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534年
永宁寺塔的倒掉

经历了秦汉帝国的辉煌，对于在公元5世纪来到新都洛阳的北魏王朝而言，在已经够“大”的城市中要引人注目，必只能从“高”上做文章了。

如果说，先秦大城市之间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很难想象它们的一般性形象，那么在《大都无城》中，许宏所总结的中国古代都邑的三个一般特征，在东汉至北魏的洛阳城里都已经孕育成熟了。

首先，城市整体平面是以一个个均一的方格构成，哪怕北面随邙山逐渐升高，依然是由一道道的墙构成了城市里外的秩序（外郭墙结合了山谷间起伏的地形）。这种正交体系的方格，“井田”格局，而不是随着自然地形盘旋蛇行的山城，才是接下来近两千年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

其次，在北魏时期初创的里坊制度（事实上它的形成可能比这更早），既是城市空间的物理形式，也是一种管理制度，仿佛给上述的平面结构注入了实质性的意义。一般说来，一个里坊通常有着自己明确的边界，就像构成现代“格栅城市”（grid city）的基本单元。但同时，无论“坊”和“里”都不囿于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街块”（block）——比现代城市更具把梦想转化为现实的能量。提到北魏洛阳的“大”，按照以俞伟超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意见，这座城市的物理规模甚至超过了封建时代的一切皇都，包括隋唐长安。这个说法虽明显有争议，但它足以证明这座城市“癫狂”的气质。

最后，是中轴对称——这一点作为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恐怕还略有争议，因为整个城市很少在几何意义上是完全对称的。同时，只要是礼仪性的建筑，又没有哪个文明绝对缺乏这种对称。但是确实，当你盯着以上所述的方格子城市，很难不把注意力集中到通向无比重要的中心的那条大道上——对于极少能踏入这条神圣的道路的普通人，中轴线更多是心理意义上的，是被感知到的，而不是实际能走通的。

在建筑学意义上，中轴线其实并没有多么复杂。它只是在没有偏倚的原则中，被强行制造出的特殊。因为吸收了两侧可观的能量，它不能不变得无比重要。当尼禄已经在斗兽场中观看人工搭设布景的海战时，汉代人喜欢的花样另有寻处：比如“西北有高楼”。出土的东汉文物中有不少楼阁的陶制明器，很多形制相当夸张，高达五到七层。再比如“巍巍汉阙”，对后世宫殿的形制都有莫大的影响。不过，和同时期的西方建筑相比，这些建筑原型的绝对高度应该并不算什么——受到土木结构本身特性的影响，它们不大可能建得很高。尤其城市太大，与前述城墙高度和城市面积的关系道理一样，远看起来，就算是一座10米高的木结构阙楼，本质上也只是一座望楼，和夯土城墙的体量/规模有很大差距。

但这种状况，很快就要被这座城市的新主人打破了。

奇观

拓跋宏，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在公元5世纪末把北魏国都从平城（大同）迁到洛阳的孝文帝，已经确立了一座新建筑的无上地位，“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出身而被奉为正朔的为数不多的君主，他在东汉废都的基础上重建了洛阳。它是他千秋事业的纪念碑。作为北魏首都规划的唯一法定寺院，永宁寺享有国寺的地位，壮丽已不待言。寺院内更有一座9层佛塔，高达90丈。顶上有10丈高的金色刹竿，合计离地（据说）1000尺（北魏尺约合今天30厘米）。这座塔在距京城百里之外，人们从京城内已能遥遥望见。

北魏末年的小官吏，永宁寺塔的亲历者杨衒之，不遗余力地描写这座塔的高大。他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宝塔尖端的刹竿上有容量达25斛的金宝瓶——斛是古代的计量单位之一，一斛等于十斗，一斗又是十升，孝昌二年（526）狂风，这么大的宝瓶被刮落在地，竟然“入地丈余”，由此可见这2500升的宝瓶的巨大和沉重；宝瓶下有11层的承露金盘，系有4根铁索，从刹竿伸向佛塔四角，上面都垂着金铃，而这金铃每一个都如小口大腹的陶瓮；佛塔9层，每一转角都悬有金铃，上下共130枚；佛塔四面，每面三门六窗，门上各5行金钉，全部加起来有2500枚金钉。作者最后总结说：

（永宁寺塔）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后人或许会怀疑杨衒之的描写是否夸大其词。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考古队员来到偃师市首阳山镇一个叫作龙虎滩的小村落，挖开麦田里一座高大的、被讹传为“汉质帝之静陵”的黄土堆，人们才发现，杨衒之的记述离事实相去并不远。就在这里，人们找到了一个2米多高、39米见方的塔座，不紧不慢地走一圈需要2分钟。塔座下的塔基广达百米见方，夯土深至9米，按照古塔的高阔比（高度和地基）一般为4∶1至5∶1之间的经验，根据考古学家的谨慎推测，永宁寺塔“应该”可以达到140米的高度。虽然没有1000尺那么夸张，但也是中国现存最高木结构建筑应县木塔的整整两倍。

在陇海铁路南，今天我们可以望见的那座古代遗址就是它了。早先坐绿皮火车，以及今天乘途经的车次的人，经过白马寺东行，放眼路南侧广袤的农田之间，没有浓密树荫遮挡的话，也许尚能看得见那丘稍稍高出的土阜。

不管是城还是寺塔，重点全是视觉奇观。从前述所说的一个由于墙而全“不可见”的极端，转移到了“不可思议”的另外一个。

如果不是非常熟悉考古图纸和文本的人，很难把这个恢复后的土阜遗址，和一座中古世界的超级都市对应起来。在实地看，废墟的尺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在现代城市中看过了太多高楼的缘故。比起罗马人就已经大量使用的混凝土，土木结构所能做到的相对有限。以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而言，建起相当于今天40层楼高的建筑，并非不可能，但有着巨大的风险。史传南朝的刘宋欲建一座10层高塔，企图创下新的中国纪录，结果失败，只好改建2座5层高的塔。直到约500年后五代名匠喻皓所在的时代，建好的寺塔塔心刹柱摇动，甚至由此导致塔身一分为二的情况，也还时有发生。

永宁寺塔的与众不同，在于它是一座楼阁式塔。

众所周知，塔起源于古印度，原本是一种佛教建筑。据说，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涅槃之后，弟子阿难等人将他的遗骸火化，烧出了色泽晶莹、击之不碎的珠子，称为“舍利”。佛塔就是掩埋舍利的所在。众弟子在各地为舍利修建“坟冢”，“坟”顶立一根尖刹。这种建筑，梵语称为“Stupa”，汉语译为“堵婆”“浮屠”“浮图”等。到了汉末，塔随佛教传入中国，印度塔的建筑形式与中国的重楼建筑结合起来，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式样的“塔”——如称“宝塔”，即是极言其庄重和神圣。

释迦曾经以塔喻己，不管是埋藏经卷，还是舍利，塔的最初含义其实都是“道身”的具体形态（embodiment）。如果要解释塔的意义，就不能不牵涉塔的体量形制和安葬佛身的功能之间的关系。它首先是满盛的“容器”，其次才是建筑的“空间”。早期的“浮屠”，譬如山东神通寺四门塔，以及后来次第引入的一些佛塔样式，例如明初印度僧人班迪达在北京协助建造的金刚宝座式塔，尼泊尔工匠在元大都设计的白塔等，大概都可以算是一种“非空间”的“观念性建筑—雕塑”。它们要么是实心或基本实心，不能登临，要么个头很小，内部狭窄，也并不鼓励人进入。所谓观念性的建筑，并不能按一般“计无当有”的方式体验，它们的“内”“外”畛域显然有别于一般建筑，无所谓什么流线和序列。它们的体量、尺度和立面也不能以寻常眼光看待。无论佛塔多高，既是“道身”，就无所谓“几层”。

这听起来很是玄虚，其实并不难理解。举个例子来说，在博物馆中，一个人可能会很在意浏览画廊的次序，考虑在空间中行动的先后，而在家中的时候，他的动观显然就变成了静览——他不再需要刻意考虑房间之间的主次。原本秩序分明的公共的空间，此时已经变为弥漫的、无处不在的亲密场所。这一场所已成为知觉性的“身体”的一部分。同样的道理，对于佛塔这样的“观念建筑”的体验，主要取决于感受空间的精神路径，这精神路径是由宗教仪式所界定的——神游浮屠时，到底是由怎样的“观想”引导或者迟滞着一个人的前行？

塔的风格流变的一个关键时刻出现在北魏。这个时期的“天下之中”洛阳，大概是在上一段历史时间内修建“高层建筑”最多的中国城市，它坐实了汉代人对于高空的艳羡。在昔日多半低伏的建筑的屋瓦之上，这些“高层建筑”点缀在水平天际线上，一定使人印象格外深刻。质量同时又乘以数量，除了“阎浮所无”，尤其出跳的永宁寺塔，洛阳城中还有数不清的各种小塔，比如《洛阳伽蓝记·瑶光寺》载：

瑶光寺塔有五层浮图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虚，铎垂云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宁讲殿。

北魏洛阳既有不可登临的密檐式塔（例如今天还可见到的嵩岳寺塔），也有可以一览高处风光的楼阁式塔。在塔与汉地建筑结合的初期，塔的内部本是用来放置圣像、供信徒礼拜的。信徒入塔谒像，便是使自己纳入旋转不已的佛教思想的“观念空间”之中。因为宗教仪轨的关系，这时候塔的圆形或多边形平面和“曼荼罗”式的原初世界模式之间，还有着紧密的联系。类似嵩岳寺塔那样的“层数”仅仅是一种虚托，既不反映实际的建筑结构，也不代表塔的宗教内涵。可是，随着北魏佛教的汉化，塔这种观念性的建筑被改造了。它成了一种可以游历逗留的“高层建筑”——楼阁式塔。除了“旋转”之外，楼阁式塔不断增加的实在的层数，便意味着另外一种可能性：人的登临。

汉代乐府诗歌里有关“高”的歌咏，源于本土的仙人思想，到了南北朝时代，登高望远成了一种新的时尚。汉代长安的皇宫建筑都分布在地势较高的城市北部，而洛阳西北也有魏文帝曹丕所筑的凌云台，孝文帝将台纳入自己在千秋门内道北建立的西游园中。台上“八角井”北造凉风观，登高远望可以“远极洛川”。初期的高楼无疑同时带有军事堡垒的性质，支配性的视角也象征着高楼主人的神圣，无论“碧海曲池”或“灵芝钓台”都是累木为之，去地数十丈。其中有应景的列仙与石鲸，勾画出一个“风生户牖”的、“云起梁栋”的、悬浮在尘世之上的世界。

登高

但是，制高点也可能反过来为你不喜的“他人”所用，这居高临下便有了两面性：一方面，在平面低矮的中国城市里，这高塔毕竟还是一种神圣可畏的象征和地望；另一方面，一旦向大众开放，它又成了一种俗世好奇心的承载物，人们争相登临佛塔，体验“下临云雨”的惊悚和快感，原本隐藏的秘密现在都在望中了。

一切都是从一个女人开始的。

这个女人便是赫赫有名的胡太后，也就是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嫔妃，孝明帝元诩的生母，因为姓胡，史传上常常把她称为胡太后。胡太后出身低微，但在北魏的宫闱斗争中，罕见地生存下来并成为强者——有鉴于两汉两晋的外戚之祸，或许也和游牧民族的风俗密切相关，北魏的开国君主拓跋珪定下一条令人不寒而栗的规矩：立太子则杀生母。由此，北魏的嫔妃们都宁可生诸王、生公主，而不想不幸成为太子的生母。胡氏却偏偏母以子贵。在这种野蛮的风俗中，她奇迹般成为一个活下去的例外。

这个胡太后不仅是政治斗争中的强者，也像历史上其他的女强人一般，是个精力旺盛的折腾能手——或许，在一个权网交织的男性社会中，女性想要立于不败之地，非得以一种非常的方式介入政治才行。而这种非常方式所激发的能量，有时会导致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产生富于色彩的历史故事。

在晚年杀子废帝走向覆灭之前，无论是龙门的石窟寺还是永宁寺的国家工程，都有着胡太后的身影。这些土木之功动用万夫，花费惊人，但建筑技术并不是故事里最精彩的段落。无论“大”，或是“高”，要有正当的理由。在独尊永宁寺时，孝文帝的本意是要抑制佛教在世俗政权之外无节制的发展，可他没有活着看到它的建成。太和十八年（494）迁洛，5年后，他就在军旅中去世了。据说，当初永宁寺塔挖地基挖掘到地下水时，意外发现了30尊金佛像。胡太后和积极推行此事的当朝者，因此完全改变了孝文帝最初的政策。她和她的党羽宣传说，这是上天鼓励信仰佛法的先兆，所以永宁寺塔的建筑规模需要分外出格——孝文帝去世仅仅二三十年，洛阳的佛寺便达到1000多座，早已是“分外出格”了，比起“南朝四百八十寺”只多不少。

神龟二年（519）八月，胡太后驾幸永宁寺，想要亲自爬上她一手缔造的那座9层佛塔看看。大臣崔光赶紧上表劝阻，写了一篇现代人看来恐怕是超级迂阔的文字。他引经据典，从《汉书》《礼记》《春秋》等找了一大堆不能爬高登塔的理由。其中伪托《内经》的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宝塔高华，堪室千万，唯盛言香花礼拜，岂有登上之义？（《魏书·崔光传》）

崔光无疑深谙女性心理。虽然“永宁累级，阁道回隘”，但他当然知道，胡太后在宝塔上扭了脚伤筋动骨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她素以体格健壮著称）。然而，真正的危险在于“游乐”对于“礼拜”之义的伤害，在于高塔上不受约束的眼睛——同样不受约束的还有心灵。一旦她们嘻嘻哈哈开了头，上行下效，登高望远成为这座城市的风尚，一切恐怕就再也难以阻遏了：

远存瞩眺，周见山河，因其所眄，增发嬉笑。未能级级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凑集。上行下从，理势以然，迄于无穷，岂长世竞慕一登而可抑断哉？（《魏书·崔光传》）

太后与若干宫女登临之后，大概自己也被她们所看到的吓了一大跳。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把城市经验依高度划分为两种：摩天大楼上的孤独瞭望者和地面上的城市步行者。后者是片段，但却是更为真实的人和城市的关系，前者则会有一种全知全能的错觉——在孤立之中，他看见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市的“平面”。没有预设多少高层建筑，同样缺乏漫游者所需的人身自由。中国中古城市的营造者，向来使用大略的象数比附来规划城市空间，什么天尊地卑，四面八方……都是一种想象的图形，俯瞰城市的全景画很少有人能体会。直到200多年后的中唐，登塔赋诗才解除了它内含的仪式禁忌。但在此时，把建筑的高度视若游戏还是非同寻常。女人们登临永宁寺塔后，突然惊怖地发现，那里“视宫中如掌内，临京师若家庭”——这还了得！

此后胡太后之流大概未再大举登高，但梯未撤，塔犹在。这，就为门禁森严、垣墙拱卫的帝京的神圣意义，留下了可以致死的“命门”。“远存瞩眺，周见山河”——这种眼睛的自由，带来的终将是心灵的纵溺，就如崔光准确预见的那样，“因其所眄，增发嬉笑。未能级级加虔，步步崇慎……”，于是“上行下从，理势以然，迄于无穷”。

这种节制和贪求、禁欲与放纵之间的冲突，既催生了中古时代最高大的木结构建筑永宁寺塔，很可能，又是同样的理由，让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从“仙人好楼居”到“宝塔高华”，永宁寺塔的现实和起源带来两种不同的奇观：一种是丰盛的世俗乐趣，需要合乎礼法，却更不得不顺乎人情；而另一种意在使人叹服，甚至产生某种荡涤心灵的超拔感受。本来，它们未必不暗自相通，这短短生命的洛阳，之所以能超越前代风流，更合理的解释，便也潜伏在这种使人情不自禁的奇观之中。比起在中国本土稳健发展的道教，似乎没用多少时间，初次传入中国的佛教就背离了它在天竺山野中的原意，并为中土点燃了华丽烁烁的荒谬时代。《洛阳伽蓝记》载，波斯国的胡人来到中国，见到“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的永宁寺塔，就连见识过印度佛教之盛的他也不能不“歌咏赞叹，实是神功”。他感叹说：“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

成长与控制，是城市发展中的两个主要因素。在北魏洛阳短暂的生命中，它们齐头并进了一段时间。终于，奇观的洪水冲毁了它本应同样坚固的堤坝，梦想和现实不可避免的对决到来了。

变和乱

528年的“河阴之变”是北魏迁洛后的转折点。来自代北的尔朱荣部落借着“勤王”的机会，以军事实力坐大而入主中央权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镇压了胡太后一党，迎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尔朱荣自任众多职务，专断朝政。此后，尔朱荣并未就此罢手。这一年的四月，他就在黄河南岸与洛阳之间的河阴地区，精心筹划了一场大屠杀。除了诛杀胡太后，他还将受骗前来列席会议的王亲贵族、文武百官屠戮殆尽。一时间“诸元丧尽”（元，是北魏皇族拓拔氏专用的汉姓），“王公卿士及诸朝臣死者三千余人”，新立的庄帝“肇升太极，解网垂仁”，前来报到的朝臣，只有散骑常侍山伟一人。

尔朱荣大权在握之后，洛阳全城依然处于震恐之中，“二十日，洛中草草，犹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怀异虑”。城中一朝掀起了大逃亡的狂潮，“贵室豪家，并宅竞窜。贫夫贱士，襁负争逃”。庄帝于是出诏，对“河阴之变”的“滥死者”予以追恤，分封新党的同时也安抚旧朝士，“三品以上赠三公，五品以上赠令仆，七品以上赠州牧，白民赠郡镇”，“余官皆如故”。洛阳“于是稍安”。

——“河阴之变”，代表着一个只手推动历史车轮的事例。它使人想起中外众多的类似变乱，例如太平天国韦昌辉杀尽杨秀清势力又反被消灭的“天京事变”。

仅仅一个季节，或者一个月内，甚至半日之臾，整个时代的走向就被改变了。

接下来的事变，就宛如连珠骨牌般纷纷敲响，一发而不可收。尔朱荣扶植他的傀儡孝庄帝掌权之后，孝庄帝不满尔朱荣专权，反过来设计骗杀了尔朱荣，从而引发了血债血偿的另一场屠杀。就如孟晖所说，这一场变乱的经过与结局全然是“好莱坞式”的。北兵从黄河北岸直下洛阳，但不得渡。孝庄帝原以为有险可据，胜券在握，岂料，坏天气意外到来，黄河居然冻上了。结果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从冰面上逾越了黄河天险，直入洛阳，在太极宫大殿上擒获了孝庄帝。

按说，这已经是中国历史叙事中天大事变的开始。可是，和寻常祸乱给人们的印象相反，“河阴之变”并不意味着洛阳城市的即刻毁灭，甚至就连洛阳伽蓝平日的盛事也未受什么搅扰。相反，在这场宫廷惨案后的若干年里，洛阳的社会生活获得了不受约束的持续“繁荣”。于是，整个城市进入了无序的狂欢，一种颇为奇特的集体癫狂——这种狂欢催发了建筑层面的骚动，续写了“癫狂的洛阳”的大势。

在那个瞬息即逝的春天里，“繁荣”和变乱，两种本是天差地别的人间世，有着短暂的重影。

528年的“河阴之乱”后，洛阳的新增佛寺大多和“舍宅”有关。只有那些已经死去的贵族才是“好贵族”，敛财聚富的生涯到了尽头，纵不愿“舍”也无计可施了。如今“舍宅”有了一种并行的说法：“题寺”——舍宅还算主动捐献，而题寺则多少有点被动转让的意味。虽然所题的寺庙大多还以原主人命名，但是实际已和那九泉下的捐助者没了太大干系。也许是僭越者的蓄意而为，失去世俗政权力量控制的大小佛寺，向整个城市短暂地分享出它们的精彩，成了一座座奇特的公共舞台。在网罗严密的传统社会里，难得一见。

休言寻常的洛城人可以置身事外，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极大满足的，并不在少数。毕竟，除掉在中间得些小利的贪婪“渔翁”们，再刨去野心勃勃的军阀和政客，无度狂欢中人性一路堕落的，还都是些洛阳的普通看客……

这种诡异地繁荣着的世相，也是《洛阳伽蓝记》斑斓的图底。对拓拔的公子王孙们而言，河阴以来的变乱无疑是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专权，胁迫寿阳公主至洛阳，想要强暴她。公主痛骂道：“胡狗，敢辱天王女乎！”——元氏家族其实同是鲜卑血缘，对秀容部落出身的尔朱氏的这种蔑称里，分明展示了鲜卑人“汉化”的成果，表达了“正统”对于种族出身的新认同。世隆大怒，勒死了公主。拓跋王朝迅速式微了，就如同洛阳故城的命运一样，精华丧尽的他们再也没有恢复过元气。讽刺的是，一段时间里，一手策动这场变乱的尔朱氏成了洛阳的监护者。说来也怪，就在神都的一片大“乱”中，当那强奸未遂的尔朱世隆坐镇洛阳时，这座城市反而“商旅流通，盗贼不作”。

这短暂的太平时光，可归因于尔朱家族对自己的刻意美化，但是，更可能的原因不过是，“河阴之变”以后，洛阳作为北魏王朝壮丽都城的价值犹存。它就像一枚熟透了的果子，尔朱氏有理由先留着它慢慢享用，这既是壮大自己，同时也是对皇族正统的持续削弱，以便“徐徐图之”。要知道，使得原有秩序的象征意义耗尽的最好手段，莫过于让这关乎尊严的世界在同一个容器中颠倒，让最神圣的成为最卑贱者，最卑贱的骑到他们主子的头上。

阊阖门御道北的瑶光寺，本是世宗宣武皇帝所立。瑶光寺的特殊之处不仅仅在于它尊贵的区位，在于它和皇宫千秋门内道北的西游园、碧海曲池一类相近，在于它和皇族的特殊关系；它的独特更在于它是一座“尼寺”，而且是中央直属的第一“尼寺”，地位相当于永宁寺。它有修女的豪华宿舍500余间，“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以至于“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脚之草”的名贵花木，不可胜数。瑶光寺之所以有这般大的排场，是因为它如同一所贵族女子学校，是身份特殊的皇家女眷的暂厝之所。胡太后之前的皇太后就是到瑶光寺出家为尼的。虽然有必要“屏珍丽之饰，服修道之衣”，但遁入空门自然是假，靡丽华贵的宫廷背景才是背后的真相。讽刺的是，这处网罗“椒房嫔御，掖庭美人”的贵族女子别业，最终成了僭越者心中最大的诱惑。永安三年（530），尔朱兆率兵反入洛阳，乱兵大掠，数十胡人骑兵急不可耐地闯入瑶光寺。下面的事情不说也知。

——以后洛阳便也有一句歌谣：“洛阳男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作婿。”顺便讽刺了一下怯懦无为的洛城男人。

毫无疑问，永宁寺是北魏洛阳最神圣也是最危险的象征物。因此，几乎所有的变乱都和永宁寺扯上了干系：

528年，“河阴之变”，尔朱荣在永宁寺驻兵。

529年，北海王元颢又驻兵于永宁寺。

530年，尔朱兆俘获了贵为天子的孝庄帝，特意把他锁在永宁寺的门楼上示众。沦为战俘的皇帝在寒风中冻得吃不消，只好向尔朱兆乞求头巾。尔朱兆恶意不许。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群氓目击了这戏剧性的一幕，“观者如堵”。

533年，后来的东魏权臣、大军阀高欢杀北魏重臣杨机于永宁寺。

534年7月，高欢停于永宁寺。

538年，侯景，就是在南北之间摇摆不定，后来变乱整个江南地区的那个超级军阀，在永宁寺驻军。

杨衒之初次造访永宁寺塔，大概也正值这一变乱时期。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洛阳伽蓝记》一书缘起部分含有的特殊意义——杨衒之是在永宁寺塔上看见乱后洛阳的。想当初，以胡太后之尊偶然登塔，老臣崔光还要苦口婆心地劝阻，而洛阳乱后，身为小官的杨衒之和他的朋友胡孝世，一个小小河南尹，就可以随便出入如此尊贵的地方，并且“下临云雨”。这，是否就是乱后洛阳的实情？它是比佛头涂粪更隐晦的亵渎，比赤裸裸的野蛮破坏更为彻底的“解构”。

登临楼阁式塔要到唐代的城市才成为一种普遍的风尚，在这之前，塔是佛寺唯一重要的中心。就像崔光所说，佛像所在是“神明之宅”，是不容凡夫俗子轻易践履其上的。而这种华丽的“建构”与堂皇的“解构”间的微妙关系，显然，在洛阳彻底覆灭前就存在已久，“河阴之变”只是揭开了这出戏剧的序幕。

1963年，在一片争议中，纽约市的资本家们合谋拆除了壮丽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Pennsylvania Station）。火车站的寿命尚不到一个甲子，拆除它是为给更有利可图的新项目让路。那些痛心疾首的历史保护主义者竟无计可施。《纽约时报》发布社论说：“将评说我们的，不是我们所建造的那些纪念碑，而是我们所毁弃的那些。”

同样，一座纪念碑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纪念过去，它也可以成为被纪念者的耻辱柱。

像公主们令人垂涎的玉体一样，永宁寺塔的高贵恰恰成了它的命门。孝庄帝在永宁寺高高门楼上当众乞讨头巾的一刻，这圣殿旁曾荫蔽京城行人的槐荫，都变作了看客的天然座席。我很怀疑，无论是寿阳公主的全节而死，还是孝庄帝的礼佛而终，或许都只是史家的一种避讳，真实的情景或许要可怕得多。要不然“帝临崩礼佛，愿不为国王”（就像南朝宋的小皇帝刘准流泪说“愿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又何至于那般沉痛！

焚身

耐人寻味的是笑在最后的大军阀高欢。这个一手缔造北齐王朝的“神武皇帝”的表情变化，恰恰就发生在他与北魏朝廷貌合神离之后——在《北史·齐本纪》中，有关人事和天灾两节叙述紧紧相邻，“于是魏帝与神武隙矣……二月，永宁寺九层浮屠灾……”。旋即有了永宁寺塔为雷火所毁的“事故”，依《洛阳伽蓝记》更为具体的描述：

永熙三年（534）二月，浮图为火所烧……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震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

据说，在这突如其来的事变面前，孝武帝元修并没有束手待毙。他派遣了一千羽林军飞驰去救火，但是羽林军面对如此高耸的建筑竟然无计可施，只能任凭它燃烧崩塌。事实上，不要说在那时候，就是今天，对于过高的摩天楼的火灾，人们所能做的也极为有限。在建筑技术上，永宁寺塔倒掉，可能与美国“9·11”事件中遭袭击的世贸大厦崩塌的原因有些类似。

塔中“田”字形柱群混合夯土而成的塔心柱，和外圈“椽柱”“明柱”共同维系巨塔的稳定。构成塔心柱的夯土本身并不能燃烧，可是土木混合结构内的木柱在高温下炭化，使塔心柱整体失去了作用，就如同世贸大厦的钢结构融化，不再能支持原本坚固的楼面网架。夯土烧结后力学性质整个改变，不再能承受超高层的重量，真个是“土崩而瓦解”。

可是中原二月，本该滴水成冰，却突现雷雨、霰雪天气，不也启人疑窦吗？

即使永宁寺塔的焚毁不是高欢的阴谋，永宁寺塔的倒掉，也正好用来说明他的所图。永宁寺的大火过后不久，有人从靠近高欢老巢的东莱郡来，说在东海看到了世间不存的佛塔——浮图：“光明照耀，俨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见之。俄然雾起，浮图遂隐。”民间传说、小儿歌唱犹如今天的“社交媒体”，虽然不可尽信，却也不是空穴来风。还是在北齐写就的《魏书·灵征八上·志第十七》说得更直率：“永宁寺九层佛图灾。既而时人咸言有人见佛图飞入东海中。永宁佛图，灵像所在，天意若曰：永宁见灾，魏不宁矣。渤海，齐献武王之本封也，神灵归海，则齐室将兴之验也。”不能搬迁的巨塔，就这样，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千里挪移，为高欢篡夺魏祚增添了一笔可观的筹码！

“火经三月不灭”，与秦末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记述简直就是如出一辙——《史记·项羽本纪》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三月”大抵都是个虚数。借小儿之口传入史籍的朝代更迭间的异象，就像近来对阿房宫遗址的发掘，证明的并不是这场灾祸的乱世“真相”——因为阿房宫前殿并未找到大面积的烧结土，很可能，阿房宫都不曾真正建成过——千百年来，在人们想象中熊熊燃烧的大火，却证明了项羽，或者别的什么人意欲的另一种“真实”。

在这段时间里出现的大小“异象”，也正是解构洛阳神圣地位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永宁寺塔的倒塌也许就在一个晚上，但是它真实的“化生”（Incarnation）可能早已开始。

公元527年，也就是“河阴之变”前一年，平等寺金佛像的面部突然出现了悲戚的表情。它两眼垂泪，满身潮湿，拭之不去，当时人称之为“佛汗”。第二年四月，果然有尔朱荣攻入洛阳后的“河阴之变”，诛杀百官，血流成河；过了两年，也就是529年三月，此佛像又现佛汗，似乎预兆着五月间，将有借助南朝之力反攻倒算的北海王元颢攻入洛阳，庄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败，由名将陈庆之带来的江淮子弟5000人，都被俘虏屠杀，无一人生还。来年七月，此佛像“悲泣如前”——这会儿应验的，便是尔朱兆反入洛阳了。

关键之处不在于佛汗是否“灵验”，不在于是否有人在这些事变中经意作伪，关键在于，每次都有无数捧场的“观众”适时出现——这些所谓的目击者纷纷宣称自己“亲睹”，但多少又受身边人的蛊惑而不自觉。即使注视着现场的眼睛，也无法确认真的清澈无邪。他们的“亲见”就这样极大地延展了神异的舞台，让空间的活剧分外热闹精彩。

佛像流泪，猪学人语，并不是洛阳“城民”的凭空想象。相信杨衒之写下它的依据，也非臆想——人总是看到愿意（害怕）看到的东西。《洛阳伽蓝记》中的一些故事，虽然说来平常，却使人听之心惊。比如愿会寺的故事：愿会寺是中书侍郎王翊舍宅所立，佛堂前生桑树一株，“直上五尺，枝条横绕，柯叶傍布，形如羽盖。高五尺”，如此这般，一共五重——注意，桑树隐隐然有“佛塔”的意象了——每重的叶椹形状都不尽相同，洛阳人称之为“神桑”。据说，这棵树招致看热闹的人实在太多，仅仅这种热闹，就够让皇帝不安了。他认为“神桑”一说是妖言惑众，就命令给事中黄门侍郎元纪把树砍掉，“树—塔”颓然倒地——原文用的动词是“杀”，杀之。

那一天，云雾缭绕，天地晦冥。

斧斤所及，“神桑”居然血流至地，就像大火中宝塔轰然委地；围观的人都不禁悲泣起来——这一幕何曾相似，永宁寺的灾难中，同样，“悲哀之声，震动京邑”。

千年以下，我们似乎还可以想象，这神异的传说故事后面，总有一道阴郁的目光在注视，黑暗的嘴角流露出残酷的微笑。能够从南北朝时期无以计数的大小军阀中脱颖而出，最终推倒北魏王朝，高欢便有着这样一双阴郁的眸子。在一个宗教信仰压倒一切的非理性年代，道听途说未必不是事实，而小儿歌谣，唱的恰恰是宫闱权谋中事。什么是历史中真实的城市？久而久之，人们已经很难分清楚物质现实与心理幻觉之间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