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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统治者对将士杀敌立功、训练有素等，都颁发军赏。军赏作为赵宋统治者对军队的补助手段之一，有着它的一套办法。鉴于宋朝又有北宋、南宋之别，其北宋一朝的军赏制度又稍区别于南宋。南宋时，军赏往往有激赏、激犒、犒设、犒军等名目。北宋一百六十余年，充满着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和斗争，它先后与契丹、西夏、吐蕃以及西南等地方民族政权对峙和军事冲突。在当时这种历史条件下，宋朝统治者对将士实行重赏厚赐的政策，以收买军心、维系士气。本文仅就北宋一朝有关民族斗争方面的军赏制度，即军赏条件与规定、军赏的物品与内容以及军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作一考述，不妥和错误之处，请方家指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考》说：“或战士有功，将吏有劳，随事犒劳，则谓之军赏，皆无定数。”
说明宋朝对将吏战士凡杀敌立功、训练有素等，都颁发军赏。那么，北宋政府究竟怎样重赏厚赐的呢？今据《宋会要·兵·军赏》条的叙述，分列于下：
（一）斩敌首级者。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四日，鉴于“契丹唯务贪残，不遵理道有志，但同寇贼无名辄犯边陲”的事实，真宗下诏“如有强壮及诸色人能为首领纠集愿杀蕃贼者，并仰所在官司策应照管，觅便掩杀”，“斩其首级，每人支钱五千”。三年八月，宋廷再“诏自今沿边斩获蕃寇首级，须辨问得实，当于杀戮者，许依前诏给赏。”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政府规定：“今后陕西诸路沿边兵校，如有因与贼斗敌，斫到人头，合该转补者，并可于奏到三日内出给宣头。”显然，宋军将士官吏，凡能在对契丹、西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战斗中杀敌人头者，均可得到军赏。
（二）生擒敌人者。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政府就规定，凡河北诸州军民，在与契丹人的战斗中，“如活擒到契丹，每人支钱十千”。同时规定，“其俘获之物，并给本人，所在官司更不得辄行讯问”。哲宗元符元年（1098）十月，宋政府根据鄜延路经略吕惠卿的建议，凡生降到人户，“老小妇女每五人理一级转资，其生降到壮人，每名依斩获例推恩”。克服了过去一度“于阵前生降到人户不优与推恩”的弊病。
（三）枭首级者。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政府还规定，凡“枭十人已上首级”，计数赐与，所在给公据。景德三年八月，真宗再次命令，西路沿边州军，“有能枭取为恶蕃族首级者”给予赏赐。
（四）捉到敌人割到耳鼻并夺得马匹衣甲器械者。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环庆等路总管张斌建议：“自今如蕃部与蕃贼斗敌，得马却给与；活捉到人，割到耳鼻亦别定赏给；所有夺到衣甲器械，即纳官据色件多少支茶彩。”真宗即采纳张斌这一建议，一改过去“沿边熟户蕃部有活捉得贼人割到耳鼻并夺得马，及收阵之后，赴本局呈纳官中纳下，却量支价钱，其捉到人并斫到耳鼻亦支赏赐，其衣甲纳官”的做法。
（五）打夺人口、烧荡族帐者。仁宗庆历元年（1041）八月，仁宗下诏“如有捉杀西贼立功，或斫到人头耳鼻及有伤中，并入贼界打夺人口、烧荡族帐、但系得功者，并析以申陕西都总管司”。这无疑也是军赏内容之一。
（六）遣译语人去敌探事。元丰五年（1082）九月，熙河兰会路经略司言定西城遣译语彭保六人入界刺事得实，有赏。并迁一资，人赐绢二十匹。
（七）作战受伤者，也要受赏。据《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四云：“禁军副指挥使以上至军都指挥使，伤重者支绢七匹，轻者五匹，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重五匹，轻三匹；长行以上重三匹，轻二匹。”元丰五年（1082）五月四日，神宗下诏引战环州弓箭手、都指挥王隐，旧病在目，因夺隘力战，箭中左目，与三班借职给俸禄，终其身，并与引战支赐，仍许子孙承袭。
（八）乡兵训练也有军赏。如弓箭手按试武艺，曾分“三等支赏，出等人支三钱银碗，第一等支二钱银碟子，二等支一钱银碟子”。
除上述所列之外，宋政府军赏名目繁多，其中所谓“或因屯戍之劳，调发之费，则谓之特支”
之特支钱，也是军赏之一种。除有固定特支钱外，还有临时性的特支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一《神宗元丰八年正月癸丑》条云：“诏禁军、民兵、蕃兵并与特支钱。”
这是神宗末年，因鄜延路第二、第四、第五将出塞与西夏作战，对军功的嘉奖。
马端临说，宋朝军赏，“皆无定数”。这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在北宋一百六十余年间，民族矛盾始终存在，宋军在跟契丹、西夏、吐蕃、西南诸族以及女真等民族政权的斗争中，其军赏数额、授职升迁，都跟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战斗战绩有关。真宗景德元年（1004），规定如活擒到契丹人，每人支钱十千；斩其首级，每人支钱五千；如生擒十人以上、枭十人以上首级，计数赐外，仰所在给公据和酬奖，其俘获之物并给本人。这是优厚的政策，其目的是鼓励将士官吏勇敢地去跟北方劲敌契丹作战。
按北宋《赏格》规定，厢兵和禁兵的军赏赐物分五等。“绢十匹、钱十贯为第一等，绢七匹、钱八贯为第二等，绢五匹、钱五贯为第三等，绢三匹、钱三贯为第四等，绢一匹、钱三贯为第五等。”蕃兵和义勇、弓箭手的赐物也分五等。“绢十匹为第一等，绢八匹为第二等，钱十贯为第三等，钱五贯为第四等，钱三贯为第五等。”如“杀贼斩一级者，与第四等赐”。
这虽然是官方公布的《赏格》，但在实际执行中又不尽同。另外，对《赏格》也经常视政治军事形势，在不断修改。熙宁六年（1073）十月二十九日，神宗下诏枢密院重修《行军赏格》，与中书详定进呈。元丰年间又再修。哲宗绍圣三年（1096）三月二十二日，诏今后陕西、河东路赏功，并依《元丰赏格》推恩例，经略告谕汉蕃将士等。这跟当时宋政府与西夏、吐蕃政权的斗争形势密切相关。
神宗熙宁七年（1074），王韶开熙河，收复河州等地，政府“倍加酬赏”，“军声大振”。是年七月三日，重赏破荡踏白城一带作战有功人员。规定：“获到首级以十分为率，九分以上为优等，五分以上为第一等，三分以上为第二等，一分至不及分，若无获者，并为第三等；优等迁六官，余推恩有差。”
元丰四年（1081）八月，由于西南蛮首乞弟叛宋，宋政府一方面对乞弟进行军事征讨，一方面以招诱投降的手法，使之就范。八月二十二日，诏中书降敕。榜曰：西南蕃罗氏鬼主、下蛮首领沙取若谕告乞弟早降，宋廷予以厚加爵赏。规定：未肯降，能掩杀赴官，即赏真金五百两、银五千两、锦五百匹、彩绢五千匹，更当优加官爵；其下得力蛮兵，赏盐一百斤、羊百头；如杀到乞弟下蛮兵，每级赏绢二十匹，夷兵十五匹、小头领三十匹、大头领六十匹，其逐处部族都大头领亦重赏。
元丰四年（1081）十一月九日，宋神宗再次颁布《赏格》
，内容更加繁多，兹不俱引。神宗颁布这一《赏格》，完全是针对西夏政权的。元丰四年四月，西夏发生政变，秉常失位被囚。宋朝政府认为这是对西夏用兵的难得机会，便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五路大进攻。这次出兵的意义，从神宗八月底给熙河军帅李宪和种谔的诏书里便可看出：“今来举动，不同凡敌，图人百年一国，甚非细事。苟非上下毕力，将士协心，曷以共济？须不惜爵赏，鼓励三军之气。”
显然企图一举征服西夏。而其《赏格》的颁布，也是用来为这场入侵西夏之战服务的。
哲宗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六日，枢密院向哲宗奏称：元丰四年，陕西、河东兵进讨，权宜重立《赏格》，诱激将士，获给重伤等第转资外，重加赐绢，及捕获分厘杂功五等之赏，并特优厚。昨自还塞后，来遇巡绰探事之类，逢贼斗敌，尚用此格，除所立功状尤异，合临时取旨推恩外，今别立《捕获赏格》。哲宗同意枢密院意见，别立《捕获赏格》。这完全是在西夏由于梁太后及其家族的专权，“孤童幼弱，部族携贰”，
对外战斗力低落，而宋朝因实施新法，政治和财政实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军事力量有所增强的情势下出笼的。同时，哲宗为了进一步激励士气，克服将士们畏惧西夏的心态，他采纳了吕大防“今日西夏无继迁、元昊之强，中国有练卒精甲之备，苟将帅得人，固无足畏”的建策，
重颁武臣战功酬奖令。鉴于武臣不以诸司使副大小使臣每一资于见任官上改一官，内皇城使一资遂转遥郡刺史，或除入横行并
门使以上，每一资亦转一官，比之使臣轻重未均的情况，重新规定：
门副使、左藏库副使以上，每资转一官，客省副使及皇城使以上，每三资转一官，以上应减年者，并回授，有服亲应转资，每转资一官，或循一资，不得转至朝奉郎，及诸司副使并幕职州县官改官应减年人，对减磨勘年限不同者，依《赏格》准折。
北宋政府实施军赏，这是一种收买军心、维系士气的手段，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在实施军赏过程中，带来的弊病也着实不少，这完全是由当时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
首先，助长了一部分武将官吏贪财黩货的风气。这一点，可从仁宗庆历三年（1043）二月枢密院学士杨偕的奏言得到说明。杨偕说：“窃见新定行军约束，贪争财物资畜而不赴杀贼者斩，又合战而争它人所获首级者斩，是知临战之际，恐其错乱行伍，故争财物与争首级，固然又有斩首受赏之条，使其众必争之。古者，虽有斩首几千级，盖是概举斩获之数，非赏所获首级以诱士卒之乱也。自刘平、石元孙之败，多因争首级之故。请自今杀贼之后，计所获首级，以本队论赏。”
杨偕奏言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宋朝官吏武将及其一部分士卒，他们为了得到军赏，竟然不顾军纪约束，而一味贪争财物资畜，一味与它人争夺所获首级，其结果，造成了刘平、石元孙于三川口之败，一度造成人心震恐、手足无所措的紧张局面。
宋代武将的贪财黩货、邀功请赏，这不仅是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赵匡胤对大将实行杯酒释兵权的措施，就是开了武将贪财黩货之端。赵匡胤、赵光义允许大将张永德、赵延溥、祁廷训等人从事自陕西贩卖竹木至首都开封的贸易活动，从中牟利，“所过关渡矫称制免算”
，这也是例证。祖宗这一家法，以后的子孙无一不积极执行。在军赏问题上所暴露的宋朝武臣文吏、士卒互相邀功领赏、贪财黩货，显然是宋初祖宗这一家法在彼时彼地的反映。
宋朝的宦官虽没有汉唐明诸朝那么势焰熏天、左右朝廷，但在不少场合也很有权势。当时武将与宦官勾结，以谋久擅军权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元丰四年（1081），宋政府对西夏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五路大进攻，当时五路统帅便是宦官李宪。徽宗统治时期，宋政府任宦官童贯作陕西经略使，总领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路军事，主持对西夏用兵的全权。当时一些武将为取悦宦官，公然行贿，妄求提拔各级军职。
其次，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对贪夫庸将纵容姑息。元丰四年（1081），李宪作五路统帅，从熙河路出发，种谔出鄜延路，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祚出泾原路，王中正出河东路。其中宋将不乏贪夫庸才之辈。刘昌祚领兵五万人，受高遵裕节制，首先向夏境推进，大败夏军，“斩获大首领没罗卧沙、监军使梁格嵬等二十三人，斩首二千四百六十级”
。于是刘昌祚军队乘胜而前，直抵灵州城下。
高遵裕嫉妒刘昌祚独成大功，命他稍待后兵。及遵裕军抵达，西夏军队做好了防御准备，无法攻克，相反，遭到夏人决放黄河七级渠水，又抄绝宋军后勤供给线，高遵裕部队八万七千人，溃散下来只剩残兵一万三千。对宋军中的贪夫庸将以广大士兵生命开玩笑的这一恶劣严重后果，宋统治集团只是作了不痛不痒的处理。相反，一旦他们取得点滴军事上的胜利，则马上转资推恩，“迁官资赐帛有差”。
《长编》卷一三八《仁宗庆历二年十月戊辰》条云：“御史中丞贾昌朝上疏言：太祖初有天下，鉴唐末五代方镇武臣、士兵牙校之盛，尽收其权，当时以为万世之利。及太宗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而犹仗神灵，禀成算，出师御寇，所向有功。自此以来，兵不复振，近岁恩幸子弟，饰厨传，沽名誉，不由勋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御侮平患，何望于兹？”
贾昌朝所指出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当是宋政府对贪婪无能的将帅的传统政策。对庸将的纵容和姑息，对良将的猜忌和防范，构成了宋朝武将政策相反相成的两个侧面。从赵宋家天下的私利出发，醉心于良田美宅、金帛子女的驽将，不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在许多场合之下反而更受欢迎，故对他们的罪责也就可以得过且过。
这就造成了宋朝政府一面开边拓土，军赏将士，一面受到挫折，撤归原地的得不偿失的奇怪局面。
再次，枉害平民。宋朝政府由于实行以杀斩首级、生擒人数、割到敌人耳鼻等作为军赏将士的条件，这样，给一些市井无赖、贪夫庸将等有机可乘，他们往往以“杀熟户以邀功赏”，“枉害平民”，以争“恩赐”。宋神宗“熙河用兵”之际，宋军滥杀平民熟户，以邀功赏，不乏其人。由于宋军将士在对外作战中，枉杀无辜，结果不能获得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加重了宋朝军备费用的开支，造成财政困难和民生凋敝，封建统治濒于崩溃的边缘。“得民心者盛，失民心者亡。”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证明这条真理。
（原载《史林》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