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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篇旨在论学。本篇所讲的“学”并不是现代学校所开设的各门功课，也不是生活技能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知识，而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学而》篇关于学共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如何学以致用以及学的目标。
本篇第一个问题在讲人为什么要学，这部分由第一章与第二章两章组成。人为什么要学？因为学对自己和社会都有好处。
第一章在讲学对于个人是有益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说：领悟智慧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不是令人愉快的事吗？学问相近的人从远方慕名而来，不是令人高兴的事吗？别人不了解你的学问而你并不感到失落，这不就是君子的境界吗？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思是说人学到了人生的道理可以经常在实践中加以体会和应用，此时内心会感到愉悦。“学”与“习”是不同的概念，“学”指的是获得知识、技艺与智慧等东西，而“习”是指实践，即把学到的东西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说”同“悦”，是喜悦的意思。
人为什么要“学”？有的人基于好奇心而有学的欲望，而有时学有所得也确实可以使人觉得充实，但这些情况并非适用于所有人，也并非适用于人的所有时候，因此如果笼统地以“学会令人快乐”为由劝学是难以让人普遍接受的。想要找一个可以令人普遍接受的进学理由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学是为了谋生，那么没有谋生压力的人是否就不需要学了？如果学是为了发展，那么不想发展的人是否就不需要学了？尤其有的人在学的时候是带着压力的，此时很容易令人觉得枯燥与烦闷，那么该如何导人去“学”呢？此处引用孔子的话，提出了一个最为通俗易懂的理由，那就是“学”之后的“习”是可以带给人快乐的。
把学到的东西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当其发挥作用后，人的心里是会有一种成就感的，这就是“习”所带来的快乐，这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符合生活经验，对每个人来说都具有说服力。而“学”是“习”的基础，要想得到“习”的快乐自然需要“学”的基础，这就是“学”的意义。例如医生治愈病人后，除了可以分享病人恢复健康的喜悦外，还会因为自己的价值得到体现而有成就感。从做人做事的角度来说，人如果领悟了一个道理，在生活中加以揣摩运用，最后发现其确实能够发挥作用，内心的成就感是会令人非常满足的。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学”的第二种快乐——闻达于天下的快乐。“乐”与“说”相比，在程度上更进了一步，说明这是更高等级的快乐。“有朋自远方来”并非指有朋友从外地来做客，而是指一个人学有所成，远方有人可能素未谋面，但因对其学问的仰慕而前来拜访。但这句话当中所包含的意思不止于此，“朋”是两个人相似或相近的意思，此处用“朋”而不用“人”，表明所来之人不仅是自己的仰慕者，而且其学问水平与自己相近。当人有了很高的学问，又遇到同样有很高水平之人前来拜访，这种情况十分难得，故此“不亦乐乎”！民国时期四川自贡有一位学者李宗吾，是同盟会的人，他创立了“厚黑学”，自称“厚黑教主”，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的人对其比较推崇，也有的人大加驳斥。在天津有一位叫张默生的人，在他还没有见过李宗吾的时候就对“厚黑学”十分认同，发表了很多文章来论述“厚黑学”，两人还没有见面就已经互相知道并高度认可对方了。一日，李宗吾从四川来到天津，未事先通知就直接找到了张默生的家，直接拍打大门：“厚黑教主来也！”试想，张默生来开门时心中会是何等激动。除了地理上的距离外，“远方”也可以理解为时间上的间隔。孔子在当世并不如意，但三百多年后汉武帝、董仲舒、司马迁却对其无比尊崇，南怀瑾先生说，这个“远方”就是数百年之后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孔子归入世家的行列，认为孔子有千秋功业，“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这样的敬仰是足以令孔子欣慰的。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表面上看似与学无关，其实是在继续“学”的话题。人如果学有所成，为天下所认可确实会有极大的成就感，但如果未能为天下认可又该怎么办呢？这一句所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有学问就一定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吗？不一定。有的人学问很好，但由于缺少机会实践，并没有被人们了解，自然也就没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但这并不等于所学的东西没有用处。孔子告诉我们，这是去领悟更高境界的机会。至于领悟到的是什么，只有达到这一境界的人才会知道。
这句话中“人不知”的对象是学问而不是人，指的就是虽有学问却未能被社会认可的情况。孔子就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他虽有很好的学问，但离开鲁国后，一生到处碰壁。各国君王都了解他的才能，但最终都不能真正用之，以致孔子未能真正施展其政治抱负。但也正因如此，孔子才会晚年专心教学，取得了万世的成就。如果你具备了很高的学问却没有人了解你，不要气馁，这是老天给你修炼品格、提升自我的机会，不怨天尤人，才能真正领悟君子的境界。
有用之用乃是小用，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佛教禅宗六祖惠能的故事很能够说明这个道理。惠能是广东人，在湖北黄梅向五祖弘忍学法时，凭佛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得到了五祖的认可。后五祖深夜传法给惠能，并将衣钵传给了他。此时惠能心下大悟，可谓学有所成。但他被社会认可了吗？没有。非但未得到认可，反而身处险境，因为当时学佛的很多人都想争夺衣钵，惠能只得连夜逃走。此时的惠能即是处于“人不知”的状态，至于“不愠”对他来讲已经远远不够了，他一直从湖北逃回广东，“人不知”还要逃命，“不愠”算什么？到达广东四会后，惠能隐姓埋名混迹在猎人群中，直到十五年后才现身。这就是“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耐得住寂寞才有大成就。
这三句话放在一起不是随便拼凑的，而是有着逻辑关系的，都在讲“学”的作用。“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讲学问可以通过应用为人带来喜悦，是一种内在的喜悦，是学的内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在说学问的影响力，是外在反应所带来的快乐，是学的外用；“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讲学问未能被社会认可，却可以使人进一步领悟智慧，是学的无用之用。需要注意的是，这三句话当中，第一句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适合的，而后两句则只是适合少数人的，所以对于多数人来说，只要理解了第一句就足以为学找到充分的理由了。
第二章在讲学对社会也是有益的。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说：一个孝敬父母、关爱兄弟的人，是很少愿意冒犯管理者的；不喜欢冒犯管理者而喜欢在社会上作乱的人，是从没有过的。治理社会的人要抓住问题的根本，把根本树立起来后其他各方面的秩序自然就建立起来了。孝和悌这两件事，不正是社会关系的根本吗？
“弟”同“悌”。“仁”在此处可解释为社会关系。有子是孔子的弟子，名有若，字子有。有子形象气质方面有些像孔子，孔子去世后其他弟子曾请有子上台代师授课，但由于水平与老师相差尚远，所学不够全面，还是被“请”了下来。此处之所以引用有子的话，并非由于有子在孔门中地位高，而是因为这句话的内容，可以说明“学”是有益于社会治理的，也是有利于维护统治的。孝与悌都是《论语》所主张学的内容，人如果做到孝与悌，说明父母、兄弟在其心中的位置很重要，他会为了父母、兄弟而克制自己的行为，很少会顶撞管理者。能够做到不顶撞管理者，自然也就不会违反社会规范。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稳定了，社会治理也就好办了。因此，如果想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统治，就应该重视教育，鼓励人们去学孝与悌。所以，“学”不仅是个人的事，更是整个社会的事，教育因此就变成了国家治理当中的一部分。此处表面在讲社会治理重在治本，实际上在讲孝、悌可以通过引导人们去学来实现，是在讲学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后世所谓“圣朝以孝治天下”，就是在应用这句话中的道理。第二章与第一章合在一起，讲学对个人与社会来说有什么作用，两章所讲的其实是一个主题——人为什么要学。
讲了为什么要学之后，本篇接下来的四个问题分别对应了《易经》中所讲的元、亨、利、贞四个方面。元是事物的基础，就学而言指的就是学的内容；亨是连通，就学而言是指求学者与所学内容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学的态度和方法；利是使用，即所学的东西应如何加以运用；贞是美好，就学而言是指学对于人有什么价值，也就是所能达到的效果。
第三章到第六章在讲该学什么。就这个问题而言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对不同的人来说，应当学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
第三章首先讲不该学什么。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说：擅长使用语言和表情通常不是仁的表现。
“巧言令色”意思是很会讲话、很会拿捏自己的表情和态度，这是很多家长都会教孩子的东西，但孔子却认为这并不是好东西，说它“鲜矣仁”。从现实的经验来说，“巧言令色”是非常有用的东西，晚于孔子的纵横家代表苏秦、张仪，就是靠着巧舌如簧将天下玩弄于股掌之间，既得到了荣华富贵，也留下了千古之名。孔子虽然不强调口才，但在齐国要攻打鲁国的时候，派弟子子贡全力展开外交，最终保全了鲁国，也是靠着“巧言令色”成功的。但是，“巧言令色”是属于技术层面的东西，有一定用处，却不是《论语》主张所学的主要内容。有些人巧舌如簧、滔滔不绝，让人感觉很有学问，但是否真有学问就很难说了。孔子并非口才不好，但他一直注重义正辞严，以理服人，而不逞口舌之利。在后文中，弟子宰我提出对于守丧是否要三年的问题，讲得振振有辞，孔子并不与其辩论，只是告诉他心安就好，一句话抓住问题的关键。在阳货逼孔子出仕的时候，孔子没有任何辩驳，他并非没有言辞可用，而是不与对方争辩，我嘴上答应你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不像那些能言善辩之士，永远都是“理屈而词不穷”。
第四章在讲普通求学之人应当学什么。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省视自己，为人谋事有没有尽到职责，与朋友相处有没有失信于人，对于传承的学问有没有经常在实践中揣摩体会。
曾子名参，字子舆，可谓孔子的嫡传弟子，孔子的孙子子思后来就师从于他。曾子此言首先讲勤勉，每日多次内省，这是非常难以做到的，类似于神秀和尚所言“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而内省的内容则主要是三个方面：忠、信、习。这也是《论语》主张要学的三个方面：为人谋事要尽忠职守，与人相交要守信用，对于所传承的学问要在实践中不断领会。与后文中子夏的话相比，这段话少了“孝”的内容，而多了“习”的内容。为什么这里没有提到“孝”呢？这就看出了《论语》编排的技巧，这一章与后面两章是紧密相连的，“孝”是放在后面讲的。
第五章讲的是对当政者来说应当学什么。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说：领导有千辆战车之国的人，工作敬业并讲诚信，珍惜社会资源且爱护百姓，调度百姓时遵循自然规律。
“道”同“导”，是领导的意思。“乘”指的是战车。周朝时的“国”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而是指分封的诸侯国，“千乘之国”在当时来讲已经是规模较大的诸侯国了。对于已经身居社会管理层的人来说，应该要学的是如何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管理好社会，与百姓和谐相处。
第六章讲的是对于尚处于成长中的年轻人应当学什么。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说：年轻人要在家对父母长辈孝，在外面与朋友和睦相处，做人谨慎，做事守信，关爱更多的人，向着仁的方向发展。这些事情都做到了还想进一步提高，就可以学修饰的技巧了。
对于年轻人来说，要从基础做起，循序渐进。此处首先就讲到了“孝”，“孝”是从小就该学的东西，可以说是所有学问的基础。“孝”通常来说是对父母的，进而推广至“悌”，是对兄弟、朋友的，然后逐渐发展到在社会上的“谨”“信”“爱”“仁”，这些都是身为弟子要学的东西。这里所讲的学的内容并非按先后顺序排列，不是说弟子要先做到了孝再去学悌，它是一种逻辑上的顺序，即孝是首要的，是基础，其次才是悌、谨、信、爱、仁。讲完这些，才提到“文”。《论语》中多次出现“文”这个字，由于孔子是搞教育的，而我们后世的教育当中很重要的是写文章，于是人们就常常把“文”理解为文学、文章。其实孔子重视的是做人做事，而不是文学，他的意思被后人误解了。“文”的本意是修饰、装饰，意思是人类具有社会属性之后，对各方面的事物都不再那么简单、原始，而是有了修饰、装扮的成分在里面了。这种修饰、装扮不仅限于物品、房屋，也包括语言和行为。把一句话用比较优美的方式说出来，这就是“文”。彩色、图画是物品的文，诗歌、修辞是语言的文，礼是行为的文，这些可以说是把原始的事物进行了“文”化。前文中讲到“巧言令色”就属于“文”的范畴，孔子并不是说“巧言令色”不该学，只是在告诉人们这种人很少能达到“仁”的层面，不是重点该学的，但是把重要的都学到了之后还有余力的，也是可以去学的。本句的意思是说弟子先把做人做事的道理学会了，再学那些修饰、技巧等方面的东西，否则做人做事的基础没打好，学“文”反而是有害的。
第三章到第六章分别在讲什么是不该学的，什么是普通人该学的，什么是管理者该学的，什么是年轻人该学的，四章所围绕的是同一主题——学的内容。
第七章与第八章在讲学要采取怎样的态度。对于该怎么去学，《论语》第七篇有全面而系统的论述，而在本篇当中，则只是谈到了学的态度，因为无论是想领悟智慧还是获得知识，学的关键都在于态度。有了正确的态度，必能学有所成。此处讲学的态度主要是两点：一是要发自内心地去学，二是既要自重又不能忽视外在的帮助。
第七章在讲学要有诚意，即要全身心投入。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说：崇尚贤德，遇到贤良的人与事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全心全意去追求。侍奉父母能够尽心竭力，为人做事能够全身心投入，与朋友交往说出的话能够兑现，这样的人即使说没有专门去学，我也一定认为他有学问。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在文学方面比较擅长。子夏晚年在魏国讲学，为魏文侯之师，声望很高。“贤贤易色”，第一个“贤”是动词，即“以……为贤”，第二个“贤”是名词，指的是贤良的品质，包括贤良的人与贤良的事。“易色”是改变自己的态度，肃然起敬。有人把这句理解为“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这一理解可能是有问题的。首先从逻辑上来说，把妻子摆到父母之前来讲本身就是不合礼数的，子夏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其次从内容上来说，这里讲的都是该如何对待对方，后面讲了该怎样对待父母、对待老板、对待朋友，那么即使此处是要讲妻子也应该是讲如何善待妻子，履行好丈夫的职责，而不是选择妻子的标准。从行文上来说，如果真的要讲到妻子应该讲“事妻，白头偕老”，或者“择妻，重德轻色”等，而不应当是这样的写法。此处的“贤贤易色”并不是在讲妻子或女色，而是在讲学的态度。
正确的态度是学的基础，是学当中最先应有的东西。所谓最先并不是指时间上的顺序，而是逻辑上的顺序。小孩子被送到学校去学习，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去学，一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这种情况下他的想法很容易被动摇，可能会不认真听讲，不用心去学。如果一个人发自内心地想去学，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那种求知若渴的感觉才是最好的老师。人若不领悟到这一点，是无法真正去学的，尤其在智慧的层面。后面讲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些就是学问的表现。前面讲过，《论语》所讲的学并不是针对知识而言的，而是为人处世的生活智慧。
与正确的态度相比，学的行为反而没那么重要。一个人能够竭尽全力侍奉父母、尽职尽责、讲信用，这些就是生活智慧，是学问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论语》开篇就在讲要“学而时习之”，学是习的基础，习是学的目标。这些智慧在生活中能够做到，当然说明他已经学到了，所以不管他此前有没有去学的行为，都已经达到了学的效果，所以子夏才讲“吾必谓之学矣”。
第八章讲学时既要自重又不能自负。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孔子说：君子不自重就会在学的过程中失去主见，不能建立起威信，学到的东西不牢固。这决定于是否忠于自己的内心与是否自信。但也不要认为友人不如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就不要害怕改正。
这里讲既要自重，又不能自负，相当于《大学》中所讲的“正心”。这一章所讲的仍是做学问的态度，属于人自身的问题，而非在社会交往中所要遵循的原则，所以忠与信都不是对外的。“主”是动词，是决定的意思。忠与信是自重的内容，忠是忠于自己的内心，信是坚定自己的信念。人的自重源于内心的坚守，源于对信念的坚持。接下来“无友不如己者”一句，又在讲自重不等于自负，坚守自己的内心并不意味着不能接纳别人的意见，不要轻视别人。“过则勿惮改”，为什么会提到“过”的问题？这里并非指友人指出自己过错的情况，而是当你不自负地认为友人不如自己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过”是要靠自己发现的，而不是靠别人指出的。
人做学问要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一接触新东西就把原有的东西丢弃，那么就无法实现学问的积累，其学问自然无法巩固。学不是简单模仿他人，也不是单纯指从外部获取知识，学是以自己为主体的。学有内学与外学之分，不断向内而求是学当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但在巩固学问的同时，又不能拒绝外部的东西，对于那些有益的要虚心接受，这就是“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之意。
本章十分重要，其中“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一句在后文中还再次出现。但是本章内容又很不容易理解，其既告诉人们不要盲从于他人，又讲要听从他人的劝告，也就是说对于别人的东西，有益的要听从，不适合自己的要保留，可是这两者该如何区分？怎么确定对方讲的到底是有益的还是不适合的呢？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中华智慧讲究因人而异，究竟该怎么做只能靠每个人自己去领悟。领悟了这句话，就打开了《论语》智慧的大门。中国人讲东西常常是这样，讲了半天之后告诉大家，凡事都不一定，让人无所适从，但这就是中华的智慧，“道可道也，非恒道也。”第七章与第八章在讲学要发自内心，要自重但不可自负，这两章所围绕的主题是学的态度。
学的目的是用，第九章到第十三章在讲学问如何运用的问题。
第九章讲在用的问题上，首先要有谨慎的态度，不可随意去用。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曾子说：谨慎地对待事情的结果，要追溯到很久之前；始终保持对事物初始的重视就能使社会风气回到宽广而包容的状态。
人们常常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加强社会治理，但很多社会问题恰恰又是由于治理所造成的。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并非学了东西就要用，也不是学的东西都能用。“慎终追远”的“终”指的是事物的最终结果，有人将其理解为死亡，似有些狭隘。人终于死亡，而事物之终可能短于人的死亡，亦可能长于人的死亡。我们回看历朝历代的结局，其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朝代开始的时候，岂是人的一生那么短暂。苏洵在《管仲论》中言：“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其实整篇《管仲论》就是对“慎终追远”最好的解释。苏洵认为齐国强盛并非由于管仲，而是由于鲍叔牙举荐了管仲，齐国的衰败并非由于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三个小人导致，而是由于管仲生前未能真正举荐人才。“终”既可以理解为事物的结局，也可以理解为范围的扩展，或是不同阶段的发展。曾子在《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后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可以用于解释这一句。古代士人以“平天下”为终极目标，落到实处，大多要从“修身”，或是从“格物”开始做起。有志于天下之人，首先对自身的思想言行都要谨慎对待，这就是“慎终追远”的含义。
对于统治者或者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来说，只有慎终追远，管理好自己的言行，才能引导良好的民风，创造好的社会氛围。人做学问，学不是目的，用才是目的，此处引用曾子的话，意在讲谨慎的重要性。谨慎是用的第一原则，所学不可随便去用。人想把自己的学问应用于社会，要考虑到很多方面，不能只看眼前的问题，而要想到长久之后的发展结果。人在处事时，要有“系统思考”的理念，每做一件事都要想到别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社会有什么影响，这件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而这样的结果是不是自己所期望的。如果这一结果是自己所期望的，那么就可以去做，否则就不要去做。
第十章在讲到了用的时候，首先要学会的恰恰是“不用”。这里使用子禽与子贡的对话，是在告诉求学之人，是否能“用”要视情况而定，该用则用，不该用则不用。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向子贡求教说：夫子每到一个诸侯国，都会打听人家的政事。是想要在该国从政，还是要教人家如何治政？子贡说：老师是以温和、友善、谦恭、克制、礼让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目标的。老师即使想从政，他求取的方法不也和他人不同吗？
子禽，姓陈，名亢；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子禽的意思是，孔子到了每个诸侯国都打听人家的政事，你说孔子想从政吧，又没有看到他去努力争取，你说孔子不想从政吧，他对别人的政事又非常关心，让人看不懂。子贡告诉他说，孔子既不是想要从政，但又不是不想对政事加以影响，如后文中孔子自己所言“无可无不可”。他希望别人做好，但首先希望由管理者自己来做，但如果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他自己来做也是可以的。孔子既非要做，又非不做，先求不做，不得已而做。
事实上，许多读书人最缺乏的就是这方面的智慧，常常自己学了一些东西之后，便认为社会上很多事情都不对，觉得这里该这么改，那里该那么改，而别人似乎又不懂怎么改，于是就想挺身而出，大干一番。这样的心态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通常不好，所以《论语》在讲到这里时告诫读书人，有志于天下可以，但在想有所作为之前首先要知道能不能去做，一厢情愿是不行的。像孔子这么大学问的人也没有到各国去指手画脚，让大家都按他的意思来行事。孔子深通人情世故，非常清楚勉强去“用”还不如“不用”，所以此处在告诉人们要懂得“不用之用”。下面讲了用时所要遵循的几条原则，而这些的前提都是要在“能用”的情况下，如果缺少了这一基础，等于是在出发时就发生了问题，后面的结果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十一章在讲用要有始有终，如同孝一样。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孔子说：父亲健在的时候观察他的思想和态度，父亲去世以后观察他的行为，如果之前的态度和之后的行为多年如一，那就可以称得上孝了。
用之前要想好，可不可以用要视情况而定，如果可以用，那就要持之以恒。不能一开始的时候由于受各方面制约较多就比较收敛，到后来手中权力大了就为所欲为。关于“父在观其志”一语，朱熹注解为“父在，子不得自专”。因为父亲是一家之主，父亲在时儿子没有什么权力，在行为上通常受到父亲的约束，所以重点要考察他的思想和态度，即“观其志”。而当父亲不在了，儿子当家有权力了，行为已不再受约束，此时就该考察他的行为了，看他是不是还和之前保持一致。此处引用孔子的话，表面上是在讲孝要始终如一，其实是在讲取得权力之前与之后要始终如一。父在时观“志”，父没后观“行”，核心都是观其“道”。“父在观其志”并不是说对父亲的意见要绝对服从，而是说尊重父亲，但也要有自己的思想和志向；父亲去世以后，儿子有能力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了，如果还保持与之前同样的思想和观点，那么才是始终如一，说明是真诚的，没有欺骗。否则父亲在的时候一套，父亲不在了另一套，那分明是欺骗，哪里称得上是孝呢？“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个“道”既包括了前面的“志”，也包括了后面的“行”。“志”与“行”都是外在的，内在不变的是“道”。
第十二章在讲用时要区分原则与规则。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说：用礼来调整社会关系，最重要的是和的原则。我们所要传承的精神，关键也在此，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遵循此原则。仅用和的原则也有行不通的地方，真正理解和的精神才能用好和的方法，但如果离开了礼的节制，和的原则也是难以施行的。
把做人做事的道理用于治理社会时，重要的是把握好原则，但对规则也不可忽视。“礼”是一整套社会规范，有祭天地祖宗的禘礼，有用于婚丧嫁娶的吉礼、丧礼，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有相应的调整规则。但这么多规则，在用的时候并不是机械地执行，最重要的是要遵循“和”这一原则。“和”的内涵很丰富，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和谐。礼在执行的时候最主要的是和谐，这一原则比那些繁杂的规则更重要。“先王”并不是指上古的君王，而是所谓正统思想的代称。此处引用有子的话，是以“礼之用”为例，告诉人们做事时既要把握好原则，也要发挥规则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
第十三章在讲用的时候不可机械从事，要懂得退而求其次。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有子说：诚信接近义，所承诺的可以兑现。谦恭接近礼，既不表现出对别人的蔑视，也不会侮辱人。由于两者都没有偏离其本源，也可以遵循。
“用”的时候要结合社会实际情况，不可苛求，当理想状态达不到时，就要退而求其次，这才是现实可行的方法。“义”与“礼”都是用于调整人们行为的道德标准，《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似乎“义”与“礼”已经是道德层面较低的行为标准了，可是如果仍然做不到怎么办？做不到就放弃了吗？道德对社会风气的引导是多么重要，自然不可能放弃，如果这一标准仍实现不了，就只能再一步退而求其次。对于大众来说，如果能够做到“信”与“恭”也已经很不错了。
此处“耻”与“辱”是两个词，“耻”是内在的态度，发自内心地瞧不起，“辱”则是外在的表现，是贬损他人的行为。“因不失其亲”的“亲”是指亲源，引申为本源，所指代的就是“义”与“礼”。“宗”是尊奉的意思。这句话意即“信”由“义”而来，没有脱离“义”的根本，“恭”从“礼”衍生出来，也没有脱离“礼”的根本，所以尊奉它们也是可以的。
第九章到第十三章陆续讲了用的总原则是谨慎，用时要先懂得不用，用时要有恒心，用时要区分原则与规则，用时要结合社会的实际情况，五章所围绕的是同一主题——用的智慧。为什么在论学的一篇当中要花最多的篇幅去讲用呢？因为学不是孤立的，所有的学问都是有体、用之分的，不能只重学问的体，更要注重学问的用，用的智慧本身就是学的重要内容，懂得体用结合方可称为智慧。
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在讲学的目标——修己安人。学的目标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也就是学的效果、学的价值。
第十四章讲学的内在目标是修己，即提升自己的素质。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孔子说：有修为的人吃饭不介意是否吃饱，住所不追求安逸，做事勤勉且不轻易发表观点，遵循道的精神并以恰当的方式做事，这可以称为很好的学问了。
从内在方面来看，个人修养应以君子为目标。人类社会的基础首先是人，因此人的素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很多都是人的素质问题，人的素质提升了，那么很多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了。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同时又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样的修为应当说是已经非常不错的了，可以称得上君子的境界了。
第十五章讲学的外在目标是要为社会所接受。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说：如果一个人清贫却不谄媚，富贵而不骄横，怎么样？孔子说：不错。但还不如清贫却愿意遵循道的精神、富贵而能够自觉接受礼的约束的人。子贡说：《诗》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竟然是这样的意思？孔子说：子贡啊，现在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诗了。我只告诉了你诗中所讲的道理，而你一下子就找到了它的出处。
从外在方面来看，学问要使人实现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融合，此处引用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就是在说明这一点。子贡首先讲了自己的境界水平，他所说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指的就是他自己。他说：老师，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清贫却不向人谄媚，富贵而不对人骄横，这个人的品德应该算不错吧？孔子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委婉地告诉他说：这种境界确实不错，但是还有更高的境界。更高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虽清贫却仍愿意遵循道的准则，虽富贵却能够自觉接受礼的约束。此处的“乐”不是快乐的意思，而是“乐道”之意，乐守于道。《史记》中对这句话的记载为“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子贡听了恍然大悟：《诗》（汉代起称《诗经》）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关于此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句话，前人普遍认为是在比喻教育，意思是子贡虽然水平已经比较高了，却认为自己还要继续提高，精益求精。如果只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后面两句话在这里使用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子贡讲完“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之后，孔子告诉他“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境界更高，这足以表明孔子的境界高于子贡，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已经能够表达教育之意了，后文完全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把教育问题拿出来再说一番了。司马迁可能就是这么理解的，所以他在《史记》中引用这一章的时候就省略了后面两句话。
如果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在讲教育，那么后面孔子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又怎么解释呢？“往”指的应该是“贫而乐，富而好礼”，那么“来”指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译成白话文是“那竟然是这样的意思吗”，这句话表明了子贡的惊讶，说明他通过与老师此次对话后，领会到了这句诗更深的涵义。孔子认为告诉子贡一个道理，他就已经能推演出别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就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真正意思，这样一来可以看出子贡对这句诗原本有自己的理解，但经此事之后又有了更深的理解。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出自《诗经·卫风·淇奥》，该诗采用比兴的手法，以竹的不同生长期来比喻君子发展的三个阶段：初创期、发展期与成熟期。子贡对于这首诗一定很熟悉，否则他不会在受到老师启发时一下子就想起这句诗。不仅子贡熟悉，其他弟子也很熟悉。曾子在《大学》中也引用了这句诗，他也认为这句诗是在讲教育。切、磋、琢、磨都是加工的方式，教育确实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加工，因此把这句诗的内容理解为教育并不难。子贡熟悉这句诗，他原本一定对其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那么，经过此次师生对话后，子贡领悟到了什么新东西呢？
子贡所提出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讲的是一个人的内在状态，穷困时不去谄媚，富贵了也不骄横，这个人的内在修为确实已经很不错。但是，这个人只考虑到了哪些是不该做的，而对于该做的另一部分却忽略了——要让外界知道你的品德。假如你的邻居发现你失业在家，饭都吃不上了，那他上班都会不安心，时刻担心你会去他家偷东西；地方上的管理者也会把你当成不稳定因素，对你要加强防范。所以，你自己虽然修为不错，却给周围的人带来了负担，还浪费社会资源。而且这对你自己也不好，人都会远离你，这就是缺乏了解所造成的。富了也一样有问题，虽然你态度不骄横，但谁知你会不会与别人勾结，图谋不轨，于是更要派人紧盯着你。你的内在修为虽好，可别人却不知道，所以仅仅注重内在的修为是不够的。
孔子所讲的境界——“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的不同之处又在哪里呢？“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只考虑到了自己该怎么做，“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则考虑到了如何让社会了解自己。孔子的意思是说，你光自己做到了提升修养还不够，还要让社会了解到你的修养水平，人不是孤立地生活，必须时刻与社会融合，这样才是真正的学问。不能仅仅注重自己的“元”，还要注重自己与社会之间的“亨”。“乐道”，是可以表现出来的，让人觉得你虽然穷困，却仍然在追求道，没有什么负面情绪，令人放心。这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也不会令人觉得不安，对自己对社会都有好处。有一位朋友从印度某个地方回来后告诉我，印度那些比较贫穷的人心态是很平和的，他们看到富人的豪宅并不嫉妒，他们认为自己前世就住在那里，只是这一世换别人住而已，等到下一世还是自己去住。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他们的观点如何，但这种心态是很让别人放心的。“好礼”，更是可以表现出来的，你虽占有较多社会资源，但很安分，守规矩，统治者知其不逾礼，大家相安无事，对自己和社会都是好的。
孔子的意思是说，你光自己做到了提升修养水平还不够，还要让社会了解到你的修养水平，人在社会上不是孤立地生活，必须时刻与社会融合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学问。子贡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到要做好自己，注重到了“元”的重要性，孔子提醒他还要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可忽略“亨”的意义。如果以玉石来比喻的话，一个人的品质很好，相当于一块玉，但它包裹在石头当中是难以被充分发现的，首先要“切”开，让人看到里面有玉；再通过“磋”，把石头的部分去掉，使玉的全貌展现出来；再进行“琢”，把它打造成一件玉器；最后进行“磨”，是把玉的光泽充分展现出来。切、磋、琢、磨是依次递进的关系，人也要这样做才能让社会充分了解自己。
子贡听了老师的话，恍然大悟，联想到了《诗》中的诗句。于是孔子才说，这确实是《诗》中这句话的涵义，我只是告诉你它的意思，你却已经想到了它的出处。孔子认为，子贡悟到了这个层面，说明他可以进一步去领悟《诗》中的智慧了。但孔子很谦虚，并没有认为自己已经完全领会《诗》的精髓，现在准备把它教给子贡，而是说咱们可以一起研究《诗》了。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曾子是孔子的弟子，后世译注《论语》的人都没见过孔子，但曾子却是天天在孔子跟前学习的，如果他对于《诗》中诗句理解错了，为什么孔子不纠正他？不直接把诗的意思教给他？这个问题现代人比较不容易理解，因为我们所接触的教育模式与孔子的大不相同。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基本模式是直接传授，老师把自己的观点讲给学生听，发现学生有错误的地方就会加以纠正。我们习惯于各种问题都有标准答案，这个答案就揣在老师的口袋里，学生学习的目标就是要获得标准答案。但孔子的主要教育方式是启发，他把诗读给学生听之后，不一定会进一步讲解，至少不会每一首都详细讲解，而是让弟子们自己去体会和领悟。他对于自己的儿子孔鲤的教育即是如此，只告诉他要学《诗》，但是让孔鲤自己去学，而不是把自己编订后的《诗》一篇篇讲给儿子听。而且孔子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解就是标准答案，他也经常受到学生们的启发，完全尊重大家对于同一首诗出现不同理解的情况。因此，曾子对这两句诗停留在自己的理解程度上也是完全正常的。综上，《论语》中这一章意在讲述人与社会连通的重要性，除了自我提升之外，学的另一方面效果就是可以使人很好地融入社会。
第十六章讲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了解社会比被社会了解更重要。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说：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你，需要担心的是你不了解别人。
每个人都希望社会能够了解自己，但有的人很努力，可是总不被社会认可，那又该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论语》告诉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不了解别人，不了解如何与人相处，如何融入社会。“亨”是双向的，一个人有学问并不会一下子就被社会所接受，要通过有效的方法让社会了解。如果社会还没有认可你，不是社会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因为你不懂得让社会了解你的方法。以汉代贾谊为例，他学问很好，名气也大，因此受到汉文帝重用，但他对社会现状分析不足，一上来就改革，触动了那些开国元老的利益，文帝不得已将其罢免。文帝再与贾谊相见时，并未咨以天下之事，而是问鬼神之事，令后世唏嘘不已。汉文帝是道家入世人物的典范，之所以不用贾谊是因为他看到贾谊还是原来的贾谊，他的理想和动机虽然是好的，但其理念并不适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唐代诗人王勃叹“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那是他只看到了贾谊的优秀，却没看到贾谊的问题。贾谊才学一等，能力很强，但缺乏“不用之用”的智慧。贾谊到长沙吊屈原，其实两个人存在同样的问题，只知道做好自己，但融入社会的智慧却明显不够。屈原慨叹“举世皆浊我独清”，这就是把自己与社会对立起来。生活在世间，怎可不融入世间？不患人之不知你清，患不知如何将自己用于世间矣。
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分别在讲学对于自身要达到怎样的状态、对外要达到怎样的效果及内外成果之间的关系，三章指向同一个主题——学的目标。本篇开头两章所讲的是“学”对于个人与社会分别有什么意义，结尾时三章讲的是“学”对于自我提升和与社会融合能达到怎样的效果，与开篇的两个问题完美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