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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2月，在里德学院晃荡了18个月之后，乔布斯决定搬回父母家。他回到洛斯阿尔托斯，准备找份工作。找工作并不难——在20世纪70年代的高峰时期，《圣荷西水星报》（ San Jose Mercury ）分类广告的科技类招聘广告长达60页。其中一则广告吸引了乔布斯的注意，广告语是“玩得开心赚得多”。那一天，乔布斯走进了电子游戏制造商雅达利公司的大厅。他不修边幅，发型凌乱，衣着邋遢，让人事主管颇为吃惊。乔布斯表示，如果他们不给他一份工作，他是不会离开的。
雅达利的创始人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企业家，名叫诺兰·布什内尔。布什内尔充满魅力，富有远见，还颇具表现力——从这些方面看，他可以成为乔布斯的另一个榜样。成名之后，布什内尔开过一阵劳斯莱斯，偶尔在按摩浴缸里召开员工会议，大家一边开会一边吸食大麻。跟弗里德兰一样，布什内尔也懂得如何以个人魅力蛊惑人心，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哄骗恐吓他人，扭曲现实。乔布斯后来也学会了这种做法。布什内尔的首席工程师是阿尔·奥尔康。此人身材健壮，性情乐观，为人老成持重，做事脚踏实地，在公司里扮演“定海神针”的成年人角色：他一方面要努力帮布什内尔把公司的愿景变为现实，另一方面要在布什内尔兴奋过头的时候对其加以规劝。公司当时开发的热门电子游戏名为《乓》，由两名玩家用屏幕上两条可移动的线作为球拍，一起打光点乒乓球。（如果你不到30岁，你可以去问问你父母这个游戏是什么样子的。）
乔布斯脚踏凉鞋来雅达利大厅求职时，有人把当时的情景报告给了奥尔康。后来奥尔康回忆道：“有人跟我说：‘大厅里来了个嬉皮士小子，说不给他工作他就不走，我们是叫警察，还是让他进来？’我说那就把他带进来吧！”
就这样，乔布斯跻身雅达利公司50名元老级员工之列。他的工作是技术员，时薪5美元。“现在回想起来，录取一个里德学院的辍学生是有点儿奇怪，”奥尔康回忆道，“但我觉得他是个可塑之才。他非常聪明，很有热情，真心热爱科技产品。”奥尔康派乔布斯跟工程师唐·朗（Don Lang）一起工作。唐·朗是个正经严肃的人，他第二天就跟奥尔康抱怨：“这家伙是个嬉皮士，身上臭气熏天。你为什么要把他交给我？他根本不可理喻。”乔布斯坚信以水果为主的全素饮食不仅能防止黏液的产生，还能预防体臭，即使不常用除臭剂、不怎么洗澡也没事。如此看来，这个理论并不完全成立。
唐·朗和其他同事都想让乔布斯离开公司，但布什内尔想了一个办法。“乔布斯的体味和行为在我看来都不是问题。他是有点儿麻烦，但我还挺喜欢他的，所以我让他上夜班，这样他就能在公司继续待下去了。”等唐·朗和其他人下班之后，乔布斯就会来上班，他整夜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虽然离群索居，但乔布斯仍然以鲁莽无礼著称。偶尔有跟别人交流的机会，他也常常会称对方是“蠢货”。回顾过去，乔布斯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他说：“我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就一个原因——其他人太烂了。”
尽管乔布斯傲慢自大（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却获得了雅达利老板的青睐。布什内尔回忆说：“他比跟我共事的其他人更富哲学气质。我们会讨论和对比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我倾向于认为事情大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先天的‘程序’。如果信息足够完备，就可以预测一个人的行为和未来。而史蒂夫的看法正好相反。”这种看法也确实符合他“意志的力量可以扭曲现实”的信念。
乔布斯通过推动芯片升级帮助改进了一些游戏。布什内尔做什么都喜欢按照自己的规则来，这让乔布斯颇受启发，也有样学样。此外，他对雅达利游戏的简约性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喜爱。雅达利所有的游戏都不提供使用手册，力求简单到磕了药的大一新生都会玩儿。雅达利开发的《星际迷航》游戏只有两点使用说明：“1.插入硬币。2.避开克林贡人。”
并不是所有同事都对乔布斯避而远之。罗恩·韦恩就跟乔布斯成了朋友。韦恩是雅达利公司的一名绘图员，开过一家生产老虎机的公司，但这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乔布斯听说之后，开始对自己开公司这件事魂牵梦绕。他说：“罗恩很了不起，还自己开过公司。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乔布斯向韦恩提议两个人联手做生意：他可以借来5万美元，他们两个可以一起设计、销售老虎机。然而经历过商场失意的韦恩对此断然拒绝。韦恩回忆说：“我告诉他做生意是损失5万美元最快的方法，但我很佩服他，因为他有强烈的创业动力。”
一个周末，乔布斯到韦恩的公寓玩儿。跟往常一样，两个人开始讨论一些哲学问题。韦恩说他有事要告诉乔布斯。乔布斯回答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觉得你喜欢男人。”韦恩说没错。乔布斯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同性恋者。韦恩帮助我树立了对同性恋人群的正确看法。”乔布斯问他：“那你看到美女是什么感觉？”韦恩回答说：“就好像看到了一匹骏马。你会欣赏马的美，但不会想跟马睡觉，只是在欣赏美本身。”韦恩说他之所以告诉乔布斯自己是同性恋者，是因为他相信乔布斯的人品。“在雅达利没有人知道我是同性恋者。在我的一生中，知道这件事的人也寥寥无几，但我当时就是觉得应该告诉他，我相信他可以理解我，而且这件事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有任何影响。”
乔布斯渴望在1974年初赚到一笔钱的一个原因是罗伯特·弗里德兰在前一年的夏天去了印度，他催促乔布斯也去印度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旅。弗里德兰在印度时曾跟尼姆·卡洛里·巴巴（“马哈拉吉”）学习，尼姆正是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精神导师。乔布斯觉得自己也应该去一趟印度，他还想叫上丹尼尔·科特基一起去。乔布斯的印度之旅不仅仅是为了冒险。他回忆道：“对我来说，这是一次严肃认真的探索。我对开悟很感兴趣，希望能想明白自己是谁，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科特基补充说，乔布斯踏上探索之旅的部分原因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他心里有个洞，他在千方百计地填补这个洞。”
乔布斯告诉雅达利的同事们他要辞职，去印度寻找精神导师，性格爽朗的奥尔康被逗乐了。他说：“乔布斯走进办公室，盯着我说：‘我要去寻找我的精神导师了。’我说：‘真的吗？太棒了，别忘了给我写信！’他说希望我能帮忙出点儿钱，我说：‘做梦！’”奥尔康想出了一个办法。雅达利公司正在制造一批配件，配件会先发往慕尼黑，在当地组装完毕后，由都灵的批发商分销。这之中有一个问题：游戏都是按照美国每秒60帧的帧频设计的，但欧洲的帧频是每秒50帧，所以会出现让人头疼的干扰问题。于是，奥尔康与乔布斯研究出一个解决方案，提供经费让乔布斯前往欧洲解决这个问题。“从欧洲去往印度肯定更便宜。”奥尔康说。乔布斯表示同意。于是，奥尔康派他上路，并叮嘱他：“代我向你的精神导师问好。”
乔布斯在慕尼黑待了几天，成功解决了干扰问题。但仅仅是这短短的几天，他就也让西装笔挺的德国经理困扰不已。他们向奥尔康抱怨说，这个人穿得像个流浪汉，身上有股异味，而且举止粗鲁。“我问：‘他把问题解决了没有？’他们说解决了。我说：‘好吧，再有问题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像他这样的人，我这里多得是！’他们说：‘不必了，下次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而乔布斯也很不高兴，因为德国人一直让他吃肉和土豆。他在电话中对奥尔康也是一通抱怨：“德语里甚至连‘素食者’这个词都没有。”（其实有。）
乔布斯的下一站是去都灵找经销商。这次他的心情舒畅了许多，因为当地的意大利面很好吃，经销商也更为热情友善。他回忆说：“我在都灵的几周过得很开心，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工业城市。经销商每晚都会带我到一家餐厅吃饭，这家餐厅只有8张桌子，没有菜单。你只要告诉店员自己想吃什么，他们就会给你做出来。其中一张桌子是为菲亚特的董事长准备的。这家餐厅非常棒。”接着，乔布斯又从都灵去了瑞士的卢加诺，在弗里德兰的叔叔家里待了几天，然后坐飞机去了印度。
到达新德里后，乔布斯一下飞机就感到滚滚热浪从地面升腾而起，尽管当时才4月。他来到别人推荐的一家旅馆，但已经客满，所以在出租车司机的强力推荐下乔布斯去了另外一家旅馆。“这个司机肯定拿了提成，因为他带我去的地方非常脏乱。”乔布斯问老板他们的水是不是过滤水，老板说是，乔布斯便信以为真。“我很快就得了痢疾。我病了，病得很重，高烧不退。也就一周的时间，我的体重就从72公斤掉到了54公斤。”
等到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可以四处走动的时候，乔布斯决定离开新德里。于是，他动身前往印度北部的赫尔德瓦尔。这个城市靠近恒河的源头，正在举行一个名为“大壶节”的节日庆典，1000万余人涌进了这座常住人口不到十万的小镇。“到处都是教徒，帐篷里住着这个导师、那个导师。还有人骑着大象，怪相丛生，无奇不有。我在那里待了几天，但觉得此地也不宜久留。”
他先乘坐火车，后换乘汽车，来到了喜马拉雅山脉的山麓，找到奈尼塔尔附近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就是尼姆·卡洛里·巴巴的住地（或者说故居所在地）。乔布斯到达村庄的时候，这位精神导师已经不在人世，至少其灵魂已经离开了原来的肉身。乔布斯在村庄里租了一间房，就睡在一张床垫上。房东一家给他提供了素食，好帮助他恢复健康。“一个在这里住过的旅客留下了一本英文的《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因为没什么事做，我把这本书读了好几遍，还经常在各个村子之间来回穿梭，痢疾也慢慢好了。”在此地静修的人群当中，乔布斯结识了一位叫拉里·布里连特（Larry Brilliant）的流行病学家。他致力于根除天花，后来主管谷歌的慈善部门和斯科尔基金会。他和乔布斯也成为终身好友。
一次，乔布斯听说有一位年轻的印度教圣人在组织信徒聚会，地点在一个富商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盖的庄园里。“在这里可以接触到灵修者和他的信徒，还能饱餐一顿，实在是个不错的机会。还没进入庄园我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我都饿得不行了。”乔布斯正忙着大快朵颐，这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圣人就把他从人堆里揪了出来，开始指着他狂笑。乔布斯回忆说：“他跑过来抓住我，嘴里发出‘嘟嘟’的声音，说‘你就像个小宝宝’，但我不喜欢以这样的方式被关注。”他拉起乔布斯的手，穿过虔诚的信徒，把他带了出去。他们爬上山，走到一口井和池塘的旁边。“我们坐下来之后，他拿出了一把剃须刀。我怕他是个疯子，心里还有些忐忑。结果他又拿出了一块香皂——当时我的头发很长——他用香皂在我的头发上打泡沫，然后把我的头发全剃了。他告诉我，这么做是为了拯救我，让我变得健康。”
丹尼尔·科特基在初夏抵达印度，乔布斯回到新德里跟他碰头。他们大部分时间会坐着公共汽车漫无目的地闲逛。这个时候，乔布斯已放弃寻找一位能够传授智慧的大师了，他想通过苦行经历、克制物欲和因陋就简来寻求开悟。但他依然无法获得内心的平静。科特基记得他曾和一个印度女人在村庄集市上大吵了一架，乔布斯坚称那个女人往卖给他们的牛奶里掺了水。
乔布斯有时也很大方。他们两个人到达马纳里镇的时候，科特基的睡袋被偷了，里面还装着他的旅行支票。“史蒂夫承担了我的饭钱，还给我买了回新德里的汽车票。”科特基回忆说。乔布斯还把自己剩下的100美元给了科特基，帮助他渡过难关。
乔布斯在印度待了7个月，其间只跟父母联系过几次。只有路过新德里时，他才会去当地的美国运通公司办事处给父母寄一封信。所以，当乔布斯突然从奥克兰机场打来电话，让他们二人过去接他的时候，他们颇为吃惊，立即从洛斯阿尔托斯开车前往。“我剃了光头，穿着印度棉质长袍，皮肤被太阳晒成了巧克力般的深棕红色。我坐在那里，父母从我面前经过五六次都没认出我来。最后，妈妈走上前来问我：‘是史蒂夫吗？’我说：‘嗨！’”
乔布斯随父母回到家，继续自我寻求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乔布斯尝试了很多种通往开悟的道路。他每天早上和晚上会练习冥想，学习禅宗，其他时间则去斯坦福大学旁听物理或工程课程。
乔布斯对东方精神、印度教和佛教禅宗的兴趣，以及他对开悟的追求，不仅仅是一个19岁青年的一时兴起。终其一生，乔布斯都在遵守东方宗教的许多基本戒律，比如强调体验“般若”，也就是通过集中精神，直观地体验智慧和认知性理解。多年后，坐在帕洛阿尔托家中的花园里，乔布斯回忆起这趟印度之行对自己的深远影响：
我回到美国后感受到的文化冲击比去印度时要大得多。生活在印度乡村的人们并不像我们这样运用头脑和知识，他们会运用直觉。印度人的直觉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发达得多。在我看来，直觉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比头脑和知识更强大。这种认知对我的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方的理性思维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征，而是后天习得的，是西方文明的伟大成就。印度乡村的人们从来没学过如何理性思考。他们学到的是另外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某些方面与理性思维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但在其他方面则不然。这就是直觉和经验智慧的力量。
我在印度农村生活了7个月，重返美国后，我不仅看到了西方世界理性思考的一面，也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疯狂。如果能静下心来观察，你会发现自己是如此躁动不安。如果努力想让头脑平静下来，你只会适得其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头脑会自己平静下来。这时，你就有空间听到更细微的声音——这是你的直觉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时，你对世界的认知会更加清晰，你更加能够活在当下。你的头脑会放慢节奏，每个瞬间都可以无限延伸。你会看到很多此前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一门学问，需要潜心钻研才能做好。
从那时起，禅宗就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一度考虑去日本的永平寺出家修行，但我的灵修导师劝我留在这里。他说，我想去那里找的一切东西，这里都有。他说得对。我明白了一句禅语的真谛：若是求师心诚，愿意不远万里去寻找他，那么他终会出现在你的身边。
果不其然，乔布斯真的就在自己家附近找到了一位导师，他就是《禅者的初心》一书的作者铃木俊隆。他创办了旧金山禅宗中心，每星期三都会来洛斯阿尔托斯，给一小群信徒授课，跟他们一起冥想。过了一段时间，他让助手乙川弘文在洛斯阿尔托斯开设了全天候的禅宗中心。乔布斯成为铃木俊隆的忠实信徒，跟他分分合合的女朋友克里斯安·布伦南、丹尼尔·科特基和女友伊丽莎白·霍姆斯也都追随这位大师。乔布斯也开始独自去位于卡梅尔附近的塔萨加拉禅修中心参加静修，这是乙川弘文的另一处授课地点。
科特基觉得乙川弘文很有意思。他回忆说：“他英语很不好，经常使用一些富有诗意、意味深长的短句，听起来就像在吟诵俳句。我们坐定听讲，但有一半时间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听他讲经布道，我觉得就是在玩儿，所以我很放松。”霍姆斯则更加投入，她说：“我们经常去参加乙川弘文禅师的冥想。我们坐在蒲团上，他坐在讲台上。我们学会了如何屏蔽干扰，这种体验特别神奇。在一个雨夜，我们跟着禅师冥想时，他教给我们如何利用周围的声音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冥想上。”
而乔布斯则极为投入。科特基说：“他变得非常严肃，认为自己很神圣，妄自尊大，简直让人受不了。”乔布斯几乎每天都去找乙川禅师，每隔几个月就与其一起闭关静修。“后来，我尽可能多地跟他待在一起，”乔布斯回忆说，“他的妻子是斯坦福大学的护士，他们有两个孩子。因为她上夜班，所以我就晚上到禅师家里找他。她半夜下班回家后就会把我赶走。”乔布斯有时候会跟乙川禅师讨论自己是不是应该出家修行，但乙川禅师不建议他出家，他认为乔布斯可以一边工作，一边修行，两者并不矛盾。师徒二人情谊深远，17年后，乙川弘文主持了乔布斯的婚礼。
乔布斯不懈追求对自我的理解和认知，几乎成了一种强迫症。他尝试过原始尖叫疗法。这种疗法是当时洛杉矶的心理治疗师阿瑟·贾诺夫（Arthur Janov）研发推广的。原始尖叫疗法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为基础，认为心理问题是因为压抑了童年时期的痛苦而造成的。贾诺夫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重新经历一次生命最初的痛苦，只是在这次体验的过程中，要把痛苦的感受充分表达出来（有时是通过尖叫来宣泄）。对乔布斯来说，原始尖叫疗法运用到了直觉感受和情绪反应，而不仅仅是理性分析，所以似乎比谈话疗法更可取。他说：“采取这种疗法不需要进行思考，直接行动就可以了：闭上双眼，屏住呼吸，深入情绪，等一切平复之后，你会对自己有更加深刻的认知。”
贾诺夫的一众信徒在尤金市的一家老旅馆里经营着一个名为“俄勒冈情感中心”的机构，而这家旅馆的管理者正是乔布斯在里德学院的精神导师罗伯特·弗里德兰。弗里德兰的大同农场就在附近。1974年末，乔布斯花了1000美元在那里报名参加了为期12周的治疗项目。科特基回忆说：“史蒂夫和我都追求个人成长，所以我也想跟他一起去，但我没那么多钱。”
乔布斯曾向亲密的朋友吐露心声说，自己一出生就被送养，从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这种身世给他造成了痛苦，所以他才想追寻自我。弗里德兰后来说：“史蒂夫无比渴望了解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这可以帮他更好地了解自己。”乔布斯从保罗和克拉拉·乔布斯那里得知他的亲生父母都是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他的生父可能是叙利亚人。他甚至想过雇一个私家侦探，调查亲生父母的下落，但是他决定暂时不这么做。他说：“我不想伤害我的父母。”他指的是养父母保罗和克拉拉。
伊丽莎白·霍姆斯说：“被领养这件事让他一直耿耿于怀，但他觉得自己需要从情感上接受这一现实。”乔布斯也曾对她坦白：“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我需要集中精力解决掉这个问题。”在这件事上，乔布斯对格雷格·卡尔霍恩吐露过更多心声。卡尔霍恩回忆说：“关于被收养这件事，他做了很多深刻的自我剖析，也跟我谈了很多。他尝试原始尖叫疗法和非黏液饮食都是为了进行自我净化，希望借此消解对身世的沮丧和无力感。他告诉我，他对被抛弃这件事感到深深的愤怒。”
约翰·列侬在1970年也接受了同样的原始尖叫疗法。那年12月，他和塑胶小野乐队（Plastic Ono Band）发布了歌曲《母亲》，剖析了列侬内心最深处的感受。列侬在歌词中透露了自己的身世：他从小被父亲抛弃，到了青少年时期，母亲又因车祸身亡。副歌部分有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吟唱，歌词是“妈妈不要走，爸爸快回家”。乔布斯经常听这首歌。
乔布斯后来说，贾诺夫的方法其实没什么效果。“他的方法现成又老套，后来我发现这个方法太过简单，显然不能让我对问题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但霍姆斯认为原始尖叫疗法让乔布斯更自信了：“参加治疗后，他身上出现了一些变化。他本身性格粗暴，但有段时间变得很平静。他更加自信了，自卑感也相应减弱。”
乔布斯认为他可以把这种自信的感觉传递给别人，驱使他们完成自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霍姆斯跟科特基分手后，加入了旧金山的一个邪教组织，该组织要求她跟过去所有的朋友断绝往来，但乔布斯对这一禁令置若罔闻。一天，他开着自己的福特牧场主皮卡车来到邪教所在地，叫霍姆斯一起去弗里德兰的苹果农场。乔布斯甚至非要霍姆斯也开一段路——而她根本不会开手动挡的车。霍姆斯回忆说：“他一开到宽阔的大路上，就让我换到驾驶座上。他调整挡位，直到我把车的时速提到了将近90千米。然后，他放上迪伦那盘《路上的血迹》（ Blood on the Tracks ）磁带，就枕着我的腿呼呼睡去。他的态度是，他无所不能，所以你也会无所不能。他把性命交给了我，逼我做到了我以为自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这就是乔布斯日后广为人知的“现实扭曲力场”，这个力场的一个积极作用就是可以提升他人的信心。霍姆斯说：“如果你相信他，你就真的能做到。如果他认定了一件事应该发生，他就会让这件事发生。”
1975年初的一天，阿尔·奥尔康正坐在雅达利公司的办公室里，罗恩·韦恩推门而入，大喊：“嘿！史蒂夫回来了！”
“天哪，那快让他进来吧。”奥尔康回答。
乔布斯拖着一双赤脚、身着一袭藏红色长袍走了进来。他把手中的《活在当下》递给奥尔康，执意要他也读一读这本书。“我还能回来工作吗？”乔布斯问。
奥尔康回忆道：“他看起来像个哈瑞·奎师那神庙的僧人，但看到他回来，我还是特别开心。所以我说：‘当然可以！’”
为了公司同事之间关系的和谐，乔布斯主要还是上晚班。当时沃兹尼亚克在惠普工作，就住在附近的一处公寓，他经常吃过晚饭就过来找乔布斯玩电子游戏。他在森尼韦尔的一家保龄球馆打《乓》打到上瘾，后来干脆自己开发了一个版本，在家里接上电视就能玩儿。
当时行业普遍认为球拍类电子游戏已经过时，但诺兰·布什内尔并不认同这一点。1975年夏末的一天，他决定开发一款单机版《乓》，玩家的对面不是对手，而是一面墙。乒乓球每次击中墙面，墙上的砖就会少一块。他把乔布斯叫进办公室，在小黑板上画出草图，让他去做设计。布什内尔告诉乔布斯，如果他能把游戏使用的芯片控制在50个以内，那么每少用一个芯片，他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奖金。布什内尔知道乔布斯并不擅长电子工程设计，但他猜想乔布斯会去找沃兹尼亚克帮忙。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精到。布什内尔回忆说：“我觉得这是‘一石二鸟’的交易，沃兹在工程设计方面很厉害。”
乔布斯果真去请求沃兹尼亚克帮忙，说赚到的钱可以平分，沃兹尼亚克特别高兴。他回忆说：“能够亲手设计一款大家会喜欢玩的游戏，对我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乔布斯告诉他，游戏必须在4天内完成，而且使用的芯片越少越好。但乔布斯并没有告诉沃兹尼亚克，其实这个期限是他自己定的，因为他急着赶去大同农场帮忙收苹果。他也没有告诉沃兹减少芯片使用数量会有额外的奖金。
沃兹回忆说：“要设计这样一款游戏，大多数工程师得花几个月。所以，刚开始我觉得我肯定完成不了，但史蒂夫让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到。”于是，沃兹连续四个晚上不眠不休，最终按时完成了设计。那几天，白天在惠普上班的时候，沃兹就在纸上画设计草图，下班后匆忙吃顿快餐，就直接去雅达利，整夜投入设计工作。沃兹尼亚克做设计的时候，乔布斯就坐在他左边的凳子上，用电线将芯片连接到电路板上。沃兹尼亚克说：“史蒂夫捣弄电路板的时候，我就玩我最爱的赛车游戏《极速赛道10》。”
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在4天内完成了任务，而且沃兹尼亚克只用了45个芯片。后来对此事的描述有多个版本，但据大多数人回忆，乔布斯把基本设计费的一半分给了沃兹尼亚克，却独吞了布什内尔为节省5个芯片支付的奖金。沃兹尼亚克直到10年以后才知道乔布斯当时还拿到了奖金［《咔嚓》（ Zap ）一书介绍了雅达利公司的发展史，其中提到了这段往事，有人把这本书拿给沃兹看了）］。沃兹尼亚克后来说：“我认为史蒂夫那时候需要用钱，只是他没有跟我说实话。”而现在再说起来，沃兹会沉默许久，承认这件事让他很痛心。“我真希望他当时能跟我说实话。他要是告诉我他需要钱，他应该知道我会直接把钱给他。他是我的朋友。朋友之间互相帮助是天经地义的事。”对沃兹尼亚克来说，这显示了两个人性格上的根本差异。他说：“对我来说，做人的道德标准一直非常重要，我到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他明明拿到了奖金，却没有告诉我。但是你也知道，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当乔布斯知道这件事被报道了之后，他打电话给沃兹尼亚克对此予以否认。沃兹尼亚克回忆说：“他告诉我，他不记得自己做过这件事，如果他做过，他应该会记得，所以他可能没做过。”而当我当面询问乔布斯的时候，他一反常态地沉默了，态度也模棱两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传言，我把我拿到的全部报酬分给了沃兹一半。我对他一如既往，没有变过。沃兹从1978年起就不工作了。1978年以后，他一点儿工作都没做过，但他拿到的苹果股份和我的一模一样。”乔布斯说。
有没有可能是大家记错了？或许乔布斯并没有少给沃兹钱？沃兹告诉我：“有可能是我记错了吧，可能是我搞混了。”但他停顿了一会儿，又改口说：“不对，我记得一个细节，有一张350美元的支票。”他跟诺兰·布什内尔和阿尔·奥尔康都确认过。布什内尔说：“我后来跟沃兹提过奖金这事儿，他很难过。我说，对，少用的每一个芯片都有奖金，他听了连连摇头咂舌。”
沃兹后来的态度非常坚决：不管真相是什么，都不要再提了。他说，乔布斯是个复杂的人，他身上的一些特质能确保他获得成功，而操控他人只是这些特质的阴暗面而已。沃兹永远不会这么做，但是他也说，自己也永远创建不了苹果公司。我追问的时候，他说：“还是算了吧。我不想拿这样的事去评判史蒂夫。”
在雅达利的工作经历塑造了乔布斯对商业和设计的态度。他很欣赏雅达利公司游戏的用户友好性（“插入硬币；避开克林贡人”）。罗恩·韦恩说：“这种简洁性影响了乔布斯，让他在设计产品的时候注重聚焦。”乔布斯还吸收了布什内尔那种“逆我者亡”的管理态度。奥尔康说：“诺兰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而初入职场的乔布斯也先入为主，非常认可这种强势，觉得要干成大事，就要有这种气势。诺兰不像乔布斯，他不会对人恶语相向，但两个人有着同样的强硬姿态。尽管我不太适应这样的风格，但它确实总能办成事情。从这个方面看，诺兰堪称乔布斯的导师。”
布什内尔对此表示同意：“企业家身上都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特质，我在史蒂夫身上就看到了这种特质。他不仅对工程技术感兴趣，也喜欢研究商业层面的东西。我曾教他：如果你表现得好像有能力做到，你就真的能够成功。我告诉他：‘假装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人们就会觉得你真的可以掌控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