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何俊

由于“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 ，因而宋代的思想文化曾不幸地成为追求富强的现代中国在文化上强烈要切割的东西；虽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过理性的认识，但至中叶仍遭到彻底革命。然而否极泰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1980年，宋明理学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摧破了长期以来认为宋明理学是封建遗毒的思想自闭症，从而启动了中国大陆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宋代思想文化的重新认识与理解，并很快在整体认识、个案研究以及文献整理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此同时，港台地区与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逐渐进入大陆学界，人们发现，在此领域中的研究，20世纪中叶的港台地区与海外接续着三四十年代，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成果甚丰。

遭到彻底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以朱陆为代表的宋代道学，这在现代中国已完全西学化了的学术建制中，归属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故而复振中的宋代思想文化研究直接呈现为中国哲学中的宋明理学研究，历史学中的中国思想史的相关研究亦有涉及。至于在宋代哲学与思想的解读模式与分析方法上，20世纪80年代刚刚摆脱蒙昧的大陆学者仍然局限于单一的唯物—唯心与阶级分析。不过，这样的解读模式与分析方法最大的问题也许并不在其本身，因为后来不断花样翻新的解读模式与分析方法虽然可能更显得合理，但是从本质上讲，同样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外在“格义”与思想文化的“科学化”倾向。唯物—唯心与阶级分析的真正弊病在于它的单一性，以及它挟持着官方意识形态而彰显出来的僵化垄断性。

当大陆学者在解读模式与分析方法逐渐摆脱单一僵化的唯物—唯心与阶级分析以后，宋代哲学与思想呈现出了自有的丰富与深刻，但是相应的问题也不期而至。原来在唯物—唯心模式梳理下的宋代思想研究，学者们为了形成所谓的哲学党性，必须将视野延拓到朱陆两系以外的思想者，比如这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但在解读模式与分析方法的垄断解除以后，多元性的方法被专施于以朱陆两系为代表的思想者，结果方法上的多元性在某种程度上与内容上的局限性形成了一种反衬。这种现象的造成，固然有来自港台与海外学界的影响，但不能否认更多的是来自中国传统儒学史观中的道统意识的束缚。此外，阶级分析法的搁置，加之学科间的隔阂，使得宋代哲学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被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呈现为抽象的哲学观念的演绎。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研究开始有所突破。其一，宋代哲学与思想并不能局限于以朱陆两系为代表的理学，邓广铭的论文《略谈宋学》通过标示传统的“宋学”概念强调了这一意见。赋予了新内涵的“宋学”概念虽然远没有经过严格的界定，但其基本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它强调的是更广论域中的宋代思想文化。其二，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新典范的出现，余英时的论集《士与中国文化》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宋代，但对宋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却有着同样的示范意义。这一示范作用在学术上的具体引领无疑因人而异，然而有一点是至为明显的，那就是在历史学注重分析—综合这一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上，如何拥有并贯彻问题意识。其三，唯物—唯心模式与阶级分析方法的垄断性此时遭到更彻底的解除，新观念与新方法被引来审视宋代的思想文化。前文论及这一现象时，或着意指出随之而来的问题，但其前提仍是充分肯定新观念与新方法审视下的宋代思想文化呈现出了它的丰富与深刻，毫无疑问，这样的前提是基本的、主要的。

上述三者，都有交叠的层面，但侧重也明显。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其一归为内容，后二者归为方法，以此来讨论。

在《略谈宋学》中，邓广铭有着否定理学为宋学主流的隐意识，约20年后漆侠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中力挺荆公新学是将这种隐意识完全显性化了。但邓广铭文章的基调仍在强调宋学的广阔性，这在陈植锷的《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得到了充分具体的展开。它突破了道统的窠臼，对北宋思想文化进行了纵横交织的梳理，至今仍堪称此一领域的重要论著。概言之，此后关于宋学的研究，虽然对于谁为宋学主流各有见解，但宋学决不限于理学，无论在意识上，还是在具体的研究中，应该是无歧义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宋学的上述理解在内容上是不可质疑的。众所周知，宋学是清儒为了确立自己的学术定位及其正当性而提出的一个学术史概念。依照这个概念，宋学是一种学术范式，滥觞于中晚唐，完形于两宋，横肆于元明，断非一代之学术。事实上，经历了“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三个阶段的清代学术，在“国初”与“道咸以降”两个时段中，宋学仍然构成重要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也是基于宋学的精神而脱胎于宋学的。因此非常清楚，前述关于宋学的理解，根本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基于断代史研究的述说，它充其量只是突破了理学的篱笆，标示了理学以外各学派的存在，而完全没有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种跨朝代的范式意义上的考虑。

进而言之，如果我们承认，宋学在两宋的完型最终呈现为理学，而理学从南宋后期开始一直到近代中国，不仅作为一种学术范式而存在，更是作为一种近世中国的文化形态而存在，那么前述对宋学的理解更为局限。因为当理学由学术转型为文化以后，以宋学这一新的学术范式所展现出来的新儒学，实际上根本已非思想学术层面上的宋学概念所能笼罩。或者，如果我们沿用宋学这个语词，那么它的内涵应该由学术范式扩展为文化形态。最新的研究其实已经表现出这样的企图，包弼德在他的《历史中的新儒学》中就试图将完型于两宋的新儒学放置在时间上从晚唐到明代，内容上从观念到社会的范围内加以分析。

至此，我们可以对作为认知对象的宋学在性质与内容上尝试着有所界定，认为宋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的一种范式，并最终衍生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滥觞于中晚唐，完型于两宋，横肆于元明，嬗变于清代，而且构成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与文化的基础。但是，我们随即产生这样的问题：从一个传统的术语，经过某种知识上的考释，变成如此宽泛的一个概念，一个甚至是不严格的术语，是否有必要沿用在现代中国学术的研究中呢？比如刚刚提到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这个术语，在一般意义上似乎就可以取代“宋学”，它在西方学术界一直使用，在中文学术界也已被接受，尽管它在内涵上的不清楚可能更有甚于宋学，包弼德的新书其实也折射出了“新儒学”一词界定上的宽泛性与不确定性。

我们似乎也可以由实际的研究来进一步佐证“宋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术语的无关紧要性。前文言及，宋学在新时期的重新研究最初主要在中国哲学的领域中。由于学科的专门性，限于断代史的宋学界定没有成为中国哲学关于宋明理学研究的某种负担，学者们通常将宋明理学作为完整的对象加以讨论。但是，在这样的研究中，宋学的观念同时也是一个缺席的观念，它几乎没有起到解释框架的作用，关于宋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范式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淡化的。以陈来的研究为例略加说明。从《朱熹哲学研究》开始，中经《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到《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在陈来20年的研究中，分涉整个宋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阶段的最重要人物及其思想，其解读基本上是透过西方的哲学框架进行的，从早期的本体论、认识论，到后来的存在论、诠释论，传统的宋学观念并没有成为分析考虑的维度，而重要的是，这并不影响他以心知其意的态度来理解古人的哲学建构。

的确，就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的整体性西学化转型而言，袭用并延拓宋学这样的传统学术术语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说建构现代中国学术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知识——就历史学而言，则是为了获得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那么传统的术语实际上又是无法绕开的，因为正是在宋学这样的传统术语中保留着历史的信息，尤其是为了理解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性。不唯如此，建构“现代的”中国学术即便是既不可避免，又理所应当呈以整体性的西学化转型，但承续与更化传统中国学术仍然是其中应有之义，而且是现代“中国的”学术真正得以确立的重要条件，因为普遍性（现代的）固然是学术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但独特性（中国的）却是学术获得意义的根本。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就历史的认知，还是就历史学的建构，宋学这样的传统学术观念既构成认知的对象，同时又成为认知的工具。就认知的对象而言，即上述宋学所涵盖的内容；就认知的工具而言，便涉及所谓的方法。

以促成宋学完型的理学而论，当研究者以西方思想的架构来解读时，不仅理学的言说方式及其意蕴，比如解经释史，不可避免地遭到忽视，而且理学的结构与脉络也将被消解。即便在文本的意义上也是如此，比如完整表达理学架构的《近思录》，其体系便很难受到理学研究者的完整对待。相反，如果研究者能够保留传统宋学的维度，那么整个的解读将会沿着更贴近历史对象的方式展开。换言之，当宋学作为一种认知维度引入时，它实际上能够为认知历史本身打开有益而重要的视域。

如此说，并不足以反证西学语境下的宋学透视是不可取的，而只是欲以表明当以西学的架构来透视作为认知对象的宋学时，如何兼顾来自传统学术的认知维度。这样的学理，其实无甚高论，但是真正要成为研究中的自觉意识，却也并不容易，至于落到实际的研究中而能娴熟运用，则更显困难。唯此，前文才述及余英时的著作最初在大陆出版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典范作用，如果专就宋学的领域，他晚近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无疑更属于典范性的著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唐中晚期至清前中期的长时段学术思想史领域中，研究内容已拓展得很宽，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当我们以宋学为题来讨论时，一方面无意于以宋学来范围这个广大的研究领域，或左右研究的进路，事实上如有这样的企图，不仅是狂妄的，也是徒劳的；另一方面也无必要去罗列与点评各种研究。我们真正意欲表达的是，如果我们认为，在研究中尊重某种假说，并愿意以之作为研究的一种预设，加以证明或证伪，都是学术获得进步的某种有效方法。比如在唐宋以降的研究中，内藤湖南的唐宋转型说被学者们广引为预设，又比如哈特维尔在《中国750—1550年在人口、政治和社会的转型》中所提出的那些论点，也已构成美国后辈学者研究的重要预设。那么，我们看到，清儒用来概括前代学术思想范式的宋学概念，经过现代学者的再引用与内涵延拓，同样应该并能够成为我们认知的前提预设，因为它不仅为我们标示出认知的范围，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认知维度。

试以具体的研究加以说明。宋学的研究已不泥囿于抽象的哲学分析，道学家也不再只是生活在形而上的世界里，从注经文本到道学话语，从政治文化到社会文化，每个分支都有拓展，但是这些研究极容易被分别归属于从经学史到哲学史、从政治史到社会史的学科壁垒中，而难以被统摄在对作为思想范式与文化形态的宋学的真正认知上。反过来，各有归属的这些研究其实也容易陷入有形无魂的困境。换言之，宋学作为一种统摄性的认知维度是有助于摆脱这种困境的。相对于这种从自身研究内容拓展而引起的宋学维度的消解，对于以精英为主的传统思想史构成另一种巨大挑战的，莫过于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虽然不能说在这一著作中，葛兆光完全企图用小传统来颠覆大传统，但他无疑是要极力彰显非精英思想来重构思想史。但是，当我们意识到，以宋学而言，新的学术思想范式的形成本来就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的学术思想范式进而衍化为文化形态更是构成非精英思想的土壤，因此，彰显非精英的层面，在研究上，无论是侧重思想史而关注知识、信仰等，还是侧重社会史而关注家族、仪式等，作为思想范式与文化形态的宋学仍足以提供一种有益的认知进路和维度。

（原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标题《宋学：认知的对象与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