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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也》篇讲人才使用的问题，进而延伸到人才的培养问题。本篇共分为五个部分：人才如何使用、人才使用之难、人才的来源、人才培养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孔子说：冉雍，可以让他为诸侯。冉雍请教子桑伯子这个人。孔子说：可以，行事风格简化。冉雍说：内心保持敬意，行事简化，这样对待百姓，不也是不错的吗？如果内心简化，行事也简化，不就是大道至简吗？孔子说：冉雍说的对。
在封建社会，君王可以说是天下最重要的岗位，因此需要非常适合的人才，比如说冉雍。冉雍字仲弓，平民，是孔子的弟子。“南面”一词通常指代帝王，由于帝王的座位是坐北朝南的，因此我国古代以南面来指代帝王。也有人把此处的“南面”译为做官，因为古代的衙门大门也是朝南的。笔者更倾向于帝王的说法，因为冉雍在孔子的弟子当中以德行见长，德行好的弟子首推颜回，另有闵损、冉耕、冉雍，而其中适合为君王的则首推冉雍。很多弟子都向孔子请教过什么是仁，孔子的回答是不一样的，回答冉雍的是“使民如承大祭，出门如见大宾”，很明显是在授其以君王之道。而如果说做官的话，那孔子的弟子当中此类人才还是很多的，何必单独说冉雍“可使南面”呢？所以，孔子认为冉雍是君王之材，是适合当领导人的。此处的“南面”其实所指代的是诸侯。诸侯虽是一国之君，但还不是王，春秋时期称王的只有周天子，到后来社会混乱到一定程度了，诸侯才开始称王。所以，孔子此处说冉雍“可使南面”的意思是他可以为诸侯。
为什么说冉雍有君王之材呢，此处又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即冉雍对子桑伯子的评价。孔子对子桑伯子这个人并不十分认可，他是赞成礼之繁的人，而子桑伯子喜欢简化，两人相反。但孔子是一个不愿意讲别人缺点的人，所以就回答说这个人还行，他的特点就是愿意什么事情都简化。但是冉雍告诉老师，您不要只看子桑伯子这个人行事简化，其实关键在于内心的态度，内心如果保持敬意，那么行事的简化是为了不折腾百姓，这本身就是很好的事情。而如果内心已经达到简的程度，并不把那些繁文缛节放在心上，就已经达到大道至简的境地了。冉雍这样解释之后，孔子也马上改变对子桑伯子的看法，认为冉雍说的对。从后面这一段话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师生之间讲的是治理天下之道，正是君王之术的内容，所以也印证了前面的“南面”所指的就是君王。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鲁哀公问孔子：您的弟子中谁的学问好？孔子正式回答说：有位叫颜回的学问真正好，不让愤怒向外扩展，犯过的过错不会再发生，不幸寿命短去世了。现在的弟子中就没有了，没有发现学问真正好的了。
圣贤是更加难得的人才。在孔子的心中，圣贤比君王更重要。在他的弟子中，虽然他很欣赏冉雍，但最得意的还是颜回，他认为颜回可以传承他的学问。但为什么此处会把冉雍放在颜回前面呢？那是因为《论语》认为君王比圣贤更重要。《论语》是讲帝王之术的，不是重点讲圣贤之道的，所以没把圣贤放在君王之前，而是先推出自己的主打品牌。虽然在《先进》篇排序的时候仍然把颜回排在冉雍之前，但那是就德行而言，而此处是在讲哪一种人对天下更重要，所以还是要把君王放在首位。
圣贤难得到什么程度？在孔子的七十多位得意弟子当中，能达到圣贤境界的只有颜回一人。此处的“不迁怒，不贰过”其实就相当于“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的一种简练的说法。“不迁怒”是说不会为情绪所左右，始终保持内心的恒定，不迷失自己。这种境界就是始终忠于自己的内心，保持自信，即前文中所解“主忠信”之意。“不贰过”是说所犯过的错误不会再犯，所对应的是“过则勿惮改”。“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在《学而》篇中用于讲述学的态度，此处“不迁怒，不贰过”本意是讲“好的学问”是一种状态、一种境界，并不是一种结果。正所谓学无止境，判断一个人学问好不好并不是看他写了什么著作、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而是要看他做学问的状态。即使是孔子晚年，假如他说，我五经都编好了，已经集学问之大成，不需要再学习了，那其学问的境界也就变差了。但本章用在这里，是通过对颜回与其他弟子之间的比较，讲明圣贤的难得。结合上一章与本章可以看出，圣贤比明君更难得，这是孔子和《论语》都赞成的；但明君比圣贤更重要，这是《论语》的观点。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公西赤出使去齐国，冉有申请给公西赤的母亲发放粟米。孔子说：给她一釜。冉有请求增加。孔子说：给她一庾。冉有给了她五秉。孔子说：公西赤去齐国的时候，骑着肥马，穿着高档的皮裘。我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君子周济急需帮助的人而不周济富有的人。
官员负责社会管理，社会管理重点在于资源的分配，这方面也需要人才。公西赤字子华，是孔子的弟子，擅长外交。有一次公西赤出使齐国，此时孔子在鲁国当政。冉有与公西赤是同学，他向孔子申请给公西赤的母亲发放粟米。孔子给的不多，冉有请求增加后仍觉得不够，就自作主张给了五秉（秉为古代容量单位，一秉合240斗）。孔子知道了以后，就对冉有说，公西赤已经很富有了，不需要给他那么多。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原思任孔子的主管，孔子给他的禄米为九百，原思推辞。孔子说：不要推辞，你可以用来周济你的邻居和乡亲。
原思名宪，字子思，是孔子的弟子之一。此处举这两个例子是进行两方面的比较：一是以孔子为例，在给两个弟子发放俸禄时态度不同；二是以冉有与孔子进行比较，对同一件事处理态度不同。通过这两个不同，可以看出好官员的难得。孔子对于两个弟子，一个是人家想多要他不同意多给，一个是人家不想多要他却坚持要给，道理何在呢？因为原思不富裕，对财富也不看重，所以推辞，但孔子知道财富交到他手里他不会自己藏起来，除了生活用度之外会拿去周济别人，这样就能真正发挥这些财富的作用，能帮助更多的人，也能引领好的社会风气。而公西赤是比较注重财富积累的，他本身就比较富有，那么把财富交给他只是囤积起来，财富的作用发挥不出来。
那么在公西赤俸禄问题的处理上，孔子和冉有的区别又在哪儿呢？首先说，冉有的自作主张肯定也不是乱来的，他的做法应当也是符合规定或习惯的，公西赤代表国家出使齐国，鲁国应当给予家属相应的待遇，但数量方面可能只是一个范围，而孔子所给出的方案一定是离这个范围的上限太远了，所以冉有才没有按照老师的决定去办，而是自作主张按照惯例去办。冉有的做法也并没有错，因为公西华出使是公事，有权获得应得的补贴，这样才能够鼓励大家去积极地为国家做事，这个道理就如同《孔子家语》中“子路救人得牛”的道理，孔子认为给公西赤母亲发放粟米是对的，但不需要那么多，因为他本身已经很富有，给是应当的，但给多了就没必要了，毕竟资源是有限的，在用的时候还是要充分考虑发挥其效能。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源分配是一门大的学问，官员们所做的可以说主要就是这方面的事。而想把这样的好是很难的，孔子很清楚天下的问题主要就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不患寡而患不均”，能够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很多矛盾问题都迎刃而解。
第五章到第九章讲想把人才用到合适的位置并不容易，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对于人才要充分合理地使用，人尽其才，但那只能是一种理想，想把人才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是很难的。
第五章讲君王并非仅靠贤德就可以胜任。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孔子对冉雍说：有一头小牛，虽然是普通耕牛生的，但是它赤黄发亮，头角峥嵘，就算有人不想用它，山川神灵又怎么会舍弃它呢？
孔子认为冉雍的德行是不会被社会埋没的，但事实上却没有哪个国家把冉雍请去做国君。所以，这段话是反向引用，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对于国君这个位置来说，哪是贤德与才能匹配就可以的呢？冉雍有君王之材，但他平民出身，成为国君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冉雍自己对此也不抱任何指望，他又不可能去争，如何才能成为君王呢？孔子鼓励冉雍，告诉他不要灰心，要有使命感，也要对未来抱有希望，但是君王的位置哪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呢？冉雍适合做君王，是因为他具有不争的品质，可不争之人又怎么成为君王呢？老子也讲过：将欲取天下，恒无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矣。冉雍如果有君王的地位，一定是一个好君王，因为他有让的品质，可是由于他有这样的品质，却又登不上君王之位。
第六章讲圣贤想为社会接受亦不容易。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孔子说：颜回这个人，他的心可以长期不脱离仁的境界，其他弟子只能达到几天或一个月而已。
圣贤也一样，即使内在修为达到了，但想为社会接受也不容易。颜回被称为贤人是后世的事，但在他生前，似乎也只有他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他的贤良。颜回虽然贤良，但社会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如何才能成为整个社会尊奉的圣贤呢？这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颜回之所以能够得到后世的认可，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师。
第七章至第九章讲想让人才为官也面临不少问题。适合做官的人本来就有限，而适合做官的人又并非都能够去做官。
第七章在讲有的人虽然很优秀，但性格导致其不适合做官。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问：子路是否可以让他从政？孔子说：子路果敢，哪里适合从政呢？又问：子贡是否可以让他从政？孔子说：子贡通达，哪里适合从政呢？又问：冉有是否可以让他从政？孔子说：冉有谙熟六艺，哪里适合从政呢？
人们可能会说，从政不就是当官吗，当官有那么难吗？清代李鸿章就曾经说过，当官是最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连当官都不会，那就什么也干不了了。确实是这样吗？我们就从孔子对这三个弟子的评价来看一下性格对于从政的影响。
先说一下子路的“果”。“果”可以解释为果敢、果断，指可以迅速做出判断。这种品质在从事某项具体工作时是一种优势，反应快，效率高，不拖泥带水，但是就从政而言则不一样。从政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与上级之间的关系，过于果断，遇到什么问题自己就马上做出决定了，不去向上级请示汇报，上级会不高兴，与上级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好。
再说一下子贡的“达”。“达”可以解释为通达、豁达，大致是把什么东西都看透了。这种品质在做人方面是非常难得的，为人通达、豁达就会活得很明白，遇事不纠结，权势、富贵都放得下。子贡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做生意赚钱很有本事，外交水平也很高，所以金钱、权势在他眼中都不当作一回事。可如果一个人很通达，他可能不会敬畏上级，与上级的关系也容易处理不好。
下面说一下冉求的“艺”。“艺”指技艺、艺术，此处是名词作形容词，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很有文艺范儿。冉求是位才子，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很擅长。当领导的通常都希望下属敬畏自己，这样就能够服从于自己，易于树立领导的权威。但有一技之长的人，往往认为凭借自己的技艺，无论到哪里都能有一席之地，因此不会十分在意领导，也可能处理不好与上级之间的关系。
子路、子贡、冉求都有很大的学问，能力水平都不错，也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季康子向孔子了解他的三个弟子的情况，想请他们出去做官，孔子的意思是我的三个学生本身都不错，但怕你驾驭不了。果断的子路什么事情不需要请示你，自己就处理了，你能不能接受？通达的子贡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好，但不会对你唯命是从，你能不能忍受？水平高超的冉有不会对你唯唯诺诺，这是不是你所希望的样子？如果你对这三种情况都能接受，那才可以请他们出去做事。果断、通达、有才能通常都是我们眼中的优点，一个人如果遇事不能决断、对天下事看不透、技艺方面又很一般，这样的人是不会被称为人才的，可这些优点在政事关系中却可能成为妨碍个人发展的缺点，一般的领导者难以驾驭这样的人，只有高超的管理者才敢用这样的人，才能把这样的人用好。刘邦之所以能取得天下，不过是用好了张良、萧何、陈平、韩信几人而已，但能够用得好这几个人，那才是真正的智慧，项羽就做不到。
第八章讲有的人虽然适合做官，但未遇到合适的老板而不愿意做官。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季氏想请闵子骞做费县的主管。闵子骞对来人说：请您好好替我辞掉它。如果再来人找我，那我就搬到汶河以北去。
闵子骞名损，是孔子弟子中德行非常好的，大概仅次于颜回。以闵子骞的德行如果去做官的话是非常优秀的，可惜来请他的是季孙氏。闵子骞对季孙氏的看法与孔子是一样的，认为季氏所走的不是正道，不肯为他们效力。汶河以北已经是齐国的地界了，不归鲁国管了，闵子骞的意思是如果季氏非得逼自己出来为他们做事，那就逃离鲁国，可见态度之坚决。这个例子意在说明，人才是有自己的道德标准的，并非谁请他们都出来做事，如果价值理念不同，或者是领导人的德行不够，这些人才也是不会出来做官的。
第九章讲有的人虽然适合做官，但由于身体健康等原因没有机会。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冉耕得了重病，孔子来看望他。经由窗口拉住他的手，说：就要失去这么优秀的人了，这就是命啊！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病呢？就是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病啊！
冉耕，字伯牛，是冉雍的哥哥，因病早逝。伯牛的德行也非常好，两兄弟都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伯牛生病时孔子来看望他，可能他的病具有传染性，所以孔子只能隔着窗口看他。此处两句“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文字相同，但语气应当不同，如果仅仅是表达孔子的惋惜，那么一句就已经够了，虽然重复具有加重语气的作用，但意义不大。孔子的这两句话第一句应当为反问句，主要是表达对伯牛的惋惜，感叹这么好的人却没有得到老天的眷顾。第二句应当为感叹句，主要是感叹世道衰落、礼崩乐坏，德行这么好的人也难有什么作为，所以上天才早早结束了他的生命。这种感叹就如同孔子“获麟绝笔”一样，知道世道已经不行了，所以停笔不再写《春秋》。面对伯牛的死，孔子所发出的也是对于天道的感慨。
第十章到第十四章讲人才的来源问题，其中既讲到了专门教育的培养，也讲到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此处把颜回、冉有、子夏、澹台灭明、孟之反五个人放在一起，在讲人才培养的问题。这五个人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颜回、冉有、子夏都是孔子的学生，属于受到专门教育的人，其中颜回是认真学而有成就的，冉有是没有认真去学的，子夏是虽认真学但成就有限的，澹台灭明与孟之反则是未受到专业教育的人，澹台灭明代表的是平民，孟之反代表的是贵族。
第十章讲人才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说：颜回很贤良啊。他只有一些简单的食物，一些简单的饮品，居住在简陋的巷子，别人对此都非常忧虑，而颜回却没有改变其乐守于道的境界。颜回真是个贤良的人啊！
这是孔子称赞颜回的一段话，其中“人不堪其忧”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不堪这种境况之忧，一种是不堪颜回之忧。前一种意在表明颜回可以很淡然地承受别人不能承受的困境，后一种则是别人已经很为颜回担忧，但他自己却无所谓，两种解释都通。“不改其乐”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不改变他内心的快乐，一种是不改变其安贫乐道的心态。两种都可以解释得通，但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圣贤的心中其实常常只是一种淡漠的情怀，看透了一切，对一切都无所谓，贫穷不会对其产生任何影响。解释为乐道更合乎颜回的品质，他本就是安贫乐道之人，在穷困之中仍然乐守于道，所以此处的“乐”与前文“贫而乐”中的“乐”是一样的，是动词，乐的对象是道。
此处引用孔子之语不是为了称赞颜回，而是意在表明经过专门教育可以培养出学问真正好的人，颜回就是代表。他自身品质很好，经过孔子教育之后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第十一章讲教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通过专门教育也不一定能培养出理想的人才。有的人你教了，他却不一定去学。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冉有说：我并非不喜欢您的主张，但力量不够。孔子说：如果力量不够，应当是在做的过程中坚持不下去，而你根本没有开始。
“说”同“悦”，是喜欢的意思。画，是画一条线把自己限制住了，这条线就是孔子所授做人做事之道的起点。教育的核心在于受教者有学的愿望，如《易经》中“蒙”卦所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不是老师要让学生去学，而是学生想让老师教他，这才是教育的核心。《论语》后文中“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也是这个道理。当老师的通常都很希望弟子能够学到东西，可是如果学生自己不想学，或不想真正地学，那老师也是没有办法的。冉有没有好好地去学吗？对于孔子所教的诗、礼及其他方面技艺，他是非常勤奋地学的，但对于孔子关于做人做事的教诲，冉有则听不进去，他有自己的打算，孔子教弟子们要行仁道，冉有却不管这些。所以他后来才会去为季氏做事，做了很多违背孔子心意的事。
此处举出冉有这个例子，意在说明教育也不是一定能培养出好的人才，冉有在跟随孔子学习，但对于真正的学问他却没有学，不是孔子不教，而是他不学，于是才有此处的对话。
第十二章讲有的人学了，却失之偏颇。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成为君子境界的那种，不要只停留在普通人的层面。
儒，就是社会所需要的人。子夏是传承孔子学术的人，孔子希望他传承下去的是君子之道，但是，孔子发现子夏的境界不够，故此提醒他。后文中记载了孔子对于子夏和子张的评价，认为子夏“不及”，而子张却“过”了，可以从另一方面证明孔子认为子夏的学问程度还没有到家。
此处以子夏为例，是在讲孔子弟子中存在的另一种情况，有些人确实是真心求学的，真正按照老师的教诲去做，但最终的效果却产生了偏差，没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正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教育想达到理想的效果是非常不容易的，各人悟性不同，际遇不同，所收到的效果也是存在差异的。
第十三章与第十四章讲真正的教育在于社会，有的人没有跟随过什么名师，却一样成为优秀的人才。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在武城做主管。孔子问他：你在那里发现人才了吗？子游说：有位叫澹台灭明的，做事走正道，不走捷径，除了公事，从来没有到我这里来过。
澹台灭明，字子羽，司马迁将其列入孔子弟子之中，但此时还不是孔子的弟子。澹台灭明相貌丑陋，曾经向孔子求学，孔子因其相貌较丑而没有收他，后来才知道他是位难得的人才，于是慨叹“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此处举这个例子，意在说明像澹台灭明这样的人，虽然没有跟随孔子这样的名师学习，但自己在社会上积极努力，也成为优秀的人才。澹台灭明后来名动诸侯，跟随他的弟子有三百多人，是自学成才的典范。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孔子说：孟之反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他在打仗撤退时殿后，快进城门的时候，才鞭打自己的马向前跑。他说：不是我有勇气留在后面，是马不肯快跑。
孟之反是鲁国的大夫，这个人的人品很好。打了败仗撤退时留在最后，那是很危险的，容易被追兵攻击，而他主动留在最后，说明有勇气，有担当。但回到城里的时候，他又不夸耀自己的行为，而是很谦虚，把自己的勇敢与担当说成是马的原因。这种虚怀若谷的风范，确实可称为君子，是难得的人才。孟之反也是在社会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人才，此处引用这个例子再次说明人才并非都要经过专门的教育。
第十五章到第二十二章讲人才培养的理念问题。
第十五章讲人才的培养首先要从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培养人才要使其能够适应社会。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孔子说：如果没有像祝鮀那么好的口才，就算你有宋朝一样的美，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也难以有好的发展。
就春秋时期的社会环境来说，社会风气非常不好，但是作为人才培养来说，却必须结合这一实际情况。祝鮀以口才好著称，宋朝以美著称。宋朝之美属于“元”的方面，祝鮀之佞属于“亨”的方面，《论语》前文一直在讲“亨”的重要，所以教育也要注重于“亨”。宋朝的美是自身的美，按理说，一个人自身很美在社会上是有优势的，但在春秋时期不行，还必须有好的口才，否则难以立足。表面上看，这是一句抨击社会现象的话，但《论语》所要表达的并不是这样的意思。《论语》不教人孤芳自赏，而是指导人们该如何去做才是有效的。社会现实已经摆在那里了，去指责、去逃避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人在社会上必须要遵循社会上的规则，教育首先就要教人如何融入社会，不能融入社会的人是没有办法发挥自己才能的。虽然有的人在某方面优秀得无以复加，凭借一技之长可以在社会上立足，但那毕竟是个别情况，从普遍情况来说，只有融入社会的人才能更好地发展。融入社会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搞教育首先就要重视这个问题，不能只重视自身素质而忽略社会环境。孔门不提倡“巧言令色”，那是一般的情况，但如果社会上流行这些，那也要把它学会，而且还要学精，因为没有“巧言令色”就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而不能在社会上立足，一切都是空谈。
第十六章讲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的原因，那是因为社会环境是谁都无法脱离的。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孔子说：谁能出门的时候不从大门走？如何才能不走这条路呢？
如果我们把人培养得品质很优秀，道德很高尚，是不是就可以忽略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不向现实低头呢？不行。门是出门所必经的，社会也是人生存无法离开的，所以此处用出门比喻社会影响的不可逃避。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是谁都无法回避的，即使对社会现状不满，但又能怎样呢？谁能不受社会环境影响呢？社会的力量太大了，个人是无法与社会对抗的。如果社会现状令你不满，你首先要做的是想办法融入社会，等到自己具有一定的力量了，再适当地去想办法影响社会。
第十七章讲教育要注意使人的品格均衡。前面讲了人才的培养首先要能够适应社会环境，即首重人才的“亨”，但人的“元”毕竟是人一切的基础，也不可忽略。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说：本性超过了修饰，性格就会比较粗野；修饰超过了本性，就会变得有些刻板。人要在性格方面平衡，让本性和修饰都保持合理的度，这样才能成为人才。
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教育要实现两方面的均衡。质是指材料的基本属性，就人而言可以理解为人的自然属性或本性。文是修饰、装饰之意，此处指代人在社会行为中的修饰与技巧，包含有社会思想、行为方式、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人如果自然属性的成分过重，行为表现各方面就会很原始、直接，野性十足，对自己的脾气、行为都不能有效地控制；而如果人过分注重修饰、技巧方面的东西，就会一切都照书本上的东西来，变得教条，甚至钻牛角尖。做人做事都要有度，要达到平衡，这才是成为君子的基础。这段话用在这里，意在表明教育的方向是文质彬彬，对于质胜于文的人，要在文的方面进行引导，而对于文胜于质的人，则要在质的方面引导人，表面上做法可能不同，但目标其实是同一个——文质彬彬。
第十八章讲人才培养要注意外界因素的不良影响。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直，罔的产生是由于可以给人带来好处和免受责罚。
社会所需之人基本属性是直，每个人通常一开始都具备这一素质，但在社会的影响下就发生了改变。很多人一开始不会说谎，随着生活经验的增加，发现说谎常常是有好处的，于是就学会了说谎。罔是与直相对的，在此处的含义不仅是说谎，也包含采用不正当的方式去做事等。教育要使人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不为所动。
第十九章讲外在因素对人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可以作为有效的教育手段。外界对人的影响不可忽视，但外界的影响并非都是不好的，关键在于如何加以运用。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孔子说：某些事人们知道应当去做，但它的吸引力却比不上人所喜好的东西；所喜好的东西又比不上那些能让人快乐的东西。
教育的关键在于如何让人自己热爱学习。学习这件事对有的人来说是“知之者”，知道自己应该学习，但常常不愿意学，有时也学不进去；对于有的人来说是“好之者”，发自内心地热爱学习，这种状态对于学习来说非常不错；而对于有的人来说是“乐之者”，能够在学习中获得快乐，已经离不开它。对于“知之者”来说，学习需要很强大的毅力与自制力；对于“好之者”来说，其学习通常已非常自觉；而对于“乐之者”来说，你想不让他学习都不行。对于教育来说，最高的境界就是培养出学生的兴趣与爱好。只有学习成为一个人的爱好，他才能真正去学，真正去掌握知识、领悟智慧，才会有真正的成就。
这一章不难理解，但想用好这里面的智慧却很不容易。“知之者”是人基于理性对事物的认知，很多道理人们都懂，但不一定能做到。如体育运动，每个人都知道这对身体健康有利，但能坚持运动的人并不多。而“乐之者”通常是感性层面的，可以给人带来直接的感官需求的满足，如金钱、权力、美食、美色，这些东西对人有天生的吸引力。“乐之者”令人很难抗拒，人想要抵抗这些诱惑是非常难的。而“好之者”则是处于半感性半理性的阶段，包含对事物的理性认识，知道这件事自己应该做，也愿意去做，但还未达到“乐之者”的地步。从三者比较中可以看出，感性对人的支配力量常常会大于理性的力量。但是，这种情况并不绝对，人的理性之所以不能战胜感性，主要是那只是初级的理性。“知之者”“好之者”“乐之者”并非不变的，那些能直接给人带来感官上愉悦的东西，常常是不能持久的，很多人生活条件好了之后反而会觉得生活漫无目的。而像那些开悟的大师，领悟到了人生智慧，乐守于道，别人很难做到的事情在他们眼中是“乐之者”，做起来自然十分容易。而对普通人来说，会觉得有些事情知道该去做，可就是做不到。此种情形即王阳明先生所言：“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第二十章讲教育要与学生的素质相适应。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孔子说：中等悟性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讲高深的道理；对于悟性不够的人来说，高深的道理是不适合的。
这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基本原则，此处的上、中、下是指人的悟性而言，也就是理解、接受和发挥的能力。孔子并非戴着有色眼镜，他不是瞧不起悟性低的人，而是客观地讲述教育的实际情况，也是他的经验之谈。因为对悟性低的人，你和他讲高深的东西他听不懂，不仅浪费了老师的时间，对他自己来说也没有任何帮助，所以这样的方式是没有意义的。那些高深的道理，悟性高的人听了以后大概可以懂，悟性中等的人听了可能暂时不懂，但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懂，而悟性低的人则可能一直不懂，所以教他这些内容就不行了。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
第二十一章讲对中人以下要怎么教。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樊迟请教什么是智慧。孔子说：管理引导百姓，让他们对鬼神保持敬意但要远离，可以称得上有智慧了。樊迟又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要艰难努力付出才能得到，可以称得上仁了。
樊迟名须，是孔子弟子当中悟性比较低的，所以孔子教他的东西都是很基本的，与那些悟性高的人不同。孔子此处的回答似乎很难让人满意，智慧当然不止于此，但对于樊迟来说，孔子告诉他你只要别整天迷信鬼神就可以了，人要靠自己，这对你来说就是智慧。在仁的问题上也是，孔子告诉樊迟不要认为仁有什么捷径可寻，先把眼前的事做好再说。事实上对于这两个问题，孔子给很多弟子解释过，且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论语》中也记载了很多。《论语》中记载樊迟问智有两次，问仁有三次，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但其实这是求学者的大忌。《易经》“蒙”卦云：“初噬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教育的原则是老师给你讲一遍，你要认真听，如果没听进去，下次再问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对老师的不尊重，既然你对老师不尊重，老师也就不再教你。樊迟多次问同样的问题是非常不应该的，但孔子知道他的水平有限，所以也并没有真的计较，而是有针对性地教导他。而且由于樊迟不同时期的情况有所不同，所以孔子每次的回答也是不一样的。
第二十二章讲要结合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引导。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孔子说：聪明的人愿意像水一样去行事，而达到仁这一境界的人更乐于像山一样行事。智者看起来是变化的，仁者则是不变的。智者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保持轻松快乐，仁者则会长久保持自己的状态。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中的“乐”是乐于的意思，如“安贫乐道”中的“乐”字。“寿”，死而不亡曰寿。老子曰：“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水是保持内在属性的不变，但又随外界变化而变化，外界怎样变化，就随之而变化。而达到仁这一境界的人更乐于像山一样，无论外界怎么变化，我自岿然不动。智者看起来是变化的，但变化之中有不变；仁者则是不变的，以不变应万变。此处讲智者与仁者，意在说明二者之间是有明显差别的，因此在教育的时候自然也必须加以区别，否则难以很好地实现对人才的培养。
第二十三章到本篇结尾都在讲教育要使人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一问题。
第二十三章讲人才培养的目标首先是不断自我超越。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孔子说：齐国再向前发展一步就能达到鲁国的境界，鲁国再向前发展一步就接近于道的境界。
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鲁国是周公的封地。此处使用这句话是用国的境界来比喻人的境界，意思是人要不断进步，永无止境。先讲齐国，是因为齐国比较强大，地广人丰，兵精粮足。用齐国来比喻人的状态，是说人要先丰富自己的头脑，掌握丰富的知识，使自己强大起来。然后再讲鲁国，孔子所指的应当是他任司寇期间，社会秩序井然，民风向好，一切依礼而行，四方百姓前来投奔。齐国的强大是外在的，而鲁国的兴旺则是由于内因，是因为治理水平很高，“近者说，远者来”，尽管实力还不如齐国，但已令齐国感到畏惧。用鲁国来比喻人的境界，所指的是使人达到知礼的境界，自己把各方面做好，既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又能够很好地为社会所接受。接下来讲如果再进一步就可以达到道的境界。鲁国的情况与道的境界还差在哪里呢？那就是鲁国的治理还是靠国家的力量，民风好是由于政府管理得好，如果能够最终不靠政府来管理，百姓自然而然地发自内心地守礼、求仁，那就达到了无为而治的水平，也就是道的境界。所以人也一样，在社会上知书达礼的境界已经非常不错，再前进一步就可以悟道了。
第二十四章讲教育要使人的思维模式不能受到局限。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孔子说：酒杯已不是以前的酒杯了。酒杯啊！酒杯啊！
觚是古代盛酒的器皿，是四方有棱角的酒杯，形状、尺寸的设计都具有文化内涵。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内涵被人们忽略了，所以到了春秋时期酒杯也变样了，即使在很正式的场合所用的也不是传统的酒杯了。觚在此代表礼，孔子所感叹的是礼的丧失，但《论语》这段话的意思却是尽管觚的形状发生改变，但那还是觚，引申之意是人才没有固定的模式，并非说只有高学历的人才是人才，著书立说、著作等身、当大官、富甲一方才是人才，只要能装酒的都是觚，只要对社会有用的都是人才。
第二十五章讲教育要培养人有主见。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请教孔子：对于仁者，即使有人告诉他说仁在井里，他也会跳进去吗？孔子说：怎么会认为仁者是这样的呢？君子可以放弃求仁的机会，却不会陷入错误之中；可以屈从于社会，但不会迷失自己。
宰我的意思是在当下的社会讲仁义是很吃亏的，社会就是那口井，讲仁义是会淹死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舍身求仁呢？孔子告诉他，君子要有自己内心恒定的东西，遇事要有辨别力。当天下无道时，一定要舍身才能求仁，那么他可以放弃这个机会，但他不会同流合污，陷入无道的社会当中，为虎作伥。“欺”在此处是欺负之意，个人的力量是不足以跟社会抗衡的，当天下无道时，被社会欺负，屈从于社会是正常的，但他做事时会坚守内心的善，不会有失正道。君子自重，不会随波逐流。
第二十六章讲教育要教人坚持走正道。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孔子说：君子对于修饰、技巧方面的东西广泛学习，用时遵循礼的约束，也就不会离经叛道了。
对于君子来说，各方面的知识、技巧都可以学，学的时候态度可以开放一点，什么都学，但用的时候则要谨慎，要用礼来约束，这样就不容易出问题。“博学以文”是说多学一些技巧方面的东西，比较容易融入社会。“约之以礼”是说做事时一定要坚持章法，不可乱来，人只要内心中有礼的约束，就不会迷失方向，走上错误的道路。
第二十七章讲教育要教会人包容。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孔子会见了卫灵公的宠妃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非常严肃地说：我所不能接受的人，是连上天都讨厌的人。上天讨厌南子吗？
孔子在卫国的时候，会见了卫灵公的宠妃南子，子路对此很不高兴。其实对于这件事，我们应当先分析子路为什么会生老师的气。南子是名美女，口碑不好，所以前人读到这一段就首先想到了男女问题，认为孔子见南子属于作风有问题。如果子路也这么考虑的话，那就不配做孔子的学生了，因为此事完全属于臆测，一点儿证据都没有，哪怕子路有所怀疑，他也不能问老师，否则实在是太失礼了。而且他们是公开会面，这种想法实在太不可理喻了，如果子路这么想，孔子根本不会理他。那子路为什么生气呢？是因为他认为孔子言行不一。女性干政在古代是大忌，不被人们认可。前文中王孙贾劝孔子的时候，孔子坚持要走正道，而不走其他权臣的路线，现在他会见南子这名把持朝政的宠妃，会不会是想走南子这条路线呢？子路有这样的怀疑，认为老师你总不至于沦落到去巴结南子吧，所以才生气，向老师发难。“矢之”是把箭折断，用来发誓。孔子赌咒发誓，告诉子路，我虽然会见了南子，但并不是为了要走她这条路线，只是由于她在卫国的影响力，进行一次普通的会见。孔子告诉他要学会包容，对任何人都不要用有色眼镜去看待，除非这个人是连上天都讨厌，否则我都愿意与他交往。此处引用这个典故意思是说对于人才要培养宽容的品质，使其能够广泛接纳各色各样的人。
第二十八章讲教育要教人中庸之道。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孔子说：沿着中庸的理念去修养自己的品德，是最好的境界啊！天下的百姓不这样做已经很久了。
中庸是儒家的重要理念，这里只是把中庸作为一个点来讲，没有充分展开讨论其丰富的内涵。此处引用孔子这句话说，要将中庸作为教育的方向，当社会风气出现问题的时候，要想办法引导和纠正，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第二十九章讲教育要教人做事有度。教育不是要把人培养成为完人，使人做好自己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身边的人就可以了。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说：如果有人能在多方面帮助、照顾百姓，而且能够普及所有的人，怎么样？能称得上仁吗？孔子说：那哪里还是仁的境界，一定已经是圣的境界了！尧、舜也还达不到这个程度哩！仁者，自己在社会上立足也帮助他人立足，自己取得成功也设法让他人成功。自己做到这样的程度，还要影响身边的人，让他达到与自己类似的程度，可以称得上是传播仁的方法了。
子贡很擅长做生意，孔子评价他“货殖焉，亿则屡中”，他这个人很豁达，什么都看透了，不肯接受传承学问的使命，但做生意每次判断都很准确。子贡很有钱，他所讲的就是他自己，他的想法中包含有这样的意思：我凭自己的能力赚很多的钱，然后去帮助很多人，甚至是所有人，这不也是善举吗？此处“博施”指的是角度，即全方位。全方位的帮助不只是金钱、物质层面的帮助，还包含精神层面的，如文化、心理、社会关系、自我成长等方面。“济众”指的是范围，即大多数人。子贡想要全方位地帮助所有的人，这个目标实在是太宏大了，也太伟大了，所以孔子才说是圣人的境界。孔子告诉子贡，你当然可以去做，但别把问题想得太简单，尧、舜这样的圣君都达不到这个程度，潜在的意思是你要先想一想，自己连仁的境界还没达到，以为自己的能力强就可以直接进入圣的境界吗？仁也罢，圣也罢，都不是靠能力就可以实现的，如前文中所言，“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想达到仁与圣的境界，要靠德，所以后文中讲“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仁是由内而外的，属于意识层面的，仁者要做的是引导人们改善心智模式，而不是简单地提供帮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表明仁者是从自我出发，目的是让自己能够立足，能够取得成功。如果不考虑自己而只考虑别人，那就是后来墨家的思想了，这种思想有些过头了。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只考虑别人不考虑自己，那整个社会也会乱套的，我的利益我自己都不在乎，你却为了我的利益去努力争取，这个逻辑是讲不通的。而按照杨子的观点，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人要绝对自私，那也是有问题的。孔子认为人要爱自己，这是正当的，是应当提倡的，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努力争取是没有错的，关键看你怎样去争取。此处告诉人们，“立己”“达己”是目的，“立人”“达人”是方法，仁者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实现自己利益时不损害他人利益，最理想的是通过让他人来获利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别人，自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这就是和谐的状态。孔子在提醒子贡，你先别想赚钱之后的事，首先要注意在赚钱的过程中别损害别人的利益，赚钱过程的善比赚钱结果的善更重要。
用正确的方法实现正确的目标，是仁的基础。但这样还不够，仁者要进一步发挥作用，去影响更多的人。影响和改变社会，可以由近及远，先从身边的人开始，引导他们达到和自己同样的境界。他们自然又会影响更多的人，从而就可以改变整个社会，这样做就是传播仁的方法了。“能近”指的是范围，从自己所能影响的范围着手，“取譬”指的是程度，譬有相似之意，“取譬”即取得“与自己相似”的效果。而“仁之方”既可以解释为仁者的方法，也可以解释为传播仁德的方法，二者其实是一致的，因为仁者本身就在传播仁德。子贡想要“博施济众”，直接放眼于天下，而孔子告诉他要“能近取譬”，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这段对话本身是在讲仁，但放在这里是告诉人们教育也是有限度的，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培养完美的人，而是让人进步，只要能够让人向着仁德的方向去努力就够了，毕竟完人是不存在的。
在《为政》篇中，作者提出了考察人才的八个方面，此处列举了培养人才的七个方面，两者之间的内容是具有对应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