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叶适（1150—1223）是南宋的进步思想家、爱国政论家和博洽学者。他集永嘉事功学之大成，清人全祖望说：“乾（道）、淳（熙）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五四《水心学案上》序录）这说明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在当时已与朱熹道学、陆九渊心学成为鼎足之势。叶适著作现存的主要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和《习学记言序目》等。
叶适，字正则，原籍处州龙泉，曾祖时始移家温州瑞安，至其父光祖“定为永嘉人”（《水心文集》卷十五《叶公圹志》，卷二五《母杜氏墓志》）。叶适晚年居州城松台山下生姜门（即三角门）外水心村，故学者称为水心先生。
叶家迁到瑞安后，“贫匮三世”。叶适的父亲是一位蒙馆教师，束脩所入甚微，其母间亦从事纺织麻纻，以充家人衣著之需（《母杜氏墓志》）。家庭经济情况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叶适29岁（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后，才稍稍置有房屋和田产。叶适为其妻所撰之墓志中说：“晚岁，三子始育，始有宅居，稍垦田，不市籴，然自处一如其初。”（《水心文集》卷十八《高令人墓志铭》）晚年屏居乡间，常喜与农民往来，他说：“余久居水心村落，农蓑圃笠，共谈陇亩间。”（《水心文集》卷二九《题周子实所录》）这样的家庭出身和处境，对于叶适的学术见解和政治主张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叶适生活的这70多年时间里，长江以南地区已不再遭受金兵的蹂躏，通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许多门类的生产事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封建的生产关系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前进，特别是由于南宋政府对金国采取妥协屈辱的政策，每年奉送大量银两和绢帛，置中原失土于度外，民族矛盾相当突出，士大夫中的抗战派和妥协派的斗争非常尖锐。而且国家统治机构庞大，兵多官冗，财政支出超过北宋熙宁、元丰间。随着统治者剥削和压迫的不断加重，各地人民起义和反抗的事件不断出现。尤其是由于南宋政府厉行茶、盐、酒、矾、香料、金属等的专卖，严重影响一般人民的生活和生计，因而也就不断激起茶商、茶农、盐贩、盐民和矿徒的武装反抗以及商人的罢市。这些事件在《水心文集》中也有记载（卷十八《钱公墓志铭》，卷二三《王公墓志铭》，卷二一《徐文渊墓志铭》，卷二二《舒彦升墓志铭》）。以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时代特点，对于爱国、注重经世致用的叶适，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叶适的家乡温州，在北宋哲宗、徽宗时期（1086—1125）有周行己、许景衡等多人往北方求学，把程颐的“洛学”和张载的“关学”带回家乡来。其后，南宋乾道、淳熙间（1165—1189），又有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等著名学者辈出，永嘉学派才正式形成。据叶适晚年在所撰《温州新修学记》中说：
昔周恭叔（行己）首闻程（颐）、吕氏（大临，系张载和程颐的门生）微言，始放新经（指王安石的《三经新义》），黜旧疏（前代的旧注疏），挈其俦伦，退而自求，……而郑景望（伯熊）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
薛士隆（季宣，或作士龙）愤发昭旷，独究体统，兴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至陈君举（傅良）尤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水心文集》卷十）
可见永嘉之学原来包含有两个系统、两种作风：其一，从周行己到郑伯熊，这一系统的学者基本上继承“洛学”的作风，所谓“必兢省以御物欲”。其二，从薛季宣到陈傅良，这一系统的学者，就其师承关系来说，也渊源于伊洛，但就其治学的根本精神所谓“必弥纶以通世变”（按：意同“经世致用”，即注重事功）而论，已与程门心性之学判然不同。
如所周知，南宋永嘉之学的根本精神在于“经世致用”，研究“经义”
（《五经》的义理）和“经制”（经书中记载的制度），目的在于“治事”（办好当前的政治）。这种学风的开创者，就永嘉学派来说，当推薛季宣。薛的友人金华吕祖谦在《与朱元晦书》中称许他“于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见其比”。“所学确实有用”（《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卷八）。陈傅良继承并发扬这种精神，于治经之外，兼精史学，尤其重视当代历史的研究。南宋名史家李心传推崇陈傅良是“最为知今”的学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昔人著书多或差误”条）。薛、陈二人实为永嘉学派的正宗。
叶适少年时代，曾从永嘉楠溪刘愈（字进之）问学。刘愈是一位隐居不仕、“学佛得空解”的人（《水心文集》卷十七《刘子怡墓志铭》参阅薛季宣《浪语集》卷三四《刘进之行状》）。他对叶适学术思想的影响不大。叶适与前辈郑伯熊的关系，据他自己在《祭郑景望龙图文》中说：“某之于公，长幼分殊，登门晚矣，承教则疏。”（《水心文集》卷二八）郑伯熊喜阴阳家言，迷信坟地风水。叶适曾对伯熊这种思想与行为，加以讥议（《水心文集》卷十二《阴阳精义序》）。显然，叶适也不是郑伯熊的学术传人。
至于叶适与陈傅良的关系，他在《陈公墓志铭》中说：“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水心文集》卷十六）又在《祭陈君举中书文》中说：“自我获见，四十余冬。”（《水心文集》卷二八）傅良卒于宁宗嘉泰三年（1203），上推四十余年，约在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前后。这时，傅良年二十五左右，叶适以十二岁左右的童子，因与傅良任家庭教师的瑞安林家，乡里毗邻，遂得相识。（《止斋文集》卷二《送叶正则赴浙西宪幕》诗有“相从自束发”之句）自此至傅良逝世，交谊独厚。
叶适在青年时代也曾往谒薛季宣，并投书求教，惜原书已佚。惟季宣答书尚存，其中有云：
执事听于涂说，不以某之不肖，惠然肯顾，投以尺书，望我以急难，扣我以学问。执事秀发妙龄，多闻多识，通于古，明于文，行不自贤，不耻下问，一日千里，吾知方发轫焉。（《浪语集》卷二五《答叶适书》）
可知叶适与薛季宣的结交也是较早的。从叶适本人的学术见解、政治主张以及对薛、陈师徒的推重情况看来，他接受薛、陈的教益和影响自较得之他人处为多。
叶适受到时代的激荡、家庭的影响和师友的熏陶，“志意慷慨，雅以经济（指经世济民）自负”（《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叶适传》）。他要求自己和门生为学为人的准则是：
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水心文集》卷二九《赠薛子长》）
这个主张确能继承和发扬永嘉事功之学的特色。
叶适所谓“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就是要求当代读书人能够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传统。他认为儒家经典的《五经》，多记载尧、舜、三代为治之道及其“制度器数”，要治国平天下，就必须重视《五经》的研究（《水心别集》卷五《进卷·总义》）。永嘉事功学派重“经制之学”，就是重视对《五经》中制度器数的探索。他们是把经书当作先王之政典来看待的。朱熹也说：“永嘉之学，理会制度。”
（《宋元学案》卷五一《东莱学案》附录）叶适继承并发展了这个见解，影响及于后世。他虽然特别推尊《五经》，但并非要求大家泥古不化，而是主张开动脑筋，结合具体事物，对古代制度加以分析、检验，认真地吸取古人为治的精意，作为治理后世国家的借鉴，即所谓“会之以心，验之以物”（《进卷·总义》），“治后世之天下，而求无失于古人之意”（《习学记言序目》卷八《王制》），“其（指尧、舜、汤、武）所以为治之道，必有相承而不可废者矣”（《水心别集》卷八《进卷·苏绰》），“不深于古，无以见后；不监于后，无以明前”（《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史记·表》）。
叶适在研究《五经》这一工作上，极力反对两种不正确的学风：一种是所谓“祖习训故，浅陋相承者，（学而）不思之类”；一种是所谓“穿穴性命，空虚自喜者，（思而）不学之类”（《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三《论语·为政》）。后一种学风为程、朱学派和陆九渊学派所共有，在当时学术思想界是占主导地位的。程朱学派的道德性命之学风靡当代，引起了“立志存于忧世”的永嘉学者的反对。绍熙二年（1191），陈傅良的学生瑞安曹叔远（字器远）曾对朱熹说：“乡间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会，教著实，缘是向时诸公多是清谈，终于败事。”（《朱子语类》卷一二三《陈君举》）永嘉学者认为只有较多地接触实际，了解实际，提高思想水平和办事本领，才能达到挽救国家危机、巩固南宋统治的目标。
叶适与朱熹在学术思想上是不同道的。朱熹继承并发展了周敦颐、程颐一派的道学，成为宋代客观唯心论的集大成者，也是程朱学派的泰斗。叶适则是继承并发展了永嘉事功学派的务实作风与经世致用之学，更接受了中国唯物论的优良传统，在和程朱学派的论争过程中，在当时较进步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叶适对哲学（义理之学）方面的研究，一向比较注意，尤其是在晚年罢官退居故乡水心村之后的16年间（1208—1223），曾经下过苦功，写定《习学记言序目》一书，对古今各家学说和重要著作加以评论，取得杰出的成绩，由此而被后世公认为永嘉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
在进步的哲学思想指导下，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叶适曾对当时流行的“道学”的某些论点进行批判。他在《答吴明辅（子良）书》中说：
垂谕道学名实真伪之说，《书》：“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言学修而后道积也；《诗》：“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按：通弼，辅也）时仔肩，示我显德行。”言学明而后德显也；皆以学致道而不以道致学。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足下有志于古人，当以《诗》《书》为正，后之名实伪真，毋致辨焉。（《水心文集》卷二七）
在这里，叶适针对道学家的“学皆不足以致道”的唯心说法，提出“学修而后道积”“学明而后德显”的主张，要求他的门生治学应以《五经》为据，不可遵循道学家的说教。
叶适又进而在所撰《习学记言序目》一书中指出程朱学派所重视的《十翼》（除其中《彖》《象》外），非孔子之作；揭露他们所尊奉的曾子、子思决不能代表孔门的真传，从而打击了程朱的道统说（参阅《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九《皇朝文鉴·序》，卷三《周易·上下经总论》；孙之弘《习学记言序目·序》。程朱的道统说，见《朱文公文集》卷七六《中庸章句序》，卷八一《书刘子澄所编曾子后》）。又拆穿他们所宣扬的“道”和“性”是属于“尽遗万事”的佛老庄列之学，“程、张（载）攻斥老、佛至深，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习学记言序目》卷七《周礼·天官冢宰》，卷五〇《皇朝文鉴·书》）。叶适的学术批判火力，尤其集中在朱熹身上。朱熹说：“《论》《孟》《中庸》《大学》，乃学问根本”（《朱文公文集》卷四七《答吕子约书》）。而叶适却以为：“《诗》《书》，义理所聚也；《中庸》《大学》则后矣”（孙之弘《习学记言序目·序》，参阅《记言》卷八《中庸》《大学》）。朱熹曾把汉儒董仲舒所说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二语作为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朱文公文集》卷七四《白鹿洞书院揭示》，参见王懋竑《朱子年谱》淳熙六年条）。但叶适则坚决反对这种脱离“事功”（即功利）而空谈“义理”（道义）之无的放矢的学习态度。他说：
“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三《汉书·董仲舒列传》）
当时，朱熹也在竭力反对永嘉事功之学。他说：“永嘉之学，理会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宋元学案》卷五一《东莱学案》附录）对叶适更是多方抨击诋毁。朱熹在《答项平父书》中说：“中间得叶正则书，亦方似此依违笼罩，而自处甚高，不自知其浅陋，殊可怜悯。”（《朱文公文集》卷五四）又对门生说：“叶正则说话，只是杜撰。看他《进卷》，可见大略。”（《朱子语类》卷一二三《陈君举》）
总之，叶适的学术思想既重视实际，又富于批判精神。批判对象非常广泛，古今各家学说和重要著作几乎全都涉及；而批判锋芒又能指向对当时学术思想界影响最大的程朱道学，故格外值得珍视。
叶适平生志在“事功”。他的政治活动开始于孝宗淳熙元年（1174，25岁），他在南宋行都临安，向签书枢密院事叶衡上过一封书信，对时势详加评论，要求改革旧制，变弱为强。他说：
治乱无常势，成败无定谋。……弱可强也，怯可勇也。穰苴之胜，战已败之师；勾践之霸，奋垂亡之国。用今之民，求今之治，则亦变今之势矣。（《水心文集》卷二七《上西府书》。西府是枢密院的别称，当年的长官姓名，据《宋史·宰辅表》《宋史·孝宗纪》《宋史·叶衡传》考定）
这反映了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和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针对孝宗隆兴元年（1163）北伐失败后南宋士大夫间流行一种“南北有定势，吴越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邓广铭辑校《辛稼轩诗文钞存·美芹十论·自治第四》）的论点而发的。
淳熙五年（1178），叶适考取进士第二名，此后，正式走上仕途。这时，对金国的和战问题仍是南宋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抗战派与妥协派的斗争相当尖锐。以宋孝宗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公然以“乘机待时”为借口，对金国采取妥协政策。叶适针对这种论调，曾多次提出了发愤图强的主张。
为了改变当时国家积弱不振的局面，叶适要求进行政治改革。
首先，他建议更张立国规模。他认为南宋情况与北宋初期绝不相同，极力反对“今日堤防之策乃在内而不在外”（《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三《唐书·宦者列传》）的错误国策。他向南宋最高统治者建议，对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必须加以调整，提高地方尤其是抗金的前线地区政府的权力，否则，“形势乖阻，诚无展力之地”（《水心别集》卷十五《上殿札子》，淳熙十四年上）。
其次，要求宽民力。叶适认为“今事之最大而当极论之，论之得旨要而当先施行者，一财也，二兵也”（《水心别集》卷一一《兵总论一》）。关于财的问题，叶适指出由于冗兵、冗官、岁币之故（《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下》），致使“天下之钱，岁入于官者八千万缗，而支费常不足”
（《水心别集》卷十五《上殿札子》）。这个岁入总额（实物除外）已超过北宋熙宁、元丰间六千馀万缗之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国初至绍熙岁收数》条）。南宋版图比北宋将近小一半，户口数亦相对减少，人民负担必然更重。叶适又认为各种赋税之中，以经总制钱、和买、折帛、茶盐四类，最为病民。由于官僚、豪绅、富商等的多方逃避赋税和贪官污吏的种种舞弊，全部负担几乎都落在佃农、自耕农、中小地主以及工商业者的身上。因此，叶适要求皇帝“特诏大臣，使国用司详议审度：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减所入之额，定所出之费；不须对补，便可蠲除”（《水心文集》卷一《上宁宗皇帝札子》，开禧二年上。参阅《水心别集》卷十一《财总论》各篇）。他认为只有“能捐横赋而后可以复版图。‘俟版图之复而后捐之者’（宋孝宗语），无是道也。能裕民力而后可以议进取。‘待进取之定而后裕之者’，无是道也”（《水心别集》卷九《廷对》，淳熙五年上）。对最高统治者无补实际的空言，予以严厉的批驳。关于兵的问题，叶适认为，由于南宋实行募兵制，士兵的“家小口累，仰给于官”，致使兵费开支过大，人民负担过重；而且由于“群校贵将，廪禄无算”，致使士兵食钱不足，“常有饥寒之色”（《上殿札子》），“怨嗟嗷嗷，闻于中外”（《水心别集》卷十二《四屯驻大兵》）。结果，“进不可战，退不可守，百人跳梁则一方震动，而夷狄之侵侮无时而可禁也”（同上书卷十一《兵总论一》）。为了解决兵多而弱的矛盾，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他建议按照不同的兵种逐步实行改革，办法是：
边兵者，因其地，练其民，不待内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卫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与募士杂，国廪其半而不全养也。大将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锐，全养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养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后有百万之兵而不困于财矣。故进则能战，退则能守，而不受侮于夷狄。（《兵总论一》）
到了晚年，更进而提出“由募还农”的主张，他说：
今自守其州县者，兵须地着，给田力耕；千里之内，番上宿卫，已有诸御前兵，不可轻改，因其地分募乐耕者以渐归本；边关捍御，尽须耕作，人自为战：三说参用，由募还农，大费既省，守可以固，战可以克。（《习学记言序目》卷三九《唐书·兵志》）
同时，也曾为士兵耕田事作出具体的规划。他说：
为沿江淮、襄汉、川蜀关外未耕之田，或可种之山，使总领取而自耕自种（原注：田，一兵百亩；山，一兵以所种粟计），以养屯驻大兵，则今岁行之而来岁可减总领之赋矣。若行之数年，民不耕之田尽取而自耕，可种之山尽取而自种，则天下之赋皆可减矣。兵养至百万而不饥，税减至三十取一而藏其馀以待凶年及国之移用。如此，则天下始有苏息之望矣。
（《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七《孔子家语·正论解》）
南宋前期，江淮之间以至陕右，屡经兵火，荒闲之田颇多，利用屯驻大兵来垦殖是有条件的。如果能照叶适这个建议实行，不但可以节省兵费，减轻民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而且兵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合一，军队素质提高，战斗力自能增强。
第三，叶适还主张通过扶植工商的政策，来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他说：
按《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史记·平准书》）
为了发展工商业，他反对政府垄断，建议山泽之利（指盐、铁、铜、铅、金、银、锡、煤等等）应与民共之，茶、酒等业更须归民间经营（《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六《隋书·食货志》，卷四二《唐书·刘晏列传》，卷四七《皇朝文鉴·诏敕》）。又认为政府应适当地给予工商业者以入仕的机会。他说：“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二《国语·齐语》）叶适主张对工商实行让步，一方面，固然是当时工商业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取得重要地位，以及工商阶层势力增大和反抗斗争激化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达到“散利薄征，遗孔馀润，民得资以衣食，不至于饿穷流徙而无告”（《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八《皇朝文鉴·奏疏》）的稳定南宋统治秩序的目的。在当时能够提出工商业和农业并重的主张，可谓远见卓识。
叶适为了南宋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涉及方面很广。上面仅举出重要的三项。综合这三项主张来看，他认为，只有更张立国规模，才能扭转内重外轻的局面；只有宽民力，扶植工商，才能发挥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和发展社会生产。三者既行，国力必强，然后可以议进取、复版图了。但是，这些建议都没有也不可能受到腐朽无能、畏敌如虎的南宋统治者的重视和采纳。
叶适不仅提出政治改革主张，而且曾一度在建康府（今南京一带）以北地区胜利地抗击了金兵，并制订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边防计划。
叶适早在淳熙年间就已上疏指斥对金妥协政策，力主发愤图强，恢复失地；后来也曾多次申述这个主张，但都没有得到反响。宁宗即位后，韩侂胄专权，大肆排斥异己，叶适被罢官回乡。开禧二年（1206）春，叶适又被召回朝廷。他立即针对韩侂胄冒险伐金的轻率举动，向宁宗上了三封札子，要求必须“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并提出“修实政”“行实德”的具体建议（《水心文集》卷一《上宁宗皇帝札子》），但都没有受到重视。这年五月，南宋朝廷下诏大举北伐。不久，各路宋军全都溃败，金兵闯入淮南，“江南震动”，“中外恐悚”，当此国难临头、生民涂炭的时刻，叶适不辞衰病，挺身而出，接受建康知府兼沿江制置使的重任。到建康后，就“捐重赏，募勇士”，配合官军，渡江劫金营，前后十数次，生俘的金兵和斩得的首级不断送来江南，才使士气稍振，人心稍安。冬间，由于宋方军民坚守江北城壁，“虏求战不许，卤掠无所获。既而大雪数尺，冻饥太半死，皆引去，独留数千人于濠州以缀和”（《水心文集》卷二〇《故吏部侍郎刘公墓志铭》）。叶适在建康地区较好地组织军民抗敌，对这次金兵北撤，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开禧三年（1207）二月，金兵北去之后，叶适又兼任江淮制置使，负责措置淮南的屯田工作。当初，金兵南下时，淮南、江北人民尝依山傍水，相聚立堡坞以自卫。叶适总结了历史上防江必先守淮的经验，并顺应当时淮民守土自卫的要求，力图改变南宋妥协派不敢得罪金国以致边备废弛的现状，向南宋政府建议在江淮之间大修堡坞，团结军民，一面耕种，一面战守。他自己又发动军民在建康府长江对面的瓜步、定山、石跋三地筑成三个大堡，并在江北地区“团结山水为寨者四十七处”（以上两段，参见《水心文集》卷二《安集两淮申省状》，《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叶适传》）。
在这次抗金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叶适认识到不惧敌始能胜敌的真理，这也是对南宋妥协派“恐金病”的切实的抨击：
……始悟建炎以来，虏轻渡江，敢斗明、越之远者，非真劲悍不可敌也。……当是时（指开禧二年守卫建康时），子重（蔡任之字）专治军事，昼夜不得休息，而余听讼断狱，从容如平常，不然则建康之人，未见敌先遁，堕建（炎）、绍（兴）覆辙矣。盖有智者不待素习，然必无惧而后智行焉。（《水心文集》卷十《叶岭书房记》）
开禧三年（1207）冬，南宋妥协派史弥远等利用北伐失败的机会，掌握了中央政权，诬蔑叶适附和韩侂胄挑起兵戎，把他摈逐下台。虽然叶适要求恢复中原的志向和计划终于无法实现，但是他的爱国抗金的主张和行动永远值得纪念！
（1963年6月初稿，1989年春修定，原载《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