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开宗明义，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究竟何所谓“宰相”？

我们平常所说的“宰相”，其实并不是正式的官职名称。细查中国五千年历史，职官称为“宰相”的，只有辽朝的北面官（管理非汉族事务的系统）有南北两府，首脑为南北宰相，除此以外，各朝各代都无宰相之官。然而虽无宰相之官，却有宰相之名——所谓宰相，是指辅佐国君统筹大政方针的官职，而其正式官名，正不必叫做“宰相”。

宰相之名正式产生是在战国后期，《韩非子·显学篇》说：“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这种职务而非官名的正式诞生，也大致是在这个时期。夏、商时代，辅佐君主的是巫史，西周和春秋时代则是公卿，都来源于贵族，甚至可以世袭，不能算是宰相。从春秋时代开始，部分诸侯国开始设置非世袭的最高辅佐官，比如楚武王所设的“令尹”，齐桓、秦穆所设的“相”，就都是宰相的雏形。

宰的本意，是指君主的管家，而相则是指辅佐。战国时代，各国的宰相名称很多，比如“相邦”、“相国”、“丞相”，等等。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宰相的正式名称定为“丞相”，有时也分为左右，即“右丞相”和“左丞相”（右比左高）——后来赵高还自称“中丞相”。

西汉初年，延袭秦制，但另设“御史大夫”一职作为副宰相。后来汉武帝为了制约相权，起用一批儒生担任丞相（注意，这里是在说丞相这一职务），处理日常的行政事务，而将政务中心转移到内廷，此后的丞相即空有其名，却非真正意义上的宰相，而内廷的尚书台却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新的政务中心。尚书台的长官叫“尚书令”，如由宦官担任则称“中书令”，有时还以地位较高的官员加上“领尚书事”、“录尚书事”等头衔负责尚书台事务，这些官职，逐渐变成了新时代的宰相。

东汉不设丞相和御史大夫，而以太尉、司徒、司空并称三公，作为朝臣的领袖，也即名义上的宰相。《后汉书·仲长统传》中说：“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所谓“台阁”，也就是指的尚书台。

东汉末年，权臣董卓、曹操等人恢复了丞相或相国的官职，后来三国时代的吴、蜀沿袭其制，都是真正名实相符的宰相，甚至往往权力更凌驾于君主之上。魏晋以后，尚书台的地位稳步上升，逐渐从内廷独立出来，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关，改称尚书省。尚书台或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副长官尚书仆射，权限与秦汉的丞相相等，成为真正的宰相。尚书省既然独立出来了，那么内廷就另设中书省，以代替过去的尚书台，中书省的长官中书监或中书令，其实也是宰相——这时候的中书令，就不一定由宦官担任了。此外，南北朝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名叫门下省的机构，掌管机要文件，其长官侍中也可能具有部分宰相之权，北魏就俗称这个官职为“小宰相”。

隋唐两代设三省六部制，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其长官都是宰相，副长官都是副宰相。然而宰相太多，决定难下，唐代就规定不加“同中书门下平（读如骈）章事”这个称号的尚书长官（主要为副官，主官不常设）和不加“同平章事”的门下长官（亦同），就不算是宰相，后来类似加称又变成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二品”之类。同时，某些官职较低的官员，还可以通过加上“参掌机事”、“参预朝政”、“参知政事”等称号行使宰相的职权。比如魏征，他在担任秘书监的时候就加“参预朝政”衔，可以算是太宗朝的宰相。

到了宋朝，情况又有所改变，三省长官都不参与大政方针的决定，都不是宰相，另外设置内中书省，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为宰相的正式名称，“参知政事”为副宰相的正式名称。元丰改制以后，称号变得极其混乱，比如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等，甚至一度恢复了左右丞相的官职。

辽代官职分管理汉人事务的南面官和管理契丹等民族事务的北面官，很少有统筹全国的君主辅佐，所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宰相，勉强说起来，南北院大王都可以算是半个宰相。金代以尚书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西夏以国相为宰相；元代则以中书省的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为宰相，左右丞、参知政事为副宰相。

明朝一开始沿袭元制，后来朱元璋废丞相之职，也等于废除了宰相之位，大政方针都由皇帝一把抓。不过这种局面终究无法长久，皇帝也不可能事事躬亲，原本的顾问官即文渊阁大学士职权范围日益扩大，仁宗洪熙朝以后逐渐演变为新的宰相。不过明朝阉宦横行，宰相职权经常被司礼监秉笔太监所篡夺。

清朝前期基本沿袭明制，到了康熙朝，加“南书房行走”名号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宰相，雍正朝设军机处总领政务，此后“军机大臣”就变成了宰相。

拉拉杂杂讲了那么多，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宰相是一种职务，而非正式官名，历代掌宰相职权的官职，沿革变迁，非常复杂。《历代宰相录》整理了近七百位宰相，但其实这些宰相中，可能还有一些虽有宰相之名，却并没有宰相之实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文渊阁大学士”的称号也往往授予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臣，但其实他们大多七老八十，根本就不管事了。

只有真正辅佐君主，进行大政方针统筹的，才能被称为宰相。汉文帝曾经询问右丞相周勃：“全天下每年处理多少案件？”周勃回答说不知道。文帝又问：“全天下每年钱粮收支是多少？”周勃还说不知道。文帝不满意了，改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回答说：“这些问题，各有所司，陛下请去询问延尉和治粟内史吧。”表示宰相根本就不该负责具体事务。汉宣帝的时候，邴吉为丞相，出门看见路上有斗殴而死的人，问都不问，看到有头耕牛气喘吁吁，倒急忙下车来查看。从属问他为何轻人重畜，他回答说：“老百姓斗殴，自有长安令、京兆尹等地方官来管，宰相是不管这些小事的。现在还是春天，气候不会太热，可是这头牛却不停地喘气，我恐怕是天气有所反常。身为宰相，当然要管调和阴阳，总揽全局喽。”

这说明宰相有可能偶有兼职，但长时间负责具体事务的，未必是真宰相。而且宰相并不一定是朝臣名义上的领袖（但肯定是实际上的领袖），真正资格老、威望高、官位也高的，其实倒未必是宰相。尚书令最初品级很低，大学士最初不过七品，而且一直到明朝终结也还不是一品。清朝倒是正经把大学士列为一品了，然而没多久大学士也被从宰相的位置上扒拉了下来。

有宰相之名却无宰相之实的朝臣都有哪些呢？比如东汉时代，朝臣名义上的领袖是三公，也即太尉、司徒和司空，但实际掌握政权的往往是大将军，大将军是武职，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有他需要具体负责的事务，所以如果大将军不加上“录尚书事”，兼任尚书台也就是内朝的首脑，他和三公相同，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宰相。

权倾朝野，凌驾于君主之上，虽名为宰相，实际干的事情和皇帝没区别的家伙也必须排除掉。比如汉朝末年的宰相是谁？从官位上来考虑，可以有两个备选，一是丞相曹操，一是尚书令荀彧。然而曹操是当然的权臣，他这个宰相和帝王毫无区别，真正要说汉帝国宰相的（当然所谓汉帝国当时也是空架子），只能是荀彧。还有，很多朝代高级宦官实际上侵夺了相当一部分宰相职权，比如明朝中后期的司礼监秉笔，但就严格意义来说，宦官不算朝臣，宦官掌握宰相职权虽不罕见，在制度上却是特例，也不能够算是真正的宰相。

相权与君权的斗争，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史。历朝官制中，宰相的变化最为频繁，无定职，无定称，无定员，三天两头在变，这是因为君主不能没有主要辅佐者，不能没有宰相，但宰相的存在往往制约了君主的行动，君主就会故意弱化其作用，一般情况下就是在内廷另设一套班底，以分宰相之权，或者分置多位宰相和副宰相，使他们任何一个都无法威胁到君主的专断权。

从秦汉到唐宋，以丞相为宰相到变成以尚书令为宰相，进而以加某些特定名号的官员为宰相，正说明了君主另设班底以分宰相之权，然而这些新班底却又逐渐演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宰相，这恐怕是最初设置这些新班底的君主所料想不到的。君主一人智力有限，历代君主贤愚也各不同，有能力的君主在位的时候，往往并不需要宰相，而当换上一个没能力的君主，没有了宰相他就寸步难行。因此宰相制度总是存在的，也总是在改变着的。

不过君主是世袭的，宰相却非世袭，因此普遍认为有能力的宰相要比有能力的君主为多。封建时代士大夫对于太平盛世的理想，就是君主只要有德行就行了，正不必要有能力，这样可以依靠有能力的宰相而“垂拱而治”。这个理想固然很好，然而君主如果真的啥都不管，宰相一人说了算，又会引发相权的膨胀，最终宰相变成权臣，君主被完全架空，所以历朝君主都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君权离不开相权，然而又要限制相权，相权是君权赋予的，然而又要制约君权，相权和君权的斗争，就此延续数千年。

顺便一提，包括钱穆先生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在明朝以后即无宰相，因为自朱元璋废丞相以后，君权极大膨胀，大学士也好，军机大臣也好，职权都逐渐萎缩，更带有君主秘书的性质。但实际上封建时代以君主为国家元首，理论上都属于家天下，君主的秘书，本来就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有很多职权重合处，而且历代宰相职务也大多脱胎于君主的主要秘书，所以不能因为某职务大权在握更象权臣就说是宰相，一旦大权旁落更象秘书就不算宰相。所以说张居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宰相，即便他的命令还得跑司礼监去批个红，即便皇帝随便可以否决他的命令，他也是宰相。而和张居正呆同一个位置的，比如严嵩、高拱、徐玠、周延儒，就算权力没有张居正大，也都还是宰相。

咱们举个例子吧，宰相在今天，可以说大致等同于政府首脑，咱们的国务院总理就是宰相，总统制国家的总统是宰相而兼国家元首，内阁制国家的内阁总理则就是宰相。虽然各个国家、各种制度下，内阁总理的职权并不一定完全相同，有的权大，有的权小，有的还被其它职能部门或职务拿走了一部分权力，但宰相就是宰相啊。你不能因为它不叫总理而叫总统，或者叫行政院长，就说他不是宰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