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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我院连着死了两个年轻女人，一个是我家隔壁的赵小姐，一个是卫生所的仇护士。这两件事不但差点毁了我的幸福生活，而且还把我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谈鬼色变的。
仇护士跟我们家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她爸曾经是我爸的上级，后来被枪毙了。赵小姐叫赵青，是我在青年湖小学的同学，我只记得她跟我借过一次橡皮，长大后我俩干脆都没怎么说过话。几年前她去了墨尔本。听说她死的那晚上，她突然回到家里，面色惨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唉唉地叹气，然后便开始嗑瓜子。她妈起夜时发现了她，便赶紧叫醒她爸，说老二回来啦老二回来啦。等老俩口披衣服下床，赵青已经不见了。没过几个小时她家里便接到消息，说赵青因车祸死在国外，她妈顿时晕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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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除了上面说的这两件事，我们家并不存在的条件。楼里的楼梯是水泥的，走起来没有吱吱作响的声音；家里的挂钟是石英的，不但从不报时，而且也没有猫头鹰的眼睛。但这一阵子，有些事情确实无法解释。
比如一天夜里我正在读报纸，暖瓶塞子突然砰地一声掉在地上。尽管这在过去也是常有的事，但从没像现在这么恐怖。还有一次，我在外面喝完酒刚进楼道，电梯门突然哓地一声开了，而通常夜里十一点，电梯就停了，这种事跟谁说都不会相信，而且还要说我大惊小怪，但你读了下面的事，观点也许会有所改变。
那还是赵青出国之前，我吃完晚饭正在厨房刷碗，听见门铃响，我便放下手里的活去开门，来人正是赵青，赵青说她有一条黑裙子刮到我们家阳台上了（当时还不兴封阳台）。到阳台上翻了个遍，也没找到她说的黑裙子，我让等在门口的赵青自己再进去找找，赵青嫣然一笑，说没有就算了，也许刮到别的地方了。
事隔多年，甚至竟在我家壁橱里发现了那条裙子！为此，我和甚至还莫名其妙地吵了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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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我爸和仇护士的爸同在上海的一个地下组织，她爸最后成了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我爸却仍是联络员。一雨交加的夜晚，仇护士她爸带着一个陌生人找到我爸，说有紧急情况，一定要见区委高书记，我爸二话没说，披上衣服就领他们去了，结果没过多些日子，高书记就被宪兵杀害了，为此，仇护士她爸解放后不久便作为叛徒被镇压了。二十多年以后，组织上宣布为仇护士她爸平反，作为补偿，仇护士从外地调到北京，我们院分给她一间房子，并安排她在院里的卫生所工作。然而，直到仇护士自杀，我并不清楚这件事的经过。
我跟仇护士头一次打交道是因为腹泻，我实在憋不住便去卫生所瞧病，正赶上仇护士值班。记得她先是用一双有些忧郁的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才给开药，我临走的时候，她还给了我一个装药丸的蜡纸盒让我盛大便，她说今天管化验的医生不在，你明天上午再来，当时我拿着那个比拇指大不了多少的药盒十分为难，不知怎样才能把大便厨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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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听说仇护士她爸的事后，我便开始怀疑我爸，我怀疑高书记是他出卖的，并嫁祸于仇护士她爸，尽管我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只能从我爸平时的为人和谈吐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我发现每次提到仇护士她爸时，我爸都变得极不自然。而提到高书记时，我爸总是先责怪高书记的警惕性不够，不该在不该露面的地方露面，然后便流露出一种预见性的神情。虽然这事恨不得已过了八百多年了。仇护士自杀前的那天晚上，我正好带着甚至到我父母家吃饭。我爸表现出一个老年人少有的兴奋，他不断劝大家喝酒吃菜，而他自己的酒杯每次端到嘴边沾一下就放下了。
回家的路上，我把我的怀疑讲给甚至，甚至说我这是在报复我爸。因为甚至知道我小的时候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被我爸暴打一顿。回到家后，甚至又嘱咐我不要乱讲，她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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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爸是个生性胆小的人，这从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出来。
据我妈说，我爸过去有个不大不小的癖好，就是收集各种手枪子弹。这事乍一听不像是胆小怕事的人干的，从事保卫工作这种工作性质，确实为他的癖好提供了方便。况且，这件事细琢磨起来也没什么奇怪的，我经常听到懦弱的人专门讲自己如何残忍，就像怕鬼的人专门在夜里讲鬼的故事为自己壮胆一样。
我们家搬到北京后，我爸本该把这些子弹上交，但他没这么做，等他决定忍痛割爱时，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爸把一些据认为会有问题的书籍、文件和照片在卫生间烧毁之后，又拉上我妈去八一湖处理了那些子弹。他每走十来米就往湖里扔一颗，据我妈讲，那天夜里她俩在湖边一共转了五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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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护士自杀后，我又去过一次卫生所，不过，这次是陪甚至去的。
我再也找不到一个像甚至一样单纯、善良的女孩，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总爱用一些怪问题考我，比如：一个人午后在太阳下走，却为什么看不见自己的影子？鸡到底有没有耳朵？……对此，我即便知道答案也都避而不答，以免中了她设下的圈套。
甚至过去养了一条京叭狗，她经常训练它叼东西，她说她要把它训练成警犬。后来那狗病死了，甚至简直哭成了泪人。那天从我父母家回来，路灯下看到一条狗拦路而过，甚至猛地拉了我一把：“是脑筋急转弯！”没等我反应过来，她便朝黑暗中狗消失的方向大喊：“脑筋急转弯！脑筋急转弯！”
“脑筋急转弯”是甚至养的那条狗的名字，说实在的，它死的那些天，我心里挺难受的。因为甚至说过，她出嫁的时候，要“脑筋急转弯”作她的伴娘，“脑筋急转弯”死后，甚至就没再跟我提结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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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起床，我发现甚至烧得厉害。我赶紧扶她去卫生所，我想，她的病可能跟我头天夜里与她吵架有关。吵架的原因是因为甚至从壁橱里翻出一条黑裙子，我一看这就是赵青丢的那条，当然，这件事不能怪她，这条裙子肯定是阿姨在阳台上收拾东西时收拾进来的。但当甚至穿着裙子让我看时把我吓坏了，因为她穿上这条裙子后显得鬼气十足。我可不想在我给我妻子戴结婚戒指时，发现她长着一只鸭蹊，或者半夜醒来，发现自己跟一只大青蛙睡在一块儿。
我扶着甚至走过昏暗的走廊，来到急诊室，我看到仇护士原来坐过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年长的大夫。这个发现使我的恐惧中又多了点悲哀。当时那位大夫正从一个哇哇大哭的男孩手上往外挑蜜蜂刺。甚至说那孩子肯定痛得够呛。我说蜜蜂螯人除自卫目的外，还因为它不喜欢黑色以及葱蒜等特殊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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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懂得一点蜜蜂的知识，完全得益于离我们院不远的一个养蜂的地儿。站在五层的阳台上，便可以看到一块不大的空地上，许多蜂箱交错有序地排列着。每当黄昏，采蜜的工蜂从四面八方飞回来，在空地上空形成一团金色的雾。所以，每天日落的时候，我都有一种看蜜蜂的冲动。
后来，我了解到蜜蜂不但是随着气候和蜜源植物的开花而进行群体活动的昆虫，它们还能在三十二秒钟内飞一公里左右。这种速度，能够使它们躲避麻雀、蜡蛾这样的天敌，也能够使它们在暴风雨的天气里安然无恙。
虽然甚至不喜欢我整天看蜜蜂，但她却反过来安慰我说，人多学点东西没什么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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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阶段的观察，我发现我爸的疑点越来越大。仅他比仇护士爸参加革命早，但仇护士她爸却是他的领导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因为过了这么长时间，从他的言谈话语中，仍可以发现他的不平衡。他总强调他公开的身分是丝绸商人，而仇护士她爸则是擦皮鞋的，仇护士她爸只能在给他擦皮鞋时听取他的工作汇报。有一次他说他想送给仇护士她爸一块绸子擦皮鞋，反而被仇护士她爸批评了一通，仇护士她爸说这么一来大家的身份就都暴露了。
我爸还总对那时候的腐化生活津津乐道，我理解的意思是由于工作关系，他可以经常听爵士乐，还可以经常吃苏格兰奶酪。有一次甚至让我爸学上海话，我爸竟学着上海玻璃杯的腔调说：“先生，泡杯茶好吗？……存几个铜钿，等平静了的辰光，是呀，没办法，我只认得我的名字，上海的事体难找呀……”然而，一旦谈及高书记被害的经过，他便支支吾吾，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讲，这类话题最后总是以我爸口号似的结论并伴随着坚定有力的手势结束。比如，我们必须查出出卖高书记的叛徒！我们一定能够查出出卖高书记的叛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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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我和我爸的关系助长了我对我爸的看法，最近，我经常回忆起我小时候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事情。
有一次我去水房打水，从水房出来时，突然刮起一阵，把壶盖吹掉了。我放下壶去追壶盖，哪想壶盖越滚越快，很快便滚到我们院养鱼湖里了。我想这下可完了，回家非挨毗儿不可。结果回到家里我果然被我爸毗了一顿。我破门而出，看到屋里我爸那晃动不止的身影，为自己预见悲剧的能力感到撮火（其实这种能力正是从我眼前这个人身上继承下来的），我抄起一块砖头，冲窗户扔了过去。我敢说不到一秒钟我爸便追出来了——就像动画片里的角色一样。于是，我们俩便围着养鱼湖奔跑。当时正好是下班时间，引得很多干部拎着公文包看热闹。
现在我爸老了，打不动我了，一家人聚在一起我们俩便经常各说各的。他说他的丝绸，我说我的蜜蜂。有时我想我着迷的不是蜜蜂而是春蚕该有多好，那样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当然，老年人也有可爱的地方。我爸去年害了眼疾，晚上在屋里都得戴墨镜，刚开始他不习惯，总问谁把灯关上了，我们说没人关灯，您戴着墨镜呐！每当这时候他也乐了，以往种种不愉快便会化为乌有（顺便说一句，那个水壶还在，但壶盖是后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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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护士是为一件很不值得的事自杀的。据说她跟汽车队的王调度谈恋爱，有一次俩人正在屋里的时候，不是被仇护士的丈夫就是被王调度的老婆撞见了。因为她俩当时太投入了，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被别人发现的时候也不能停下。
经人提示，我记起了那个王调度，我甚至还坐过他的车。因此，我觉得仇护士死得更不值得。难怪我总梦见我在卫生间照镜子时，仇护士站在我身后，手里还捧着个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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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仇护士和赵青的死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我的生活也逐渐恢复了平静。我清楚我爸不是叛徒，关于仇护士和赵青变鬼的提法也值得商榷，但就像故事开头说过的那样，如果一味地追究下去，那倒霉的只能是我。
在这段时间里，我觉得我自己对自己都琢磨不透。我让甚至戴上玉坠，并找人把赵青那条黑裙子挖坑深埋了。晚上睡觉时我还在墙角立上管帚。我甚至不敢到院门口的理发馆理发，因为我听说过这种说法：人死了之后，要回到自己从前理过发的地方找回自己的头发。所幸的是尽管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我的家庭还算和睦，甚至与我也恩爱如初。
上周末我又带着甚至去我父母家作客，我想以此表示我的歉疚。但家里已经来了一位客人，经我爸介绍，原来他就是五十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里跟仇护士她爸一起找我爸的那位陌生的叔叔。为躲避迫害，这些年他一直隐姓埋名，看到我一脸惊讶，我爸说你这位叔叔胆可大喽，给高书记下葬那天，就是他给高书记穿的衣服，当时穿完一只袖子后，另一只袖子怎么也穿不进去了，这位叔叔灵机一动，对高书记说高书记，您健在的时候挺随和的呀，话音未落，那只袖子便穿了上去。
我本想问那出卖高书记的叛徒到底是谁，但话到嘴边便咽回去了。其原因再简单不过，高书记，仇护士她爸，我爸和眼前这位隐姓埋名的叔叔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谁是叛徒，他们又何尝不想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