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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叙述宋代，如众周知，都提及冗兵太多，而军事力量很弱。基本的原因是重文轻武的国策。甚至经过北宋亡国的严重打击，依旧不变。许多著述这样解释之后，就很少再加说明；这些被轻视的武官群究竟是如何的情形？历代的学者研究宋代，可能也受到重文轻武的影响，不大注意这个问题。现代的学人才感觉到这欠陷应该补充。但是有关军事方面的论著，比较其他方面的硏究，还是为数不多。并且，这些论著，就大体而言，也许可以说是限于下列的三类。第一类是关于将领的。例如有名的大将、经略使、安抚使，或类似的统帅，以及他们的职权与政治势力。第二类是关于武力冲突的。例如农民起义，汉族对于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侵占，此外的叛变，有名的战役，攻守城市的方法，以及使用的武器。第三类是兵制。例如边防、马政、禁军、御营司、厢军、牙军、茶商军、效用军、弓箭手、地方的隅官等项的专题。综合以上三类的文献，所注意的重点，并不一定是在军事方面。许多是用的政治史、法制史的观点。无论是日本文的、中国文的、西洋文的著作，大致都是如此。
本文的希望是引起关心学人的注意，以军事史本身作为一个单独的部门，逐渐推进系统化的硏究。其实，宋代军事的史料，并不太少。只是散见各书，需要从各方面去搜集整理。类书如《文献通考》，也不免有重文轻武的偏差，只限于编者认为重要，与政治得失有关的。最有兴趣的例证是《宋会要辑稿》。崇儒的部门内，有关于武学武举的记载。重文轻武的政策，在宋代当时，是希望儒教的影响，也能普及到武官武资各品。这类史料，很值得利用。作者因为时间和体力的限制，还没有能够去努力搜集，很感觉歉愧。本文仅只是尝试性的略论。虽然很简略，也许可能作为概说的参考。
本文采用社会学的观点，主要从两点出发。首先，武官群——包括武官以及有任职资格的武举（武科举人）与武学的学生——仍然是官。不拘他们如何被轻视还是属于统治阶级，只是说他们在统治阶级之中的地位，相对而言，远低于文官和有文资的人。转过来说，他们的身份是可以欺压士兵以及一般平民的。其次，他们在统治阶级之中所受到的歧视——正和一切的歧视相同——一定会产生企图补偿的行为。同时，又会产生违反法规的不良行为，使这种歧视更为加深。
在宋代的官僚政府下，士大夫必须遵守礼法的规定。而武官群就不一定受到同样的道德拘束。淳熙七年（1180）有如下的记载：
芮辉奏：“窃见吏部选法，小使臣遭丧，不解官，给式假百日。欲除缘边职任，及现从军与归正归朝拣汰指使等官，并军功补授杂流出身人，依旧以百日为限。此外，小使臣如荫补子弟，宜守家法。取应宗室武举出身之类，皆自科举中来，自合悉遵三年之制。”上曰：“小使臣多是从军或杂流出身，及沿边职任，所以不以礼法责之。其荫补子弟，取应宗室武举人，岂可不遵三年之制；可依奏。”
以这项记载为例证，可以说明武官群的出身是混合的。有一部分，原本就属于统治阶级，因为没有取得文职文资，不是士大夫，才转入武途。
上引记载没有说明投考武举的是什么出身。其实，有的是考进士落第的。“进士两处投下文字。失解后，旋看兵法，权习弓箭兵马，意务苟进。就试日，多怀匿文字，饰以虚辞，弓兵不甚精习。”
有的是不及格的太学生，“多去从武举”，只是为了科举的资格。“夫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徒启其侥幸名爵之心。”
关于武举，下文再和武学一起讨论。
上引记载也没有提到所谓杂流之中，还有其他的统治阶级分子，因为犯罪，才避入军队。有名的大将余玠，就是一例。“蕲州人。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少为白鹿洞诸生。尝携客入茶肆，殴卖茶翁死。脱身走襄淮。时，赵葵为淮东制置司，玠作长短句上谒。葵壮之，留之幕中。”
后来建功，担任武职，击退蒙古兵，镇守四川，又立大功。他原来是否“家贫”，颇可容疑。至少，他曾有机会在白鹿洞读书，已经有书生的身份。再看他对于卖茶平民的态度，殴人至死，事后脱身，更是迹近以统治阶级的身份自居。
所谓杂流之中，还有若干人，是和统治阶级建立特殊关系的。有的是“豪民”，于“武臣门馆”，以“牒帖”的方式取得武臣属下“牙职”的名义，因此而“凌驾州乡”。
而某些武职，又可以接近皇室外戚，使他们的子弟，成为士大夫。历史上名画家米黻（即米芾，字元章），据说，就是这种背景出身。“其先以武干显。母阎氏，与宣仁后有藩邸之旧，以恩入仕。”
从武官群再转进而为士大夫，下文还要讨论。
总上而言，武官群中原来就是或渗透而成为统治阶级分子的，绝非少数。当然在南宋初期，因忠义投军的平民，有功任职的，也很多。同时，大批招安群盗，都是平民出身。
但这情形是在巨变时的例外，并非常态。不论出身如何，取得武官武资以后，就属于统治阶级了。而他们的背境来历，又多半习惯于不合正当法度的手段，自然很难期待他们遵守礼法，合乎纯粹士大夫的一般水准。
关于武举武学，还需要补充说明。“宋有武举武选。咸平时令两制馆阁详定入官资序故事，而未尝行。仁宗天圣八年（1030），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后试之。”
试的是文字，所以王安石批评这制度的不合理。他说：“武举复试墨义，则亦学究之流，无补于事。”
而且考取了武举之后，并不一定担任军职。南宋隆兴元年（1163）有人主张，乾道二年（1166）又有人重申前议，“请以试举登第者，悉处之军中。帝以问洪适。适对曰：‘武举人以文墨进，杂于卒伍，非便也’。帝曰：‘累经任者，可以将佐处之。’”
这节对话，明说武举并不精于武艺，是公认的事实。同时又明白承认，武举的资格是为了任官。需要用高级军职利诱，他们才愿意担当军事的任务。足证武举不过是另一种仕途而已。前文提及落第进士与太学生改考武举，势所必至。
范仲淹等人，在庆历变法时，首次兴办武学。但是几个月以后就废除了。“以议者言，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等，岂专学孙吴故也。”王安石新法的理想之一，是培养军事人员。所以熙宁五年（1072）“枢密院言，古者出师，受成于学。文武弛张，其道一也。乞复置武学。诏于武成王庙置学”。
然而新法时代，武学并不见有多大成效。这理想还是不合社会的现实。能入武学的，先需要有相当的教育程度。纵使不考墨义，也还是限于统治阶级以及和这阶级有关的子弟。而这些人的态度，是选择仕途的优劣。后来绍述，复行新法，“诸州置武学……入流比文额大优”。用这种降低水准的利诱，于是“隶学者众”。
这又何尝是新法的原意，相反的，这是北宋亡国时只重形式的陋政。南宋初，重立武学，不久就“屋舍颓弊”，仍旧是同一原因；统治阶级的分子，不认为武学是优越的仕途，“少有士人就试。所以权将下省人填阙”。
说明了武官群出身的各种情形，再讨论他们因为重文轻武，受到歧视，而寻求补偿。第一，在服装方面，在社会上表现他们的身份，高于平民。北宋中叶张方平这样说：
臣闻太祖训齐诸军，法制甚严。军人不得衣皂，但许衣褐。其制不得过膝，岂有红紫之服；葱韮不得入营门，岂知鱼肉之味；每请月粮时，……不许雇车乘，须令自负。……今则异矣；……一例新紫罗衫，红罗袍肚，自绫袴，丝鞋，青纱帽，拖长绅带。鲜华烂然。其服装少敝，固已耻于众也。一青纱帽，市估千钱。至于衫袴，盖一身之服，不啻万钱。
用丝织品的彩色服装，或其他奢侈的消费品，只能向平民夸耀。第二，进一步的补偿，是模仿士大夫。南宋中叶，不但经济更繁荣，文化水准也不断提高。开禧二年（1206）下诏戒饬武臣“毋得效学文臣好尚，……矫饰清谈虚名无实之人”。
这诏令是在解除道学之禁的后四年。但既无惩罚规定，也无执行方法。武官群以文风自饰，标榜兼通文武，何从禁止？
第三，根本的补偿，是以武官武资为进身之阶。遇有可能，换成文资。北宋时，“许从官三人荐举”，就可以换。南宋初，“令敦武郎以下，听召保官二人，以经义诗赋求试，……锁厅应进士第”。因此许多武士，包括本是太学生，改取武举身份之后的，都“更习程文，褒衣大袖，专效（文科）举子”。在光宗绍熙元年（1190），一度不许武臣试换文资。而宁宗即位不久，又“复武科锁换令”。
统治阶级歧视军职的态度，使属于这背景出身的人，很难因得任武官而满足。“士大夫一入军中，便窃议而鄙笑之，指为浊流”。
而“武举进士，甫得赐第，多弃所学。必欲锁试换文。回视兵书戎器，往往耻谈而羞道之”。
这由武转文的仕途，到了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朝廷正式承认，以为合理，“庶几文武兼通”。
甚至面临军事行动，有人还主张特奖武官，“先换文资，以励边功”。
武官一方面是补偿，提高身份，而另一方面，因为不安心供职，就难免从事违反法规的行动。北宋盛时，欧阳修早已感叹，军队欠乏纪律，求赏图利。
南宋初年，更是军纪荡然。“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
并且，在北宋中叶，早有吸收盗贼参加军队的办法。理由是“不收为兵，则恐为盗”。
南宋则以召安为国策，安抚群盗，军纪更不堪问。称为官军，而“追迹盗贼所不至之处，发人之廪，录人之橐，鞭笞百姓，执缚妇女。所过骚然，与盗贼无异”。
武官掌兵，另有“后司”，执行司法权。不但百姓无从诉苦，连士兵也无法诉冤。“后司人吏，或非理锻炼，或轻重任情。贿赂得行，奸弊百出。军中冤抑，无所赴愬。”
退役武官，往往任为巡检、县尉等职。名为捕盗，实际上沿袭军中的作风，形同抢掠。“巡检武人，其间多出军伍，至有不识字划者。”
县尉横行，舞弊得赏，尤其是在沿海各地。据说：
今格当作尉者，希觊酬赏。多拟窠阙于滨海州县。故其到官之初，不务弭盗而愿多盗。锻炼傍及于无辜，牵连凑足于人数。有本非凶恶强盗，而用财买嘱，故入其罪者。有以任内所获之盗，积一名两名，而凑成全伙者。亦有蹒跚跛曳，而称马前三步，躬亲斗敌者，妄冒成赏。
上司也不调查审察，所以还可以升官：
方今改秩之法，惟盗赏为侥幸。牵合附会，上官通融。惟以金钱，赂遗吏胥。蔑不济事。所谓马前捕获，徒虚语尔。
军队没有纪律的另一面，就是赠加军费。从南宋初年起，已经说“竭天下之财，只足以养兵。兵籍日众，财用日窘”。
是真的养了士兵吗？不然。军费的大部分，是将领武官所得。“今日之兵，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
上级是统治分子，支配军费，迹近行使所有权。四川军队用费，有数字比例。“官员之数，比军兵之数，约计六分之一。军兵请给钱，比官员请给，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滥，在官员，不在军兵。”
这样不平等的分配，绝不限于四川。政府支出浩大的军费，“军士顾未尝得一温饱”。
因为“自将佐等而上之，则有至数十百倍之多”。
武官除了极为优厚的收入之外，还有额外营利。岳飞忠义，反被秦桧所诬，高宗默许而死，这是千古的悲剧。然而他的军队经商收税，并非纯属诬告：
先是，湖北转运判官汪叔詹以书白秦桧。言岳飞顷于郑渚置酒库，日售数百缗。襄阳置通货，场利复不赀。……上谓桧曰，闻飞军中有钱二千万缗。昨遣人问之。飞对所有之数，盖十之九，人言固不妄也。
至于张俊，有名好财。“喜殖产。其罢兵而归也，岁收租米六十万斛。”
南宋商业，大为发展。武官虽受文官歧视，但可以利用职权，以商业的方式谋利。同时，又用所得利润去投资，取得地主和豪富的身份。
南宋商业化，影响到武官的风气，始终未改。淳熙十一年（1184），曾有命令：“诏诸军将佐屯驻去处，自今不许私置田宅、房廊、质库、邸店，及私自兴贩营运。”
从这诏书，可见商业活动种类之多。将领如此，他们下属辅佐的武官亦复有之。而这禁令，显然有两项缺陷，不能收效。一是并未规定如何监察、如何惩罚，仅说不许，形同具文。二则禁令也只限于屯驻所在地，在近地经商，或在原籍投资，同样可以凭借武官的身份和势力，有何差异？南宋亡国以前，贾似道筹划军费，有两大措施。一是众所周知的公田法，以公田收入，直接供给军费，引起大地主纷纷反对。二是比较未受充分注意，专对武将、武官的改革。
他派专员，行“打算法”，彻查军中账目弊端。凡欠缺公款的，概须赔偿。
这事又引起武官群的怨言。其实，在南宋末年，武官群营利，已经积重难返。武官之外，武举都尚且如此。“武举中选……率授以榷酤之事”。
原因是百余年来，武人与商业早已有了密切的关系，又岂是“打算法”一事可以改变的？
宋代重文轻武，直至南宋亡国都没觉悟。帝㬎德祐元年（1275）临安危急，朝臣逃遁。太皇太后诏榜朝堂曰：“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而竟“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许谓何？”而仍以官爵呼助，“其在朝文武官，并转二资”。
对于在外的武官群，可能有忠义勇士，还是轻视并未号召他们。
歧视武官群，深深地反映宋代士大夫褊狭的作风。按照儒家理想，应该崇文尚武。文武虽有高下，同是统治阶级。而士大夫不顾现实，区分仕途为二，抑制武官群，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前文提到的余玠，在淳祐元年（1241），镇守四川时，又重行提出警告。他有文武两途的经验，所以他说：“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有所偏重。偏则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
不仅这警告毫无效用，而且余玠因“专制四蜀，凡有奏疏，词气不谨”（与岳飞的悲剧有相似处），被朝廷猜疑。“及闻召，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谓仰药死。”
基本上，治国的责任的确在主持政权，领导统治阶级的士大夫。事实上，除了文武之间的矛盾之外，士大夫对于武官群的态度还另有一层矛盾。一方面歧视武臣群，时加抨击。另一方面，又无法控制，纵容武臣群若干不正当的行为。所产生的恶果是由武转文，武官欺兵士，武职掠夺平民，移用军财，多方谋利。武官群本身也早感觉到基本上误国的是士大夫。北宋亡国之后，有人归过于武臣败战，引起反驳。这节文字相当精彩，就便引用，以结束这极短的拙文。
诸将皆忿。有令门下作论，以诋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误国者皆文臣。自蔡京坏乱纪纲，王黼收复燕云之后，执政、侍从以下，持节则丧节，守城则弃城。建议者执讲和之论，奉使者持割地之说。提兵勤王则溃散，防河拒险则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践京东西、淮南之地，为王臣而弃地弃民，误国败事者，皆文臣也。间有竭节死难，当横溃之冲者，皆武臣也。又其甚者，张邦昌为伪楚，刘豫为伪齐。非文臣，谁敢当之？
（原载《青山博士古稀纪念宋代史论丛》，（东京）省心书房1974年版，
第477—487页。选自［美］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173—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