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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迈克·马库拉加入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的团队，把两人刚刚起步的合伙公司变为苹果电脑公司，当时公司的估值是5309美元。将近4年以后，他们决定适时上市。苹果的首次公开募股（IPO）成为自1956年福特汽车上市以来，超额认购倍数最高的IPO。到1980年12月底，苹果的市值达到17.9亿美元——没错，单位是“亿”。在这个过程中，苹果造就了300个百万富翁。
1981年，乔布斯与沃兹尼亚克
然而，丹尼尔·科特基却不在这些富豪之列。科特基曾经是乔布斯的挚友，两人一起读大学，一起去印度，一起待在大同农场，在克里斯安·布伦南怀孕风波期间，他们两个人还一起租房子，可谓灵魂伴侣。当苹果公司总部还设在乔布斯家车库的时候，科特基就加入了苹果，到苹果上市的时候，科特基还在苹果做小时工，级别不够拿到上市前的期权。科特基说：“我对史蒂夫完全信任，我以为他会照顾我，就像我之前照顾他一样，所以我并没有催促和逼迫他。”苹果的官方解释是，科特基没有期权是因为他是按小时计费的技术人员，而不是领固定薪水的工程师——这是获得期权的最低门槛。然而，即便如此，科特基也有资格获得创始人股票。但是乔布斯决定不给他。苹果早期工程师安迪·赫兹菲尔德说：“史蒂夫就是忠实的反义词，他站在忠实的对立面。他会背叛和抛弃自己亲近的人。”话虽如此，赫兹菲尔德依然跟乔布斯保持着朋友关系。
科特基决定在乔布斯办公室外面堵他，抓住机会向他抗议施压。但出人意料的是，每次见面，乔布斯都对他置之不理。科特基回忆说：“最让我难过的是史蒂夫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没资格拿到股票。作为朋友，他有义务亲口告诉我。每次我问他股票的事情，他就说我得跟自己的经理沟通。”无奈之下，在苹果上市近6个月后，科特基鼓起勇气走进乔布斯的办公室，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乔布斯对他冷若冰霜，这让他手足无措。科特基回忆说：“我哽咽了，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们的友谊已经荡然无存。太悲哀了。”
打造了苹果电源的工程师罗德·霍尔特拿到了大量期权。他想劝乔布斯改变心意。他对乔布斯说：“我们得为你的好朋友丹尼尔做点儿什么。”他建议他们两个人分别给科特基一些期权。他说：“你给多少，我就给多少。”乔布斯回答道：“好啊，那我给他0股。”
毫不意外，沃兹尼亚克的态度与乔布斯的截然不同。在苹果上市前，他决定以极低的价格将自己的2000份期权出售给40名中层员工。苹果上市后，从沃兹尼亚克手里买入期权的人都大赚了一笔，大多数人因此得以购置房产。沃兹尼亚克为自己和新婚妻子买了一套理想住宅，但是他妻子很快就和他离婚了，还拿走了房子。他后来甚至直接把股份送给一些他认为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员工，包括科特基、费尔南德斯、威金顿和埃斯皮诺萨。沃兹尼亚克本来就深得大家喜爱，他的慷慨之举更是让所有人对他心怀感恩。但的确也有很多人同意乔布斯的看法，觉得沃兹尼亚克“过于天真幼稚，像小孩子一样”。几个月后，公司的公告板上出现了一张联合慈善总会（United Way）的海报，画面上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有人在海报上涂鸦道：“1990年的沃兹。”
乔布斯倒是一点儿也不天真。早在IPO之前，他就确认签署了跟克里斯安·布伦南的协议。
在苹果IPO的过程中，乔布斯作为代言人与媒体打交道，也帮忙选择了两家投资银行作为承销商，分别是老牌的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和位于旧金山的非传统精品投行Hambrecht & Quist。该精品投行的创始人比尔·汉布雷克特（Bill Hambrecht）回忆说：“史蒂夫对摩根士丹利的人非常无礼，当时的摩根士丹利还是一家风格保守的传统投行。”明知苹果股票上市后肯定会暴涨，摩根士丹利仍然计划将发行价定在18美元。乔布斯向银行家发问：“你们把发行价定在18美元，然后呢？难道你们不会给自己的优质客户推荐这只股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能收我7%的佣金呢？”汉布雷克特意识到这个交易制度存在根本的不公平性，后来他提出可以在IPO前进行反向拍卖，以此确定股票价格。
苹果于1980年12月12日上午上市。股票最终的发行价定在22美元，第一天收盘时就涨到了29美元。乔布斯来到比尔的办公室，正好赶上观看开盘交易情况。在25岁这一年，他的身价已高达2.56亿美元。
史蒂夫·乔布斯曾身无分文，后来成为亿万富翁。终其一生，无论有钱没钱，他对财富的态度都相当复杂，耐人寻味。他是一个反物质主义的嬉皮士，却在朋友要把自己的发明免费送人时，把这些发明变为获利工具。他是一个禅宗信徒，也曾到印度朝圣，最后却发现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创业。然而不知何故，这些态度在他身上似乎和谐地交织在了一起，并不互相冲突。
他对一些物品拥有强烈的热爱，尤其是设计精巧、做工出色的物品，比如保时捷和奔驰汽车，亨克斯刀具，博朗电器，宝马摩托车，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的摄影作品，贝森朵夫钢琴和B&O音响设备，等等。然而，无论多么有钱，他住的房子往往并不招摇，家具陈设非常简单，震颤派
教徒看到也会自惭形秽。他从来不带随从、助理，甚至没有保镖。他买了一辆好车，但并没有司机，都是自己开车。马库拉让乔布斯跟他一起买一架里尔喷气式飞机，被他拒绝（不过他最终还是要求苹果给他配置了一架湾流飞机）。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他在与供应商讨价还价时表现得非常强硬，但他不会让对利润的渴求凌驾于创造伟大产品的激情之上。
在苹果公司上市30年后，他反思了当年一夜暴富的感受：
我从没有担心过钱的问题。我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所以从不担心会忍饥挨饿。在雅达利工作后，我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工程师，足可以维持生活用度。读大学和在印度期间，我主动选择了清贫的生活，即使在工作之后，我的生活也相当简单。我本来是一个不太有钱的人，因为没钱，所以不用操心钱的事，这种状态很好。后来我变得非常富有，因为太有钱了，所以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我注意到，苹果的一些员工在赚了大钱之后，就觉得生活品质必须有所提升。有些人买了劳斯莱斯，有些人买了豪宅，请来管家，还要找经理来管这些管家。他们的妻子纷纷整容，模样变得奇奇怪怪。这种人生太疯狂了，不是我想要的。我向自己保证：我绝对不会让金钱破坏我的人生。
乔布斯也并没有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他设立过一个基金会，并聘请专人管理。但这人让乔布斯十分搓火，因为他张口闭口就是慈善事业的“大胆创新”、发挥捐赠的“杠杆效应”等。从那时起，乔布斯就很鄙视那些为善急欲人知的人，很反感推动慈善创新之类的想法。早些时候，他曾悄悄地寄出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资助拉里·布里连特成立塞瓦基金会（Seva Foundation），帮助贫困地区对抗疾病，他甚至同意加入其董事会。苹果上市后，布里连特立刻带着一些董事会成员，包括维维·格里维（Wavy Gravy）和杰里·加西亚（Jerry Garcia），来到苹果募集善款，但乔布斯并没有积极配合。后来，乔布斯捐了一台Apple II，还有一个石灰粉程序，说这套设备可以帮助基金会在尼泊尔开展失明调查计划。
在他送给个人的礼物中，最大的一份是给父母的。他送了保罗和克拉拉·乔布斯价值75万美元的股票。他们卖掉一些股票，还清了洛斯阿尔托斯房屋的贷款，还为此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庆祝派对。乔布斯前往参加。他说：“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不用背负贷款。他们邀请了一些朋友，场面非常温馨。”即使有了钱，他们也并没有考虑换一套更好的房子。乔布斯说：“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很满意当时的生活状态。”老两口唯一的奢侈就是每年乘坐公主号游轮度假。乔布斯说，穿越巴拿马运河的那条航线是“爸爸的最爱”，因为这会让他想起自己在海岸警卫队的时候，他们的船就是穿越巴拿马运河驶往旧金山退役的。
苹果大获成功，作为公司的代表人物，乔布斯也跟着名声大噪。1981年10月，《公司》杂志成为首家把乔布斯作为封面人物的杂志，标题为“这个人永远改变了商业世界”。封面上的乔布斯蓄着修剪整齐的胡子，长发造型一丝不苟，穿着蓝色牛仔裤、白色衬衫、缎面西装。他靠在一台Apple II上，直视镜头，眼神迷人（这眼神是从罗伯特·弗里德兰那里学来的）。杂志中写道：“史蒂夫·乔布斯的言谈之中饱含惊人的热情，这个人看到了未来，也致力于把愿景变为现实。”
接下来就是《时代周刊》。1982年2月，《时代周刊》推出青年企业家专题报道。杂志封面是一幅乔布斯的画像，画像中的他依然以催眠般的眼神紧盯镜头。封面故事说，乔布斯“几乎一手创造了个人电脑产业”。由迈克尔·莫里茨撰写的人物简介中则写道：“26岁的乔布斯领导着一家公司。6年前，这家公司还设立在乔布斯父母家的卧室和车库里，今年，这家公司的销售额预计高达6亿美元……作为一名高管，乔布斯有时会对下属苛刻严厉。他自己也承认：‘我必须学会管控个人情绪。’”
乔布斯虽然名利双收，但他依然把自己看作一个反主流文化的孩子。在一次斯坦福大学的课堂演讲中，他脱掉在威尔克斯·巴什福德定制的上衣和鞋子，爬到桌子上盘腿而坐。学生们提出了诸如“苹果的股价什么时候会上涨”的问题，乔布斯的回答都是一笔带过。相反，他热情洋溢地聊了很多自己对未来产品的设想，比如有朝一日制造出一台像书那么小的电脑。就这样，学生问的商业问题越来越少，乔布斯反客为主，开始向这些衣着整洁的学生发问：“你们有多少人是处男处女？”学生发出不好意思的笑声。“你们中有多少人服用过迷幻药？”在一阵紧张的笑声中，有一两个人举了手。乔布斯后来对此颇有微词。在他看来，这一代的孩子比他们这代人更加物质，更加追求名利。他说：“我上学的时候，正好是20世纪60年代，实用主义的社会风气尚未盛行。现在的学生甚至不再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至少差得很远。”他说，他们那一代人就不一样。“20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之风仍然影响着我们。我认识的大多数跟我年龄相仿的人的心里都永远地打上了理想主义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