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之前：前221年前
与墙有关

已经数千年的故事，要从10年以前倒叙着讲起。故宫诚肃殿展厅当时发生了一起匪夷所思的失窃事件。2010年，我刚在“东六宫”之一的延禧宫做过一个有关古代文字的展览，早晚进出青铜器馆间的横街，因此熟悉这个区域的大致情况：诚肃殿本是紫禁城“斋宫”的后寝殿──所谓“寝殿”，倒不一定是真正“就寝”的地方，也可以摆摆祖先牌位，或是让昊天上神在人间享受下尘世的位次──毕竟，传统上古人起居的地方也是体现他们社会等级的所在。

这个本来庄穆的地界儿，此时成了“鼓上蚤”显身手的舞台。时间：午夜。继大刀王武和燕子李三之后，老北京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据说，那只是一个非常业余的贼，但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大内深禁（而且因为身高的原因没买门票），用最原始的方法避开了先进的警报设备，并且进退有矩，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该消失的地方消失。最不可思议的是，虽然该贼身形矮小，却能几个连跳从建筑物的屋顶蹿上故宫北边的神武门城墙，并从高达10米的地方一跃而下，毫发无损。

听着聒噪的导游喇叭，夹在纷乱的人流中。白天来过紫禁城的游客数不胜数，可是除了窃宝大盗之外，谁有幸在深夜去过故宫？那是万籁俱寂的当儿，现代文明的一切征象从这古老“城市”退潮的时刻。夜色如漆，星光黯淡，那只哆哆嗦嗦摸索在耳房门栓上的手，在11间游廊的柱影间摇曳而过的身形……他难道不担心，在殿前高台上会遭遇孤魂，由东一长街和毓庆宫里飘荡而来？这分明就是另一本意大利作家艾柯《玫瑰的故事》的开头章节。场景、道具俱在，比《盗墓笔记》之类难免玄虚的演绎精彩多了。

更主要的是，几乎大部分游客都不会留意这最后的一道边界（他们都忙着在城门处郭沫若题字的门额下拍照留念，然后坐上大巴一溜烟走了），隔着护城河，很难意识到城墙具体的存在。其实，自从大部分明代初建的北京内外城、皇城城墙被拆毁之后，这道完整的宫城城墙，已经是这个尺度上唯一的幸存。它成就了“城”的意义，是明代人经营自己生活空间的物证，和宫殿的价值没有差别。城墙内芯其实是土，但是内外两侧各砌了2米厚的大城砖，比一般的皇家苑囿围墙要结实多了，而且几乎没有倾斜的角度，人无法轻松攀缘而上，更不要说从上面跳下而不受损伤了。

有关故宫建筑的研究原本不少了，可是这期间甚少有真正的“故事”。印象中涉及“故事”的只有朱剑飞《天朝沙场》（《建筑师》1997年第74期）这一篇（不过，那本书把所有在故宫发生的故事都归结为一个统一的“剧本”设定，因此所有意外出现的剧情，也只是这“剧本”现场发挥的结果）。

清宫戏、明宫戏当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故事”，就是故事里的“皇帝”“臣子”看起来太假；开发商和楼书枪手合谋炮制的“故事”（“帝苑名居”之类命名）和这样的“戏说”其实也相去不远。它们共同存在的问题都有关人际的感受：电影导演（或者是水晶石数字科技等公司）随心所欲从高空推过去的镜头，真的是宫女妃嫔们看到的视角吗？电脑效果图里的质感，真的是“皇家俱乐部”感受到的品质吗？

既有空间也有故事，仅存在于建筑尚不是博物馆的年代里。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都不足以支撑起我们对于“那个”时间里故宫的想象了——那个时间不属于我们，属于我们的曾祖父、曾曾祖父们。他们尚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大街上一切外来的西洋事物。那时，大街的主要建筑材料和城市里大多数建筑，包括城墙、宫殿、民居、街坊的主体材料是一样的——土。如果真的能拍摄一部有关“那个”时代故宫的电影，那么开场多半首先是像贝托鲁奇导演的《末代皇帝》的经典镜头，有关遮蔽一切的“墙”的：沉重的大门被打开了，人们由此跟随幼年的溥仪进入另一个时代……门里门外置换的，不仅是不同建筑约定的不同物质生活方式，也是人们通过建筑观看他们自己的方式。中国传统里对于“看见”有一种特殊的慎重，因此最能体现中国古代建筑的形象是没有形象，那就是韩非子所说的“见而不见” 。墙，因为和帝王南面之术联系在了一起，成了中国城市的特殊“立面”。

中国建筑的历史起源已经模糊不清。但是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有一项事物保持大体不变——墙。它甚至造成了外人对我们这个国度的牢不可破的看法，连小说家都了解：“……在破土前五十年，在整个需要围以长城的中国，人们就把建筑艺术，特别是砌墙手艺宣布为最重要的科学了……”（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并非完全是臆测。围绕着中国古代城市到底是不是都有城墙，以及这种城墙是否推动或表征了早期国家的形成，曾经有过大量的学术讨论，可以形象地归结为关于“大都无城”的讨论。这一讨论在2016年考古学家许宏的一本同名著作中到达了巅峰。这里说的“城”，当然不是指整个城市，也不是指城墙以内的城市的“内容”，而是上古城市的城垣。人们关心的，不只是城市的边界之有无，而是它是否足够高，足够结实，用什么样的材料制作。换而言之，可以对窃贼、外寇和统治者/被统治者三种不同身份的人产生具体的意义。

毕竟，中文中的“城市”所得名，正是在于城墙。城墙有无，也就成了人们下意识中都邑和乡村聚落的不同，一部分专业考古学家甚至也认为有城墙才是城市。但是，“城墙”毕竟和建筑的墙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希腊城邦国家，比如雅典的卫城，字面意义是“上方的城市”，背依地形就自成一圈高大的石墙。欧洲中世纪的城堡的城墙，自身就是一座尺度难以忽略的建筑物。这些都是太实实在在的“城”，它们倒过来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城墙的看法。对现代人而言，古城墙即使挡住了城里一部分东西，依然构成城上露出的高大建筑的基座，是旅游照片的背景，很好的观光对象。

古代中国的筑墙术远不如现在这么发达，在现代泥瓦工技术出现之前，夯土墙很难做到绝对垂直，而是要做得很厚，底座很宽，和上端呈现明显梯形的关系。比例上，即使相比紫禁城城墙十度的收分，差得也很远。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这样的城墙也未必像它想象中那般雄壮。对于肉身，两米高的墙就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但相对于尺度很大的范围而言，这高度却微不足道：在略有起伏的丘陵地形上，它可能更像是自然地形的一种延续，远看起来不大像是人工所为。

一个极为寒冷的早晨，曾经，我漫步在石峁遗址。按照大部分考古学家的意见，这是龙山晚期到夏早期一个非常神秘的城址，位于陕西榆林市神木县石峁村的一个山峁上。汽车直开到近处，才能辨认出来山脊线上那和黄土色融为一体的石墙，就像这城市就是山本身。

石墙纯用石砌，导水良好，不像有夯土芯的墙，渗水之后会导致墙体变形破裂。因此，可以做得直上直下，也用不了那么宽，砌筑技艺之高，让人很难相信这是4000年前人类的作品。但是放在整个景观的视野里，它也没有那么高，残存最矮的城墙不过三米，最高处也超不过紫禁城的城墙，还有一种特殊的多级石墙，一级比一级高。这不禁让我想起南美洲的印加圣谷（Ollan⁃taytambo，Sacred Valley of the Incas），同样一级级石墙，结合着山势，神似“梯田”，爬着费劲，但是也并非那么难以逾越。

可以想象，其他中国文明早期的土城，就连痕迹都不太剩下了。在广汉三星堆、黄陂盘龙城，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不甚明显的“闭合”，四周或者一部分，有旱坝、田堤，土围子略微隆起，其他的依靠自然形势——和人们的想象不太一样，大多数中国城市中墙的存在，并不只是为了防寇缉盗，抵御外敌。边界，不一定是刀劈斧凿一般的绝壁，这，也许就是飞檐走壁一类事情还能存在的原因。在古城西安的明城，多年以前，我常看见三两孩子手脚并用，站在墙砖突出或凹陷的位置上玩耍。高兴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爬上去，看上去既危险又刺激。这种游戏叫作“爬城墙”，类似现在的攀岩运动。

墙，更多挡住的是现代人盛产的好奇心，和如今时尚女郎的习惯正好相反：包裹得越严实，诱惑就越大。

墙的这种特性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不是唯一的要素，却是所有建筑部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前设，比如，墙让门变得重要了。门不能随便乱开，还要进出有序。因为门是墙上唯一有“表情”的地方，所以门里闪现的一切，都会诱发墙外人对墙内世界的猜想──大多数时候，这种猜想是不准确的，因为类似故宫那样极厚的门，其实就是一条狭长的甬道，仿佛过渡到另外一个世界。尤其是从南往北逆着光看的时候，它就像一台时间旅行机器的界面，在界面上出现的一切都只是眩目光亮里的幻象，没有正确的深度，也没有任何形象性的提示。

于是，墙加强了它两边世界的差别。通常是截然相反：紫禁城外的世界闹得天翻地覆，空旷的宫里却一如既往的肃静萧瑟。另一种情况，即使在今日中国的城市中也很常见：大街上车马冷落，走进狭窄的小胡同，立刻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寻常人总是把墙看作讨厌的东西，可是，墙同时也是一个紧密的社区形成的必要条件。没有这讨厌的墙，墙里的人们怎么好做梦呢？

人们很难没有征服墙的愿望，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在明史、清史之中发生过多次的非正常事件，都没有10米高的紫禁城城墙什么事。比如，万历四十三年（1615），一男子提着一根木棍就冲进宫里去杀太子的“梃击案”，丝毫没有武侠小说里天外飞仙的潇洒，就是和前面提到的故宫盗宝事件比起来，也差得远了。比较而言，若是论调戏墙的方式，还是唐人的想象来得精彩，“昆仑奴”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姓崔的书生看上了歌妓红绡，可是墙内的东西毕竟不属于他，更何况红绡的主人是一位权倾朝野的大将（据说就是《打金枝》一出戏的主角郭子仪）。这时候他家里的老仆昆仑奴磨勒站了出来，帮崔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据说，具有这样素质的“昆仑奴”是从非洲来的跳高冠军，在禁卫围捕中磨勒是“飞”出高垣的。他挥动双臂就如同鹰隼一般，下面郭将军的打手们“攒矢如雨”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对他这种弹跳力好的人而言，这些墙就不存在──在磨勒那里，由墙头组成的纵横网络成了二层立体的高架大街。

因此，不算高的中国城墙也是具有戏剧性的，并没有看起来那么严肃：水平方向它抑制了某些故事的发生，但垂直方向看起来，它也可以变成城市故事的舞台。

人类建筑的终极使命是和重力作斗争，真实的城市是平面的，匍匐在墙的脚下。想象归想象，日常的生活中难得有一点冒犯墙的事迹作调料：如果有，除了无法无天的盗宝贼，也有“好意的都市主义”。比如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希望取消一切边界。不要说正式的围墙，就连楼和楼之间的遮挡都最好减少，建筑的底部可以自由穿行。这样，城市就变成了既理性又浪漫的花园和草地。

取消墙，也就取消了差别，取消了想象。像20世纪初的“城市美化运动”那样的天真理想，认为所有的人都会喜欢宽广无遮的林荫大道。但是，没有人能真正取消墙。因为，人性有时候也需要犯规的乐趣。千百年来，城市就在建起墙和推倒墙的纠结之中，反反复复。

只是，我好奇的是，何以从那么久远开始，中国的城墙里就有了数量如此惊人的，甚至是缺乏必要性的关于尺度的“内涵”？远在信史时代之前，石峁遗址就有了那么大的面积（425万平方米，相当于边长2千米的一个正方形）。南方的良渚遗址有290多万平方米，稍逊之。它们，以及上古时期的很多朴茂的“城市”，都达到或者超过了域外此前那些最著名的城市的面积：比如乌里克（繁荣于前3800—前3200年），摩亨佐达罗（前2600—前1800年）和哈拉帕（繁荣于前2500年）。不管是在东南的水田间，还是起伏剧烈的黄土高丘，先民们似乎对立体、攒集没有兴趣，只顾在二维上铺开。城市的人口密度并不相称于它的规模。这个特点一直延续到很多近代有城墙的城市，城市内常常留有大量的空白。要知道，聚集区越分散，城市周长便越长，建设城墙的成本便越昂贵，城墙便不容易修得高、固，用作防御时，便常常捉襟见肘。在一些地方，还容易造成实际的困难，比如不便通信、取水。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是大，还是“庞大”？

我问过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这个问题，他摊开手做个表情说，我哪知道。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和当今城市建设的某些类似特点的合法性有关。在听他讲课的时候，我在纸上画了些不太难表现的城市尺寸的关系：相对于频繁提到的中心而言，不大使用的边缘部分的功能就计算不清楚，可以忽略不计；相对于在城里走过的漫长距离来说，墙的高度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一个人会确凿无疑地看到这条“花边”，因为它毕竟很长，就和万里长城据说在月球上也能看见的逻辑一样。烁烁闪光的夯土或者石墙，仿佛一道有魔力的风景，就像印加人在大地上留下的神秘的图案，远看会更加清晰。还是卡夫卡，他写道：

我们的国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象不出她的广大，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而京城不过是一个点，皇宫则仅是点中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