在身边。乔布斯回忆道：“停刊号的封底上是一幅清晨乡间小路的照片，就是那种喜欢冒险的人在路边搭便车时会看到的景象。照片上面印了一行字：‘求知若饥，虚心若愚。’”。《全球概览》推崇文化融合，而布兰德认为乔布斯就是文化融合最纯粹的化身：“史蒂夫就站在反主流文化与科技的交会点，他看到了工具为人所用的本质。”
布兰德出版杂志得到了波托拉协会（Portola Institute）的协助。波托拉协会是致力于计算机教育新兴领域的基金会，还协助成立了人民计算机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人民计算机公司虽然名为“公司”，实际上是一个提供最新计算机新闻的组织，其口号是“为人民提供计算机力量”。公司偶尔会在星期三晚上举行聚餐，戈登·弗伦奇（Gordon French）和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是聚餐的常客。这两个人决定创立一个更加正规的俱乐部，分享有关个人电子产品的最新消息。
1975年1月出刊的《大众电子》（ Popular Electronics ）杂志封面上刊登了第一台个人计算机——牛郎星（Altair），这让他们两个人备受鼓舞。牛郎星本身没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在电路板上焊接了一堆总价495美元的元器件，能执行的任务也屈指可数，但对于计算机爱好者和黑客来说，牛郎星预示着一个新纪元的到来。读了这期杂志后，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就着手为牛郎星开发了一版BASIC程序（BASIC是一种简单易用的编程语言）。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也关注了牛郎星。在新成立的计算机俱乐部举办的第一次活动上，当弗伦奇和摩尔展示公司刚收到的牛郎星时，这台计算机立刻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新成立的俱乐部名为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一如《全球概览》杂志，俱乐部也推崇反主流文化和科技的交融碰撞。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之于个人计算机时代，有如土耳其人头咖啡厅（Turk’s Head coffeehouse）之于约翰逊博士（Dr.Samuel Johnson）时代，是思想的交流传播之地。俱乐部的首次活动于1975年3月5日举行。在活动举办前，摩尔在弗伦奇位于门洛帕克的车库里制作了活动传单，传单上写道：“你的计算机是自己组装的吗？你的终端机、电视机、打字机也是自己组装的吗？若是如此，欢迎来参加本俱乐部的活动，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共话组装之趣。”
艾伦·鲍姆在惠普的公告板上看到了这张传单，就给沃兹尼亚克打电话，叫他一起去参加。“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夜晚之一。”沃兹尼亚克回忆说。活动的举办地点在弗伦奇的车库。车库的大门敞开着，来参加活动的有差不多30人，他们轮流介绍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沃兹尼亚克后来坦白说自己当时极为紧张。据摩尔的会议记录，沃兹尼亚克说自己喜欢“电子游戏、酒店付费电影、科学计算器设计和电视机终端设计”。活动上展示了新上市的牛郎星，但沃兹尼亚克觉得更重要的是一张微处理器的规格表。
微处理器就是一个包含整个中央处理单元的芯片。他在心里琢磨着微处理器这个东西，突然灵感乍现。他当时正在设计一个带有键盘和显示器的终端机，这套设备可以连接到远处的一台小型计算机上。而有了微处理器，他就可以把小型计算机的部分功能转移到终端机上，把终端机变成一台独立的小型台式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键盘、显示屏和计算机整合起来，制造出一套个人电脑——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成功预测了未来的个人电脑形态。沃兹尼亚克说：“关于个人电脑的想法突然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在纸上设计草图，后来的Apple I（第一代苹果电脑）就是这么来的。”
沃兹尼亚克本来计划使用与牛郎星相同的微处理器，也就是英特尔8080。但一个微处理器的价格“几乎比我每月的房租还要高”，所以他开始四处寻找替代品。他发现摩托罗拉6800更便宜，一个在惠普的朋友能以40美元的单价买到它。他后来又找到摩思科技公司（MOS Technologies）制造的一款芯片，性能与前者相当，而售价只要20美元。使用便宜的元器件能让他组装的机器价格更加亲民，但也带来了一个长期代价：英特尔的芯片最终成为行业标准，而苹果电脑与之并不兼容，这一问题困扰了苹果公司多年。
每天从惠普下班后，沃兹尼亚克会先回家用微波炉热一份冷冻快餐，吃完后再回公司，熬夜设计自己的电脑。他把元器件摆在工位上，在主板上确定各个元器件的位置后进行焊接。然后他开始编写程序，用代码控制微处理器在屏幕上显示图像。因为他没钱租计算机时段，所以只能手写代码。几个月后，万事俱备，沃兹尼亚克开始进行测试。“我在键盘上敲了几下，然后就被震惊了！这些字母出现在了显示屏上。”这是个人计算机发展的里程碑事件，时间是1975年6月29日，星期日。沃兹尼亚克说：“在键盘上敲击按键，字母就能立刻显示在电脑屏幕上，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
这台机器让乔布斯叹为观止，他连珠炮似的向沃兹尼亚克发问：这台电脑能联网吗？有没有可能添加一个磁盘来存储资料？他也开始帮沃兹找元器件。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芯片）尤其重要。乔布斯打了几个电话，就免费从英特尔搞到了一些元器件。沃兹尼亚克说：“史蒂夫就是这样的人，他懂得如何跟销售代表交涉。换了我肯定不行，我太腼腆了。”
乔布斯开始跟沃兹尼亚克一起参加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活动，他会带着显示器帮忙安装电脑。俱乐部的活动已经吸引了100多个计算机爱好者，地点也从车库搬到了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礼堂。俱乐部的主持人是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他手拿激光笔，主持风格自由轻松。费尔森斯坦也是计算机世界与反主流文化融合的代表人物。他从工程学院辍学，曾参与言论自由运动，也是一名反战活动分子。他曾为地下报纸《伯克利芒刺报》（ Berkeley Barb ）撰稿，后来又搞起老本行，成为一名计算机工程师。
在活动现场，害羞的沃兹一般都不怎么上台说话，但等到活动结束后，大家会把他的机器团团围住，这时他就会骄傲地展示自己的最新进展。摩尔打造的俱乐部精神是互相交换、无偿分享，不以商业盈利为目的。沃兹说：“俱乐部的主题就是助人为乐。”这也符合黑客群体信奉的原则：信息应该是免费的，权威是不可信赖的。沃兹尼亚克说：“我之所以设计Apple I，就是因为我想将它免费分享给别人用。”
比尔·盖茨并不赞同这一理念。盖茨在和保罗·艾伦合作开发出牛郎星电脑的BASIC程序后，发现俱乐部的成员制作了程序副本，互相分享，而且没有向他支付任何费用。震惊之余，他给俱乐部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大声疾呼：“大多数计算机爱好者一定清楚地知道，你们当中大多数人使用的软件都是偷来的。这公平吗……如此一来，谁还会呕心沥血地开发软件？这么专业的东西被人盗用，自己却一无所获，谁能受得了……如果有人愿意付费，我将不胜感激。”这封信后来广为人知。
史蒂夫·乔布斯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不希望沃兹尼亚克将自己的发明创造免费送人，无论是蓝盒子，还是计算机。所以他劝沃兹以后不要再免费提供自己的设计原理图。乔布斯说，大多数人都没有时间自己动手组装，“我们为什么不把电路板做好，然后卖给他们呢？”这就是两人合作关系的一个真实写照。沃兹尼亚克说：“每当我做出很棒的设计，史蒂夫都会想办法为我们赚钱。”沃兹尼亚克承认他自己肯定想不到还能这样做。“我从来没想过要卖电脑，是史蒂夫说：‘我们展示一下，卖几台试试。’”
乔布斯制订了计划。他准备找一个雅达利的同事，花钱请他绘制电路板的设计图，然后找厂商生产50个左右。生产的成本约为1000美元，设计费另算。每块电路板的售价可以定在40美元，这样利润就在700美元左右。沃兹尼亚克对于能否将电路板全部售出表示怀疑。他说：“我觉得我们肯定不能收回成本。”他的房东已经看他不痛快了——他的支票被银行拒付，现在房东要求他每个月的房租要用现金支付。
乔布斯知道如何说服沃兹尼亚克。他没有说“我们肯定能发财”之类的话，而是说这会是一次有趣的冒险。“就算赔了钱，我们还会有一家公司，这可是我们这辈子第一次拥有一家公司。”乔布斯开着自己的大众露营车，对坐在车里的沃兹尼亚克如是劝说。沃兹尼亚克立刻就心动了——开公司可比赚钱有意思多了。他说：“一想到我们两个要一起创业了，我就觉得很激动、很期待。我当时想，我一定要加入。我怎么可能拒绝呢？”
为了筹集所需资金，沃兹尼亚克卖掉了自己的惠普65计算器，他要价500美元，但买家最后只给了一半的钱，而乔布斯则以15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大众汽车。但买车的人两周后来找乔布斯，说发动机坏了，乔布斯最后同意承担一半的维修费。虽然出现了这些小挫折，但他们现在已经筹措到1300美元的运营资金，外加一个产品设计方案和商业计划。他们即将创立属于自己的电脑公司。
既已决定创业，就要给公司取个名字。乔布斯此时又去了大同农场帮忙修剪格拉文施泰因苹果树，沃兹尼亚克去机场接他回来。在回洛斯阿尔托斯的路上，两人讨论了公司名称的各种选择。他们考虑了一些典型的科技词语，比如“矩阵”，也尝试了自创新词，比如Executek
，还想到一些直白无趣的名字，比如“个人电脑公司”。因为乔布斯想在第二天就提交注册文件，所以他们需要尽快决定。最后，乔布斯提议叫“苹果电脑”（Apple Computer）。他解释说：“那段时间我的主要食物就是水果，我又刚从苹果农场回来。‘苹果电脑’这个名字听上去很有趣，也有活力，不会让人望而生畏。‘苹果’削弱了‘电脑’的凌厉感，增加了亲和力。另外，电话簿是按首字母排序的，所以苹果（Apple）电脑会排在雅达利（Atari）前面。”他跟沃兹尼亚克说，如果他们第二天下午还没想到更好的名字，就用“苹果电脑”。公司的名字就此敲定。
“苹果”——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这个词给人以友好、简约之感，作为电脑公司的名字，既让人感觉有点儿出其不意，又充满亲和力。“苹果电脑”略显反主流，飘溢着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气息，而且美国味儿十足。“苹果”和“电脑”两个词结合在一起，剑走偏锋，意趣盎然。迈克·马库拉不久之后成为这家新公司的首任董事长，他这样评价道：“这个名字不太符合常规，所以才会吸引眼球，让人不由自主琢磨再三：苹果和电脑，两样东西没什么联系啊！所以这个名字帮助我们提高了品牌知名度。”
沃兹尼亚克还没有准备好全职加入苹果。他在内心深处还是一个惠普人，对惠普很有认同感，所以还想继续保住在惠普的全职工作。乔布斯意识到自己得找个盟友，一来可以说服沃兹尼亚克，二来如果两个人意见出现分歧，这个人可以起到调停的作用。所以他请来了朋友罗恩·韦恩，就是那个曾经开过老虎机公司，后来在雅达利当工程师的中年男人。
韦恩知道，让沃兹尼亚克离开惠普有点儿难度，现阶段也没必要这么做。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说服沃兹，让他同意把电脑设计的所有权归苹果。韦恩说：“沃兹研发的电路对他来说就像自己的孩子，他希望在其他设备中也能使用这些电路，或者让惠普使用。我和乔布斯知道这些电路将是苹果的核心。我们三个人在我的公寓讨论了两个小时，最终，我说服沃兹接受了这个建议。”韦恩的说辞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只有与出色的营销人员合作，才可能在计算机发展史上留名，而要达成合作，沃兹尼亚克就要让自己的设计专属于合伙公司。乔布斯觉得韦恩口才了得，他心怀感激，主动把新公司10%的股份送给韦恩。这样一来，如果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在某个问题上出现分歧，他可以成为最终做决策的关键人物。
韦恩说：“他们两个人的性格有天壤之别，结合在一起却构成了一支强大的联盟。”乔布斯有时如魔鬼附身，而沃兹却天真无邪，仿佛始终有天使萦绕身边。为了实现目标，乔布斯会发挥虚张声势的本领，甚至会不时地操纵他人。他有时魅力四射，蛊惑人心，有时又冷酷无情，野蛮粗暴。相比之下，沃兹尼亚克生性腼腆，不善社交，给人一种纯真可爱的感觉。乔布斯说：“沃兹在某些方面非常聪明，可是像他这样的大师虽然精通自己的专业，但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却无所适从。我们两个优势互补，天生一对。”乔布斯非常佩服沃兹尼亚克在电子工程方面的才华，觉得他如变魔法般神奇，而沃兹尼亚克也觉得乔布斯的商业能力令人钦佩，两个人互相仰慕的情感也有助于团队合作。沃兹尼亚克回忆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也不想冒犯别人，但史蒂夫就能给自己不认识的人打电话，让他们按照他的意志行事。他如果觉得谁不够聪明，态度就会特别粗暴，但是他从来不会粗鲁地对待我。即使后来我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无法让他满意，他也没对我发过脾气。”
虽然沃兹尼亚克已经同意把最新电脑设计的所有权给予苹果，但他还是觉得应该先把设计拿给惠普公司看，因为自己毕竟在惠普上班。“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自己在职期间的设计告知惠普。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才符合道德标准。”因此，1976年春，沃兹尼亚克向惠普管理层展示了自己的设计。参会的公司高管对沃兹的设计赞赏有加，但也面露难色，最终表示惠普无法开发这个产品。沃兹的这个设计至少在现阶段看来面向的是计算机爱好者这个群体，所以并不适合惠普的高端目标市场。沃兹尼亚克说：“这个结果让我很失望，但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思，我终于可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加入苹果了。”
1976年4月1日，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一同来到韦恩位于山景城的公寓起草合作协议。韦恩表示自己有一些“法律文书写作”经验，所以就自己草拟了这份长达三页的文件。他果真很懂法律用语，不同段落的开头颇为花哨：“兹鉴于……特此注意……考虑到各方利益分配……”虽然文风华而不实，但协议还是写清楚了股权和利润分配比例——乔布斯、沃兹尼亚克和韦恩三人分别占有45%、45%和10%。协议还规定，所有超过100美元的支出都需要经过至少两位合伙人的同意。各方责任也非常明确：“沃兹尼亚克将承担电子工程的一般和主要责任；乔布斯将承担电子工程和市场营销的一般责任；韦恩将承担机械工程和文书相关的主要责任。”最后，三人分别签署了文件，乔布斯用小写字母签名，沃兹尼亚克小心翼翼地用手写花体签名，韦恩的签名则歪歪扭扭，难以辨认。
韦恩很快就临阵退缩了。签署协议后，乔布斯就开始计划扩大借款规模，增加投资，这不禁让韦恩想到了自己创业失败的经历，他不想重蹈覆辙。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没什么个人资产，但是韦恩的床垫底下却藏了不少金币（因为他担心某天出现全球金融大崩盘）。苹果是一个简单的合伙企业，而不是法人实体，所以合伙人个人要对债务负责，韦恩担心万一将来公司赔了钱，自己还要被债权人追究责任。因此，短短11天后，他就带着一份“退出声明”和修改后的合伙协议来到了克拉拉县的办公室。新协议开头写道：“经协议各方重新评估，韦恩将不再以合伙人身份参与公司运营。”协议中提到，因为韦恩在公司持股10%，他拿到了800美元，不久之后，公司又向他支付了1500美元。
如果他继续持有苹果公司10%的股份，到2013年，这些股份的价值将接近400亿美元。而现实情况却是，他独自一人居住在内华达州帕朗市的一座小房子里，靠社会保险金度日，有时玩玩老虎机。他后来声称自己并不后悔。“我当时为自己做了最佳选择。他们两个人做事风风火火，我知道自己承受能力有限，经不起折腾和大风大浪。”
随着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签约，苹果公司正式成立。没过多久，两人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一次活动上共同登台展示产品。沃兹尼亚克举起一块他们最新生产的电路板，介绍了微处理器、8KB内存，还有他写的BASIC语言程序。他还强调：“最重要的是这个产品包含一个键盘，敲击键盘就可以手动输入信号，不必再依靠笨重含混、嵌着一堆灯泡和开关的面板。”接下来，轮到乔布斯登场了。他指出，与牛郎星不同，苹果的这款产品已经内置所有核心组件。然后他向听众提出问题：人们愿意为这样一台神奇的机器支付多少钱呢？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看到苹果惊人的价值。乔布斯也将这种推介手法贯穿于苹果公司之后数十年的产品营销中。
然而，大多数听众对此并无多大兴致，因为苹果的产品用的微处理器是个便宜货，而不是英特尔8080。有一个重要的听众却没有随众人散去，而是留下来了解了更多信息。他的名字叫保罗·特雷尔（Paul Terrell）。1975年，他在门洛帕克的国王大道上开了一家字节电脑商店（Byte Shop）。一年后，他已经拥有三家门店，还计划把连锁店开到全国。乔布斯非常兴奋，私下又给特雷尔展示了一次。他说：“看看这个，你肯定会喜欢的。”特雷尔觉得产品不错，就把自己的名片给了乔布斯和沃兹，说：“保持联系。”
第二天，乔布斯光着脚走进了字节电脑商店，对特雷尔说：“我来保持联系了。”他巧舌如簧，成功达成一笔交易。特雷尔同意订购50台电脑，但有一个条件：他想要的不仅仅是价值50美元的印刷电路板，因为这样的话，顾客还得另外购买芯片自行组装。这也许能吸引一些水平高超的电脑爱好者，但大多数客户是不会自己组装的。所以他希望拿到完全组装好的电路板，并愿意为每台设备支付500美元，货到付款，现金结算。
乔布斯立即给还在惠普上班的沃兹打了电话，问他：“你现在是坐着吗？”沃兹说没有。但乔布斯还是直接把好消息和盘托出。沃兹尼亚克回忆说：“我被震惊了，彻底震惊了。那一刻让我终生难忘。”
为了完成订单，乔布斯和沃兹需要购买价值1.5万美元的元器件。曾在霍姆斯特德中学跟他们一起搞恶作剧的艾伦·鲍姆和他的父亲同意借给他们5000美元。乔布斯又尝试从洛斯阿尔托斯的一家银行贷款，但银行经理只是打量了他一眼，就不出意料地拒绝了他。乔布斯又去了哈尔泰克电子器材商店，告诉老板可以用元器件换苹果的股份，但老板觉得他们不过是“两个邋里邋遢的毛小子”，也断然拒绝。雅达利公司的奥尔康说可以卖给他们芯片，但需要预付现金。最后，乔布斯说服克拉默电子公司（Cramer Electronics）的经理亲自打电话给保罗·特雷尔，以确认他真的在苹果公司下了这笔价值2.5万美元的订单。特雷尔当时正在开会，突然听到广播寻人，说他有一个紧急电话（乔布斯一直打个不停）。克拉默电子公司的经理在电话里询问特雷尔说有两个衣冠不整的小子来到他店里，说有字节电脑商店的订单，这事儿是真的吗？待特雷尔确认后，这位经理才同意让乔布斯先把元器件拿走，30天以后付钱。
为了生产出50个Apple I主板，乔布斯将他位于洛斯阿尔托斯的房子改头换面，变成了组装车间。他们必须在30天内把组装完成的主板交付给字节电脑商店，以拿到货款去支付元器件的费用。乔布斯和沃兹找来了所有能帮忙的人：丹尼尔·科特基和他的前女友伊丽莎白·霍姆斯（她已经脱离了邪教组织），还有乔布斯有孕在身的妹妹帕蒂。帕蒂结婚以后空出的卧室、厨房的桌子，还有家里的车库，都变成了他们的工作区。霍姆斯上过珠宝课，所以由她负责焊接芯片。霍姆斯回忆说：“大部分芯片都焊得不错，但有几个被我滴上了助焊剂。”对此，乔布斯大为光火，口出怨言：“我们可没有多余的芯片。”事实也的确如此。于是他把霍姆斯调去了厨房，坐在餐桌旁负责记账和文书工作，换由他焊接芯片。他们每做完一块电路板，就交给沃兹尼亚克。沃兹尼亚克说：“我会把组装好的电路板连接到电视屏幕和键盘上进行测试，看其能否正常工作。如果没问题，就放进包装盒里，如果有问题，我就要想办法确定是哪个管脚没有插好。”
保罗·乔布斯也暂停了修理旧车的副业，把整个车库让给了苹果团队。保罗在车库里放了一张长长的旧工作台，在刚弄好的石膏板墙上挂了一张电脑示意图，又安装了几排抽屉，贴上标签，用来盛放元器件。他还用几盏加热灯组装了一个高温箱，测试电脑主板在高温下连夜运转的状态。每当有人忍不住发脾气（有乔布斯在，发脾气是家常便饭），保罗就会平静地问：“怎么了？火烧屁股了？”保罗偶尔也会把那台电视机借回去看一场球赛。休息的时候，乔布斯和科特基经常在外面的草坪上弹吉他。
家里的房间几乎堆满了元器件，到处都是客人，克拉拉·乔布斯对此并不介意，让她感到沮丧的是儿子的饮食习惯越来越怪。霍姆斯回忆说：“史蒂夫的饮食强迫症花样很多，克拉拉听到之后就会翻白眼。她只是想让儿子吃得健康一点儿，但史蒂夫却总是发表一些奇奇怪怪的言论，比如‘我是果食主义者，我只吃处女在月光下采摘的树叶’。”
沃兹尼亚克检验完12个组装好的电路板，确认合格后，乔布斯就开车把产品送到了字节电脑商店。特雷尔看到产品大吃一惊——他本来以为最终的产品会更像成品，而乔布斯拿来的电路板没有电源，没有机箱，没有显示器，也没有键盘。但是乔布斯死死盯着特雷尔，要求他必须遵守约定。特雷尔只好同意收货付款。
30天以后，苹果已经几近盈利。乔布斯回忆说：“因为我的采购价格很划算，所以组装电路板的成本比预想的要低，我们卖给字节电脑商店那50块主板拿回来的钱足够支付100块主板的材料费。”他们把剩下的50块主板卖给了朋友和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伙伴，真正实现了盈利。
伊丽莎白·霍姆斯正式成为兼职记账员，时薪为4美元。她每周从旧金山开车过来一次，研究如何把乔布斯的支票簿记入公司账簿。为了让苹果看起来像一个正规公司，乔布斯租用了电话应答服务，所有的电话留言都会被转到他母亲那里。罗恩·韦恩给公司设计了一个商标，他用维多利亚时代插图小说的华丽线描风格画了一幅牛顿坐在树下的图像，边框上还引用了诗人华兹华斯的一句诗：“一个永远在奇妙的思想海洋中独自航行的灵魂。”这个格言略显奇怪，比起苹果电脑的风格，更符合韦恩对自我形象的认知。也许华兹华斯描述法国大革命初期参与革命的人的心境的那首诗更加贴切：“能活在那样的黎明已是至福，若加上年轻，简直就是天堂！”沃兹尼亚克后来兴高采烈地说：“我觉得我们正在参加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我很高兴能成为其中一员。”
沃兹已经开始思考下一代电脑的设计了，所以他们给现在的模型取名为Apple I。乔布斯和沃兹开着车在国王大道上来来回回，希望能找到可以出售电脑的电子产品商店。他们卖了50台电脑给字节电脑商店，卖了剩下50台给身边好友，然后又组装了100台，想买给零售店。不出意料，两个人的理念再次发生冲突：沃兹尼亚克设想的售价只是略高于成本价，但乔布斯想大赚一笔。最后沃兹还是听了乔布斯的。乔布斯最终将零售价定为666.66美元，这比给特雷尔和其他商店的批发价500美元高出33%，是成本价的三倍左右。沃兹尼亚克说：“我一直都很喜欢重复的数字，我的‘打电话听笑话’服务号码是255-6666。”他们两个都不知道，在《圣经·启示录》中，666代表了“野兽的数量”，那一年的热门电影是《凶兆》，里面的666是恶魔的数字，所以他们很快就遭到投诉。（2010年，佳士得以21.3万美元的价格成功拍卖了一台1976年的Apple I。）
1976年7月号的《界面》（ Interface ）杂志刊登了对这款新机器的首篇专题报道。这是一本面向计算机爱好者的杂志，现在已经停刊。当时乔布斯和朋友们还只是在他家弄了个手工作坊，但杂志已经把乔布斯称作“市场总监”和“雅达利的前私人顾问”了。这让苹果听起来像一家货真价实的公司。文章中这样写道：“史蒂夫与许多电脑俱乐部保持沟通，时刻把握着这个年轻行业的脉搏。”文章还引用了乔布斯的话：“如果我们能读懂他们的需求、感受和动机，我们就能做出恰当的回应，提供他们所需、所想的产品和服务。”
那个时候，除了牛郎星计算机，其他的竞争产品也相继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英特尔的IMSAI8080和处理器科技公司（Processor Technology Corporation）的SOL—20。SOL—20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李·费尔森斯坦和戈登·弗伦奇设计的。1976年的劳工节周末，首届“年度个人电脑节”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一家破旧的酒店里举行，酒店就坐落在一条腐烂的木板路上。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搭乘环球航空公司的航班先飞往费城。他们把Apple I放在一个雪茄箱子里，把沃兹正在开发的第二代电脑原型机放在另一个雪茄箱子里。费尔森斯坦就坐在他们后面一排。他看了看Apple I，表示这台电脑“毫不起眼”。沃兹尼亚克听着后排的评论，感到特别气馁。他回忆说：“我们听到他们用很高深的商业术语聊天，说的都是我们没听过的缩略词。”
到了大西洋城，沃兹尼亚克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酒店房间调整新一代原型机。在展厅现场，沃兹非常腼腆，不敢站到苹果的展台后面（主办方把苹果公司的展台安排在了展厅后侧）。当时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尔·科特基从曼哈顿乘火车赶来。他负责照看展台，而乔布斯就在展厅里四处走动，观摩竞品。一圈看下来，他觉得别人的产品并不惊艳，于是放下心来——沃兹尼亚克就是最好的电子工程师，Apple I（当然还有第二代产品）在性能方面独占鳌头。不过，SOL—20的外观更好，有一个造型优美的金属外壳，还有键盘、电源和电缆，看起来像成年人生产的机器。相比之下，Apple I就像其创作者一样邋里邋遢，毫无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