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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冶长》至《述而》三篇讲人才方面的问题，分别讲知人、用人和育人。《公冶长》篇讲“知人”的问题，共讲了五个问题：何谓知人、如何知人、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该做怎样的人及自知之明。
第一章到第九章讲“知人”的态度。
第一章与第二章在讲“知人”不是对人一般性的评价，而是指真正的了解。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孔子评价公冶长：这个人可以嫁给他。虽然被关进监狱，但并不是因为他有罪。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公冶长字子长，是齐国人，他因何事入狱历史上并无记载。作为老师，在弟子坐牢的情况下能为其说句公道话就已经不错了，孔子还将女儿嫁给他，可见他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公冶长坐牢并不影响他的德行，说明孔子的认可是真正的认可。这一章的点睛之笔是最后一句，人说了什么不重要，做了什么才重要。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孔子评价南容：在好的社会环境中会有所成就，在不好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免受灾祸。孔子把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
南容名南宫适，字子容，人非常优秀，孔子对这位学生评价很高。人都会称赞别人，即使心底里并不认可，但出于礼貌也会称赞别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贯作风。但这样一来，人们就很难知道所听到的是称赞还是客套。尤其是作为老师，对于弟子可能会为了鼓励而赞赏，也可能为了激励而贬低，所以其评价未必会令外人相信。而此处所举的例子表明孔子对于弟子的评价不是口头上的，而是行动上的，行动可以证明其评价是真心的。
第三章到第六章讲孔子对于弟子优点的态度。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孔子评论宓子贱：这个人是个君子啊！如果鲁国没有君子，这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宓子贱，名不齐，比孔子小三十岁。他曾经到单这个地方做官，治理得很好。《论语》中记载了较多孔子对于弟子不足的评述，那是不是说孔子是个吹毛求疵的人呢？不是的，孔子只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弟子的不足而已。而对于弟子的优秀，孔子从来都是不吝赞美的。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子贡问道：我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你好比是一个器皿。子贡又问：是什么样的器皿？孔子说：可置于庙堂之上的玉器——瑚琏。
子贡觉得自己的学问各方面都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请老师给予评价。人常常会想知道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这是正常人的心态，但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说，这属于“有我”的心态，修为还不够，孔子“绝四”其中之一就是“毋我”。即使你想知道别人对你的评价，也不应主动去问，而要等待时机。“有我”的境界已需进一步提高；主动向别人发问，层次又降了一层；在老师评价之后再次追问，则再降一层。
子贡是弟子中非常优秀的，世人对于子贡相当认可，在当时有人认为子贡比孔子还优秀。对于这么优秀的一个弟子，要想找到他的优点称赞几句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孔子并没有。孔子对子贡的评价首先是让子贡不满意的，因为“君子不器”，孔子说他“器”，即其尚未达到君子的境界。孔子告诉他虽然你的学识能力都不错，但定位还是低了，把自己固化了，指出他最大的问题。但孔子也讲，子贡虽然是“器”，但并非一般之“器”，是“器”中上品。这个例子意在表明，孔子虽然会真心赞美弟子，但并不盲目跟从世俗的看法。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有人说：冉雍这个人，品德可称得上仁，但口才不够好。孔子说：他哪里需要那么好的口才呢？管理别人只靠口舌之利，时间长了会被人憎恶。你不了解冉雍的仁到了什么境界，这样的境界哪里还需要依靠口才呢？
冉雍之才是君王之才，因此孔子对他的评价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对君王来说，治理国家最主要的是仁德，否则如果只是口才很好，能够把不好的事情说得很好，把不对的事情说得似乎很有道理，那百姓可就要受苦了。有人把“不知其仁焉用佞”译为“我不知道他的仁，但他不需要太好的口才”，意为孔子谦虚地说自己的弟子虽然还没达到仁的境界，但并不太需要好口才的辅助。这恐非孔子本意，因为孔子认为冉雍有君王之才，充分认可冉雍的仁，包括此处谈论冉雍的那个人也认为冉雍够得上仁，但还欠缺好的口才。而孔子告诉他，如果冉雍达到了仁的境界，已经不再需要太多口才方面的技巧了。此处的“不知其仁”是说对方的，意思是“你还没有真正了解他的仁”。此处举冉雍的例子是从另一方面说明孔子对弟子的评价不随波逐流。别人都认为口才不好是冉雍的不足，而孔子知道这对冉雍来说并不算缺点。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孔子委派漆雕开去做官。漆雕开认真回答说：我对此还没有信心。孔子很高兴。
“说”同“悦”。漆雕开字子开，是孔子的弟子。普通人都想做官，他能在官位送上门的时候主动拒绝，修养虽不能说已经达到伯夷、叔齐的境界，也很难得了。此处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前面讲到了大家都认为子贡很优秀，但孔子认为其不够优秀；别人认为冉雍有缺点，孔子认为那不是缺点。那么孔子的看法对不对呢？实践是最好的证明，此处即是证明。孔子知道漆雕开不愿意做官，而漆雕开的行为确实反映了不愿做官的性格，证明孔子看人是很准的。
第七章到第九章在讲孔子对于弟子不足的态度。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孔子说：如果正义施行不了，只能乘木筏去海上漂泊，能和我一起去的不就应当是子路吗？子路听了很高兴。孔子说：子路这个人，崇尚勇力，自我意识过强，没有什么大用处。
“好勇过我”一语，前人多将其解释为“好勇超过了孔子”，这一解释似有不当，孔子为什么会用自己来和子路的性格比较呢？孔子是想说自己也很勇，但子路更勇？孔子的性格温、良、恭、俭、让，这种性格的人是不会随便拿自己来和别人比的。且孔子的性格与子路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二者也不具有可比性。“好勇”“过我”是两方面的意思。“好勇”是说子路崇尚勇，从子路的行为也可以看出。卫国发生内乱的时候，别人唯恐避之不及，而子路却毫不畏惧，冲了进去，确实可担得上这个“勇”字。“我”在这里的意思是“自我”的意思，“过我”即“过于自我”之意。子路的自我之心太重，在卫国之乱中临死时要求把帽子戴正，对形象的看重超过了生命。“好勇，过我”是说子路太过于崇尚勇力，又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人难堪大用。此处以子路为例，说明孔子对弟子的不足也是充分了解的。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问道：子路可以称得上仁吗？孔子说：不知道。孟武伯又请他详细说一下。孔子说：子路呢，对于一个千乘之国来说，可让他负责军事和税赋，但没看到他达到仁的境界。孟武伯又问：冉求如何？孔子说：冉求呢，对于一个千室之邑或者百乘之家，可以做政务主管，没看到他达到仁的境界。孟武伯再问：公西赤怎么样？孔子说：公西赤呢，可以穿着朝服站在朝堂之上，负责与他邦使臣交谈，没看到他达到仁的境界。
通常外人问起，老师都会夸奖自己的弟子，而对弟子的不足有所隐瞒，但孔子并不这样做。有人认为由于对方是孟武伯，这个老板有问题，孔子不想让弟子去为他做事才这样说，但是如果换一个人来问，假设是鲁哀公问孔子，难道孔子对于弟子的缺点就不讲了吗？应该不会，其回答是不会变的。此处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孔子对弟子的不足是很坦然的，人都有不足，何必遮遮掩掩呢？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孔子问子贡说：你和颜回谁更强？子贡正式回答道：我哪里敢和颜回相比？颜回听到一分可以知道十分，我最多只能懂两分而已。孔子说：是比不上啊，我和你都比不上他。
单独看这一章，会让人感觉孔子的发问似有不当之处，因为这种问法让子贡没得选择。子贡不可能说自己比颜回强，而只能承认自己不如颜回。但子贡的回答确也谦虚而不虚伪，有君子风范。人出于礼貌，都会讲别人比自己强，但要能实实在在地说出别人的优点，那才是真正的谦虚，否则就只是客套。此处举这个例子，是在讲孔子如何引导弟子直面自己的不足，孔子自己就能够面对自己的不足，坦然承认自己也不如颜回，身教胜于言传。
第十章到第十九章在讲该如何去评价一个人。
第十章到第十三章讲评价他人要有科学的方法。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我白天睡觉。孔子说：烂了的木头不可再用于雕琢，质量不好的墙粉刷得再漂亮也没有用。对于宰我我又何必去批评呢？孔子说：以前我对于别人，听他的话语就相信他能做到；现在我对于别人，听他的话语之后还要考察他的行为。我正是从宰我这里改为这样。
宰我身体不好，所以才在白天睡觉。孔子对此是清楚的，所以他讲既然宰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那就不能对其要求过高。“朽木不可雕也”一句并不是在批评宰我，孔子“温、良、恭、俭、让”，哪会随便张口就指责别人呢？白天睡觉给人感觉是偷懒，算是缺点，但对于宰我来说则不同。此处举这个例子，意思是对于有些表面上看起来很明显的缺点，如果真正了解其原因，就会知道那并不应当算作缺点。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孔子说：我没有见到真正可以称为刚的人。有人回答说：申枨。孔子说：申枨有欲望，哪里能做到刚呢。
《论语》关于回答君王问题时用的都是“对曰”，表明态度非常正式。此处也使用了“对”字，表明回答问题的人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回答非常正式。回答问题的人是谁，《论语》中没有写，应当是孔子的弟子，他对同学们都很了解，在心中对各位同学进行了一番比较，最后提出了申枨这个人。既然是孔子的弟子，为什么不写名字，而只用了一个“或”来代表呢？应该不是记载的人记不清了，因为连态度都记得这么清楚，不可能不记得是谁说的。此处可以看出《论语》不记载无用的信息，即使回答问题的人是子路，这个身份没有意义，那也不作记载。关于申枨这个人，并没有详细记载，有人说他是申续，有人说他就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申党。
此处举这个例子，是在讲要善于去发现。人的品质是内在的，判断内在的品质要靠外在的表现，但并非所有的品质都会明显地表露出来，要从各个方面去考察人的品质。发现是一种能力，对于申枨，弟子们普遍认为他具有“刚”的品质，这应当缘于申枨平时的表现。对于“刚”的品质，弟子们所观察的是其行为中“刚”的表现，而孔子并不是这样，他所考察的是“欲”的方面。无欲则刚，如果一个人在金钱、权力等任何一方面欲望比较强烈，那就难以抵制来自这方面的诱惑，一旦面临诱惑便会屈身事之。正如孟子所言：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说：我不希望别人强加给我的东西，我也希望不要强加给别人。孔子说：子贡啊，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啊。
孔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有些东西是整个社会的力量强加给你的，而又逼迫你把它强加给别人。虽然你和别人都不喜欢，但却不是你可以摆脱的，这就是社会的力量。此处举这一例子，意在讲对优点与缺点的界定都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可求全责备，过于理想化，以完美的要求去衡量别人。人在评价他人时，容易只看这个人自身的行为，只注重这个人的“元”，而《论语》从来都认为“亨”比“元”更重要，不要单独去看行为，而要看在社会环境下的行为，这样才能作出准确的评价。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子贡说：夫子的言论与行为，是能够听得到的。但夫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论述，却是很难听得到的。子路曾经听到过，但却无法施行，以至于他很怕再次听到。
这一章前人通常将其分作两章，但这就会使后面一章看起来不知所云。“唯恐有闻”中的“有”同“又”，关于后面一句话，前人通常解释为子路听到一个道理，不去施行，生怕错过别的道理。这一解释似乎在逻辑上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仅仅是听而不去实践，子路不可能始终处于听老师教诲的状态。而如果理解为子路害怕老师教诲，那就干脆不要跟随老师学习了，似也不通。这两句话是紧密相连的，不能分开来看。
此处的“文章”并非我们现在所指代的文字作品，事实上，能称为孔子作品的是比较有限的，主要就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此处子贡所说的文章不仅是指“五经”，那些美好的言语、思想、行为、举动、待人、处世等表之于外的都可以叫作文章。如果细分，“文”此处指孔子平时的一些言论及其所修编的五经等，“章”是章法，即孔子的行为方式。所以此处的“文章”并不是指孔子写了什么文字作品，而是指孔子的为人处世。包括我们在《论语》中所读到孔子的许多言行，都属于“夫子”之文章的范围，如“入太庙，每事问”等等。
为什么孔子的“性与天道”之言是“不可得而闻”的呢？有人可能会认为，孔子博大精深，他只能教给学生们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但是大家别忘了，在《论语》中孔子可是说过“二三子，吾无隐乎尔”的，他对弟子们可是没有保留的，难道这两句话之间有矛盾吗？虽然这两句话出现在不同的篇次当中，可能由不同的人来编纂，但《论语》一定是经过统一核稿的，编纂者不会简单地各自为政。又或是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他不讲“性与天道”？这也不对，因为“怪力乱神”和“性与天道”比起来层次相差得太远了。
这两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性与天道”就是生命和宇宙的问题，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合在一起可以称为“道”。“道”分为两个部分，自身的问题即性，外部的问题即天，所以性与天道即道也。道是“不可言”的，不是不讲，是不该讲，也没有办法讲。道是靠悟的，不是靠教的，即使是孔子也没有办法教。所以对于这些内容，通常孔子是不讲的，尤其对孔子的大多数弟子来说，孔子知道不该讲，这些东西要靠他们自己去悟。但是对于子路是不同的，因为他的性格有问题，所以孔子希望能够帮助他提高这方面的认识，以改变他的性格，因此曾经给他勉强讲了一些。但子路听不明白，也接受不了，更无法实践，搞得像邯郸学步一样，连原来的行事方式也不会了，所以他才会很怕再次听到。所以“子路有闻”的对象就是“性与天道”，“未之能行”的也是这方面的道理，其“唯恐有闻”的还是“性与天道”。如果是讲兵法，凭子路对军事的兴趣，一定学起来孜孜不倦，怎么可能“唯恐有闻”呢。这里讲的是子路最大的问题，他是一个性格有缺陷的人，孔子想帮助他改正他却不肯受教，这样的问题是人最大的不足，“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此处举这个例子，是在讲虽然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不能脱离实际，但不脱离实际并不意味着要屈从于世俗的眼光，而是可以提出更高的标准，否则社会将难以进步。
第十四到第十六章讲人的优点。此处关于优点的三个方面与《学而》篇中学的目标是对应的，与下文中关于不足的三个方面也是对应的。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子贡问孔子说：孔文子为什么可以用“文”为谥号？孔子说：聪敏好学，谦虚地向别人请教，所以谥号为“文”。
孔文子是卫国的大夫孔圉，“文”是他的谥号。历史上能获谥“文”是对人极高的评价，所以子贡才有此一问。关于“不耻下问”一语，前人一般都认为是指不耻于向地位或学问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这样理解似乎有一个问题，对于那些做不到“不耻下问”的人，是不是在向别人请教之前都会先比较一下，看对方是否比自己强，如果对方在地位或学问上高于自己就请教，否则就不请教了，因为耻于“下问”。其实“下问”是一种态度，做学问的态度，而其中的“下”并不必然代表双方之间的地位或学问之间的差异，而是一种姿态或心态，放下身段向别人请教，其在问的时候把自己置于很低的位置，说明其态度很谦虚，无关对方身份和地位的高低。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孔子评论子产：有君子的品格，可以归纳为四点，他自身性格谦和，侍奉君主很恭敬，供养百姓使其受益，驾驭百姓时恪守自己的责任。
子产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孔子对他评价甚高。此处孔子对他的评价与《学而》篇中对于“道千乘之国”之人的标准是高度一致的——“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而且还加上自身谦和的特点，确实是良臣的典范。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孔子说：晏子善于与人交往，时间越久越令人尊敬。
晏子名婴，字平仲，是齐国大夫，先后辅佐过齐国三代君主都很受重用。他有很多优点，能力水平很强，在出使楚国时立下大功；忠君爱国，齐庄公被崔杼杀死，他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崔杼家中伏尸而哭，礼成而去；善于识人用人，把自己的车夫培养成为大夫。而对于这些优点，《论语》都没有讲，其对晏子最赞赏的是他的与人交往。此处虽然引用的是孔子对晏子的评价，但并不表明孔子对晏子只认可这一点。孔子在齐国住过一段时间，与晏子有过交往，相互之间都比较了解。晏子认为孔子并不能真正帮助齐国强大起来，所以不建议齐景公启用孔子，但孔子并不怨恨晏子，因为他是在为国家考虑，大家只是意见有分歧而已。孔子对于晏子其他方面未必就不赞成，《论语》没有记载那些内容是因为不需要使用那些内容，因此只引用了孔子关于晏子善于交往的评价。
这里所举的三个例子，分别针对修为（元）、做事（利）、交往（亨），把这三个方面的优点（贞）都讲出来，意在表明对于别人的优点，主要可以从自我修为方面、治国理政方面以及与人交往等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十七到第十九章讲缺点问题，由于使用的都是外人的例子，所以在度的把握上就很重要。孔门始终秉承“恶言人之恶”的理念，所以在讲别人不足的时候是非常注意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孔子说：臧文仲为玳瑁盖了一间屋子，装修得非常奢侈，哪里符合他的智慧呢？
臧文仲是鲁国的大夫，姓臧孙，名辰。蔡指的是玳瑁，也就是大乌龟的壳，古人用于占卜。臧文仲得到了一个大的玳瑁，觉得很珍贵，就把它收藏起来，而且为它盖了一间屋子，如此奢侈的做法是不应该的。老子言：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此处有批评臧文仲之意，但如同前面批评管仲一样，语气很委婉，说其做法与其智慧不匹配，不符合他应有的层次，体现了“恶言人之恶”的理念。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张问道：令尹子文多次出任令尹，没有喜形于色，多次被免也没有表现出不高兴，原来的政务都一定告诉接任的令尹，怎么样？孔子说：可以称得上忠。子张问：算得上仁吗？孔子说：他还不知道什么是仁，哪里能达到仁的境界？
子张又问：崔杼杀死了齐庄公，陈文子有十辆马车，全都抛下而离开。到了别的国家，就说：这里的人和我国大夫崔子一样。再次离开。又到了另一个国家，又说：这里的人还是和我国大夫崔子一样。又一次离开。怎么样？孔子说：可以称得上清。子张问：算得上仁吗？孔子说：他还不知道什么是仁，哪里能达到仁的境界？
令尹子文是楚国的名相，姓斗，名谷于菟。他在楚国做了二十八年令尹，其中几次被免，但均无怨言，能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为什么孔子说他最多只能算是忠，还谈不到仁，因为其做法对楚国和百姓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只是成就了自己的名声而已。此处的“未知”，孔子表面上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而实际的意思是“他不知道”。其实孔子内心对于令尹子文是有负面评价的，但因为他是一个“恶言人之恶”的人，即使内心对别人有意见也不会轻易讲出来，所以只说其修为尚未达到仁的境界。《论语》对他的看法没有在这里直接说，而是分散到其他篇次当中。前文《里仁》篇中已经讲过：“事君数，斯辱矣”，反复当官本身就是耻辱，当然还远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微子》篇中提到“柳下惠为士师，三黜”，柳下惠的情况与令尹子文情况相似，但《论语》对他是赞赏的，认为几次被免的责任不在于他，因为他走的是“直道”。两处相对比，令尹子文之所以成为反面典型，问题就是他缺少柳下惠那种“直”的品格，所以，结合后文来看，令尹子文的问题就是不“直”。《论语》的这种安排，使得人们单独看这一章的时候，似乎是在夸赞令尹子文，其虽未达到仁的境界，但表现也已经非常不错了。可如果结合前后文来看，就知道实际是在批评他，可见其安排之妙。两个例子相隔这么远，就是不想把对人的批评表现得太明显。《论语》对孔门以外之人的缺点不得不说的时候，会尽量说得隐晦一点。这也体现了《论语》的言行合一。如果一方面讲“恶言人之恶”，同时孔子又带领弟子们对别人毫不客气地指责，那就出现矛盾了。这就如同汉伏波将军马援写信给两个侄子的时候，告诉他们不要说别人的坏话，信中提到了侄子们的两名上司，对他们都是正面评价，没有一句批评，但其实他们上司有哪些毛病侄子们都是清楚的，可是马援一字不说，这就是身教。
谈到陈文子时涉及当时的两个事件。第一个事件是崔杼弑君，崔杼是齐国的权臣，他杀了齐庄公，臣子杀害自己的君主，被认定为“弑”，说他是犯上作乱。崔杼为什么要杀庄公呢？是因为庄公与崔杼之妻私通，还把崔杼的帽子拿去送人，羞辱了崔杼，后来在崔杼的家中被杀。在这个事件当中，庄公也存在明显的过错，但不管怎样，以下犯上就是不对，所以先把此事定性为“弑君”，但对崔杼又称为“崔子”，这一称呼似又表达了对崔杼的客气。第二个事件是后来的田氏代齐。陈文子即田文子，是一名阴谋家，他的后代篡夺了齐国。崔杼弑君后，陈文子抛弃了自己原本在齐国的财富与地位，跑到别的国家，孔子就事论事认为他最多可以称得上“清”，但对于“仁”，他却根本够不上，因为他的做法也只是成全自己的名声，对国家和百姓没有任何帮助。崔杼弑君后，晏子孤身进入崔府，冒着生命危险，枕尸而哭，礼成而去。而陈文子呢，在齐国有较高的地位，但既不自己为庄公报仇，逃亡他国也没有请求哪个国家出兵为庄公报仇，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清高，同时坏崔杼的名声，最终崔杼一家未得善终，而田家得到了齐国，陈文子只是在耍阴谋，走的也不是“直道”，所以孔子说陈文子连仁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怎么能达到仁的境界呢？孔子对于田家的阴谋是看得很清楚的，后来田常在齐国掌权时要攻打鲁国，子贡游说田常时就直接指出他出兵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强大齐国，而是要巩固自己家族在国内的地位，所以劝他与更为强大的吴国开战，以此来控制齐国的政权。最终齐国败给了吴国，而田家却因此而受益，掌控了齐国的大权，最终谋夺了齐国。跟对令尹子文的态度一样，对于陈文子的问题，孔子也没有说出来，但《左传》等书已经把田家的事记下来了，在编纂《论语》的时候，大家已经都知道田家是怎样的了，所以已经不用再讲他的问题了。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做事都要思考三次才付诸实施。孔子听到了，说：思考两次就可以了。
季文子是鲁国的大夫，姓季孙，名行父。我们常说做事情要深思熟虑，但孔子却认为想得太多并不好，这是为什么呢？对于像季文子这样的人来说，能力水平较高，社会经验丰富，他要做一件事，首先会考虑它的必要性、可行性、具体如何操作等等。这些事情都想过一遍之后，再全面考虑一遍看有无漏洞。再继续想下去，常常想的就不是事情本身了，可能就是考虑自身的得失、对自己有没有好处等，有些阴谋的味道，这并不是君子所为，如果大家都这样，整个社会风气就变坏了。但这里要注意，孔子说的对象是季文子这样的人，对于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来说，并不能简单地因为有孔子此言，做事只考虑两次就付诸行动，那可能也是不行的。
以上连续讲了三个人，问题都是“不直”，令尹子文与陈文子的“不直”是其行为，而季文子的“不直”是其思想，即外在与内在的“不直”都讲到了，足见孔子对于“直”这一品格的重视，所以本篇下文中才重点讲了“直”的问题。
既然“恶言人之恶”，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么多别人的缺点拿来说呢？因为文章写到这里，需要有实例来说明问题，而这些例子则是较为合适的。而此处所讲的三个方面的缺点其实都是与社会风气相关的，这也是孔子所非常注重的问题。此处三章结合前面孔子对于孔文子、子产、晏子三人的赞赏，也正好印证了前文中“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观点。
第二十章到第二十四章讲社会需要怎样的人才。前三章以宁武子、孔子、伯夷、叔齐代表三种人才的境界，而后两章则在强调人才的关键品质。
第二十章讲第一流的人才——大隐隐于朝。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孔子说：宁武子这个人，国家有道表现得很聪明，国家无道则表现得很愚钝。他的聪明别人或许可以达得到，他的愚钝却是难以达到的。
宁武子，名俞，是卫国的大夫。能臣干吏一般都能够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做出一番成就，但在国家政治混乱的时候，则不一定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辞官、放逐甚至被迫害都是常有的事。而宁武子却能够很好地适应局势，表面看起来碌碌无为，但既能自保，又能够默默地为国家做事，能够挽救一些东西，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此处引用孔子对宁武子的评价，告诉大家第一流的人才是什么样的。
第二十一章讲第二流的人才——中隐隐于市。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子在陈国的时候，说：回去吗？回去吧！我家乡的年轻人豪迈、率真，做事颇有章法，但他们还不知该怎么剪裁。
《史记》中记载孔子是在得知鲁国要迎接他回国时说的这番话。孔子归国之后，鲁哀公等人虽问政于孔子，但最终没有再把治国的实权交到孔子手上，孔子也没有强求，而是一心放在教育上，培养人才，为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处引用孔子欲回国从事教育时的话，意在说像孔子虽没有以执掌政权的方式直接为国家服务，但积极地为社会培养人才，也是对社会非常有价值的。《论语》虽是孔门的作品，但也并非事事都把孔子作为最高标准。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孔子确实还没达到宁武子的境界，他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略逊一筹。事实上，如果孔子当初不让齐国的反间计得逞，不离开鲁国，在鲁国司寇的位置上，可以为鲁国所做的事情更多，这就是他与宁武子之间的差距。
第二十二章讲第三流的人才——小隐隐于野。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孔子说：伯夷、叔齐具有“不念旧恶”的好名声。把怨这样使用，太少见了。
一般对于这句话的解释是，孔子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很少对人有怨恨之心。按《史记》记载，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长子和三子，他们的父亲喜欢叔齐，伯夷为了让位给叔齐，就于父亲去世后主动离开，而叔齐亦不受此位，随即离开。二人前往西岐投奔周文王，但到那里时文王已死，武王兴兵伐纣，兄弟二人扣马而谏未果，进入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二人虽然是孔子所推崇之人，但从行为来看又逊孔子一筹。因为他们既未能很好地服务自己的国家，也未能阻挡武王，只是归隐山林，并未对社会做出什么明显的积极贡献。武王伐纣是不是正义的其实很难讲，子贡对此就说过“天下之恶归焉”的话，即纣王被打败后周人将他过度丑化了，司马迁在《伯夷叔齐列传》中也引用伯夷的歌称武王伐纣为“以暴易暴”。事实上，到商朝末年时，各种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得很深了，不能说都是纣王的责任，武王趁纣王在外征讨、王城守卫空虚之时兴兵伐纣，纣王因回师救援不及才失败。伯夷、叔齐知道武王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并不赞成他这样做，所以用自己的死为后人留下思考的空间。伯夷、叔齐是不念旧恶之人，不肯食周粟并非表达对周王朝的厌恶，而是表达对真理的坚守，故孔子称之为“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司马迁也在思考其“怨邪？非邪？”
对于这句话，还是有些问题值得思考的。首先，这里的“旧恶”指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笼而统之地说谁都会有被人坑害的时候，但是伯夷、叔齐都是王子出身，虽然孤竹国并非大国，但作为王子也是很尊贵的，会有什么人对他们二人施恶行呢？《论语》《史记》中对此都没有记载，难以考证。二人本就是王子，品行俱佳，又不肯争位，互相谦让，本身就很少会和别人结怨，那么又何须通过“不念旧恶”来达到“怨是用希”的效果呢？“怨”是一种负面情绪（不等于恨），“是”是这样的意思，“用”是使用的意思，“希”同“稀”，是稀少的意思。如果把“怨是用希”断为“怨是用，希”，那么从字面上来看，这句话应当解释为“怨这样来使用，太少见了”。这样解释完全是通顺的，只是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
伯夷、叔齐是孔子所推崇的人，被解读成有功利心之人，一定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但其实李宗吾先生在《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一文中就说过，为什么三代以上有那么多圣人，而三代以后一下就再也没有了，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奇怪的事吗？其实通过使用“怨”来得到好名声或引领社会风气本身也没什么不好，《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矣；皆知善，斯不善矣。若没有“怨”，又哪来的“不念旧恶”呢？“怨”本身就是可以拿来用的东西，知道怎么用就是智慧，何必一定把人想象得那么完美呢？
这一部分体现了《论语》的人才观，很多人看到孔子经常提到伯夷、叔齐，就认为那是贤人的代表，但事实上伯夷、叔齐到底为社会做了多大贡献呢？两人本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却只做到了“修身”，如果这就算第一流的人才，那社会就没有希望了。他们的品质确实比较难得，但并不是最好的。孔子比他们要高出一筹，他心怀天下，一心想复兴礼教，但并非没有提高的空间，他带着那么多弟子周游列国，却不能消除别人对他的疑虑，以至于很多国家都不敢用他，也说明他的智慧尚有不足。而宁武子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动荡的社会中既不迷失自己，又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所以《论语》认为这才是第一流的人才。《论语》的人才观体现了作者的公正性，孔子本身很优秀，《论语》如果想把他塑造成为完人并不难，事实上这一点后世的人已经做到了，但《论语》并没有偏私，对孔子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社会所需要的人核心品质就在于正直。第二十三章与第二十四章从反面讲什么是不正直的人。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孔子说：谁说微生高很直？有人向他讨一杯醋，他到邻居家里要一杯给人家。
微生高，人们都说他很直，相传他与一名女子约在桥下相会，女子未到他就一直等，涨水了也不离开，最后抱着桥柱淹死了。此处用借醋这样一个小的事例，来阐述什么是“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这就是“直”。表面上看，微生高是在想办法帮助别人，但其实不妥，因为这次你借助别人的力量帮助了他，他下次再来要时怎么办？还去找别人要？不妥。告诉他没有，别人可能会认为你有却不想给，反而更不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对别人有求必应，会让其他人难做，久而久之会使社会风气变坏。所以对待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实事求是。这里依然秉持了孔子“恶言人之恶”的理念，尽量不讲别人的缺点，实在没办法了，只讲了“一杯醋”的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子说：言语迎合、脸色好看、态度客气通常都是虚伪的表现，左丘明不屑于这样，我也不屑于此；隐藏怨意而与人貌合神离地交往，左丘明瞧不起这种做法，我也瞧不起。
二是虚伪阴险。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与孔子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由于反面的例子不好举，容易得罪人，即便本人已不在了，但其后人还在，所以就干脆不举例了。而且孔子也很少讲别人的问题，想找他这方面的言论也不容易，所以本篇讲到外人的不足时，都是点到为止，讲到具体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他还没达到一百分，只有九十分”的程度，体现了孔门温良之风。此处这两个例子实际上是说明同一个道理，国家和社会最需要正直的人——“举直措诸枉，则枉者直”。
第二十四章通过师生之间的一番对话，给出了人生的几种选择。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颜回、子路陪在孔子旁。孔子说：何不各自谈谈你们的志向呢？子路说：我愿意把自己的车马、好衣服与志同道合的人分享，全部用掉了也不后悔。颜回说：我希望自己的善不被别人夸耀，也不给别人带来负担。子路说：希望能听听您的志向。孔子说：让老年人得以安顿，志同道合的人相互信任，少年人在关爱下成长。
季路就是子路，他性格比较直，所以老师问的时候他首先发言。子路的志向虽然比较有侠气，不吝啬，但范围有些窄，要那些他看得上的人才行，看不上的就不考虑了。当然，做人做事从自己开始，扩展到身边的人也很不错，不能说这样的志向就不好。子路的意思其实就是要痛痛快快地活一回，跟朋友们享受人生。
颜回的境界则不同。伐是夸耀的意思，颜回的意思是我要做到善，而且是不被人夸耀的善。怎么才能不被人夸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人知道，让人感觉不出来。这就好比扁鹊对于他家三兄弟的比喻。扁鹊说，他家三兄弟都懂医，大哥的医术最高，他能够在别人的病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发现，然后把他们治好，别人以为他不会看病；二哥的医术其次，他是在别人的病刚有表现的时候就着手，然后把他们治好，别人以为他只会看小病；我的医术最差，常常是在病人病情很明显的时候才进行治疗，所以人们认为我会看大病。其实扁鹊是以三兄弟比喻医术的三种境界，也是国家治理的境界。所谓“为大将者无赫赫之功”，最好的将领应当通过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手段解决问题，不让战争发生，而不是在战争中通过斩将杀敌来立功。颜回的第一个目标是希望能够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向善，让别人在不知不觉中向善的方向发展，虽然是我引导的结果，但却让别人感觉不到。颜回的第二个目标更了不起——无施劳。表面上理解，就是说我不施加劳苦给别人，不给别人带来负担，但这个负担却不是简单的劳动方面的负担。颜回是可以传承孔子学问的人，他所讲的都是学问方面，他所谓不给别人带来负担指的是“在学问方面不给别人造成负担”。美国学者昂格尔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讲道，伟人们总是给后人留下“历史包袱”，使后人处于困境之中，后人“或者仅仅是伟人们留下的遗产的看管人，或者……以技术上的熟练性在狭小的领域内进行耕耘”。就如《论语》虽然让后世之人更多地了解了孔子，但也给后世之人增加了很多负担，有的人研究孔子的理论有多么正确，有的人则试图找出孔子的问题进行批判，大家都在围绕孔子进行研究，从而限制了做学问的范围，这就是“施劳”。颜回希望自己的学问能够发挥正面的作用，可以对人有所启发，导人向善，但只是启发而已，同时让自己的学问又不成为任何人的负担，不成为别人的包袱，让别人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学问。颜回的境界确实不是常人所能及的。
孔子听了颜回的话以后就知道这个学生的境界已经超过自己了，于是说自己只是想脚踏实地回归社会，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就好。
此处虽然只有短短一段话，却很明确地给出了人生可供选择的几种目标方向。子路的志向是推己及人，从关爱身边的人开始，侠气较重，但亦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颜回则是把学问做到极致，导人向善而不被发现，学问高深却不为所知，在平平淡淡中浸润整个社会。孔子则是从社会需要出发，心系天下。所以，想做什么样的人，作者都已经列举在这里了，任君自选。
本篇最后两章在讲自知的问题。自知是对自己全面客观的了解，人最熟悉的应当是自己，但人却并不一定真正了解自己，对于自己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优点，每个人还真不一定清楚。人有的时候很自负，常常觉得天底下自己最行；而有的时候又很自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这种心态很多人都会有，所以《学而》篇中才会告诉人们要自重，不能自卑，但也不可太自负。
第二十六章在讲人常常不能面对自己的缺点。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孔子说：算了吧！我还没见过发现自己的过错就能够在内心自我审判的人。
人们可能觉得自省并不难，但实践中又有几人真的能做到呢？人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不用说发现自己的错误，就算是有人指出了自己的错误，都很难接受，通常是找一大堆理由帮自己解释，并不是我有什么错，而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有经验的管理者如果要批评下属，都会把批评的话放到最后来讲，因为你只要讲了批评的话，被批评的人就会在心里开始辩解，你后面说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第二十七章在讲认清自己的优点也不容易。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说：在有十户人家的村子里，一定有和我一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这般愿意学而已。
人对自己的优点也未必能够发现得很准确。人想客观看待自己是很难的，不仅发现自己的缺点难，连优点也是一样。第一篇“学而”引用曾子的话已经讲过了，君子首重“忠”“信”“习”。别人都认为孔子的优点在于忠与信，其实孔子自己很清楚，具备这样品德的人不在少数，自己最大的优点是好学。孔子身上的优点确实很多，我们可以找出一大堆，但最突出的就是好学。孔子向师襄学琴时，师襄教了他一首曲子，他就反复练习，师襄认为他弹得已经很好了，三次告诉他可以学其他的曲子了，他却不肯停止练习，认为对曲子还没吃透，反复研究不断揣摩，终于体会出这首曲子讲的是文王，令师襄震惊不已，因为这首曲子正是《文王操》。孔子一生向许多人求教过，真正做到学而不厌，孔子的弟子们虽然多数也很好学，但很少有能达到孔子这种程度的，弟子一旦得到孔子的认可之后通常就会很满意了，就如同现在考试得了满分一样，而孔子对自己的要求比老师的要求更高，所以孔子说自己真正区别于他人之处在于好学，可见其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