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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统治者对将士杀敌立功、训练有素等，都颁发军赏。军赏作为赵宋统治者对军队的补助手段之一，有着它的一套办法。鉴于宋朝又有北宋、南宋之别，其北宋一朝的军赏制度又稍区别于南宋。南宋时，军赏往往有激赏、激犒、犒设、犒军等名目。北宋一百六十余年，充满着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和斗争，它先后与契丹、西夏、吐蕃以及西南等地方民族政权对峙和军事冲突。在当时这种历史条件下，宋朝统治者对将士实行重赏厚赐的政策，以收买军心、维系士气。本文仅就北宋一朝有关民族斗争方面的军赏制度，即军赏条件与规定、军赏的物品与内容以及军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作一考述，不妥和错误之处，请方家指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考》说：“或战士有功，将吏有劳，随事犒劳，则谓之军赏，皆无定数。”
说明宋朝对将吏战士凡杀敌立功、训练有素等，都颁发军赏。那么，北宋政府究竟怎样重赏厚赐的呢？今据《宋会要·兵·军赏》条的叙述，分列于下：
（一）斩敌首级者。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四日，鉴于“契丹唯务贪残，不遵理道有志，但同寇贼无名辄犯边陲”的事实，真宗下诏“如有强壮及诸色人能为首领纠集愿杀蕃贼者，并仰所在官司策应照管，觅便掩杀”，“斩其首级，每人支钱五千”。三年八月，宋廷再“诏自今沿边斩获蕃寇首级，须辨问得实，当于杀戮者，许依前诏给赏。”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政府规定：“今后陕西诸路沿边兵校，如有因与贼斗敌，斫到人头，合该转补者，并可于奏到三日内出给宣头。”显然，宋军将士官吏，凡能在对契丹、西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战斗中杀敌人头者，均可得到军赏。
（二）生擒敌人者。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政府就规定，凡河北诸州军民，在与契丹人的战斗中，“如活擒到契丹，每人支钱十千”。同时规定，“其俘获之物，并给本人，所在官司更不得辄行讯问”。哲宗元符元年（1098）十月，宋政府根据鄜延路经略吕惠卿的建议，凡生降到人户，“老小妇女每五人理一级转资，其生降到壮人，每名依斩获例推恩”。克服了过去一度“于阵前生降到人户不优与推恩”的弊病。
（三）枭首级者。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政府还规定，凡“枭十人已上首级”，计数赐与，所在给公据。景德三年八月，真宗再次命令，西路沿边州军，“有能枭取为恶蕃族首级者”给予赏赐。
（四）捉到敌人割到耳鼻并夺得马匹衣甲器械者。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环庆等路总管张斌建议：“自今如蕃部与蕃贼斗敌，得马却给与；活捉到人，割到耳鼻亦别定赏给；所有夺到衣甲器械，即纳官据色件多少支茶彩。”真宗即采纳张斌这一建议，一改过去“沿边熟户蕃部有活捉得贼人割到耳鼻并夺得马，及收阵之后，赴本局呈纳官中纳下，却量支价钱，其捉到人并斫到耳鼻亦支赏赐，其衣甲纳官”的做法。
（五）打夺人口、烧荡族帐者。仁宗庆历元年（1041）八月，仁宗下诏“如有捉杀西贼立功，或斫到人头耳鼻及有伤中，并入贼界打夺人口、烧荡族帐、但系得功者，并析以申陕西都总管司”。这无疑也是军赏内容之一。
（六）遣译语人去敌探事。元丰五年（1082）九月，熙河兰会路经略司言定西城遣译语彭保六人入界刺事得实，有赏。并迁一资，人赐绢二十匹。
（七）作战受伤者，也要受赏。据《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四云：“禁军副指挥使以上至军都指挥使，伤重者支绢七匹，轻者五匹，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重五匹，轻三匹；长行以上重三匹，轻二匹。”元丰五年（1082）五月四日，神宗下诏引战环州弓箭手、都指挥王隐，旧病在目，因夺隘力战，箭中左目，与三班借职给俸禄，终其身，并与引战支赐，仍许子孙承袭。
（八）乡兵训练也有军赏。如弓箭手按试武艺，曾分“三等支赏，出等人支三钱银碗，第一等支二钱银碟子，二等支一钱银碟子”。
除上述所列之外，宋政府军赏名目繁多，其中所谓“或因屯戍之劳，调发之费，则谓之特支”
之特支钱，也是军赏之一种。除有固定特支钱外，还有临时性的特支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一《神宗元丰八年正月癸丑》条云：“诏禁军、民兵、蕃兵并与特支钱。”
这是神宗末年，因鄜延路第二、第四、第五将出塞与西夏作战，对军功的嘉奖。
马端临说，宋朝军赏，“皆无定数”。这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在北宋一百六十余年间，民族矛盾始终存在，宋军在跟契丹、西夏、吐蕃、西南诸族以及女真等民族政权的斗争中，其军赏数额、授职升迁，都跟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战斗战绩有关。真宗景德元年（1004），规定如活擒到契丹人，每人支钱十千；斩其首级，每人支钱五千；如生擒十人以上、枭十人以上首级，计数赐外，仰所在给公据和酬奖，其俘获之物并给本人。这是优厚的政策，其目的是鼓励将士官吏勇敢地去跟北方劲敌契丹作战。
按北宋《赏格》规定，厢兵和禁兵的军赏赐物分五等。“绢十匹、钱十贯为第一等，绢七匹、钱八贯为第二等，绢五匹、钱五贯为第三等，绢三匹、钱三贯为第四等，绢一匹、钱三贯为第五等。”蕃兵和义勇、弓箭手的赐物也分五等。“绢十匹为第一等，绢八匹为第二等，钱十贯为第三等，钱五贯为第四等，钱三贯为第五等。”如“杀贼斩一级者，与第四等赐”。
这虽然是官方公布的《赏格》，但在实际执行中又不尽同。另外，对《赏格》也经常视政治军事形势，在不断修改。熙宁六年（1073）十月二十九日，神宗下诏枢密院重修《行军赏格》，与中书详定进呈。元丰年间又再修。哲宗绍圣三年（1096）三月二十二日，诏今后陕西、河东路赏功，并依《元丰赏格》推恩例，经略告谕汉蕃将士等。这跟当时宋政府与西夏、吐蕃政权的斗争形势密切相关。
神宗熙宁七年（1074），王韶开熙河，收复河州等地，政府“倍加酬赏”，“军声大振”。是年七月三日，重赏破荡踏白城一带作战有功人员。规定：“获到首级以十分为率，九分以上为优等，五分以上为第一等，三分以上为第二等，一分至不及分，若无获者，并为第三等；优等迁六官，余推恩有差。”
元丰四年（1081）八月，由于西南蛮首乞弟叛宋，宋政府一方面对乞弟进行军事征讨，一方面以招诱投降的手法，使之就范。八月二十二日，诏中书降敕。榜曰：西南蕃罗氏鬼主、下蛮首领沙取若谕告乞弟早降，宋廷予以厚加爵赏。规定：未肯降，能掩杀赴官，即赏真金五百两、银五千两、锦五百匹、彩绢五千匹，更当优加官爵；其下得力蛮兵，赏盐一百斤、羊百头；如杀到乞弟下蛮兵，每级赏绢二十匹，夷兵十五匹、小头领三十匹、大头领六十匹，其逐处部族都大头领亦重赏。
元丰四年（1081）十一月九日，宋神宗再次颁布《赏格》
，内容更加繁多，兹不俱引。神宗颁布这一《赏格》，完全是针对西夏政权的。元丰四年四月，西夏发生政变，秉常失位被囚。宋朝政府认为这是对西夏用兵的难得机会，便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五路大进攻。这次出兵的意义，从神宗八月底给熙河军帅李宪和种谔的诏书里便可看出：“今来举动，不同凡敌，图人百年一国，甚非细事。苟非上下毕力，将士协心，曷以共济？须不惜爵赏，鼓励三军之气。”
显然企图一举征服西夏。而其《赏格》的颁布，也是用来为这场入侵西夏之战服务的。
哲宗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六日，枢密院向哲宗奏称：元丰四年，陕西、河东兵进讨，权宜重立《赏格》，诱激将士，获给重伤等第转资外，重加赐绢，及捕获分厘杂功五等之赏，并特优厚。昨自还塞后，来遇巡绰探事之类，逢贼斗敌，尚用此格，除所立功状尤异，合临时取旨推恩外，今别立《捕获赏格》。哲宗同意枢密院意见，别立《捕获赏格》。这完全是在西夏由于梁太后及其家族的专权，“孤童幼弱，部族携贰”，
对外战斗力低落，而宋朝因实施新法，政治和财政实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军事力量有所增强的情势下出笼的。同时，哲宗为了进一步激励士气，克服将士们畏惧西夏的心态，他采纳了吕大防“今日西夏无继迁、元昊之强，中国有练卒精甲之备，苟将帅得人，固无足畏”的建策，
重颁武臣战功酬奖令。鉴于武臣不以诸司使副大小使臣每一资于见任官上改一官，内皇城使一资遂转遥郡刺史，或除入横行并
门使以上，每一资亦转一官，比之使臣轻重未均的情况，重新规定：
门副使、左藏库副使以上，每资转一官，客省副使及皇城使以上，每三资转一官，以上应减年者，并回授，有服亲应转资，每转资一官，或循一资，不得转至朝奉郎，及诸司副使并幕职州县官改官应减年人，对减磨勘年限不同者，依《赏格》准折。
北宋政府实施军赏，这是一种收买军心、维系士气的手段，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在实施军赏过程中，带来的弊病也着实不少，这完全是由当时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
首先，助长了一部分武将官吏贪财黩货的风气。这一点，可从仁宗庆历三年（1043）二月枢密院学士杨偕的奏言得到说明。杨偕说：“窃见新定行军约束，贪争财物资畜而不赴杀贼者斩，又合战而争它人所获首级者斩，是知临战之际，恐其错乱行伍，故争财物与争首级，固然又有斩首受赏之条，使其众必争之。古者，虽有斩首几千级，盖是概举斩获之数，非赏所获首级以诱士卒之乱也。自刘平、石元孙之败，多因争首级之故。请自今杀贼之后，计所获首级，以本队论赏。”
杨偕奏言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宋朝官吏武将及其一部分士卒，他们为了得到军赏，竟然不顾军纪约束，而一味贪争财物资畜，一味与它人争夺所获首级，其结果，造成了刘平、石元孙于三川口之败，一度造成人心震恐、手足无所措的紧张局面。
宋代武将的贪财黩货、邀功请赏，这不仅是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赵匡胤对大将实行杯酒释兵权的措施，就是开了武将贪财黩货之端。赵匡胤、赵光义允许大将张永德、赵延溥、祁廷训等人从事自陕西贩卖竹木至首都开封的贸易活动，从中牟利，“所过关渡矫称制免算”
，这也是例证。祖宗这一家法，以后的子孙无一不积极执行。在军赏问题上所暴露的宋朝武臣文吏、士卒互相邀功领赏、贪财黩货，显然是宋初祖宗这一家法在彼时彼地的反映。
宋朝的宦官虽没有汉唐明诸朝那么势焰熏天、左右朝廷，但在不少场合也很有权势。当时武将与宦官勾结，以谋久擅军权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元丰四年（1081），宋政府对西夏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五路大进攻，当时五路统帅便是宦官李宪。徽宗统治时期，宋政府任宦官童贯作陕西经略使，总领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路军事，主持对西夏用兵的全权。当时一些武将为取悦宦官，公然行贿，妄求提拔各级军职。
其次，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对贪夫庸将纵容姑息。元丰四年（1081），李宪作五路统帅，从熙河路出发，种谔出鄜延路，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祚出泾原路，王中正出河东路。其中宋将不乏贪夫庸才之辈。刘昌祚领兵五万人，受高遵裕节制，首先向夏境推进，大败夏军，“斩获大首领没罗卧沙、监军使梁格嵬等二十三人，斩首二千四百六十级”
。于是刘昌祚军队乘胜而前，直抵灵州城下。
高遵裕嫉妒刘昌祚独成大功，命他稍待后兵。及遵裕军抵达，西夏军队做好了防御准备，无法攻克，相反，遭到夏人决放黄河七级渠水，又抄绝宋军后勤供给线，高遵裕部队八万七千人，溃散下来只剩残兵一万三千。对宋军中的贪夫庸将以广大士兵生命开玩笑的这一恶劣严重后果，宋统治集团只是作了不痛不痒的处理。相反，一旦他们取得点滴军事上的胜利，则马上转资推恩，“迁官资赐帛有差”。
《长编》卷一三八《仁宗庆历二年十月戊辰》条云：“御史中丞贾昌朝上疏言：太祖初有天下，鉴唐末五代方镇武臣、士兵牙校之盛，尽收其权，当时以为万世之利。及太宗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而犹仗神灵，禀成算，出师御寇，所向有功。自此以来，兵不复振，近岁恩幸子弟，饰厨传，沽名誉，不由勋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御侮平患，何望于兹？”
贾昌朝所指出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当是宋政府对贪婪无能的将帅的传统政策。对庸将的纵容和姑息，对良将的猜忌和防范，构成了宋朝武将政策相反相成的两个侧面。从赵宋家天下的私利出发，醉心于良田美宅、金帛子女的驽将，不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在许多场合之下反而更受欢迎，故对他们的罪责也就可以得过且过。
这就造成了宋朝政府一面开边拓土，军赏将士，一面受到挫折，撤归原地的得不偿失的奇怪局面。
再次，枉害平民。宋朝政府由于实行以杀斩首级、生擒人数、割到敌人耳鼻等作为军赏将士的条件，这样，给一些市井无赖、贪夫庸将等有机可乘，他们往往以“杀熟户以邀功赏”，“枉害平民”，以争“恩赐”。宋神宗“熙河用兵”之际，宋军滥杀平民熟户，以邀功赏，不乏其人。由于宋军将士在对外作战中，枉杀无辜，结果不能获得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加重了宋朝军备费用的开支，造成财政困难和民生凋敝，封建统治濒于崩溃的边缘。“得民心者盛，失民心者亡。”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证明这条真理。
（原载《史林》1992年第3期）
凡是叙述宋代，如众周知，都提及冗兵太多，而军事力量很弱。基本的原因是重文轻武的国策。甚至经过北宋亡国的严重打击，依旧不变。许多著述这样解释之后，就很少再加说明；这些被轻视的武官群究竟是如何的情形？历代的学者研究宋代，可能也受到重文轻武的影响，不大注意这个问题。现代的学人才感觉到这欠陷应该补充。但是有关军事方面的论著，比较其他方面的硏究，还是为数不多。并且，这些论著，就大体而言，也许可以说是限于下列的三类。第一类是关于将领的。例如有名的大将、经略使、安抚使，或类似的统帅，以及他们的职权与政治势力。第二类是关于武力冲突的。例如农民起义，汉族对于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侵占，此外的叛变，有名的战役，攻守城市的方法，以及使用的武器。第三类是兵制。例如边防、马政、禁军、御营司、厢军、牙军、茶商军、效用军、弓箭手、地方的隅官等项的专题。综合以上三类的文献，所注意的重点，并不一定是在军事方面。许多是用的政治史、法制史的观点。无论是日本文的、中国文的、西洋文的著作，大致都是如此。
本文的希望是引起关心学人的注意，以军事史本身作为一个单独的部门，逐渐推进系统化的硏究。其实，宋代军事的史料，并不太少。只是散见各书，需要从各方面去搜集整理。类书如《文献通考》，也不免有重文轻武的偏差，只限于编者认为重要，与政治得失有关的。最有兴趣的例证是《宋会要辑稿》。崇儒的部门内，有关于武学武举的记载。重文轻武的政策，在宋代当时，是希望儒教的影响，也能普及到武官武资各品。这类史料，很值得利用。作者因为时间和体力的限制，还没有能够去努力搜集，很感觉歉愧。本文仅只是尝试性的略论。虽然很简略，也许可能作为概说的参考。
本文采用社会学的观点，主要从两点出发。首先，武官群——包括武官以及有任职资格的武举（武科举人）与武学的学生——仍然是官。不拘他们如何被轻视还是属于统治阶级，只是说他们在统治阶级之中的地位，相对而言，远低于文官和有文资的人。转过来说，他们的身份是可以欺压士兵以及一般平民的。其次，他们在统治阶级之中所受到的歧视——正和一切的歧视相同——一定会产生企图补偿的行为。同时，又会产生违反法规的不良行为，使这种歧视更为加深。
在宋代的官僚政府下，士大夫必须遵守礼法的规定。而武官群就不一定受到同样的道德拘束。淳熙七年（1180）有如下的记载：
芮辉奏：“窃见吏部选法，小使臣遭丧，不解官，给式假百日。欲除缘边职任，及现从军与归正归朝拣汰指使等官，并军功补授杂流出身人，依旧以百日为限。此外，小使臣如荫补子弟，宜守家法。取应宗室武举出身之类，皆自科举中来，自合悉遵三年之制。”上曰：“小使臣多是从军或杂流出身，及沿边职任，所以不以礼法责之。其荫补子弟，取应宗室武举人，岂可不遵三年之制；可依奏。”
以这项记载为例证，可以说明武官群的出身是混合的。有一部分，原本就属于统治阶级，因为没有取得文职文资，不是士大夫，才转入武途。
上引记载没有说明投考武举的是什么出身。其实，有的是考进士落第的。“进士两处投下文字。失解后，旋看兵法，权习弓箭兵马，意务苟进。就试日，多怀匿文字，饰以虚辞，弓兵不甚精习。”
有的是不及格的太学生，“多去从武举”，只是为了科举的资格。“夫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徒启其侥幸名爵之心。”
关于武举，下文再和武学一起讨论。
上引记载也没有提到所谓杂流之中，还有其他的统治阶级分子，因为犯罪，才避入军队。有名的大将余玠，就是一例。“蕲州人。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少为白鹿洞诸生。尝携客入茶肆，殴卖茶翁死。脱身走襄淮。时，赵葵为淮东制置司，玠作长短句上谒。葵壮之，留之幕中。”
后来建功，担任武职，击退蒙古兵，镇守四川，又立大功。他原来是否“家贫”，颇可容疑。至少，他曾有机会在白鹿洞读书，已经有书生的身份。再看他对于卖茶平民的态度，殴人至死，事后脱身，更是迹近以统治阶级的身份自居。
所谓杂流之中，还有若干人，是和统治阶级建立特殊关系的。有的是“豪民”，于“武臣门馆”，以“牒帖”的方式取得武臣属下“牙职”的名义，因此而“凌驾州乡”。
而某些武职，又可以接近皇室外戚，使他们的子弟，成为士大夫。历史上名画家米黻（即米芾，字元章），据说，就是这种背景出身。“其先以武干显。母阎氏，与宣仁后有藩邸之旧，以恩入仕。”
从武官群再转进而为士大夫，下文还要讨论。
总上而言，武官群中原来就是或渗透而成为统治阶级分子的，绝非少数。当然在南宋初期，因忠义投军的平民，有功任职的，也很多。同时，大批招安群盗，都是平民出身。
但这情形是在巨变时的例外，并非常态。不论出身如何，取得武官武资以后，就属于统治阶级了。而他们的背境来历，又多半习惯于不合正当法度的手段，自然很难期待他们遵守礼法，合乎纯粹士大夫的一般水准。
关于武举武学，还需要补充说明。“宋有武举武选。咸平时令两制馆阁详定入官资序故事，而未尝行。仁宗天圣八年（1030），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后试之。”
试的是文字，所以王安石批评这制度的不合理。他说：“武举复试墨义，则亦学究之流，无补于事。”
而且考取了武举之后，并不一定担任军职。南宋隆兴元年（1163）有人主张，乾道二年（1166）又有人重申前议，“请以试举登第者，悉处之军中。帝以问洪适。适对曰：‘武举人以文墨进，杂于卒伍，非便也’。帝曰：‘累经任者，可以将佐处之。’”
这节对话，明说武举并不精于武艺，是公认的事实。同时又明白承认，武举的资格是为了任官。需要用高级军职利诱，他们才愿意担当军事的任务。足证武举不过是另一种仕途而已。前文提及落第进士与太学生改考武举，势所必至。
范仲淹等人，在庆历变法时，首次兴办武学。但是几个月以后就废除了。“以议者言，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等，岂专学孙吴故也。”王安石新法的理想之一，是培养军事人员。所以熙宁五年（1072）“枢密院言，古者出师，受成于学。文武弛张，其道一也。乞复置武学。诏于武成王庙置学”。
然而新法时代，武学并不见有多大成效。这理想还是不合社会的现实。能入武学的，先需要有相当的教育程度。纵使不考墨义，也还是限于统治阶级以及和这阶级有关的子弟。而这些人的态度，是选择仕途的优劣。后来绍述，复行新法，“诸州置武学……入流比文额大优”。用这种降低水准的利诱，于是“隶学者众”。
这又何尝是新法的原意，相反的，这是北宋亡国时只重形式的陋政。南宋初，重立武学，不久就“屋舍颓弊”，仍旧是同一原因；统治阶级的分子，不认为武学是优越的仕途，“少有士人就试。所以权将下省人填阙”。
说明了武官群出身的各种情形，再讨论他们因为重文轻武，受到歧视，而寻求补偿。第一，在服装方面，在社会上表现他们的身份，高于平民。北宋中叶张方平这样说：
臣闻太祖训齐诸军，法制甚严。军人不得衣皂，但许衣褐。其制不得过膝，岂有红紫之服；葱韮不得入营门，岂知鱼肉之味；每请月粮时，……不许雇车乘，须令自负。……今则异矣；……一例新紫罗衫，红罗袍肚，自绫袴，丝鞋，青纱帽，拖长绅带。鲜华烂然。其服装少敝，固已耻于众也。一青纱帽，市估千钱。至于衫袴，盖一身之服，不啻万钱。
用丝织品的彩色服装，或其他奢侈的消费品，只能向平民夸耀。第二，进一步的补偿，是模仿士大夫。南宋中叶，不但经济更繁荣，文化水准也不断提高。开禧二年（1206）下诏戒饬武臣“毋得效学文臣好尚，……矫饰清谈虚名无实之人”。
这诏令是在解除道学之禁的后四年。但既无惩罚规定，也无执行方法。武官群以文风自饰，标榜兼通文武，何从禁止？
第三，根本的补偿，是以武官武资为进身之阶。遇有可能，换成文资。北宋时，“许从官三人荐举”，就可以换。南宋初，“令敦武郎以下，听召保官二人，以经义诗赋求试，……锁厅应进士第”。因此许多武士，包括本是太学生，改取武举身份之后的，都“更习程文，褒衣大袖，专效（文科）举子”。在光宗绍熙元年（1190），一度不许武臣试换文资。而宁宗即位不久，又“复武科锁换令”。
统治阶级歧视军职的态度，使属于这背景出身的人，很难因得任武官而满足。“士大夫一入军中，便窃议而鄙笑之，指为浊流”。
而“武举进士，甫得赐第，多弃所学。必欲锁试换文。回视兵书戎器，往往耻谈而羞道之”。
这由武转文的仕途，到了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朝廷正式承认，以为合理，“庶几文武兼通”。
甚至面临军事行动，有人还主张特奖武官，“先换文资，以励边功”。
武官一方面是补偿，提高身份，而另一方面，因为不安心供职，就难免从事违反法规的行动。北宋盛时，欧阳修早已感叹，军队欠乏纪律，求赏图利。
南宋初年，更是军纪荡然。“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
并且，在北宋中叶，早有吸收盗贼参加军队的办法。理由是“不收为兵，则恐为盗”。
南宋则以召安为国策，安抚群盗，军纪更不堪问。称为官军，而“追迹盗贼所不至之处，发人之廪，录人之橐，鞭笞百姓，执缚妇女。所过骚然，与盗贼无异”。
武官掌兵，另有“后司”，执行司法权。不但百姓无从诉苦，连士兵也无法诉冤。“后司人吏，或非理锻炼，或轻重任情。贿赂得行，奸弊百出。军中冤抑，无所赴愬。”
退役武官，往往任为巡检、县尉等职。名为捕盗，实际上沿袭军中的作风，形同抢掠。“巡检武人，其间多出军伍，至有不识字划者。”
县尉横行，舞弊得赏，尤其是在沿海各地。据说：
今格当作尉者，希觊酬赏。多拟窠阙于滨海州县。故其到官之初，不务弭盗而愿多盗。锻炼傍及于无辜，牵连凑足于人数。有本非凶恶强盗，而用财买嘱，故入其罪者。有以任内所获之盗，积一名两名，而凑成全伙者。亦有蹒跚跛曳，而称马前三步，躬亲斗敌者，妄冒成赏。
上司也不调查审察，所以还可以升官：
方今改秩之法，惟盗赏为侥幸。牵合附会，上官通融。惟以金钱，赂遗吏胥。蔑不济事。所谓马前捕获，徒虚语尔。
军队没有纪律的另一面，就是赠加军费。从南宋初年起，已经说“竭天下之财，只足以养兵。兵籍日众，财用日窘”。
是真的养了士兵吗？不然。军费的大部分，是将领武官所得。“今日之兵，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
上级是统治分子，支配军费，迹近行使所有权。四川军队用费，有数字比例。“官员之数，比军兵之数，约计六分之一。军兵请给钱，比官员请给，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滥，在官员，不在军兵。”
这样不平等的分配，绝不限于四川。政府支出浩大的军费，“军士顾未尝得一温饱”。
因为“自将佐等而上之，则有至数十百倍之多”。
武官除了极为优厚的收入之外，还有额外营利。岳飞忠义，反被秦桧所诬，高宗默许而死，这是千古的悲剧。然而他的军队经商收税，并非纯属诬告：
先是，湖北转运判官汪叔詹以书白秦桧。言岳飞顷于郑渚置酒库，日售数百缗。襄阳置通货，场利复不赀。……上谓桧曰，闻飞军中有钱二千万缗。昨遣人问之。飞对所有之数，盖十之九，人言固不妄也。
至于张俊，有名好财。“喜殖产。其罢兵而归也，岁收租米六十万斛。”
南宋商业，大为发展。武官虽受文官歧视，但可以利用职权，以商业的方式谋利。同时，又用所得利润去投资，取得地主和豪富的身份。
南宋商业化，影响到武官的风气，始终未改。淳熙十一年（1184），曾有命令：“诏诸军将佐屯驻去处，自今不许私置田宅、房廊、质库、邸店，及私自兴贩营运。”
从这诏书，可见商业活动种类之多。将领如此，他们下属辅佐的武官亦复有之。而这禁令，显然有两项缺陷，不能收效。一是并未规定如何监察、如何惩罚，仅说不许，形同具文。二则禁令也只限于屯驻所在地，在近地经商，或在原籍投资，同样可以凭借武官的身份和势力，有何差异？南宋亡国以前，贾似道筹划军费，有两大措施。一是众所周知的公田法，以公田收入，直接供给军费，引起大地主纷纷反对。二是比较未受充分注意，专对武将、武官的改革。
他派专员，行“打算法”，彻查军中账目弊端。凡欠缺公款的，概须赔偿。
这事又引起武官群的怨言。其实，在南宋末年，武官群营利，已经积重难返。武官之外，武举都尚且如此。“武举中选……率授以榷酤之事”。
原因是百余年来，武人与商业早已有了密切的关系，又岂是“打算法”一事可以改变的？
宋代重文轻武，直至南宋亡国都没觉悟。帝㬎德祐元年（1275）临安危急，朝臣逃遁。太皇太后诏榜朝堂曰：“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而竟“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许谓何？”而仍以官爵呼助，“其在朝文武官，并转二资”。
对于在外的武官群，可能有忠义勇士，还是轻视并未号召他们。
歧视武官群，深深地反映宋代士大夫褊狭的作风。按照儒家理想，应该崇文尚武。文武虽有高下，同是统治阶级。而士大夫不顾现实，区分仕途为二，抑制武官群，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前文提到的余玠，在淳祐元年（1241），镇守四川时，又重行提出警告。他有文武两途的经验，所以他说：“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有所偏重。偏则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
不仅这警告毫无效用，而且余玠因“专制四蜀，凡有奏疏，词气不谨”（与岳飞的悲剧有相似处），被朝廷猜疑。“及闻召，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谓仰药死。”
基本上，治国的责任的确在主持政权，领导统治阶级的士大夫。事实上，除了文武之间的矛盾之外，士大夫对于武官群的态度还另有一层矛盾。一方面歧视武臣群，时加抨击。另一方面，又无法控制，纵容武臣群若干不正当的行为。所产生的恶果是由武转文，武官欺兵士，武职掠夺平民，移用军财，多方谋利。武官群本身也早感觉到基本上误国的是士大夫。北宋亡国之后，有人归过于武臣败战，引起反驳。这节文字相当精彩，就便引用，以结束这极短的拙文。
诸将皆忿。有令门下作论，以诋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误国者皆文臣。自蔡京坏乱纪纲，王黼收复燕云之后，执政、侍从以下，持节则丧节，守城则弃城。建议者执讲和之论，奉使者持割地之说。提兵勤王则溃散，防河拒险则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践京东西、淮南之地，为王臣而弃地弃民，误国败事者，皆文臣也。间有竭节死难，当横溃之冲者，皆武臣也。又其甚者，张邦昌为伪楚，刘豫为伪齐。非文臣，谁敢当之？
（原载《青山博士古稀纪念宋代史论丛》，（东京）省心书房1974年版，
第477—487页。选自［美］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173—184页）
北宋三衙，指的是分统禁军的殿前司和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从总体上看，北宋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武夫横行，长枪大剑指挥政治的历史教训，注意树立宰相、枢密使等文臣的权威，以文制武，防范武将，并有意识地引导社会价值观向重文轻武转变，从而使得管军将帅的地位相比于五代而言发生了显而易见的下降，所谓：“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
不过，北宋一代，三衙的地位尽管不如五代，但亦不应作过低估计。因为北宋立国开封四战之地，“国依兵而立”
，又与辽、西夏发生连绵不断的战争，重视将帅势所必然。三衙，作为“总领中外师旅，内以弹压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职任至重”
的“武臣极任”，
其地位之重不言可知。对此，南宋学者章如愚在《群书考索》续集卷44中即准确地概括说：“是故见宰执而声揖，礼也。至其后则惟横杖矣；见两制而连骑通名，至其后则又分道矣。至于熙宁，待遇之礼继于二府，至有寺监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
一个较为明显的例证就是三衙在北宋享有相当可观的待遇，“其任之也重，则其待之也亦不轻”，
是当时北宋朝野上下的共识。如宋太祖朝就是“封父祖，荫妻子；荣名崇品，悉以与之”。
神宗亦批曰：“殿前、马、步军三帅，朝廷待遇，礼继二府，事体至重。”
所谓“待之也亦不轻”“事体至重”，除三衙为北宋“武臣极任”，地位居武将之首外，具体说来还大致有以下各种名目：
1.俸禄优厚。武臣俸禄之厚本属北宋俸禄制度的特点，如时人张演有云：“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
三衙作为“武臣极任”，当然更为突出，像仁宗朝御史中丞贾昌朝在分析外戚等“恩倖子弟”垂涎三衙职位的原因时就说：“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耳。”
事实也就是如此。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一问题，请看下表。
表1 三衙 ⑥ 与宰执俸禄对照表
⑥ 三衙俸禄基本上按照节度使、留后、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的官阶发放。
续表
从中不难看出，三衙俸禄的整体水平与宰执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位至节度使的殿前、马、步军都副指挥使俸禄甚至在宰相之上。
2.恩荫妻、子。恩荫，又称“任子”“门荫”“世赏”，是指朝廷根据官员职、阶高低而授给其子孙或亲属以官衔或差遣的制度。北宋恩荫之滥是空前的，仅名目就分为郊祀、圣节（皇帝生日）、官员致仕、官员申报遗表和临时性恩典五大类。从真宗朝开始，北宋恩荫制度趋向固定化，规定：文官自侍御史知杂事以上，每年荫补一人；从带职员外郎以上，每三年荫补一人；武臣从横行以上，每年荫补一人；自诸司副使以上，每三年荫补一人。
三衙除依例享受上述待遇之外，还有所谓“初除管军恩例”。以位至节度使的殿前都、副指挥使为例，一是加封母、妻，“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
二是补亲子或孙一人为
职。如神宗元丰元年（1078）十月四日，以左侍禁贾裕为
门祗候，“先是，贾逵以经画鄜延边事得子祐
门祗候，后除殿前副都指挥使，以例乞除裕
职，诏止迁一官。至是，逵再乞。上批：‘裕元合与
职，以遣逵经画边事，特推恩，今逵所乞，乃除殿帅恩例，可依所奏。’”
又如高宗绍兴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枢密院言郭仲荀乞初除管军恩例，吏部拟申当得
职”。
职，乃当时易于升迁的美职，时人至有所谓“宠在
职”之说。故宋高宗在批准郭氏乞初除三衙恩例后，即有“祖宗待三衙之厚如此”
的慨叹。三衙其他管军的恩例要略低于殿前都、副指挥使，但亦相当优厚，故真宗朝冯守信为三衙，“其弟尝欲上其子为守信子，以取高荫”。
此外，因职在亲近，三衙还有时常于皇帝面前请求亲属恩泽的便利条件，仁宗时不得不下诏，要求“管军臣僚非乾元节及大礼，不得非次陈乞亲属恩泽”。
3.上殿奏事。仁宗朝规定：“诏殿前、马、步军，今后所奏本司公事，除系常程依旧例转奏外，如有非泛擘划，急速公事，在后殿祗应，便令免杖子，窄衣上殿；若非本司公事，别陈利见，即关报
门，依例上殿，更不旋取旨。”
4.回朝赐宴。自真宗朝开始，三衙回朝朝见皇帝例得赐宴，据《长编》卷八四记载：“镇定路都部署、步军副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王能来朝。故事，节帅陛见必赐宴，掌兵者则不及。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而殿前、马军帅曹璨等皆当侍立，品秩非便。乃诏璨等悉与坐，自是掌兵者率以为例。”
5.揖见宰相。北宋宰相位高权重，仪制煊赫，三衙见宰相，须执礼甚恭，《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十二》引沈括《笔谈》曰：“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于文德殿后，立廊阶下唱喏；宰相出，立阶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避焉。此礼久废，惟内中横杖之礼，至今不废。”但宰相也要以礼相还，如仁宗朝王曾为相，“殿前副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杨崇勋尝诣中书白事，属微雨新霁，崇勋穿泥鞹直登阶，曾颔之，不以常礼延坐”。
杨崇勋虽不得预坐，但从此事可以看出，在“常礼”，即通常情况下，宰相是要给三衙设坐的。
6.借官马。三衙皆可借官马，罢职后也可继续留用。仁宗庆历年间以前的制度是“旧制：凡管军皆借马五匹，至罢，犹借留”，庆历八年（1048）遂“诏群牧司，自今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落管军，各赐所借马三匹，殿前、马步军都虞候、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二匹；军都指挥使一匹”。
7.得亲兵牙队。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开始严令殿前、侍卫诸军帅及边防监护使臣不得选军中骁勇者自为牙队。宋夏战争爆发后，这一政策有所松动，神宗朝就具体规定官至三衙，即可由朝廷选派军兵为亲兵牙队。如元丰四年（1081）当于熙河统兵的宦官李宪要求“乞于宣武、神勇、殿前虎翼差一指挥，为臣亲兵”时，宋神宗即亲笔批复予以驳回，并说明：“所乞亲兵牙队，至管军方许，可札与李宪令知。”
8.追封三代。三衙凡位至节度使者，经郊祀后可以与现任宰相、枢密院长官一样追封三代祖先为官。如太宗朝刘廷翰为殿前都指挥使，“尝与郊祀恩，当追封三世，廷翰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讳，上为撰名亲书赐之”。
神宗元丰初年，贾逵拜建武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请不俟郊赦赠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能有念亲之志，其特听之’”。
9.丧仪。北宋对三衙将帅丧仪的制度，包括：皇帝辍朝一日，如仁宗朝“殿前都指挥使、保静节度使蔚昭敏卒，赠侍中。故事，罢朝一日，诏特罢二日”。
皇帝还时常亲临祭奠，如神宗朝“殿前副（都）指挥使、武泰节度使卢政卒。辍视朝，临奠之，赠开府仪同三司”。
追赠官职，高者往往可至侍中，如郝质、贾逵皆赠侍中；神宗朝之后，殿前都、副指挥使多得赠开府仪同三司，刘昌祚、苗授、姚麟等皆如此。位至节度使者，又可得谥号，如“马军副都指挥使、武昌节度使彭睿卒……法当得谥”。
荫补子弟为官，如“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秦凤等路副总管向宝卒，推恩外又许其家陈乞二人差遣”
。任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者去世，其家属还可以借官宅操办丧事，如神宗朝规定：“诏任管军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死，许借空闲官宅居止，毋过三十楹，服阕还官。”
应该着重说明的是，北宋三衙的政治地位前后经历有一个由低趋高的动态变化过程，如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记载：“宝元、康定之间，余自贬所还过京师，见王君贶初作舍人，自契丹使归。余时在座，见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呈榜子称‘不敢求见’，舍人遣人谢之而去。至庆历三年，余作舍人，此礼已废。然三衙管军臣僚于道路相逢，望见舍人，呵引者即敛马驻立，前呵者传声‘太尉立马’，急遣人谢之，比舍人马过，然后敢行。后予官于外十余年而还，遂入翰林为学士，见三衙呵引甚雄，不复如当时。与学士相逢，分道而过，更无敛避之礼，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南宋大学者朱熹对此事的解释“也是积渐致然。是他权重后，自然如此”
，堪称一语破的。
大致说来，在陈桥兵变之后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前，三衙地位显赫，石守信、王审琦等“官爵阶勋并从超等，酬其翊戴之勋也”
，为众文臣所不及。但自“杯酒释兵权”之后及太宗、真宗两朝，三衙的地位都呈急剧下降趋势。仁宗朝前期，也就是欧阳修所谈到的“宝元、康定之间”，一方面是“重文轻武”的政策达到顶点，所谓“国家承平之久，文事太盛，士以武弁为羞，而学者以谈兵为耻”。
另一方面是三衙自身的素质也降至谷底，如有学者已经指出：“长期倍受压制和歧视，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将队伍素质更进一步下降的后果，遂产生了一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
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之下，其地位基本上降至北宋一代的最低点。然而，从庆历三年（1043）“庆历新政”开始，也就是欧阳修“余作舍人”之时，鉴于宋夏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逐渐向“重文但不轻武”转变，而随着狄青等一大批抗击西夏的功臣进入三衙，三衙的素质也略有起色，其地位遂呈上升之势。十余年后的仁宗末、英宗初，即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及再入为执政时，业已表现出了明显的提高，即所谓“三衙渐重”。
此后，除元祐旧党执政的少数时期外，神宗、哲宗、徽宗诸帝皆有志于对外用兵，尊宠将帅在所难免，故三衙的政治地位持续上升。如神宗朝熙宁九年（1076）四月，殿前都指挥使郝质等言：往军器监与权判监刘奉世等会议军器。上批：“殿前、马、步军三帅，朝廷待遇，礼继二府，事体至重。寺监小官，岂可呼召使赴期会？尊卑倒置，理势不顺，自今止令移文定议。”
宋人评论此事说：“至于熙宁，待遇之礼继于二府，至有寺监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至徽宗朝，三衙遂达到了“为极品之官”
的顶点。像政和四年（1114）六月，中书舍人陈邦光即曰：“管军为武臣极任，今乃不入品序，止以本官为次等，欲望特诏有司参酌正。”遂诏送礼制局，“本局取到管军臣僚称呼等阶，今定殿前都指挥使在节度使之上，殿前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留后之上，马军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使之上，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在正任团练使之上。从之”。
正如朱瑞熙先生所指出的：“三衙将帅，不能参政。”
限制武将，尤其是以三衙为主的高级武将的参政权，是北宋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如在宋太祖朝，“一日，太祖语（石）守信，将用周翰掌诰。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谢。太祖怒，遂寝其命”。
宋太宗更是明确宣布云：“自梁、晋以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临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辈，假使李广复生，亦无姑息之理也。”
因此，从总体上看，三衙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
当然，限制将帅的参政权，也不能理解成绝对不允许参政。其实，三衙对朝政发表个人意见在北宋也并非少数，如仁宗时即规定三衙除本司公事之外，若“别陈利见，即关报
门，依例上殿”。
真宗朝张耆于殿前都虞候任上，“时建玉清宫，耆奏疏谓殚国财力，非所以承天意”；
杨崇勋，“久任军职，当真宗时，每对，辄肆言中外事，喜中伤人，人以是畏之”
；仁宗朝的郭承祐，“好言事，指切人过失，时谓之武谏官云”；
等等。
更为关键的是，在北宋多次皇位更迭的过程当中，三衙往往也比较活跃，发挥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典型事例有以下三例：
第一，英宗得立，宰相韩琦为“定策元勋”，但殿前副都指挥使李璋协助宰相韩琦，对稳定英宗即位伊始的政局波动亦功不可没。
李璋，是仁宗亲舅李用和之子，仁宗以其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实寓托孤深意，《宋史·李璋传》记载：“仁宗书‘忠孝李璋’字并秘书赐之。宴近臣群玉殿，酒半，命大盏二，饮韩琦及璋，如有所属。”英宗即位，时局果有不安之势，一则英宗以外藩入继，皇室内部觊觎者不乏其人，如仁宗曹皇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后莫有人争？”
北海郡王赵允弼更是自以“最尊属，心不平”，公开扬言：“岂有团练使（指英宗）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他比英宗高一辈，所谓“尊行”，就是指他自己。二则军兵贪财希赏，“时禁卫或相告，乾兴故事（仁宗即位），内给食物中有金。既而宫中果赐食，众视食中无有，纷纷以为言”
，军心浮动。
在这政治敏感时期，李璋没有辜负仁宗的期望，他的作用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在“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谕旨”时，进一步确立英宗的地位，“戒殿前班兵曰：‘今入殿，候见吾山呼拜时，汝辈方得山呼。’质（实为李璋）扣殿阶白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禀后，后许之。时英宗散发被面，覆以帽子。质（璋）徐缙笏拂开发，审观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
二是否决了执政增加京城防备的拟议，史称：“帝（仁宗）崩，执政欲增京城甲士，璋曰：‘例出累代，不宜辄易。’”
三是痛责骄兵，及时地稳定了军心，“殿前副都指挥使李璋呼其长，谓曰：‘尔曹平居衣食县官，主上未临政已优赏，尔何功复云云，敢喧者斩！’众乃定”。对此，当时人就有将其与韩琦并列的高度评价，“时朝论称有如此宰相、殿帅，天下岂不晏然”。
第二，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与宰相蔡确等人合作，为确保哲宗顺利继承皇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神宗、哲宗之际，有所谓高太后“有废立之谋”（即以雍王赵颢取代哲宗）和蔡确等拥戴哲宗有“元丰受遗定策殊勋”的政治疑案出现。在日后的元祐、绍圣新旧党争中，新党皆主此说，旧党则力辨其诬，至有《新录辨诬》、邵伯温《辨诬》之作。由于神宗、哲宗两朝《国史》《实录》已经双方多次反复篡改，皆非信史，完全澄清其历史真相十分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围绕着哲宗即位，当时政见相左的各派政治力量确实有过激烈的斗争，结果是以哲宗上台但由高太后摄政，双方暂时妥协而告一段落。对此，邓广铭、漆侠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变法》诸名著中已有初步阐述，笔者拟在其基础之上另文再详细考证，这里仅概述结论，并着重分析一下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在其中的作用。
简单地说，高太后反对神宗、王安石等人行新政实由来已久，而雍王赵颢不仅是她的爱子，两人在反对新法方面更完全一致，曾联手向神宗发难，逼其罢免王安石。据《邵氏闻见录》卷三记载：“神宗既退司马温公，一时正人皆引去，独用王荆公，尽变更祖宗法度，用兵兴利，天下始纷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即赵颢）至太皇太后宫（即高太后）。……太皇太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之。’帝不怿，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岁余复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发怒，曰：‘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乐而罢。”神宗所言“汝自为之”，乃是引用太宗迫太祖子赵德昭自杀之语，可见对其已深有疑忌。待神宗弥留之际，赵颢先是首倡由高太后摄政，“二月，神宗疾甚，辛卯，辅臣入问，至紫宸殿，颢乃邀于廊曰：‘上疾急，军国事当请皇太后垂帘。’辅臣愕不对”；后在高太后的默许下谋位之心日益膨胀，像“太子未建，中外汹汹。皇弟雍王颢问疾，辄穿帐径至皇太后所语，见宫嫱不避，神宗数怒目视之，颢无复忌惮”，“又奏乞止宿侍疾，皇后力争，荆王頵亦奏止之，得不宿。既而数留禁中，頵屡牵臂引出”
等一类记载虽出于新党之手，但大致上是符合事实的。
在这种形势下，哲宗能否得继父位就成了一个疑问，宋神宗有鉴于此，于是有托孤于蔡确、燕达两人之举，史称：“事愈急，会确母得入禁中，皇后使谕确，使外托主兵官燕达等辅立，又因内侍阎守勤谕确协力早定。”蔡确，时任首相，神宗对他的评价是：“群臣皆先皇帝遗朕者，如确自小官，朕亲擢至此，必不负朕。然气弱，得人辅之乃可。”
故又特意指定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为其辅助，用意当然是希望以军力为蔡确后盾。
燕达，时任殿前副都指挥使，是宋神宗亲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将领，“神宗以其忠实可任，每燕见，未尝不从容”
。他对神宗也忠心耿耿，在立储前夕，待蔡确派其弟蔡硕转达神宗、蔡确之意后，当即表示：“愿尽死力，上助相公（指宰相蔡确）。”
蔡、燕二人一文一武，文武合力，对高太后、赵颢等形成了较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方接受了立哲宗为太子、由高太后摄政的折中方案。能够争取到这一结果，对神宗为首的变法派来说，在当时不利的条件下，已经是比较好的选择了。
燕达不仅于立哲宗为太子时以武力协助了宰相蔡确，在哲宗登基前后，为防万一，他还不顾忌讳，上奏要求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六十名中下级军官守在皇宫内东门外。史书记载：“逮神考升遐，宿卫于内东门。百官朝哺临，由垂拱殿入，皇族亲王由内东门入。（燕）达谓人曰：‘天子新即位，我坐甲于此，以备非常，万一有奸人随皇族而入，则事起不测，又岂能人人辨之。’将入上奏，人或止之曰：‘皇族之事，非所当言，言之恐被罪。”达曰：‘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在众先，言之苟当，虽死何憾！’遂奏上。大臣嘉叹之。”
在燕达的请求下，宋廷遂打破常例，特允许燕达领军校日夜于内东门“坐甲合亲诣守”。
燕达是举，意在防范由内东门出入的皇族中有可能对哲宗不利者，对哲宗顺利即位显然意义非轻。从这个角度上讲，神宗认为他“忠实可任”确属知人善任。
第三，步军都虞候
何灌于徽、钦内禅之际，以武力为后盾，震慑了郓王赵楷的抢位企图。何灌，开封人，以善射著称，积军功于徽宗末年为步军都虞候、管勾步军司事。徽、钦内禅之际，他领兵入卫。当时正是金军南下，北宋国势艰难，北宋皇族本应同心协力共赴国难，但由于徽宗、钦宗父子素有嫌隙，早在宣和末年宋徽宗宠爱三子郓王赵楷，已萌废立之意，据时人胡寅说：“渊圣皇帝在东宫，当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动者屡矣。（耿）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时方被宠眷，又阴为他日之计，每因王黼谗谮，颇曾解纷。”
待徽宗急于逃避金兵而禅位时，赵楷不顾大局，在宦官们的怂恿下，仍试图抢位。《宋史·何灌传》记载：“帝内禅，灌领兵入卫。郓王楷至门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来？’导者惧而退。”宋人笔记中对此事更有详细描述，如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一曰：“宣和末，祐陵欲内禅，称疾作，令召东宫。先是，钦宗在朱邸，每不平诸幸臣之恣横，至是内侍数十人，拥郓王楷至殿门。时何灌以殿帅守禁卫，仗剑拒之。郓王趋前曰：‘太尉岂不识楷耶？’灌指剑以示曰：‘灌虽识大王，但此物不识耳。’皆惶恐辟易而退，始亟趋钦宗入立。”何灌的阻止，成为粉碎赵楷等抢位企图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综上所述，三衙在北宋皇位更迭过程中确实发挥有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在古代专制主义政体之下，皇位新旧更迭往往是各种势力竞相角逐的政治敏感时期，北宋尽管重文轻武，武臣不得干政，但三衙管军将帅，尤其是殿前都、副指挥使，作为直接握有京城禁军兵权的强有力人物，他们的地位自然举足轻重。
不过，北宋三衙参与皇位更替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有节、有利。有节，是指其往往在以宰相为首的文臣控制之下发挥作用，不再像唐末五代那样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出现，而且时常表现为能主动同宰相等文官执政大臣密切合作。更重要的是，武力虽然是三衙将帅的后盾，但真正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在北宋却几乎一次也没有发生，他们主要是作为一种军事威慑力量辅助宰相；有利，指的是三衙将帅对皇位继承的适当干预，多数情况下对稳定政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像前面提到的英宗即位时的李璋、哲宗即位时的燕达、钦宗即位时的何灌等，皆是如此。近年来有宋史专家撰文指出：“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三衙作为手握重兵的武将，能够在皇位更迭中发挥出上述良好作用，应该说正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化性的重要体现之一。
（原载《文史哲》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