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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三篇论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是在十年之间完成的，可把它们收在一本书里却并非偶然。这三位伟大的，在我看来是十九世纪独特的小说家，正是通过他们的个性互为补充，并且把叙事上的世界塑造者，即小说家的概念提升到一种清晰的形式。
我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十九世纪独特的伟大小说家，当我把他们置于首位时，绝不是对歌德、戈特弗里德·凯勒
、司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维克多·雨果等人的个别作品的伟大性有所忽视，这些作家的某些作品往往远远超越了他们三人的作品，特别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该被剔除的作品。我相信，必须明确地确定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者和小说家的内在的和不可动摇的区别。长篇小说作家在最终和最高的意义上是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他是知识渊博的艺术家，他——这里以作品的广度和人物的繁多为依据——建筑了一个完整的宇宙，他用自己的典型、自己的重力法则和自己的星空建立了一个与尘世并立的自己的世界。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都浸透了他的本质，不仅仅对他是典型的，而且对我们本身也是鲜明的，有一种说服力。这种力量诱使我们经常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些事件和这些人物。这样，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能这样谈论人：一个巴尔扎克式的人物，一个狄更斯式的形象，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性格。这些艺术家每个人都通过他的大量人物形象，如此统一地展示出了一种生活法则、一种人生观，以至于成为世界的一种新的形式。去表现这种最内在的法则、这种隐于它们的统一中的性格构成，就是我这本书的重要的探索，它未标出的副标题应当是：小说家的心理学。
这三位小说家中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领域。巴尔扎克是社会的世界，狄更斯是家庭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和存在的世界。把这几个领域相比较便显出了它们的差异，但不能用价值判断来重新解释这种差异，或以个人的好恶去强调一个艺术家的民族因素。每一个伟大的创造者都是一个统一体，他以自己的尺度锁定了他的界限和重量：在一部作品的内部只有一种比重，没有公平秤上的绝对重量。
这三篇文章都以对作品的理解为前提，它们不是入门，而是升华、沉淀和提炼。因为高度凝练，它们只能是我个人认为重要的东西，这种必要的缺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篇文章里使我感到特别遗憾，他的分量像歌德一样，就是最广阔的形式也无法加以包容。
我很想在这几位伟大的形象——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俄国人——之外添加一个有代表性的德国小说家形象，一位在高度意义上的，如我认为适用于“小说家”这个词那样的，叙事上的世界塑造者。但是在当前和过去，我没有找到一位那种最高等级的作家。为未来要求出现这样一位作家，并对遥远的他致以敬意，也许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萨尔茨堡 一九一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