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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篇《八佾》到第七篇《述而》相当于是《为政》篇内容的展开。《为政》篇中讲到了两个方面，分别是为政方针与人才的问题，接下来的《八佾》篇与《里仁》篇讲“外礼内仁”的为政方针，《公冶长》《雍也》《述而》三篇则是讲人才方面的问题。
《为政》篇提出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执政方针，那么接下来应当讲“德”与“礼”的问题，但为什么接下来变成了“外礼内仁”呢？难道孔子不讲“德”吗？当然不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门学问的宗旨，“道”与“德”都是孔门学问的重点，事实上《论语》中记载孔子关于“道”与“德”的论述都有很多，如果将其加以整理再加上一些这方面的事例，想单独作为一篇完全不成问题，但为什么编纂者没这么做呢？这或许是因为其他经典对于“道”与“德”已经进行了较为专门的论述，所以《论语》的编纂就没有采用这样的角度，转而以“仁”与“礼”作为切入点。
《为政》篇提出了“为政以德”的理念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方法，《八佾》篇就是在讲礼的问题，讲治理天下如何依礼进行。本篇一共讲了五个方面：礼的意义、礼的涵义、礼的原则、周礼失败的原因及礼教复兴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章与第二章讲礼有什么意义。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评论季氏：在家中演八佾之舞，这都忍心做了，还有什么是不忍心做的呢？
礼是一种社会规则，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形式，但其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季氏即季孙氏，是鲁国的三大家族之一，当时鲁国的国政都掌握在三家手中，他们连国君都不怎么放在眼里。“佾”是八个人一排的舞蹈，“八佾”是八排一起表演，也就是有六十四个人，此舞属天子之礼。按照级别来说，诸侯家中只能表演“六佾”之舞，而季氏只是鲁国的大夫，按其级别只能在家中表演“四佾”之舞，可季氏却用了“八佾”之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并不是孔子表示对季氏很气愤，告诉大家不能忍受这样的行为，而是说他们连这样的事都忍心做，还有什么不忍心做的。客观地说，让人表演舞蹈属于一种消费，无论是让自己家中的婢女表演，还是请外面的人表演，都是消费行为。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多请几个人跳舞和吃饭时多做几道菜、多喝几壶酒的性质是一样的，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有了礼的规范后，事情的性质就不同了。八佾为天子之礼，季氏施行这样的仪式就属于僭越。消费本身是私事，但从礼的角度来说，八俏这种仪式具有特定的意义，代表的是天子的地位，不遵守这一礼仪就是对天子的不敬，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违背。表面上看，季氏只是多安排了几个人跳舞，但孔子却依此判断出其不遵守礼仪，连周天子都不放在眼里，自然更不会把鲁国国君放在眼里。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孟孙、叔孙、季孙三家以雍乐结束家宴。孔子说：此乐曲对应的场景是天子严肃地站在中央，各诸侯站在两边，它怎么能出现在三家大夫的堂上呢？
音乐作品是供人欣赏的，通常来说，谁喜欢什么音乐就可以演奏什么音乐，这本属于个人的事情，但是一旦与礼的制度结合起来性质就不同了。《雍》乐是天子礼仪中专用的，其他人学习演奏、自行练习是可以的，但在正式场合使用就不行了。孟孙、叔孙、季孙作为鲁国的三家权臣，竟然把天子之礼用于家宴，说明已不再尊重中央政权，自然也不尊重鲁国国君，明显有犯上之意。
作者在此处举这两个例子，其意并不在于揭露鲁国三家权臣的不臣行为，因为春秋时期犯上作乱的例子很多，这两件事本身并不严重，当时弑君篡位的比比皆是，为什么只举这两个例子呢？《论语》绝不会因为孔子对其发声就把这两个例子收录进来，作者举这两个例子是要说明礼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礼的内涵是一种社会共识，因此，如果不遵守礼的规则，就会向社会传达出一种负面信息，无论你真实的想法是否有谋反之意，但整个社会都会认为你要谋反。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统治者亦可以通过是否守礼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心想法。礼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问题，而是人将自己的态度传递给社会的一种方式，是否守礼成为人与社会能否和谐相处的判断标准。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礼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遵守礼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不遵守礼就是在向整个社会秩序挑战，对待礼的态度代表了对待社会的态度。如果不遵守礼，作为个人发展下去可能是离经叛道；而如果一个家族或一个集团持这种态度，那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了。
第三章到第十章讲礼的内涵是什么。
第三章讲礼不仅仅是规则。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仁的品德，要礼又有什么用呢？人如果没有仁的品德，要乐还有什么用呢？
礼是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但规则只是外在表现，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态度。如果内心的态度与行为表现不一致，那么行为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人有仁德之心，在行动上需要通过礼的方式表达出来，否则别人是难以知道的。乐是配合礼使用的，可以更好地烘托气氛，帮助人们表达情感。礼和乐都离不开内在的仁，仁是礼的基础，礼与仁是一体的，有了内在的仁，礼才有意义，有了外在的礼，仁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第四章开始讨论礼的本质。礼的表现是规则，但礼的本质并不是规则。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请教礼的本质。孔子说：这个问题太大了！对于礼，如果觉得规则过于繁琐了，可以简化；如果礼丧失了，与其更换其他，不如保持悲戚。
林放是鲁国人，此处为什么会使用他的完整姓名，而不称字，或简单地称名呢？因为这一章是为后面“季氏旅于泰山”一章作铺垫的，后面这章中孔子称呼了林放的全名，这里也这样用，便于后文的理解。孔子一生想复兴礼教，但周礼自身也存在问题，主要是过于繁琐，晏子就认为“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经解》中也讲“礼之失，烦”。林放之所以有此一问，可能是因为觉得礼的规则太多、太复杂，既繁琐，又不好操作，所以希望孔子直接告诉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礼之本是什么，只是告诉他，礼的规则并非其本质，你自己去体会什么是礼之本。意思是如果把规则抛开，那么剩下的自然就是礼的本质了。
在后一句中，以往的学者普遍将“丧”解释为丧礼，但从行文上来说，此处的“丧”与前文的“礼”是对应的，而丧礼只是礼当中的一种，与“礼”相对应是不恰当的。丧礼在整个礼的体系中并不是最重要的，祭天地、祭宗庙的礼更重要，此处如单独以丧礼为例并不合理。前文中“奢”与“俭”是相对的，而这一句中“易”与“戚”则不是相对的。此处的“丧”是“丧失”的意思，指的是礼之丧失。“易”是更换、变更的意思。即如果“礼”（此处指周礼）的规则已经实行不下去了，与其更换成其他国家或社会的规则，还不如保持内心的悲戚。此时悲戚是因为失去了生活中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当然不是规则，而是规则以外的东西，所以此时就能体会到什么是“礼”的本质。前一句讲当“礼”存在时，如何找寻礼的本质——拿掉规则，剩下的就是本质；后一句讲当“礼”丧失时，如何找寻礼的本质——忽略规则，真正想要的就是本质。
第五章紧接上文，讲不能更换的理由。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孔子说：那些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也自称有文化传统，但华夏文明即使礼的规则都丧失了，（只要礼的精神还在）也一样胜过他们。
此处的“君”并非指君主，而是指核心，这里所指代的是民族的文化主旨。这一句与前文紧密相连，前文讲礼即使丧失了，也不能随便更换社会规则，此处在陈述理由。礼仪是不能随便移植的，因为礼仪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本身是有其社会背景与历史原因的，如果文化基础不同而随便移植别人的礼仪，可能会带来问题。比如说西方的圣诞节是用来纪念耶稣的，到了中国就变成了购物节、狂欢节，没有宗教文化基础，外在的规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节日其实也是文化的内容之一，我们并不是说这种宗教文化不好，但它不适合我们。孔子认为我们的“礼”才是适合我们的，如果执行不下去也没有办法，但不要随便去拿别人的过来。林放之问本是下一段季氏旅于泰山的铺垫，两段本就相连，但由于本章与前文更加紧密，故置于此处。
第六章讲如果不能认清礼的本质，而只是运用礼的规则，这样的礼是没有意义的。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季氏要去泰山祭祀。孔子告诉冉有说：你不能救他们吗？冉有正式答道：不能。孔子说：唉！难道说泰山神的智慧还比不上林放吗？
泰山自古为帝王封禅之地，普通百姓去爬山、游玩是没问题的，但季氏去祭祀就是大问题了，表面上他们是为民祈福，实则是想篡权，想求泰山之神的保佑。季氏的做法有多层用意，一方面在告诉人们，自己已经求得了泰山之神的保佑，想取得百姓的支持；另一方面试探各方的反应，包括鲁国国君、其他权臣、中央政府、其他诸侯以及社会公众的反应等。如果各个方面对此都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那么他们可能就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孔子对此事是明确反对的，他说林放都知道礼的本质在于内心，而不是外在的行为表现，泰山之神会不知道吗？季氏以为自己去祭祀就会得到泰山之神的保佑，但其内心的真实意图是造反，泰山之神怎么会只看其仪式与行为而不看其内心呢？所以，孔子认为季氏一定不会成功的，这样去做只会害了自己，所以才问冉有说你不能救他们吗。冉有当时任季氏的主管，说话是有一定分量的，孔子希望他能阻止季氏此举，那样无论对季氏还是鲁国百姓都有好处。但是季氏主意已定，冉有无法阻止，可能也不想阻止。冉有任季氏主管期间所做的很多事都是让孔子不满意的，孔子见不能阻止，于是告诉他，你以为季氏会成功吗。不会的，他们不可能得到泰山之神的保佑，连林放都懂的道理泰山之神怎么会不懂呢？
第七章讲季氏之错在于争。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说：君子不会与人相争，如果一定说有那就是射箭比赛。上场前相互施礼，下场后相互敬酒，这种争也以君子的方式进行。
本章承续上一章在解释为什么认为季氏不会成功，因为他们错在于以争谋国。“争”本身就不合“礼”的要求，不是君子所为，所以以争谋国当然是不行的。争的人连君子的境界都不够，自然不配得天下，不会得到神明的支持。孔子认为以让得国才是正道，舜、禹的天下都是让来的，泰伯、伯夷、叔齐均有让国的行为，虽未得国，但行为受到孔子的推崇。孔子并不反对得天下，但方式很重要，以让得国是可以的，去争就不对了。孔子自己也是一样，并非不想出来做事，但一定要“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虽然孔子离开鲁国后再未得到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但其坚持不争的做法却没有变。孔子称赞“以天下让”的做法，但并非等于提倡不得天下的结果，其实从《论语》中也可以看出，孔子更称赞舜、禹、宁武子等人。孔子并非不主张贤人出来做事，因为贤人做事对天下百姓有利，但天下重器要以让而得，如果去争也就不是贤人了。
第八章讲礼的各项规则都是由其内涵发展而来的，内涵比规则更重要。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问道：“美丽的脸庞发出迷人的微笑，漂亮的眼眸露出企盼的眼神”，本色反倒成了其中更重要的美了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修饰完成以后才知道本色的重要。子夏问：礼也是在规则确定后才发现本质更重要吗？孔子说：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诗了。
讲了这么多，“礼”到底是什么呢？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行为方式，二是行为人的内心态度。“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诗经·卫风·硕人》中的诗句，过去人们一直把“素以为绚兮”也当成是《诗经》中的内容，但流传后世的《诗经》中并没有这一句，便称为“佚诗”，解释为删定前的版本，这一理解恐有不妥。其实该句是子夏在发问，素即本色，绚即绚烂。子夏的意思是说，人们通常为了美会对事物进行修饰，可修饰以后发现最好的修饰居然是事物的本色，这该怎么解释呢？“巧笑”指迷人的笑，是一个动作，而“倩”指的是内在的气质；“美目”是漂亮的眼睛，而“盼”则是指眼神。“巧笑”“美目”是表面上的，如同礼的规则或行为，“倩”“盼”则是内涵。一位美女含情脉脉地看着你，那一定很动人，但如果是憎恨、轻蔑的眼神，那就感觉不到美了。如果只有表情，而没有内在的气质与感情，这些行为就谈不上美，亦如有好的底色才能画出绚丽的图画。所以，孔子说，好的图画完成后，才意识到底色的重要性。于是子夏讲，那“礼”是不是也一样，礼可以理解为是对于行为的一种修饰，但仅表面行为做到了是不够的，其背后的内涵也要是发自内心才可以，这才是真正的礼，或可称为礼后之礼。子夏在这一段看似在发问，其实是与老师交流自己的心得体会，表现与颜回一样，“不违如愚”，“亦足以发”，孔子正是因为受到了子夏的启发才称赞他“可与言《诗》已矣”。此处引用孔子与子夏的对话，意在说明就礼而言，内心态度比外在行为更重要。
第九章讲只要掌握了礼的内涵，规则自然可知。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讲出来，杞国虽是夏人后裔，但其行为已不能证明；殷商之礼我能讲出来，宋国虽是商人后裔，其行为也不能证明。这是由于文献不足的原因，如果充足我就能够证明。
“征”同“证”。夏朝的后人被封在杞地，就是“杞人忧天”的“杞”。商朝的后人被封在宋地，孔子即为宋人后裔。为什么孔子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还能够知道夏礼、商礼的内容呢，因为他了解礼的内涵，礼的内涵才是礼的精髓，而礼的规则就是礼的内涵与时代背景结合的产物。
第十章讲礼是外在行为与内心态度的统一，相当于是对这一部分内容的小结。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孔子说：施行禘礼，敬献了第一杯酒之后就想早点儿结束的，我是不愿意观看的。
禘是祭天地祖宗之礼，诚心敬献的人会全心全意地把整个程序进行完毕，同时在心中向天地祖宗祈祷。而有的人没有内心的敬意，只将其看成一种形式，应付了事，敬了一杯酒就想早点结束，这样的礼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的意思是，礼在应用时如果脱离了内在的精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第十一章到第二十章讲礼的精神与原则。
第十一章讲礼首先是约束自己。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有人请教禘礼的内容。孔子说：不知道。知道禘礼的人对于天下的事，如同展现在这里一样！他指向自己的手掌。
礼的第一项原则就是自我约束。这一段看似与前一段衔接很紧密，都在讲与禘礼有关的事，但角度已经不一样了，前后两章都讲禘礼，这在行文上是一个很好的过渡。作为个人来说，在面对礼的时候，首先要给自己正确的定位，不是什么礼你都可以学，什么礼你都可以问，问礼首先要合乎礼的要求。孔子知不知道禘礼呢？他绝对知道，但他却不讲。为什么呢？孔子的意思是，这个问题你不该问。禘礼乃天子之礼，其他人问就已经是逾礼了，孔子如果真的告诉了他那也是逾礼。你既然要学礼，首先从学的时候开始就要守礼，问礼之事也是要受到礼的限制的。如果是君王或者负责礼仪的官员来请教这个问题，孔子的回答肯定是不一样的。无关人员问禘礼与“八佾舞于庭”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问天子之礼，是你想自己做天子呢，还是想给现在的天子挑毛病呢？哪种出发点都是不行的。从礼的要求来说，人首先要知道的不是某种礼仪该怎么做，而是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第十二章讲礼要发自内心。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祀时要当作对方存在，祭祀神灵时要如同面对神灵一样。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去祭祀，如同没有祭祀。
礼的第二项原则是全身心投入。“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句话并未写明是孔子或其弟子的言行，应是作者的观点。前人因为先把《论语》定义为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所以把这句话看成是孔子的话。祭祀通常是对于天地、社稷、鬼神，在这句话中，后半句“祭神如神在”是针对鬼神而言的，范围较窄，而前半句“祭如在”则是祭祀的一般规则，是针对所有的祭祀而言的。祭祀天地的时候，要把天地当成有生命的对象，祭祀社稷的时候，也要把社稷人格化，这才是真诚。可是，孔子所能祭祀的范围是有限的，他可以祭祀祖先和家里的神灵，但对于天地、社稷，孔子是不能去祭祀的，否则就与“季氏旅于泰山”的性质是一样的了，孔子是不会那么去做的，所以如果把这句也加在孔子身上那不是害孔子吗？“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对祭祀的基本要求，也是礼的基本要求——真诚。祭祀的对象无论是神灵还是祖先，都要像你就在对方面前一样，有了这样的态度，祭祀才有意义，你才能发自内心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第十三章讲礼要坚持正道。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问孔子说：“与其取悦于家里的主神，还不如取悦于灶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是这样的。如果不走正道，得罪了上天，怎么祈祷也没有用。
礼的第三项原则是要走正道。王孙贾是卫国的大夫，孔子在卫国时颇受卫灵公的礼遇，卫灵公想启用孔子却一直没有启用，孔子亦想在卫国干一番事业，所以王孙贾就劝他说，你不能光想着走卫灵公这条路线，对于卫国的一些权臣也要结交，要让他们推荐你。“奥”是指家里主神，“灶”是指家里灶神，王孙贾讲话很含蓄，用拜神来打比方。孔子一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但他不肯那么做，既然对方在打比方，自己也没有必要说破，于是借着同一个话题发挥下去。孔子说如果获罪于天，怎么敬神也没有用，意思是人还是要走正道，不可投机取巧。此处引用这个例子，是在说明对于礼要坚持正道，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第十四章讲礼需要仪式与规则。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说：周礼吸收了夏、商两代的很多东西，内容好多啊！（虽然有这么多的限制，）但我仍然坚持按照周礼行事。
礼的第四项原则是遵守仪式与规则。虽然礼很繁琐，但繁杂的程序是有意义的。“郁郁乎文哉”一语，很多人把它理解为孔子对周礼夸赞，其实孔子只是进行客观评价而已。因为“文”本身是中性词，并不必然是褒义的，后文中讲到“文胜质则史”，“文”只是一种属性，并非说“文”就是优点。孔子认为周礼吸收借鉴了夏、商两代的礼，非常全面，全面的好处是对于各种社会行为都有指引，但内容也确实太多了，礼多了也有它的问题，从经济学上来讲，礼的繁琐会增加各种社会行为的经济成本，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但孔子的选择是坚持周礼。为什么明知繁琐还要坚持？因为要坚持正道，该做的事就要坚持做，付出一定的成本也值得。但这里要注意，孔子只说他自己“从周”，并不是要求别人也一定要那样去做。
第十五章讲礼不是僵化的规则。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孔子来到太庙，做每件事都要先向人请教。有人说：谁说叔梁纥的儿子知礼啊？来到太庙，每件事都要问。孔子听到了，说：这才是礼啊。
礼的第五项原则是活学活用。鄹是孔子的出生地，“鄹人”此处指的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孔子从小就学礼，对礼非常熟悉，但到了太庙却什么都要问，所以把别人弄糊涂了，一个很懂礼的人为什么见什么都要问，感觉让人不能理解，所以自然怀疑孔子是否真的懂礼。孔子不知道太庙相关的礼仪吗，他知道，但知道也要问，这才是对太庙的尊重，而不能自以为是，认为自己都懂了，然后自行其是，那是不合适的。这段话要注意其背景是在太庙，因为太庙是国家供奉祖先神灵的地方，非常重要，在其他场合则不一定要这样。作者引用这段典故，意在说明礼在应用时要注意因地制宜。比如你去参加别人家里的婚丧嫁娶等事，最好的方法就是“每事问”，即使你知道这方面的礼仪，也不要自作主张，因为如果主人家对礼仪的理解不同甚至可能有些地方搞错了，而你按照自己所知的礼仪去做，即使你做对了也可能造成尴尬，而“每事问”则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所以，知礼也要知道礼在什么情况下能用。按钱穆先生考证，最后一句原为“是礼耶”，认为这是一个反问句，即“那是礼吗”，意思是到底太庙里的行事规则是礼，还是我的发问是礼呢？两种说法都解释得通。对于孔子来说，他的“问”才是礼。太庙里的规则是太庙之礼，而孔子之问是孔子之礼。孔子既知太庙之礼，亦知问之礼，但此时应当用的恰恰是问之礼。
第十六章在讲礼其实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要因人而异。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孔子说：射箭并不要求射穿箭靶（目标是射中红心），因为每个人的力量是不同的，这个道理自古如此。
礼的第六项原则是尽力而为。具体来说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判断。首先来说，礼从行为上来判断，并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要求，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和所面临的情况是不同的。这就好比在祭祀祖先的时候，有的人家境好，祭品多一些，有的人经济条件有限，祭品少一些，但并不能说祭品少的人对祖先的敬意就比别人差，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不能一刀切。射箭达到红心，说明方向是正确的，出发点是对的，人做到这一点才是关键，至于能力高低、效果达到什么程度，那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第十七章讲每个人都应当尽力而为。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贡想要去掉在朔日祭奠所用的羊。孔子说：子贡啊，你爱惜这只羊，而我爱惜这当中的礼。
所谓尽力而为，哪怕结果并不理想，也要全力去做。“告朔”本是一个重要的活动，杀一只羊献祭，然后国君听政，但到后来鲁君非但不听政，连祭奠也不参加。子贡是通达之人，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透，因为听政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既然国君都不来听政了，那还杀羊干什么，何必走这个形式呢？献祭本就是国君的事，国君应当亲自参加，但他却不来，“不与祭，如不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子贡认为干脆都免了吧。而孔子认为虽然国君不守礼，但做臣子的还是要做好自己的本分，鲁君不来，我们也还是要坚持把这个礼执行下去，我们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就可以了。但其讲法很委婉，他没有直接指出子贡在闹情绪，而是借口说子贡节俭。其实以子贡的财力，哪会在乎一只羊呢？
第十八章讲尽力而为要到什么程度。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孔子说：侍奉君主，如果把所有的礼仪都做到位了，会让人认为你在谄媚。
周礼内容很多，很繁杂，如果所有事情都按周礼的要求去做会让人觉得过分。此处所讲的程度可以说是守礼的极限，既然是极限自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达到这样的程度，不必苛求，尽力就好。那么，是不是说不须要完全按礼的规则去行事了呢？也不是。因为那样就违反了前面的第二项原则——全身心投入。祭神时明明看不到神，祭祀者也要真诚地与对方交谈，别人可能认为神根本就不存在，你在跟空气说话，祭祀者如果有这个顾虑，那就不要祭祀了。同样，事君尽礼，也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
第十九章讲礼是双向的。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鲁定公问孔子：国君指挥臣子，臣子侍奉国君，应当达到什么样子？孔子正式答道：国君依礼指挥臣子，臣子以忠心侍奉国君。
礼的第七项原则是权利义务一致。礼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始终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礼的核心是仁，而就臣子对于君王之礼来说，其核心是忠。然而臣子对君王的忠并不是单向的，君王亦有君王的义务，君王的义务就是要依礼而行。就君王的礼和臣子的忠而言，一个是外在表现，一个是内在的态度，最理想的状态无疑是二者相一致，但对于国君与臣子来说，侧重点是不同的。国君要注重外在的表现，因为他要面对许多臣子，对每一个人都发自内心的关心照顾是难以做到的，但在行为上要合乎礼。而对于臣子来说则不然，因为那么多臣子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君王，所以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是要发自内心地忠于国君，关键在于他的态度。
第二十章讲礼要有度。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说：《关雎》这首诗，有快乐但并不过分，有哀愁也没有到悲伤的程度。
礼的第八项原则是适可而止。礼是拿来用的，建立这样一套社会规则是为了让人民生活更好，让社会发展更好。所以，礼在用的时候不可走极端，要有度。淫的意思是指过分、过多。《关雎》这首诗人们都很熟悉，以每四句为一段来分，全诗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讲到男子对女子爱慕，第二段讲初步追求，第三段讲求而不得，第四段讲通过展示才艺吸引对方，第五段则是追求成功。整首诗讲到了爱情故事当中的起起落落，但对于感受程度的描写都恰到好处。第三段讲追求不成功的时候，其反应是“辗转反侧”，描述了失恋的苦闷，但并没有悲伤得寻死觅活；第五段讲追求成功之后，“钟鼓乐之”，生活很快乐，但也没有把爱情当成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情。所有的行为与表现都在合理的度之中，给人感觉很得体。此处引用孔子此语，目的就是要说明礼也是如此，用时要有度。礼是治理社会的手段，是人与人相处的方式，礼本身并不是目的，不能单纯为了遵守礼而执行礼，一定要把握合理的限度。
前面讲了礼的作用、涵义与原则，说得很有道理，但不能代替现实的情况。从周公作礼到孔子的时代隔了五百年左右，也就是说周礼已经实行了五百年左右，但结果却极不令人满意，到了春秋时期，已经礼崩乐坏，这又该如何解释呢？礼是不是真的对社会有价值呢？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这一部分选择了几个方面的问题来分析社会状态的成因。
第二十一章讲周礼的失败首先归咎于朝代建立之始。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鲁哀公问宰我关于土地神社的问题。宰我正式回答说：夏朝的夏后氏在社稷坛上种植的是松树，到了殷商改用柏树，而到了周朝则换成了栗树，喻义是使民战栗。孔子听到了，说：既成事实不要劝说了，完成的事也没有必要劝谏了，过去的事不要追究了。
宰我名予，字子我，是孔子弟子当中口才非常好的一位。社指的是国家的精神，有形的就是社稷坛，属于古代王朝文化建设的重点。社稷坛都会种树，不同的树代表不同的精神。夏朝用松树，因为松树高洁，又常常用来挡风沙，这一做法可以理解为倡导高洁的品质及对人民的责任。商朝用柏树，与松树差不多，二者均为长青之树，所代表的意义接近。而周朝所选用的栗树则不同了，喻义是使百姓战栗，用它的目的是要让老百姓害怕统治者。此处讲这个问题意在表明周朝在建立之初管理民众方面采用的是威慑手段，而不是为政以德，表明这个朝代从一开始就有一定的问题。
这里需要注意，如果只是要表达周礼在出发点上有问题，那么宰我的回答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为什么后面要加上孔子的评论呢？这里孔子的评论内容比较长，“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其实三个分句意思是相近的，明明用一个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把三个都写下来？难道仅仅是为了文字的优美？恐怕未必。表面上看，每个分句的意思都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如果只用其中一个分句，那么所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宽容，但三个宽容放在一起就不再是宽容之意了，而是痛心疾首。周朝建立时缺乏仁的基础，这一点是让孔子痛惜而又无法改变的，这也是《论语》对于礼崩乐坏所找到的根本原因，所以重点着墨来写。
第二十二章讲在此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些人或许有能力弥补朝代建立初期所产生的问题，但这些人却并没有起到好作用。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说：管仲的器量太小了！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有多个住处，每项事情都有专人负责，哪里算节俭？又问：那么管仲知礼吗？孔子说：国君住处门外树着大屏风，管仲家也有；国君为外交所需，设有反坫之坛，管仲家也有。如果说管仲知礼，还有谁不知礼？
管仲助齐桓公称霸，是在春秋时期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按理来说他应当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但他却没有，他对齐国贡献很大，但在社会风气引领上却没能发挥好的作用，这也是社会风气变坏的原因之一。其实孔子对于管仲是非常赞赏的，《论语》中也有很多孔子对管仲的正面评价，但孔子认为管仲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在礼的方面，司马迁认为管仲虽有三归、反坫，但“齐人不以为侈”，意在说明其威望及民众的认可度，但孔子对此事的评价是客观的，没起到好作用就是没起到好作用。此处引用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目的不是讨论管仲的事，而是借此来说明像管仲这样社会影响力大的人并没有注重对礼的引导，这也是社会风气未能扭转的原因。孔子是“恶言人之恶”的人，《论语》秉承孔子的理念，也很少讲别人的坏话，为什么此处对管仲却如此不留情面呢？一方面是由于管仲成就很大，稍稍指责下抹杀不了他的成就，而且后文中称赞管仲的地方很多；另一方面此处对管仲的批评是器量小，是一种惋惜的态度。
第二十三章讲礼崩乐坏的发展过程。其以乐曲来比喻事物的发展经过，意思是此后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演变，最终导致礼崩乐坏。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孔子与鲁太师讨论音乐。孔子说：音乐是有一定规律的。刚开始，声音细微而舒缓；接下来，由小到大，声音纯正，进入主旋律；再后来进入高潮阶段，慷慨激昂；最后是尾声，逐渐平缓而有余音，就此结束。
鲁大师的“大”同“太”。自周公作礼至礼崩乐坏并非一朝一夕所至，而是逐渐发展演变来的，这种变化就如同演奏音乐一样。鲁太师是鲁国掌管礼乐文化的官，此处写明他的身份是有特殊意义的，表明这是高水平人士之间的对话，有“内行看门道”之意。如后文讲“中人以上，可以语上”，此处的对象很重要。周礼的发展就如同乐曲一样，周公刚开始作礼时影响较小，慢慢地作用显现出来，占据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再后来礼的作用被高度重视，但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如老子云：夫礼者，忠信之泊，而乱之首也。最后，到了春秋时期，礼的精神已经被人们逐渐抛弃了，作用也丧失了，但并未结束，仍会有后续的影响。此处以音乐的规律来比喻周朝社会的发展，说明周礼的发展历程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而又由盛转衰。
社会发展到了春秋时期，周礼的实行已经非常困难，整个社会也到了礼崩乐坏的地步，但并非所有人都随波逐流，仍然有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一心想复兴礼教。
第二十四章讲尽管已经礼崩乐坏，但仍然有人想复兴礼教。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仪地的一位官员求见孔子，说：孔子到了这里，我是应当见见的。随从人员安排他与孔子相见。他出来以后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必再担心道德的沦丧了，天下无道这么久了，上天将以孔子为警醒世界的木铎。
此处的“丧”是丧失的意思，丧失的是什么，结合下文中“天下之无道也久矣”，说明丧失的是“道”，扩展开来说，道、德、仁、义、礼都可以包含在其中。孔子要复兴礼教，当然不仅要复兴它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涵——“仁”，更高的目标就是“德”与“道”。这一章借仪封人之口说出有人仍然坚持想让社会道德复兴，这个人就是孔子。《论语》此处并非仅是在宣传孔子的伟大，而是把孔子作为一个例子，歌颂这一类人，歌颂那些以道德复兴、文化复兴为己任的人。
第二十五章讲这些人虽然想要复兴礼教，但是难度很大，有些问题是他们无法改变的，因为周礼存在的基础是周王朝，而周朝的建立就不合礼数。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评论韶乐（舜时代的音乐）：美妙极了，也十分完善了。评论武王时代的音乐：美妙极了，还不够完善。
此处想说的是政治问题，太过敏感，于是改为说音乐，但后人一看到这里就很容易看出所隐含的意思。就音乐之间的比较而言，美不美还比较容易比较，善怎么比较？即使学音乐专业的人也很难去比较，所以他根本就不是在说音乐本身。周朝建立初期与舜的时代相比，在治理天下方面应该说水平都比较高，但所不同的就是天下得来的方式，舜的天下是让来的，而周朝的天下是夺来的，两者根基不同。礼教之所以难以复兴，虽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还是在于周王朝的根基问题。
第二十六章讲复兴礼教所面临的现状也不容乐观。由于周朝建立之初的问题在几百年中都没有得到弥补，并不断恶化，造成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孔子说：王公贵族不够宽厚，施行礼仪的时候内心缺乏敬意，整个社会面临礼要灭失也不感到哀伤，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值得看呢？
“临丧不哀”，以前的学者常常把它翻译为参加丧礼也不感到哀伤，这一理解似欠妥。丧礼上的悲哀是人的本性，人只要没有失去人性，在丧礼上一般仍会感到哀伤的，春秋时期虽然礼崩乐坏，但还不至于沦丧到对死亡无动于衷的地步。而且，如前所述，丧礼在整个礼的体系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没必要总拿丧礼来举例。此处指的是面对礼的丧失、道德的丧失，人们不感到哀伤。此处讲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进一步明确礼教复兴所面临的现实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