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每逢走过东四大街或北新桥，我总喜欢追忆一下五十年前那儿是个什么样子。就说店铺吧，由于社会的变迁，不少行当根本消灭了，有的还在，可也改了方式和作用。
拿建筑行当里专搭脚手架的架子工来说，这在北京可是出名的行当。五十年代我在火车上遇过一位年近七旬的劳模，他就是修颐和园时搭佛香阁的脚手架立的功。现在盖那么多大楼，这个工种准得吃香。可五六十年前北京哪儿有大楼盖呀。那时候干这一行的叫“搭棚的”。办红白事要搭，一到夏天，阔人家院里就都搭起凉棚来了。
那可真是套本事！拉来几车杉篙、几车绳子和席，把式们上去用不了半天工夫，四合院就覆盖上了。下边你爱娶媳妇办丧事，随便。等办完事，那几位哥儿们又来了。噌噌噌爬上房，用不了一个时辰又全拆光；杉篙、席和绳子，全分门别类，有条不紊地放回大车上拉走了。
整个被消灭的行业，大都同迷信有关系。比如香烛冥纸这一行。从北新桥到四牌楼，就有好几家。那时候一年到头，香没完没了地烧，平常在家里烧，初一、十五上庙里烧。腊月二十三祭灶烧，八月十五供兔儿爷烧。一到清明，家家更得买点子冥纸。一张白纸凿上几个窟窿，就成制钱啦。金纸银纸糊成元宝形，死人拿到更阔气了。还有钞票，上面印着：酆都银行，多少圆的都有。拿到坟上去烧，一边儿烧，一边儿哭天号地。等腊月祭灶，就更热闹了。为了贿赂灶王爷，让他“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就替他烧个纸梯子，好像他根本没有上天的本事，并且要烧点子干豌豆，说是为了喂他的马。小时候祭完灶，我就赶快去灰烬里扒那烧煳了的豆子吃，味道美滋滋的。不过吃完了嘴巴两边甚至半个脸就全成炭人儿啦。
现在糊灯笼和糊风筝的高手是工艺美术家了。那时候，还有糊楼库的。这种铺子也到处都是。办丧事的，怕死人到阴间在住房和交通工具上发生困难，就糊点子纸房子纸车纸马，有时还糊几名纸仆人。到七月盂兰节，就糊起法船来了，好让死人在阴间超度苦海，早早到达西天。这些都先得用秫秸秆儿搭成架子，然后糊上各种颜色的纸。工一个比一个细。糊人糊马讲究糊得惟妙惟肖。可到时候都一把火烧掉。有时候还专在马路当中去烧！
这就说起那时候办红白事来了。
先说结婚吧，那当然全由家里一手包办喽，新婚夫妇到了洞房才照面儿。订婚时，男方先往女方家里送鹅笼酒海。一排排的。那鹅一路上还从笼里伸出脖子来一声声地吼。作闺女的没出阁，就先得听几天鹅叫，越叫越心慌。女方呢，事先就一挑挑地往男家送嫁妆：从茶壶脸盆，铺盖衣服，掸瓶梳妆台到硬木家具。
那时候的交通警可不好当。娶亲的花轿，出殡的棺材，都专走马路当中。棺材上面还罩个大盖子，起码也得八个“扛”——就是八个穿了蓝短褂的壮汉来抬，最多的到六十四人杠。前面的执事还得占上半里地。娶亲的，花轿一般也是八个人抬。走在前边的执事可热闹啦！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到女家，女方还先把门关严，故意不开。外头敲锣打鼓，里头故意刁难，要乐师吹这个奏那个。再说，明明是白天，执事干吗举着木灯？后来学人类学才懂得，那明明是俘虏婚姻制的遗留。
三十年代，我在燕京大学念书的时候，教务长梅贻宝先生结婚就特意用过花轿，新娘还是一位女教授。当时是活跃了校园的一桩趣事。
丧事呢，也涉及不少行业。我那时最怕走过寿衣铺。那是专卖为装殓死人用的服装店。枕头两头绣着荷花，帽子上还嵌着颗珠子。
有段快板是说棺材铺的：“打竹板的迈大步，一迈迈到棺材铺。棺材铺掌柜的本事好，做出棺材来一头大，一头小。装上人，跑不了。”
那时候还有个行当，大都是些无业游民干的：专靠替人哭鼻子来谋生，叫号丧的。马路上一过出殡的，棺材前头常有这么一帮子，一个个缩着脖，揣着手，一声声地哀号着，也算是事主的一种排场。
这些，比我再小上一二十岁的人必然也都看见过。现在回顾一下这些可笑可悲的往事，可以看出现在社会的进步，就表现在人不那么愚昧了，因而浪费减少了。
可不知道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我们，又还有哪些愚昧和浪费呢！
现在讲服务质量，说白了就是个把方便让给柜台里的，还是让给柜台外的问题（当然最好是里外兼顾）。这是个每天都碰到的问题。比方说，以前牛奶送到家门口，现在每天早晨要排队去领。去年是卖奶票，今天忙了，或者下大雨，来不及去取，奶票还可以留着用。现在改写本本了，而且“过期作废”，这下发奶的人省事了，取奶的人可就麻烦啦。
“文革”后期上干校之前，我跑过几趟废品站，把劫后剩余的一些够格儿的破烂，用自行车老远驮去。收购的人大概也猜出那时候上门去卖东西的，必然都是些被打倒了的黑帮，所以就百般挑剔，这个不收，那个不要。气得我想扔到他门口，又觉得太缺德，只好又驮回去。
以前收购废品的方式灵活多了，并不都是现钱交易。比方说，“换洋取灯儿的”就是用火柴来换废纸。“换盆儿的”沿街敲着挑子上的新盆吆喊。主妇们可以用旧换新。有时候是两三个换一个，有时候再贴上点钱。如今倒好，家里存了不少啤酒瓶子，就是没地方收！
说起在北京吃馆子难，我就想起当年（包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挑盒子菜的”。谁家来了客人，到饭馆子言语一声，到时候就把点的菜装到两个笼屉里，由伙计给挑家来了。也可以把饭馆里的厨师请到家里来掌勺。那时候有钱就好办事。现在有时候苦恼的是：有钱照样也干着急。
我小时门口过的修理行业简直数不清。现在碟碗砸了，一扔了事。以前可不是。门口老过“锔盆儿锔碗儿的”，挑子两头各有一只小铜锣，旁边拴着小锤儿，走起来就奏出细小的叮当响声。这种人本事可大啦。随你把盆碗摔得多么碎，他都能一块块地给对上，并且用黏料粘好，然后拉着弓子就把它锔上啦。每逢看到考古人员拼补出土文物时，我就想，这正是“锔盆儿锔碗儿的”拿手本领。
有一回我跟一位同学和他母亲去东四牌楼东升祥买布，同去的还有他的小弟，才三岁。掌柜的把我们迎进布铺之后，伙计就把那小弟弟抱上楼去玩了。买完布，我们上楼一看，店里有个小徒弟正陪着那小弟弟玩火车哪。原来楼上有各种玩具，都是为小顾客准备的。掌柜的想得多周到！这么一来，大人就可以安心去挑选布料啦。
去年我在德国参观一家市立图书馆。走进一间大屋，里面全是三五岁的娃娃，一个个捧着本画儿书在乱翻。一问，原来主妇们带娃娃来看书，可以把孩子暂时撂在那里同旁的娃娃玩，有专人照看。这样，还早早地就培养起孩子们对书的爱好。想得有多妙！当时我就想起了东升祥来。
现在搬个家可难啦。有机关的还可以借辆卡车，来几位战友儿帮忙。没机关的可就苦啦。以前有专门包搬家的。包，就是事先估好了一共需要多少钱；另外，包也就是保你样样安全运到。家主只在新居里指指点点。这张桌子摆这儿，床摆那儿。搬完了，连个花盆也砸不了。
那时候要是不怕费事，走远点儿可以按批发价钱买点儿便宜货。我就常蹬车去果子市买水果，比铺子里按零售价便宜多了。1983年在美国，有一天我们郊游走过一农家蜜瓜农场。文洁若花一美元买了三个大瓜。回来我们一合计，在超级市场一元钱也买不到半个瓜。我就想，在水果蔬菜旺季，要是北京也鼓励人到产地去买，不是可以减少些运输的压力，对买主也更实惠吗！
每逢在国外看到跳蚤市场，我就想北京德胜门晓市。那是个专卖旧货的地方。据说有些东西是偷来的黑货。晓市天不亮就开张，所以容易销赃。我可在那儿上过几回当。一次买了双皮鞋，没花几个钱，还擦得倍儿亮。可买回穿上没走两步，就裂口啦。原来裂缝儿是用糨糊或泥巴填平，然后擦上鞋油的！
我最怀念的，当然是旧书摊了。隆福寺、琉璃厂——特别是年下的厂甸。我卖过书、买过书，也站着看过不少书。那是知识分子互通有无的场所。五十年代，巴金一到北京，我常陪他逛东安市场旧书店。他家那七十几架书（可能大都进了北图）有很大一部分是那么买的呢。
我希望有一天北京又有了旧书摊，就是那种不用介绍信，不必拿户口本就进得去的地方。
世界上像北京设计得这么方方正正、匀匀称称的城市，还没见过。因为住惯了这样布局齐整得几乎像棋盘似的地方，一去外省，老是迷路转向。瞧，这儿以紫禁城（故宫）为中心，九门对称，前有天安，后有地安，东西便门就相当于足球场上踢角球的位置。北城有钟鼓二楼，四面是天地日月四坛。街道则东单西单、南北池子。全城街道就没几条斜的，所以少数几条全叫出名来了：樱桃斜街，李铁拐斜街，鼓楼旁边儿有个烟袋斜街。胡同呢，有些也挨着个儿编号：头条二条一直到十二条。可又不像纽约那样，一排排个几十条。北京编到十二条，觉得差不离儿，就不往下编了。改叫起名字来。什么香饵胡同呀，石雀胡同呀，都起得十分别致。
当然，外省也有好听的地名。像上海二马路那个卖烧饼油条的“耳朵眼儿”，伦敦古城至今还有条挺窄又不长的“针线胡同”。可这样有趣儿的街名都只是一个半个的。北京城到处都是这样形象化的地名儿，特别是按地形取的，什么九道湾呀，竹竿巷呀，月牙、扁担呀。比方说，东单有条胡同，头儿上稍微弯了点儿，就叫羊尾巴胡同。多么生动，富于想象啊！可后来偏偏给改成了“洋溢胡同”！
我顺小儿喜欢琢磨北京胡同的名儿，越琢磨越觉得当初这座城市的设计者真了不起。不但全局布置得匀称，关系到居民生活的城内设计也十分周密，井井有条。瞧，东四有个猪市，西四就来个羊市。南城有花市、蒜市，北城就有灯市和鸽子市。看来那时候北京城的商业网点很有点儿像个大百货公司，各有分工。紧挨着羊市大街就是羊肉胡同。是一条生产线呀，这边儿宰了那边儿卖，多合理！我上中学时候，猪市大街夜里还真的宰猪。我被侦缉队抓去在报房胡同蹲拘留所的时候，就通宵通宵地听过猪嗞嗞儿叫。
因为是京城，不少胡同当时都是衙门所在地，文的像太仆寺，武的像火药局、兵马司。还有管举人的贡院、练兵的校场，还有掌管谷粮的海运仓和禄米仓，我眼下住的地方就离从前的“刑部街”不远。多少仁人志士大概就在那儿给判去流放或者判处死刑的。
有些胡同以寺庙为名，像白衣庵、老君堂、观音寺、舍饭寺。其中，有些庙至今仍在，像白塔寺和柏林寺。
有些胡同名儿还表现着当时社会各阶层的身份：像霞公府、恭王府，大概就住过皇亲国戚，王大人、马大人必然是些大宫儿，然后才轮到一些大户人家，像史家呀魏家呀。
那时候，北京城里必然有不少作坊，手艺人相当集中。工人不像现在，家住三里河，上班可能在通州！那时候都住在附近，像方砖厂、盔甲厂、铁匠营。作坊之外，还有规模更大、工艺更高的厂子：琉璃厂必然曾制造过大量的各色琉璃瓦，鼓楼旁边的“铸钟厂”一定是那时候的“首钢”，外加工艺美术。
有些很平常的地名儿，来历并不平常。拿府右街的达子营来说吧。据说乾隆把香妃从新疆接回来之后，她成天愁眉不展，什么荣华富贵也解不了她的乡思。那时候皇帝办事可真便当！他居然就在皇城外头搭了这么个地方，带有浓厚的维族色彩。香妃一想家，就请她站在皇城墙上眺望。也不知道那个“人工故乡”，可曾解了她的乡愁！
民国初年袁世凯就是在北京城这里搞起的假共和，所以北京不少街名带有民国史的痕迹，特别是今天新华社总社所在的国会街。野心家袁世凯就是在那里宣布的临时约法，曹锟也是在那儿闹的贿选。五十年代初期我在口字楼工作过几年，总想知道当时的参众两院设在哪块儿，找找那时议员们以武代文、甩手杖丢墨盒儿的遗迹。
节日往往最能集中地表现一个民族的习俗和欢乐。西方的圣诞、复活、感恩等节日，大多带有宗教色彩，有的也留着历史的遗迹。节日在每个人的童年回忆中，必然都占有极为特殊的位置。多么穷的家里，圣诞节也得有挂满五色小灯泡的小树。孩子们一夜醒来，袜子里总会有慈祥的北极老人送的什么礼物。圣诞凌晨，孩子们还可以到人家门前去唱歌，讨点零花。
我小时候，每年就一个节一个节地盼。五月吃上樱桃和粽子了，前额还给用雄黄画个“王”字，说是为了避五毒。纽扣上戴一串花花绿绿的玩意儿，有桑葚，有老虎什么的，都是用碎布缝的。当时还不知道那个节日同古代诗人屈原的关系。多么雅的一个节日呀！七月节就该放莲花灯了。八月节怎么穷也得吃上块月饼，兴许还弄个泥捏挂彩的兔儿爷供供。九月登高吃花糕。这个节日对漂流在外的游子最是伤感，也说明中国人的一个突出的民族特点：不忘老根儿。但最盼的，还是年下，就是现在的春节。
哪国的节日也没有咱们的春节热闹。我小时候，大商家讲究“上板”（停业）一个月。平时不放假，交通没现在方便，放了店员也回不去家。那一个月里，家在外省的累了一年，大多回去探亲了，剩下掌柜的和伙计们就关起门来使劲地敲锣打鼓。
新正欢乐的高峰，无疑是上元佳节——也叫灯节。从初十就热闹起，一直到十五。花灯可是真正的艺术品。有圆的、方的、八角的，有谁都买得起的各色纸灯笼，也有绢的、纱的和玻璃的。有富丽堂皇的宫灯，也有仿各种动物的羊灯、狮子灯，羊灯通身糊着细白穗子，脑袋还会摇撼。另外有一种官府使用的大型纸灯，名字取得别致，叫“气死风”。这种灯通身涂了桐油，糊得又特别严实，风怎么也吹不灭，所以能把风气死。
纽约第五街的霓虹灯倒也是五颜六色，有各种电子机关，变幻无穷；然而那只有商业上的宣传，没什么文化内容，北京的花灯上，就像颐和园长廊的雕梁画栋，有成套的《三国》《水浒》或《红楼》。有些戏人还会耍刀耍枪。我小时最喜欢看的是走马灯。蜡烛一点，秫秸插的中轴就能转起来。守在灯旁的一个洞口往里望，它就像座旋转舞台：一下子是孙猴，转眼又出来八戒，沙和尚也跟在后边。至今我还记得一盏走马灯里出现的一个怕老婆的男人：他跪在地上，头顶蜡钎，旁边站着个梳了抓髻的小脚女人，手举木棒，一下一下地朝他头上打去。
灯，是店铺最有吸引力的广告。所以一到灯节，哪里铺子多，哪里的花灯就更热闹。
六十年代初的一次春节，厂甸又开市了。而且正月十五，北海还举行了花灯晚会。当时我一边儿逛灯一边儿就想：是呀，过去那些乌七八糟的要去掉，可像这样季节性的游乐恢复起来，岂不大可丰富一下市民的生活。
说起北京的魅力来，我总觉得“吸引”这个词儿不大够。它能迷上人。著名英国作家哈罗德·艾克敦三十年代在北大教过书，编译过《现代中国诗选》，还翻译过《醒世恒言》。1940年他在伦敦告诉我，离开北京后，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总巴望着有回去的一天。其实，这位现年已过八旬的作家，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几年，可是在他那部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中，北京却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是全书写得最动感情的部分。
使他迷恋的，不是某地其景，而是这座古城的整个气氛。
回想我漂流在外的那些年月，北京最使我怀念的是什么？想喝豆汁儿，吃扒糕；还有驴打滚儿，从大鼓肚铜壶冲出的茶汤和烟熏火燎的炸灌肠。这些，都是坐在露天摊子上吃的，不是在隆福寺就是在东岳庙。一想到那些风味小吃，耳边仿佛就听到哗啦啦的风车声，听见拉洋片儿的吆喊；“脱昂昂、脱昂昂”地打着铜锣的是耍猴儿的或变戏法的。这边儿棚子里是摔跤的宝三儿，那边云里飞在说相声。再走上几步，该是大戏蹦蹦儿戏了。这家茶馆里唱着京韵大鼓，那边儿评书棚子里正说着《聊斋》。卖花儿的旁边有个鸟市。地上还有几只笼子，里边关着兔子和松鼠。动物园，植物园，全齐啦。在我的童年，庙会是我的乐园，也是我的学堂。
近来听说有些地方修起高尔夫球场来了，比那更费钱更占地的美国迪士尼式的乐园也建了起来。我想：这是洋人家门口就可以玩到的呀，何必老远坐飞机到咱们这儿来玩？比如我爱吃炸酱面，可怎么我也犯不着去纽约、华盛顿吃炸酱面呀，不管他们做得怎么地道——还能地道过家里的？到纽约，我要吃的是他们的汉堡包。最能招徕外国旅客的，总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而不是硬移植过来的。
听说北京要盖食品街了。这当然也是为旅游着想的。然而满足口福并不是旅游者最大的更不是唯一的愿望，他们更想体验一下我们这里的游乐——不是跟他们那里大同小异的电影院和剧院，而特别是民间艺人的表演。比起烤鸭来，那将在他们心目中留下更为持久的印象。
去年，我去了趟法兰克福。老实说，论市容，现代化的大都会往往给我以“差不多”的印象。三天的勾留，使我至今仍难以忘怀的却是在美因河畔偶然碰上的一个带有狂欢节色彩的集市。魔术团在铜鼓声中表演，长凳坐下来就有西洋景可看。儿童们举着彩色气球蹦蹦跳跳，大人也戴起纸糊的尖尖丑角小帽。我们临河找了个摊子坐下来，各要了瓶啤酒，吃了顿刚出锅的法兰克福名产：香肠。到处是五光十色，到处是欢快的喧嚣。我望着曼因河心里在想：高度工业化的联邦德国（原西德），居然还保留着这种中古式的市集。同时又想，即使光为了吸引旅游者，北京也应有一条以曲艺和杂技为主体的游乐街呢！
1985年
（录自《北京城杂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