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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仲容先生尝代其尊人琴西太仆撰《薛浪语集序》云：“南北宋间，吾乡学派，元丰九先生昌之，郑敷文、薛右史赓之。其学类皆通经学古，可施于世用。永嘉经制之儒，所以能综经义治事之全者，诸先生为之导也。敷文之学，没而无传。右史之学，传于其子艮斋先生，益稽核考索，以求制作之原，甄综道势，究极微眇，遂卓然自为一家。其没也，止斋陈先生实传其学。《宋元学案》表章吾乡学术列为五派，而以先生及止斋为永嘉诸儒之宗。衣言曩在京师，与方闻之士论当时门户之弊，常以为欲综汉、宋之长而通其区畛者，莫如以永嘉之学。”琴西先生喜谈经济，固远绍赵宋乡先儒之传；而仲容先生生平著作，又以《周礼正义》卷帙为最巨，殆亦止斋《周礼说》十二篇之志欤？是则永嘉之学，继往开来，其未有艾也。盖经世济民，时不以古今，地不以中外，其事不可废，其术不可不讲，而是即止斋生平之所重。全谢山为《止斋学案》，言其所得较艮斋更平实，诚非过言。而楼攻媿撰碑铭，痛其赍志以终；叶水心之墓志，叹其收功之薄。此南宋之式微所以尤甚也欤！在不以民为重，在不能用以民为重之士耳。值兹为仲容先生（1848—1908）百岁纪念之会，试略究止斋宽民力之说，聊以见永嘉学统所志之切于实云。
读《止斋集》卷四六《祭令人张氏文》，卷四八《承事郎徐公迪哲墓志》，卷五十《族叔祖元成墓志》《令人张氏圹志》，与夫《叶水心集》卷十四《张令人墓志》等，则知止斋（1137—1203）幼孤贫，而其娶也晚。昨岁新婚，今年登第，此固人生之乐事；然在止斋，其时年已三十五、三十六矣。致此之由，多为贫耳；综其一生亦多与贫为伍。高风亮节，士固安贫，然生民疾苦，亦惟安于贫者而后能知之深且切也。个性环境，益以师传力学，此其所以发为宽民力之说。又深痛国势衰微，失土未复，尝言：“今敌国之为患大矣！播迁我祖宗，丘墟我陵庙，羶腥我中原，左衽我生灵，自开辟以来，夷狄乱华未有甚于此者也！”（本集卷二八《经筵孟子讲义》）又谓：“夷狄安能一旦入中国哉？民心离则天心不享，则其祸必及于此。而渡江诸臣不惟尽循宣和横敛之旧，又益以总制、月桩，令项起发。王朴有言，以此失之，以此兴之可乎？”（本集卷十九《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第二》）。嗟乎！止斋之所以穷研《春秋》《左氏传》，敌国外患激之也；而用事之臣，方且以重税虐民，其危孰有甚于此者，故力主政府施政，须以收人心为本。
兹且先言止斋治学精神。水心所作墓志曰：“古人经制，三代治法，与薛公（艮斋）反复论之。而吕公（东莱）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所以垂世立国者，然后学之本末内外备矣。公犹不已，年经月纬，昼验夜索，询世旧，翻吏牍，搜断简，采异闻，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止。”可知其学务为缜密，而重考验理论与实际之是否相应。又云：“公既实究治体，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减重征，捐末利，还之于民，省兵薄刑，期于富厚。”要归于减轻人民负担而已。
止斋于孝宗时，尝通判福州，蔡幼学撰行状载：“公在三山（即福州），阅故府所藏累朝诏条，凡财赋源流，国史所不尽载者，考之悉得其要领。”陈振孙《书录解题》卷五，有《长乐（即福州）财赋志》十六卷，云：“知漳州长乐何万一之撰。往在鄞学，访同官薛师雍，几案间有书一编，大略述三山一郡财计，而累朝诏令申明沿革甚详，其书虽为一郡设，于天下实相通。问所从得？薛曰：‘外舅陈止斋修图经（按：指《淳熙三山志》），欲以为财赋一门，后缘卷帙多，不果入。’因借录之，书无标目，以意命之曰《三山财计本末》。及来莆田，为郑寅道之。郑曰：‘家有何一之《长乐财赋志》，岂此邪？’复借观之。良是。其间亦微有增损。”然则何书盖本之止斋旧稿也。是又其验实之证。
止斋尝谓：“吾辈为汉民将十馀世，而使吾君忍耻事雠，垂六十年，而学校乡党晏然无进志，其大者则率其徒为清谈，次摘章句，小则学为诗文自娱。”（本集卷三六〈答丁子齐书〉）又其弟子曹叔远曾与朱熹言：“乡间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会，教着实，缘是向时诸公多是清谈，终于败事。”（《朱子语类》卷一二三）所谓清谈，殆指道学而言。而止斋为薛艮斋作行状有云：“公告学者曰毋为徒诵语录。”（本集卷五十）是其师弟子之学，虽导源伊洛，然于斯派之末流，盖有所不惬也。故止斋务为实事求是，不愿与人争论是非，标立异同，更不肯树植党与，曲相附和，尝言：“吾党亦有患，自相推尊患太过，与人无交际患不及。”（本集卷三八《答赵南书》）又《答刘公度书》曰：“年来笃信六艺之学，兢业为本，彼此纷纷，亦恐吾人躬未自厚而责人不薄，有以致此。”其持论与吕东莱略同。当是时陈同甫与朱熹争论王霸，止斋《答同父书》有“其间颇近忿争，养心之平，何必及此”之语（本集卷三六）。又《与元晦书》亦言：“每怀企慕，二十年间，不在人后。会并差池，未有瞻侍之幸，闻见异同，无从质正，间欲以书扣之，念长者前有长乐之争，后有临川之辨。又如永康往还，动数千言。更相切磋，未见其益，学者转务夸毗，浸失本指。盖刻画太精，颇伤易简，矜持已甚，反涉吝骄。”（本集卷三八）同甫、元晦均有复书，不服其说（《龙川集》卷二一及《朱文公集》卷三八）。而《朱子语类》卷一二三亦尝及此事，略云：“陈君举谓某前番不合与林黄中、陆子静诸人辨，以为相与诘难，竟无深益。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辟杨、墨，也只得恁地辟。他说刻画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说得太分晓，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会不得，被众人拥从，又不肯道我不识，又不得不说，说又不识，所以不肯索性开口道这个是甚物事，又只恁鹘突了。”乾淳学者之不肯苟同，与作风之异，于此可征。止斋《答长溪王佐之书》云：“某无以愈人，独博交当代贤俊之心，出于天然，虽以之得谤讪，或相背弃，不悔！”（本集卷三五）虽未审为何人而发，要亦可知其胸怀洒落也。
李心传《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载：“近岁吕伯恭最为知古，陈君举最为知今。伯恭亲作《大事记》，君举亲作《建隆编》，世号精密。”《建隆编》据蔡撰行状及陈振孙《书录解题》卷四，止一卷之书，本集卷四十《嘉邸进读艺祖通鉴节略序》云：“自李焘作《续通鉴》，一代之书，萃见于此。然篇帙浩繁，文字重并，未为成书，难以观览。今略依司马迁年表大事记，司马光《稽古录》，与焘《举要》，撮取其要，系以年月，其上谱将相大臣之除罢，而记其政事因革于下方。夫学之为王者事，非若书生务多而求博，虽章句言语皆不忍舍也。诚能考大臣之除罢，而识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考政事之因革，而识取士养民治军理财之方；其后治乱成败，效出于此。故今所节略通鉴，如群臣奏疏与其他言行，与一时诰令出于代言之臣，苟非关于当年治道之大端，即不抄录；或见于它书，实系治体，不可不闻，而通鉴偶遗，即据某书添入；至于通鉴登载万一有小小违误，亦略附著其说于下；若夫列圣深仁厚泽，垂裕后人，传之万世，尤当循守者，必为之论，但存本指，不加文采，深有冀于省察也。”《通考·经籍考》二十《编年类·建隆编》引止斋自序即此文，是则一书也。又行状云：“公以为王者之学，经世为重，祖宗成宪，尤当先知，乃纂次建隆以来行事之要，每至立国规摹，必历叙累朝因革利害，附见其下，本末粲然，如示诸掌。”是书之内容如此，其有裨于治道，固无疑矣。如心传所云，当世已深重之，惜乎传本之已佚耳。虽然，《通考》载宋太祖时事，每引止斋语，前后不下三十条，尚可见其生平用心所在，今移录数条于下：
《通考·国用考》一，开宝元年诏诸道给舟车辇送上供钱帛条，引止斋之语曰：“国初上供，随岁所入，初无定制，而其大者在粮帛银钱诸路米纲。《会要》，开宝五年令汴、蔡河岁运江、淮米数十万石赴京充军食。太平兴国六年制岁运三百五十万石。景德四年诏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终，十年酌中之数，定为年额，上供六百万石，米纲立额始于此。银纲，自大中祥符元年诏五路粮储已有定额，其余未有条贯，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为多者为额，则银纲立额始于此。钱纲，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请立定钱额，自后每年依此额数起发，则钱纲立额始于此。绢绵纲虽不可考，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数，则亦有年额矣。然而前朝理财务在宽大，随时损益，非必尽取。上供增额起于熙宁，虽非旧贯，尤未为甚。崇宁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钱物新格，于是益重。宣和元年户部尚书唐恪稽考诸路上供钱物之数，荆湖南路四十二万三千二百二十九贯匹两，利州路三万二千五百一十八贯匹两，荆湖北路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七十七贯匹两，夔州路一十二万三百八十九贯匹两，江南东路三百九十二万四百二十一贯匹两，福建路七十二万二千四百六十七贯匹两，京西路九万六千三百五十一贯匹两，河北路一十七万五千四百六十四贯匹两，广西路九万一千九百八十贯匹两，京东路一百七十七万二千一百二十四贯匹两，广南东路一十八万八千三十贯匹两，陕西路一十五万七百九十贯匹两，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七万六千九十八贯匹两，成都路四万五千七百二十五贯匹两，潼川路五万二千一百二十贯匹两，两浙路四百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八贯匹两，淮南路一百一十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三贯匹两，而斛斗地（地字疑衍）杂科不与焉。其取之民极矣。方今版图仅及承平之半，而赋入过宣和之数，虽曰饷军出不得已，要非爱惜邦本之道，此宽民力之说所以为最先务也。”马端临言此段足以尽宋朝上供之委折。《通考·市籴考》一述宋代和买、折帛，又引其言曰：“和预买始于太平兴国七年，然折钱未有定数，如转运使辄加重，诏旨禁绝之。熙宁理财多折见钱，而诸郡犹有添起贯陌不等之弊，朝廷随即行遣。今之困民莫甚于折帛，而预和市尤为无名之敛。然建炎初行折帛，亦止二贯。户部每岁奏乞指挥，未为常率。四年为三贯省，绍兴二年为三贯五百省，四年为五贯二百省，五年七贯省，七年八贯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损其价。两浙绸绢每匹七贯文，内和买六贯五百文，绵每两四百文。江东路绸绢每匹六贯文。则科折之重至此极矣，不可不务宽之也。”据端临言，折帛原出于和买，其始也，则官给钱以买之；其后也，则官不给钱而白取之；又其后也，则反令以每匹之价，折纳现钱，而谓之折帛。故止斋力主减免此类苛税。《通考·征榷考》一建隆元年（960）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又诏榜商税则例条，引其言：“此薄税敛初指挥也。艺祖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自后累朝守为家法。凡州县小可商税不敢专擅创取，动辄奏禀，三司取旨行下。至淳化三年令诸州县有税，以端拱元年至淳化元年收到课利最多钱数，立为祖额，比校科罚，盖商税额比较自此始。及王安石更改旧制，增减税额，所申省司，不取旨矣。熙宁三年九月中书札子详定编敕，所参详自来场务，课利增亏，并自本州保明，三司立定新额，始牒转运司令本处趁办。往复经动年岁，虚有留滞，莫若令本州自此立定祖额比较。有旨从之。而本州比较自此始。商税轻重皆出官吏之意，有增而无减矣。政和间，漕臣刘既济申明于则例外，增收一分税钱，而一分增收税钱窠名自此起。至今以五分充州用，五分充转运司上供，谓之五分增收钱。绍兴二年令诸路转运司，量度州县收税紧慢，增添税额三分，或五分，而三、五分增收税钱窠名自此始。至今以十分为率，三分本州，七分隶经总制司，谓之七分增税钱。而商税之重，极于今日。”此外所引，如《征榷考》二、四、五之论盐钞、酒课岁额及榷茶等条，于宋代税制，多能探其本末，指陈利弊。通晓当代财政史实者，信无出其右也。又通观马端临所引，盖采《建隆编》之文也。
止斋虽云受知三朝，惟淳熙间知桂阳军稍能展其抱负耳。然即此已可见其仁爱于民。行状载：“治桂阳，蠲民宿负及县月输之未入者。凡廪藏受输以例取，赢者悉裁之。”又上书孝宗，请求减免苛税（详见本集卷十九《桂阳军乞画一状》）。孝宗内禅，故事，桂阳守臣须贡白金三千两，申请减损三分之二。得旨可其奏，实惠遂及一方（本集卷四二《跋张魏公南轩四益箴》及神道碑）。此关于省赋敛也。行状载：“岁小旱，预出钱籴于旁郡，置数场以粜，粜已复籴，循环不乏。又听民以薪易官粟，或就役于官食其力，民无饥者。连帅潘公畤以缗钱五千助籴，公益以郡钱，立式贷之，约岁登偿，及期不复索。”此关于讲荒政也。又作《劝农文》鼓励农民努力耕耘，增加生产（本集卷四四）。尝有《劝农诗》云：“雨耨风耕病汝多，谁将一一手摩挲。幸因奉令来循垄，恨不分劳去荷蓑。凉德未知年熟不？微官其奈月桩何。殷勤父老曾无补，待放腰镰与醉歌。”（本集卷六）。此关于重农事也。乾道八年，止斋《廷对〉有云：“今也州县之赋，一按故籍，无秋毫加益焉。而有司巧为斡旋，暗相资奉，旁缘科色，诛求锱铢。”（本集卷二九）。彼掊克之吏，虐民自奉，视止斋判若泾渭。人民因税重，无力供奉，或不免有骚动，则州县官每视同叛逆，而止斋深识其所以然之故。尝《与（弟子）林懿仲书〉云：“桂阳本一县，置吏养兵与赋输，视他大郡，民力重困，至于甚不能平，则或骚动，非其俗喜乱也。”（本集卷三六）行状言，止斋升任提举湖南常平茶盐事，去郡日，老稚遮送不绝。其为人民所爱戴，可以想见。
绍熙二年，初觐光宗，即奏上三札，专论民力之困。其言曰：“艺祖深仁厚泽，垂裕后人，专以爱惜民力为本。臣案故牍，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尝无事，而金银钱帛粮草杂物七千一百四十八万，计在州郡不会，古所谓富藏天下，何以尚此。当是时诸道上供，随所输送，初无定额。盖至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诸道上供岁额，熙宁新法增额一倍，崇宁增至（十）数倍，其他杂敛，熙宁则以常平宽剩、禁军阙额之类，令项封桩；元丰则以盐酒、香矾、铜锡之类，凡十数色，合而为无额上供；宣和则以赡军、籴本与凡应奉司无名之敛，合而为经制；绍兴则又以税契、添酒、茶盐之类，凡二十余色，合而为总制；最后又以系省不系省、有额无额上供、赡军等钱，均拨为月桩大军，迄今为额。而折帛、和买不与焉。夫取之之悉如此，而茶引尽归都茶场，盐钞尽归榷货务，秋苗斛斗十八九归于纲运。州县无以供则豪夺于民，于是取之斛面，取之折变，取之科敷、抑配、赃罚，无所不至，而民困极矣。方今之患，何但夷狄，盖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宽不宽耳，岂不甚可畏哉！陛下知畏，则宜以救民穷为己任；陛下以救民穷为己任，则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则群臣陈力何向不济。”（本集卷二十）。此即楼攻媿所谓旧欲奏之孝宗者也。诸税沿革，当日财政当局固不能尽悉，即税类之繁之细，与夫技术上之种种弊害，恐亦多未了了。深居九重者则更无论矣。而人民方呻吟于此重压下而无可赴诉，故止斋不惜穷寻本末，未得达于孝宗，遂不得不诉于光宗，以求民病之能去也。其后转对则乞议免役钱，进故事则乞除身丁钱，其论尤详，以为“折帛固宜减，不如身丁切于穷民”。苛税应去者多，止斋姑先就最苦贫下者为言，治之以渐尔。及宁宗亲政，则又乞出内帑，助版曹经费，少宽催理，以纾民力。然皆言之卒不得见于用。（本集卷二一《转对论役法札子》，卷二六《乞蠲放身丁钱札子》、中书舍人供职后《初对札子》，及行状）
曹叔远序《止斋集》，言书未脱稿者有《周汉以来兵制》及《皇朝财赋兵防秩官志稿》，然今传其《历代兵制》，或即《周汉以来兵制》也。志稿虽未悉其内容，然推其旨要，所谓兵防，殆亦从编制上研究，以求减少兵额，而改善兵质。盖兵费为宋累朝财政上最大支出，兵费能大减，则税于民者自可减轻。本集卷十九《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第三》云：“自州郡各有禁军，而三司之卒不出，不出则常坐食于京师，常坐食于京师，则必尽天下之利归之公上，利尽归之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则其势必巧取阴夺而后足，于是养兵始为大患。”盖宋代士兵家属衣食，皆仰给县官，竭全国之力以奉之，犹感不足，故主张汰其猥而精其质，以纾民困。然此事处置极难，止斋曾上书光宗论处置之道，略云：“天下之力竭于养兵，而莫甚于江上之军。故每欲省赋，朝廷以为可，则版曹不可；版曹以为可，则总领所不可；总领所可，奈何都统司不可也。都统司谓之御前军马，虽朝廷不得知；总领所谓之大军钱粮，虽版曹不得与。于是中外之势分，而事权不一，施行不专。欲宽民力，其道无由。诚使都统司之兵与向者在制置司时无异，总领所之财，与向者在转运司无异，则中外为一体；中外一体，则宽民力可得而议矣。”（本集卷二十）光宗极赞许其议论，然终未能用。
止斋既力主宽民，故评论政策之良窳，亦全视其能否减轻人民负担为准则，如对于熙宁新法，本极表不满，然于募役法，似颇推重，本集卷二一《论役法札子》尝云：“所谓免役钱，本以恤民，使出钱雇役而逸其力也。……夫使民出钱募役而逸其力，未为非良法也。”司马温公为相，将荆公若干良法一并撤废。止斋亦深为惋惜，其《与刘清之寺簿书》云：“温公元祐变法匆匆，亦是十七八年心力尽在《通鉴》，不肯更将熙丰诸事细心点检。到得天人推出，虽以许大规摹，终少弥密，未为恰好，前辈多恨焉耳。”（本集卷三七）。又《跋苏黄门论章子厚疏》云：“余每读章氏《论役法札子》，言温公有爱君爱国之心，而不知变通之术，尝叹息于此，使元祐君子不以人废言，特未知后事如何耳！”（本集卷四二）此种公正不偏，以民为重之态度，在当日士大夫中诚未多觏者也。
以其志切于民生也，故知有能增进人民幸福之地方官，每力予推荐。如绍熙元年八月湖南提举司任内，上状云：“近者朝廷集议蠲减，臣实奉行宽大之诏，数内永州减月桩钱五千贯，亦是知州赵谧率先他郡将所蠲减之数，分为等第，均与诸邑，必欲上泽下及于民。今之州郡，大抵上欺监司，而下不恤民。自非谧有志爱民，安能如此。臣以为若谧者可谓不负陛下使令矣。知全州施广文虽本书生，顾为鄙猥之计，及此垂满，略无顾惮，自上供军须至官吏之俸，一切勿问。臣尚以为行且受代，或是储积以遗后人。比及体访，累月以来，郡帑并无见管钱物，且财赋若不在官即须在民，而广文已将今年民户秋苗创行预借一半。方禾未登场之时，民正艰食。奈何有此暴敛。全之民力，自是困矣。臣以为若广文者可谓负陛下使令矣。至如知武冈军王公弼，亦有治状。武冈虽小垒，自公弼为之，阖郡之事，井井有条，士人悦之，军人安之，旁及猺峒，悉听约束。观其才有过人者，但视永州不为甚难，劳效差小耳。”于是止斋主张朝廷应赏功罚罪，以为官吏之劝戒。十月二十七日有旨，赵谧、王公弼各减二年磨勘，施广文与宫观。此外，湖广贤士宋文仲、吴猎、蒋砺、杨炤诸人，为官能行惠民之政，皆荐之于朝（本集卷二十）。又以帅、漕、总领及税官权轻恩薄，卑于士议，故多不乐为之，然所司关系民生甚切。尝上札子于宁宗，极论其弊，其言曰：“今天下亦多故矣。独念民力之困，于此为极，而莫与陛下救之者耳。贤士大夫不为不多，曾莫与陛下救斯民者何也？势不行也。何谓势不行？欲救民穷必为帅、为漕、为总领而后可，而三数官者，虽贤士大夫不乐为之故也。外权太轻，虽有所设施而不得骋故也。是故不为法令之所束缚，则为浮言之所动摇，不为时政之所讳恶，则为宦游于其处而不得志者之所中伤。有是四患，虽贤者亦忍事苟岁月耳，而况其馀人乎！且夫人情谁不喜迁而恶滞，谁不好伸而耻屈，谁不趋利而避害。……如前四患则是事权太轻，虽贤者犹不乐为之；如后三说，则是恩数太薄，人人不乐也。窃以为今日之势，莫若稍稍重外。重外之术，必使帅、漕、总领皆可驯致于从官，可以驯致于从官，而后可久任，可久任而可责事功。如此则帅、漕、总领始晓然知朝廷委寄不轻矣。则夫前四患者次第自去，而有为陛下出力救斯民者矣。”（本集卷二六）赵宋累朝相承，重内轻外，如上所言，不过积弊之一端耳。止斋又代胡少钦监酒《上婺守韩无咎书》，略云：“筦库之士，自古卑之，而今为甚。今之田赋视古有损，而征榷之入，累数十百倍于古，则筦库云者，不但籍出入、校余欠而已。其督办也有课，其输送也有程。督办之弗集，输送之弗继，在位顾缺然无以为计。故凡物之不登，经费之不支，转而为有司之责，而勾稽扃
度藏之细不与焉。劳亦累十百倍于古矣。仕乎此者，虽欲徒禄食而无悔咎如古者，不可复得。今夫皆州县官也，皆得以察举于其长，而由幕职、教授若曹官、令佐得之，则人以为宜。由仓库务官，则人以为怪。皆在京官也，皆得以选用于其上，而由检、鼓诸院得之，则人以为宜。由审计、榷货之官，则人以为怪。名实未有分也，而取舍若是，岂一日积哉？夫以征榷之入，岁累十百倍于古，而其官司之劳，亦累十百倍于古，国家方加利焉，而卒卑于士议如此，则自爱者宜知所择矣。”（本集卷三八）缘此之故，税官势多为猥鄙者所窃据，其为生民之病，固不待言。要之，止斋一生所拳拳者乃在宽民力，盖累世相承，至于乾、淳，病民实甚，先去其病，民乃得息，得息而后能养，能养而后能健，民力既健，则敌国外患，不足为虑，此止斋之深旨也。
（原载《浙江学报》第一卷第一期，
《瑞安孙仲容先生百岁纪念专号》，194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