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姓名：商鞅
籍贯：卫地
所任官职：大良造
非正常死亡方式：被车裂于市
●车裂于市
公元前338年，远在西陲的秦国发生了一次奇怪的叛乱，叛乱的首谋者，就是被封在於商之地的前大良造商鞅。所以说这次叛乱奇怪，是因为叛乱者既没有割据自雄，也没有进攻秦国的都城或其他县邑，反而一路往北冲，去攻打郑国。秦王驷派兵前往讨伐，打败了叛乱的军队，最后竟然在郑国境内的渑池地方把商鞅给杀死了。于是历数商鞅的罪恶，下令把他的尸体运到咸阳集市，施以车裂的酷刑。
车裂是一种古老的刑罚，即把犯人的头颈和四肢都用粗绳栓在车辕上，这种车可以是牛拉的，也可以是马拉的，一声令下，五辆车往五个不同的方向驶去，最终把犯人扯成数段。春秋时代和战国初期，中国人还大多不会骑马，战场上最强力的兵种是车兵，一般人行远路也都坐车。后来骑术发展了起来，战车逐渐被淘汰，有钱人出门的时候也大多骑马、骑驴骡，或者坐轿子，车的载人用途越来越小，所以车裂这种刑罚也有所改变，往往直接把犯人的头颈和四肢栓在牛或马的身上，民间就俗称为“五马分尸”。
按照商鞅自己制定的秦法，谋叛大罪确实应该被处以极刑，这里所谓的极刑，就是指车裂或磔（凌迟），大辟（斩首）之类算是轻的，不够惩罚这种罪恶。然而商鞅本是上一代秦王——秦孝公——最为信用的重臣，官至大良造，为秦国制定新的法律，并且切身管理和执行，还曾经领兵出征魏国，大获全胜。论起商鞅的功劳来说，再大的罪过也可以抵消掉了，他又为什么会落得个如此凄惨的下场呢？
尤其是秦孝公去世还没几个月，太子驷登基也才不久，就突然把商鞅从宰相的位置上扒拉下来，然后以谋反的罪名将其车裂于市，这绝非顺理成章的事情，一定含有政治斗争的因素在内。
更奇怪的是，据说在商鞅的治理下，秦国国力大盛，百姓们“家给人足”，照理说，秦人都应该很感谢商鞅才对，眼看到商鞅被处以极刑，他们应该感觉悲伤甚至是愤怒。然而据说秦人对于商鞅之死，却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妥，他们是已经麻木了吗？还是实际上他们很痛恨商鞅呢？
对于商鞅之死，历朝历代都很多截然不同的评价，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死得冤枉，然而绝大多数人却认定他死得活该，是“作茧自缚”、“作法自毙”。再提到商鞅的为人和历史功绩，有人将其贬得一文不值，说最终秦朝灭亡的根由最初就是由商鞅种下的，也有人把他抬到天上去，目其为改革家和烈士。
还是让咱们来拂尽历史的重重迷雾，尽可能地还商鞅以本来面目，并且重新评价他的死亡吧。
●荐贤和杀贤
首先要说明，商鞅其实并不姓商，商只是他的氏而已。现在人姓、氏不分，在秦汉以前的贵族社会里，那可是区分得很清楚的。一般情况下，女子称姓，这个姓是表示她的血缘传承，所谓庄姜、孟姜，都姓姜，妲己姓己，没有名字，庄、孟、妲乃是她们的称号或者父亲、丈夫的称号。贵族男子称氏，因为氏是指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所以平民百姓是无氏的。
商鞅实际的姓应该是姬，他是卫国的公子（诸侯的同族），而卫国乃是周朝的同姓诸侯，所以他的姓和周朝的国姓相同，都是姬。贵族男子称氏，所以他被称为卫鞅或公孙鞅——《史记》上说他是卫国的“庶公子”，也就是说和国君的血缘相距比较遥远，所以不能称“公子”，而要称“公孙”。
商鞅的名号，则来源于他的封地。公元前340年，秦孝公赐给他於商的封地（在今陕西省商县东南的商洛镇），同时给予封号为“商君”。从此他就可以以封地为氏，称“商君鞅”，简称为商鞅。
姓、氏原本区分得很明确，等到秦朝统一天下，贵族社会来了次大颠覆、大清洗，很多王子王孙落难民间，再等到秦末大乱，刘邦、萧何之类平民上了台，从此姓氏就混合为一，再也不加区分了。堂堂的史学大师司马迁都能写出商鞅“姓公孙氏”这种牛唇不对马嘴的话来，说明起码到了汉武帝的时代，人们大多已经把姓、氏的本源全都淡忘掉了。
拉回来说商鞅，他并非一开始就出仕秦国的，他的青年时代是在当时最强大的魏国度过的。据说此人很有才学，尤其喜欢“刑名之学”，也就是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的学问，从而受到了魏国相国公叔痤的重视。公叔痤又写作公孙痤，这说明他按血缘关系来算，乃是魏君的同姓远亲，按辈分来算，是魏君的叔父辈。
战国时代，最早希望通过法律而不是传统的礼教来约束民众，从而打破僵化陈腐的贵族社会的，乃是魏国。魏文侯任用名将吴起改革政治，国力达到空前的强盛，可以说，战国时代第一个称霸的不是后来的西秦，而是魏国。所以商鞅可以在魏国学到很多他所喜好的“刑名之学”，同时他也认为自己在魏国最有用武之地。
果然，公叔痤承诺说一定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有了相国的推荐，可以预见到商鞅的前途将会一片光明。然而好事多磨，公叔痤还没来得及兑现承诺，却突然生了一场大病，眼看就要呜呼哀哉了。
魏惠王听说此事，大感悲伤，急忙亲自跑到相国府上来探望公叔痤的病情。他流着眼泪问道：“万一您有个好歹，国家社稷可怎么办呀？”公叔痤对惠王说：“您无须担忧，我府里的中庶子公孙鞅年纪虽轻，却有奇才，如果您能够委以治国之重任，对他言听计从，国势一定会更为强大的。”
中庶子本是国君、太子以及相国的秘书，官职不高，况且商鞅年纪也轻，毫无威望，又是个外国人，所以魏惠王对于公叔痤的推荐有点犹豫。如果公叔痤健康状况良好，他推荐公孙鞅做自己的副手，在自己的保护下和监督下主持国政，魏惠王一定会答应的吧。可是眼看公叔痤就要一命呜呼，听他的话分明是想让商鞅接替他做相国，这就使得魏惠王难以答应了。
所以魏惠王并不立刻答话，反而沉默了下来。坐了一会儿，惠王起身打算离开，始终不说自己是否采纳公叔痤的建议。于是公叔痤就让周围侍候的人都退出去，然后小声对惠王说：“您如果不愿意让公孙鞅主持国政，那就杀了他，千万别让他离开魏国跑到别处去！”
惠王这次应允了公叔痤的建议。等到出门以后，他叹息着对左右说：“公叔病得太厉害了，都胡言乱语了，竟然想让我把国家托付给一个年轻的外国人。”
而在公叔痤这边，他左思右想，感觉商鞅实在是个人才，如果因为自己最后那句话，魏惠王真的把他杀掉，那未免太过可惜了。于是他就把商鞅叫来，对他致歉说：“今天国君问我谁可继任为相国，我向他推荐了你，然而看他的表情，似乎并不想用你。我只能先国事而后论私交，建议说如果不能用公孙鞅，那最好把他杀掉，国君点头同意了。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你还是赶紧逃到别国去吧。”
商鞅却毫不担心，笑笑安慰公叔痤说：“国君既然不能听您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死我呢？不用着急，我不会有事的。”
正如商鞅所言，不久以后公叔痤去世，魏惠王封了别人做丞相，同时并没有遵照公叔痤的遗言加害于商鞅，仿佛根本就把这个人忘记了似的。虽然保住了性命，然而商鞅在魏国已经呆不下去了，他失去了公叔痤这个最好的推荐人，以他年轻的外国人的身份，看起来很难再有大的发展，更不可能受到重用。于是他打点行装，打算去别国碰碰运气。
到哪里去才好呢？商鞅想到了秦国。
●四见秦孝公
一般认为当时的秦国非常小弱，全靠着商鞅实行变法，才使秦国逐渐强大起来。但事实上秦在春秋中晚期就是西陲大国，秦穆公曾经称霸西戎，并且东向和霸主晋国多次对战。战国前期，从秦怀公到秦惠公等数代，内乱频仍，才略微有所衰弱。商鞅出生前后，秦国是秦献公在位，而这个时候魏国经过魏文侯、武侯两代的繁荣，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公元前364年，秦军大破魏军于石门（在今山西省运城县西南），斩首六万，乃是战国时代秦国对东方各国的第一次大胜利。
公元前362年，公叔痤曾经领兵大破韩、赵联军于浍水北岸，但随即遭到秦兵的袭击，吃了败仗，公叔痤甚至一度被擒。此后不久，秦献公去世，其子渠梁继位，就是秦孝公。秦孝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61年，秦又灭掉了位于今天甘肃省陇西地区的豲戎。
因此可以说，秦在当时争霸中原的各国中还是比较强大的，尤其秦的地理位置比较好，东临韩、魏，南接楚，两面向敌，西、北两面则多为外族小国，便于扩张和发展，比起三战甚至四战之地的韩、魏甚至宋、郑等国，全都要好得多了。但也正因为如此，时人都把秦国看成是偏远野蛮的外族所建立的国家，关东诸侯盟会从来不通知秦国，一句话，根本就看不起秦国。因此秦孝公才刚继位就下诏求贤，想要振兴国威，让关东诸国不敢再轻视自己。
商鞅听说了这件事情，就离开魏国来到了秦国，他这次找到的推荐人乃是秦孝公的亲信景监，此人官职不高，或许能力也不算强，却很得孝公的信任，所以当时秦国的贵族们都不大看得起景监。商鞅通过景监的介绍得以见到秦孝公，这竟然也成为后世很多人诟病他的一个理由。
据说第一次见面谈话的效果并不好，商鞅讲得口沫横飞，秦孝公听着听着却打起了瞌睡。事后孝公还责备景监说：“你推荐的人尽讲些无用的大道理，我怎么可能任用他呢？”景监就去询问商鞅，商鞅说：“我向国君介绍为帝之道，看起来他的志向并不是以德行包容天下，所以根本就听不懂。”
过了五天，商鞅请景监帮忙，再次见到了秦孝公，这次他换了一套说辞，秦孝公不再打瞌睡了，然而仍然对他的言论不大感兴趣。事后孝公再次责怪景监，景监转过头来也再次责备商鞅，商鞅说：“我这回向国君讲述为王之道，还是讲不通。您找机会再让我去见一次吧。”
于是商鞅换了第三套说辞，第三次和秦孝公对谈。看起来这次的结果比较令人满意，事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推荐的人说得很有道理，我可以任命他为官。”商鞅也对景监说：“此次我给国君讲的乃是称霸之道，看他的态度，似乎可以接纳这种言论，我明白他的志向了，下回再见面效果一定更好。”
第四次见面，商鞅完整地阐述了这种“称霸之道”的理论以及实际施行的方法，秦孝公听得很入迷，不知不觉中一点点往前蹭，和商鞅的距离越来越近。事后景监问商鞅：“你和国君谈了些什么？他非常高兴，愿意重用你。”商鞅回答说：“我起初和国君讲论帝王之道，尧舜之德，国君说：‘那些事情都太遥远了，要成就帝王之业也太缓慢了。贤君就必须亲身做出一番事业来，我怎么可能先打下基础，慢慢等待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之后，子孙们再成就这种大业呢？’于是我就把最便捷的强国之法告诉国君，国君这才欢欣鼓舞起来。”
秦孝公决定重用商鞅，改革朝政，于是就让商鞅在朝堂上和重臣们商议改革之事。大臣甘龙反对说：“贤君不应该变更已有的法令，因为官吏百姓们都已经对旧法习惯了，很难接受新的事物。”商鞅反驳说：“这种说法过于世俗了。不错，常人是不愿意改变旧法旧俗的，学者是难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然而对他们只可教化和引导，不能期望他们参与订立国家的大政方针。夏商周三代以礼治国，但三代的礼是不同的；春秋五霸以法定邦，但五霸的法也是不同的。可见变法并非不妥当的举措。”
大臣杜挚也反对变法，他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应该变更法令，没有十倍的功效，不应该替换器物。只要遵循古法治国，就不会出岔子。”商鞅反驳说：“只要对国家有利，不管利大利小，都应该变法。商汤、周武王并不遵循旧法，而能称王于天下，夏桀、商纣没有变更古法，却全都灭亡了。谁说不改旧法就不会出岔子？”
秦孝公听了这一番辩论，点头称赞说商鞅讲得对。于是他排除贵族、重臣们的反对意见，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的高官，让他主持变法。
●商鞅变法
从商鞅四次和秦孝公对谈之事，可以看出两个问题：首先，秦孝公求贤若渴，即便商鞅一开始讲的话并不合他的心意，他也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召见商鞅，态度如此诚恳，人才自然蜂拥而来，秦国必然会因此强大的；其次，商鞅一开始给孝公讲帝王之道，说明商鞅的真正理想并非是纯粹以法强国那一套便捷法门，他和申不害、吴起等著名的实用派法家人物是不同的，如果秦孝公有为帝为王的素质的话，他或许会拿出完全不同的改革方案出来。
所以，既是商鞅强盛了秦国，换个角度来看，也是秦国成就了商鞅，换一片土地，换一个国家，即便同样重用商鞅，或许所最终达成的效果也会截然不同的。西秦后来以法治国，除富国强兵外并不考虑长远利益，轻视文教，愚民劳民，这是由秦国本身的风俗民情所决定的，而不是商鞅强加给秦人的。
那么，商鞅辅佐秦孝公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综合起来说不外乎四条：一，鼓励生育；二，发展生产；三，严明法令；四，奖励军功。
先说鼓励生育和发展生产。僻在西陲的秦国开发较晚，并且气候相对干旱，灌溉不足，商鞅想要大力发展生产，就必须首先解决人口不足的问题。当时农业为国家主要产业支柱和经济来源，人口不足则有大量田地荒芜，无人耕种，更不可能有多少人能够脱离生产而去专门当兵打仗。所以商鞅大力鼓励生育，并且要求百姓分家分产。数世同堂的大家族容易产生惰性，惰性强则财产难以积累，财产少则很难支持多生子女，就算生下来了也养不活。商鞅下令，百姓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而不肯分家的，要收取他们双倍的赋税。
商鞅下令大力发展生产，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凡耕田、织布卓有成效的都给予奖励，甚至可以免除徭役。相反，懒惰、闲散，甚至“事末利”也就是从事商业活动，因此导致家贫的，不客气，直接把你和你的妻儿、家人都罚没为官家的奴仆。
其次是严明法令。商鞅把老百姓每五家编为一伍，每十家编为一什，让他们互相监督，互相揭发。如果邻居犯罪而不告发的，与之同罪，如果及时告发的，则可获得奖赏，与战阵之上斩获敌人的首级同等记功。这种野蛮的“连坐法”，固然在当时对于社会稳定、惩罚犯罪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因此使得百姓人人自危，互窥隐私，失去了社会的和谐性。
第三是奖励军功。商鞅规定，即便你是贵族甚至是国君的亲戚，如果没有军功，就不能任用为官，获赏爵位，你可以仗着国君的宠信发家致富，但是富归富，“贵”则和你无缘了。他依照爵位等级，规定了人民在生活享受上的各种规格，爵位不高，就不能穿高级衣服，不能造大宅子，不能拥有过多数量的田产。这种非常明确的等级制度目的只有一个，想要出人头地，想要耀武扬威，想要不被别人看不起甚至被别人嘲笑，你就上战场杀敌立功去吧，光靠着祖宗遗产或者敛财，你一辈子都不会成为人上人。
奖励军功的同时，还严禁私斗，私斗者要给予严惩。这一制度根本打破了传统的贵族社会的旧等级，构建出建立在军功基础上的新等级来。此后秦国就逐渐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法令，凡拜相者必须有军功，凡军功高者，就有资格拜相。
此外，商鞅还建议秦孝公把都城从雍迁到东面的咸阳，以对关东各国采取攻势。在各地设置郡县，由国君直接委派官员管辖，绕过原本处于国君和百姓之间的世袭贵族。他还统一了秦国内部的“度量衡”，以便于中央集权统治。后世挖掘出一个容积为198.574立方厘米的容器，名为“商鞅方升”，据说就是改革后设定的标准量器。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涉及到秦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据说商鞅前后两次大规模颁布变法的法令，一次是在公元前359年或前356年，一次是在公元前350年，前后相隔十年。而商鞅的官位也从左庶长上升为大良造。
大良造本是由贵族担任的辅佐国君的要职，自从商鞅担任此职后，就变成了秦国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与关东各国的宰相名称相同的“相国”一职，则是在秦武王时代才正式设立的。
●南门立木
改革当然会遇到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平民百姓，二是世袭贵族。平民百姓并非不愿意变更旧法，但他们更希望生活安定，不知道商鞅颁布的新法能够持续多久，如果三天两头变更，朝令夕改，再好的法令也不会给百姓带来好处，只能使他们无所适从。
为了取得百姓的信任，商鞅制定好了新法，在颁布执行前先搞了一个试验。他找了根三丈长的大木头立在国都雍城的南门，招募民众，许诺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去北门，就赏赐给他“十金”。当时所谓的金，并非真正的黄金，而是指的铜，铜可以用来铸钱，可以做高级器皿，更可以铸造工具和武器，在当时的价值和后世的黄金不相上下。
当时的城池都很小，估计从雍城南门跑到北门，也不过半顿饭的功夫，那根木头虽然粗大，要扛着它穿过整个城池，也不是件很难办的事情。就为了这么一件小事，竟然说要赏赐十斤铜，百姓们都觉得新鲜，可是又怕上当受骗，所以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却谁都不愿意动手。
隔了一天，商鞅看没人肯搬木头，就加重赏格，许诺说要赐给能搬的人“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个大汉站出来，心说大不了上当受骗，也费不了我多少力气，于是扛起木头就走。他把木头搬到北门，那里真的早就有商鞅的部下等着呢，当场兑现承诺，付给了他五十金。
商鞅所以这样做，就是要向百姓表明，商鞅讲话是算数的，不会欺骗群众。他说要变法，那就一定会变法，法令颁布后即不会轻易修改——经过了这次试验以后，商鞅才开始正式颁布他的改革法令。
新法颁布下去以后不久，都城中很多人都跑去商鞅那里，表示说：“这些新法太严苛了，对百姓来说太不方便了。”可想而知，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居住在都城中，能够见到高官商鞅，并且敢去发表自己意见的，不是贵族也是上层平民，而不会有普通百姓掺杂在其中。这些人的后台是在秦国掌握权势的世袭贵族，他们看到商鞅的态度很坚决，没有转寰的余地，又看到秦孝公完全支持商鞅的变法措施，于是就怂恿着太子驷故意去触犯新法，想给商鞅来个难堪。
奖励军功，压抑贵族，这些措施肯定是会使贵族们跳脚的，他们很想看看碰上国君的太子，也就是未来的国君触犯了法令，商鞅将会怎样处置。处罚太子吗？那是不可能的，孝公绝对不会答应；放过太子吗？则商鞅的威信就会下降，他说的话再没人肯信，变法也就会不了了之了。
商鞅知道此事后，毫不客气地禀报孝公说：“新法所以不能广为推行，是因为在上位者不肯遵守。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随意处置，但可以惩罚太子身边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教育好太子，才会闹出事来。”于是派人逮捕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狠狠打了一顿板子，又捉住另一位老师公孙贾，施以“黥刑”。
所谓“黥刑”，就是在脸上刺字，一辈子也抹不去，成为永久性耻辱的标志，对于当时的贵族士大夫来说，这比杀了他更狠，让他从此抬不起头来。这两个人的氏不是“公子”就是“公孙”，可见都是与秦君有血缘关系的世袭贵族，商鞅拿他们开刀，也是想要杀鸡儆猴，给所有贵族们一个严重的警告。
据说经过这两件事情，既安定了百姓之心，又警告了世袭贵族，新法终于得以顺利地推行下去了。新法执行了十年，史书上记载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那些最初说新法不便于民的人纷纷跑来恭贺商鞅，说：“您做得对，新法真是好东西，对老百姓和国家都太有利了。”商鞅冷笑着说：“这些都是故意捣乱的家伙。”下令把他们流放到边远地区去。
当然，守旧势力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大约在公元前342年前后，公子虔再次跳了出来，违犯新法。这次商鞅更不会轻饶他，将其处以“劓刑”，也就是割掉了他的鼻子。
●商鞅伐魏
商鞅身为秦国的宰相，虽然占居如此高位，他也并不因此把自己排除在新法之外，他必须建立军功，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地位更为稳固，也使反对他的人无话可说，没碴可找。他是公元前356年就任大良造的，三年以后，爆发了“桂陵之战”，齐将田忌、孙膑大败魏将庞涓，楚国也趁机派景舍进攻魏国，占领了大片土地。于是商鞅对秦孝公说：“时机到了，咱们应该立刻出兵伐魏。”
商鞅的建议是：“秦国和魏国距离很近，土地相连，乃是心腹大患，最终不是秦国灭亡魏国，就是魏国灭亡秦国。为什么呢？魏国的都城在安邑（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与秦国隔着黄河相望，东面是开阔的平原，它力量强大了就可以渡河攻秦，力量薄弱的时候也可以进攻东方诸国，地理位置非常好。现在仰赖国君的贤明，国家日益强盛，而相对的魏国却被齐国打败，短期内无法复振。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进攻魏国，则魏国必然被迫迁都到东方去。那时候秦国占有了河东地（今山西地区），不但有黄河，还有太行山作为屏障，就能以高屋建瓴之势进攻和控制关东诸国了。”
秦孝公认为商鞅所言非常正确，于是就任命商鞅为主将，渡过黄河，进攻魏国的都城安邑，魏惠王无法抵挡，果然放弃安邑，迁都到东面的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且说这是公元前352年的事情，在此前一年，魏、齐、楚所以展开大战，全因为魏惠王进攻赵国，攻占了赵都邯郸。在被秦军击败以后，魏惠王重整兵马，很快杀了回来，在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击败齐、卫、宋三国的联军，齐威王被迫通过楚将景舍向魏国求和。
次年也即公元前351年，魏惠王把邯郸还给赵国，两国达成和解。魏是强国，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惠王在暂停了对赵、齐、楚等东方各国的战争以后，掉过头来直指秦国。公元前350年，魏军包围了秦城定阳（在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南），秦孝公感到害怕了，被迫前往彤邑（在今天陕西省华县西南）和魏惠王谈判会盟。
前面说过，商鞅变法分为两个阶段，第二阶段开始于公元前350年，也就是秦、魏谈判的当年，秦迁都到咸阳，更为深入地展开变法运动。到了公元前342年，魏军进攻韩国，齐将田忌、田婴、孙膑再次进攻魏国以救援韩国，在马陵之战中俘虏了魏国的太子申，魏将庞涓自杀。
趁着齐国在东方展开进攻，商鞅在西方再次整备兵马，大举伐魏，魏惠王派大将公子卬领兵抵御。两军对圆以后，商鞅写信给公子卬说：“我还在魏国的时候，和您关系就很要好，现在虽然各为其主，我却不忍心与您对战。不如咱们见上一面，饮酒欢叙，顺便谈判退兵，则秦、魏两国全都安稳了，岂不是好？”
魏国刚在东方被齐军打败，公子卬也想若能趁机罢兵，乃是上上之策，于是欣然前往会见商鞅。没想到商鞅早就在会盟地点埋伏下了兵马，酒过三巡，秦军突然杀将出来，擒住了公子卬。魏兵没有主帅，乱成一团，被秦军彻底击溃。魏惠王没有办法，只好把残余的河西土地全部割让给秦国——曾经强大的魏国就此一蹶不振。
对于商鞅的这条诡计，后人每多诟病，说商鞅品德不好，擅长诈术。然而在战场上为了取胜，没有什么不可以使用的计策。况且，时代在演进，春秋时期堂堂之旗、正正之师，两军商定决战场所，对圆了冲锋的旧的战争模式早就已经被淘汰了——所以孙子说：“兵者，诡道也。”以此来责备商鞅，未免太过迂腐了。
●可笑的赵良的谏言
商鞅在秦国变法，使秦人得以温饱，使秦军得以强大，但同时他也损害了既得利益者，为自己树立了很多仇敌。《史记》上记载了一件事情，据说商鞅非常尊敬一个名叫赵良的人，想要拜赵良为师，可赵良不但不同意，反而责备商鞅，他说：
“当年五羖大夫百里奚在秦国为相的时候，多劳累也不乘车，多炎热也不张伞，以道德教化百姓，使百姓淡泊名利，所以当他死后，秦国男女无不哭泣。可是现在商君你呢？你通过小人景监得以面见国君，这种行为有损名声；你不顾百姓的生计而修建新都，算不得什么功劳；您逮捕处罚太子的师傅，施用严刑峻法，必然给自己招来祸患。您不肯以道德教化百姓，反而使百姓驱从于利；你受封为商君，称孤道寡，打压贵族。《诗经》上说：‘相鼠有皮，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按照这种说法，您不可能长寿。”
赵良这样说，大概当时商鞅因为大权在握而变得非常骄傲（虽然他和赵良的对话倒是挺恭敬的），认为秦国的政务都必须我说了算，认为我的权柄和地位无可摇撼，所以赵良说他无法长寿，满招损，谦受益，这样下去，迟早会招来祸患。可是赵良下面的话就有点不象样了，他说：
“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公子贾等人也对你满怀怨恨。《诗经》上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你的统治根本就不得人心啊！想想看，你每当出门的时候，后面都必须跟随十辆副车，上面装着武器，用力气大、武艺高的人陪伴你乘车，这些条件不具备，你都不敢出门。《书经》上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你这种状况危如晨露，随时都可能消逝，怎可期望长寿呢？你不如把封地还给国君，自己隐居起来，同时劝说秦君提拔人才，养老爱孤，教育百姓尊敬父兄，尊重有德行的人，这样你才可能生存下去。你现在贪图於商之地的富庶，贪图高官显爵，导致百姓人人怨恨，一旦秦君不在了，你还可能长保富贵吗？”
赵良分明是和贵族们一鼻孔出气，他认为商鞅打击旧贵族势力，惩罚公子虔、公孙贾他们就是“失人”，认为连百姓都会怨恨商鞅。传统史家也都认为商鞅改革速度太快了，手段太严苛了，应该对原本支撑秦国的旧贵族作一定妥协，如果这样，他就不会落个最终被车裂于市的下场。
这种想法其实是很不合乎时宜的。改革必然会触怒既得利益者，不管你改快，改慢，做多大程度的妥协，这些既得利益者都不会放过你，在他们看来，一切遵循旧法，毫无变更才是最好的政治。所谓改革速度不应过快，那是为怕引起社会的动荡，引发百姓的疑惑，而不是一定要向旧贵族做妥协，做让步。从史料记载来看，商鞅在秦国的改革并没有引起什么社会动荡，百姓们又怎会痛恨他呢？
事实上商鞅变法最大的弊端不在于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而在于这利益损害得还不够，不在于处旧贵族以重刑，而在于没把他们都杀干净。商鞅很快就会因为自己的心慈手软而尝到恶果的。
赵良最后提出的建议完全是个馊主意，商鞅如果交出权力，真的去隐居了，旧贵族即日就会发起反扑，他连秦国都城都逃不出去就会被杀，根本不可能安享天年。历来的政治斗争都是如此，象范蠡、张良之类功成身退的例子所以被千古传唱，就因为是在太罕见了，并非是个人就能学样的。后来还有人劝曹操放权去隐居，被曹操一口回绝了，曹操说：“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所以商鞅听了赵良那番话，只是冷冷一笑，并没有按照赵良所说的去做。应该说，商鞅其后的身遭惨祸，确实是由其本人性格及所施行的法令而导致的，但和赵良所言，根本完全不是一码事。
●悲剧收场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了，太子驷继位，就是秦惠文王。商鞅的后台突然之间倒塌，公子虔之流立刻就跳了出来，指使人诬告商鞅谋反，惠文王本来就不喜欢商鞅，而且自己以前犯罪差点就落在商鞅手上，全靠两个师傅帮忙顶罪才全身而退，因此他立刻下诏逮捕商鞅。
商鞅预先得到了消息，匆忙逃出咸阳，跑到函谷关口。此时天色已黑，他打算先寄宿一宿，明天一早就出关去，逃往别国，没想到旅店主人因为不认识他，所以不肯收留，说：“按照商君所订的法令，如果我收留了没有通行证明的客人，是要连坐被判刑的。”据说商鞅仰天长叹：“呀，没有想到我所订立的秦法竟然还有如此弊端！”
这则小故事记载在《史记》中，行文的笔法正说明司马迁并不喜欢商鞅，他在其后的“太史公曰”中就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其实旅店主人就算认识商鞅，也未必敢于收留他，因为商鞅所订立的秦法是无私的，一切都由国法所规定，不因人的身份地位高下而有所区别，按照法律，即便商鞅没有遭到秦惠文王的追捕，他不携带通行证明，照样哪里都不能住。而商鞅最后慨叹秦法的弊端，恐怕只是在哀伤自己的命运不济，认法不认人，又有何弊端可言？
况且，商鞅虽然没有住进旅店，照样还是出了函谷关，说他没有携带通行证明，恐怕不确，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总之，商鞅离开秦国，想要逃到魏国去，但魏人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坚持不肯接纳。商鞅想要通过魏国跑到别国去，魏国人认为：“商君是秦国的罪犯，现在秦国正强盛，他们的罪犯经过魏国逃亡，是会触怒秦人的。”于是把商鞅又赶回了秦国。
商鞅没有办法，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於商，召集部属，发兵去攻打郑国。至于他是想杀开一条血路，跑到别国去呢，还是想占据郑国以自立，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没有国君的命令，擅自发兵攻打他国，这其实就是新法中所明令禁止的“私斗”。商鞅自己破坏了新法，被迫展开“私斗”，立刻就被旧贵族抓住了把柄，惠文王正式发兵进攻商鞅的军队，在郑国境内的渑池交了一仗，商鞅兵败被杀。即便如此，旧贵族们还觉得不够解恨，于是就把商鞅的尸体载运回来，在咸阳施以车裂之刑。惠文王宣告说：“这是一个教训，看以后谁还敢象商鞅一般谋反作乱！”
其实商鞅根本没有谋反，他既没有割拒於商，抵抗秦军，也没有攻陷任何秦国的城池，只是拉着队伍想杀到外国去，保自己一条活命而已。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变革秦法，使得秦国日益富强，惠文王虽然杀了商鞅，也并没有把法令再改变回来，此后的秦国就沿着商鞅所设定的道路逐步走向富强。这说明，要说秦人皆恨商鞅，那是不对的，痛恨商鞅的只是公子虔等旧贵族而已。然而商鞅极大地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甚至残害公子虔、公孙贾等人的肉体，却依旧饶过他们一命，除恶不尽，这才会反受所害。照理说，他应该想到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孝公去世，太子驷登基，很可能听信公子虔等人的谗言谋害自己，别人且不去说，这些围绕在太子身边的旧贵族，必须尽数铲除，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和新法的不被倾覆呀！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商鞅的新法固然有强国的一面，却也有愚民的一面，老百姓从此就被限定在“耕”、“战”这两个字上，除了种地和打仗，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管，只要老老实实在新法的条条框框里生存而非生活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再闹什么纷争，谁死谁活，和老百姓全都没有关系，所以商鞅之死，秦人并不哀伤，这对于商鞅本人来说，就更增添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商鞅之死，虽是悲剧，却也是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