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老房子和北方的四合院,似乎有明显的区别。我曾去过茅盾的故乡,参观过徐志摩和郁达夫的老房子。四合院更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古老的东西,而江南殷实人家的老房子,多多少少都有些近代城市的味道。茅盾的故居,便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商家,有门面房和库房,同时又有文化氛围,是个既做生意又能读书的地方。徐志摩的家后来是县银行的所在地,一看那豪华的气派,就知道他们家一定比茅盾家更有钱。郁达夫故居有两处,一在富阳城中,地方不大,是一栋很有书卷气的小楼;另一处在杭州,也就是著名的“风雨茅庐”,这地方长期被一个派出所占用着。
文化人居住过的老房子,就算我们没有亲眼目睹,也可以从文化人自己或别人写的文章中略知一二。文化人的名气越大,他们居住的老房子,越会被当作文物保留下来。老房子诞生了一代文化名人,而文化名人们的声誉又使得老房子得以保存。上个世纪末出生的文化名人,绝大多数都有比较好的经济环境,虽然不一定大富大贵,但是真正出生于穷人家庭的,事实上很少。文化人很容易哭穷,喜欢痛说革命家史,只要我们有机会参观过他们的故居,就可以明白他们有时候并不全是说的真话。譬如郁达夫的“风雨茅庐”,千万不能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那实际上是一栋非常美丽的房子,有那么点日本式风格,丝毫不比今天省长的房子差。
随着旧城区的改造,老房子正在迅速变为历史。往日老掉牙的故事,也随着老房子的消逝,越来越模糊。除了当作文物的老房子,大片旧城区都将夷为平地,一栋栋火柴盒似的新楼房拔地而起,硕果仅存的老房子,都将成为记录过去岁月的活化石。要想知道一个人的历史,要想重温逝去的时代,只要我们有机会走进他所居住过的老房子,我们便会很直观地走向从前回到过去。可惜大多数的老房子不可能保存下来,也没有必要保存。我们毕竟是生活在现实之中,我们不能没有历史,现实和历史放在同一架天平上,自然是现实更重要。当我们缅怀老房子的时候,谁又不是渴望着住进新房子呢。
南京的老房子,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说南不南,说北不北。虽然也是地处江南,和江浙交界之地的江南,完全两回事。南京的老房子几乎没有自己固定的风格,很多人发了财出了名,就到这来定居。历史上的南京名人,没几个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南京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遭受入侵的城市,外来文化很容易便在这块土地上扎了根。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是回民,他的家族几百年前就在南京定居了,就定居在我们称之为老南京人集居的城南。在我认识的朋友中,好像没有资格比他更老的南京人了。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南京人经受过不少灾难。先是太平军入城,然后又是曾国藩攻进南京,曾文正公被认为是封建社会的完人,可是他当时却得到了“曾剃头”的封号。二次革命时,被革命军撵出南京的张勋,气势汹汹卷土重来,三日不封刀。还有日本人制造的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屠城这样的惨剧对于地道的南京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南京的老房子们,能在战火中幸存下来,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著名的洪秀全的天王府,毁灭于火海之中,大火同样不止一次烧毁了夫子庙。繁华一时的太平路,也是由于日本人的放火,直到这十几年来才重新变得繁荣。
有一个叫江驴子的人,据说是太平天国时期专门替天朝养驴子的。太平天国灭亡以后,江驴子不知靠什么办法,谋得一小笔横财,使他不仅躲过了杀身之祸,而且在风头过去之后,替自己盖了一片很漂亮的房子。这房子之大,今天的人提到,总是免不了连声感叹。和做过官的人比起来,江驴子算个什么东西,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他的旧宅却成了一家省级剧团的所在地,一百多号人连同家属都住在这里。
我最初的记忆,就产生在这一片老房子之中。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百多年前一个养驴子的人,他盖的房子会那么大,大得简直就是座庄园。大大小小的房间之多,根本没办法计算。我在江驴子的老房子里,只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当我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清晰的时候,我们家搬到了附近的一栋洋楼去住。我在那里开始上小学,开始经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上中学,然而江驴子的老房子,一直是我玩的地方。我儿时的小朋友几乎全住在那里,我们在一起打游击,讲故事,干一切孩子们所热衷干的事。
在这座一百年前建造的老房子里,仅仅和我同年的小男孩,就不下十名。大大小小的孩子加起来有几十个。在我读书的年代,由于学习从来就不是件重要的事,老房子里能有这么多的孩子在一起玩,实在是一件快乐无比的事。孩子们太多了,多了就要闹别扭,常常你不理我,我不理他,一会和好,一会打架,吵个没完。弟弟挨揍了,便回家搬救兵,把哥哥请出来。记忆中,大人似乎很少出来过问小孩子的事,原因大约是都在同一个单位,大家熟悉,不值得为小孩子的事红脸。
老房子里没厕所,家家都用马桶,新新旧旧的马桶,青天白日之下,就搁在大门口。记得过年炸爆竹,调皮的孩子把一串鞭炮拆散了,点着了,往搁在外面晒太阳的马桶里扔,然后盖上马桶盖。这种游戏照例是从大笑开始,到挨骂结束。还是因为没有厕所,孩子们玩着玩着,难免是地方就撒尿,结果老房子凡是个角落,就臭烘烘一股臊味。
老房子有一个很大的园子,在那儿盖了一个剧场,还留下一块不小的草地。孩子们经常在草地上打滚。1969年以后,盖防空洞成了一件大事,草地上建起了一个最简易的防空洞。防空洞成了孩子们游戏的好场所,大家想方设法溜进去玩。直到坑道里捡到了一枚有些怪味的避孕套,才不敢再去。
老房子里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邻居之间拌嘴,夫妻之间吵架,几乎全是公开的。老房子全是平房,窗户很矮,墙也不厚,声音稍稍大一些,外面都听得见。有一次派出所来抓人,径直往里面走,大家都跑出来看,就看见一个老太太被抓走了,说是“现行反革命”。
老房子里死了人也是件恐惧的事,哭声很轻易地就传得很远,孩子们忍不住要去看热闹,看的时候不怕,看过了后怕,到晚上睡觉便做噩梦。
老房子里长大的孩子们,彼此之间,好像没有产生过什么爱情故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男女之间,都有一种近乎仇恨的敌意。在学校里,男孩女孩不说话,在一个院里住着,也都跟不认识一样。不知不觉都长大了,女孩子首先发育,开始懂得打扮。男孩子却躲在一起说下流话,说谁的胸部鼓了起来。
终于有一个不争气的男孩子出了丑,他在公用的厨房里,突然鬼迷心窍,抱住了邻居的一个女孩子,不分青红皂白,就在人家腮帮上啃了一下。女孩子要比男孩子大两岁,而且也不太漂亮。这事可真有些了不得,那年头还没有电视,许多人都把接吻的“吻”,念成“勿”。女孩子像触电般怔了半天,猛然如丧考妣大哭起来。结局自然是那个不争气的男孩子被父母像揍贼一样,痛打一顿。这事一时间成了老房子里最大的新闻,男孩子们都觉得这挺好玩,也都明白这事最丢脸。和女孩子说话都不对,这么干,不是已经接近流氓了吗?真没出息。
(录自《失去的老房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