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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平合战以后，源赖朝于建久三年（1192年）七月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七年以后，第一代幕府将军源赖朝去世，很快大权就落到了其妻政子的娘家、平氏出身的北条氏手中，北条氏世袭“幕府执权”一职，相当于将军的总管家。这是当年赖朝扫灭平氏，又灭掉了源义经和藤原氏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事情。
文永十一年（1274年）和弘安四年（1281年），元朝皇帝忽必烈两次派遣大军进攻日本，都因为准备不够充分，又遇到台风而遭受挫败。这其中虽然有元军不明天文水情的因素，但是日本武士，尤其是九州诸国兵马的奋战和努力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文永之役中，对马守护代宗助国父子和壹岐守护代平经高曾各带百人左右突击以忻都为都元帅，洪荼丘、刘复亨为左右元帅的四万元朝大军，虽然最终全军覆灭，倒也忠勇异常，鼓舞了本方士气。且说元军的此次入侵，震撼了日本举国上下，面对元军先进的火器和步兵集团战术，习惯于骑马武士“一骑打”（单挑）的日本武士被打得焦头烂额，损失惨重。然而正是靠着少贰经资、菊池武房、竹崎季长等将率领小队骑马武士，冒着元军的枪林箭雨，一次次决死突击，才使得元军无法稳占滩头阵地，被迫归船休整。当夜，台风骤起，元军船只翻沉二百余艘，文永之役遂以日方获胜告终。
文永之役以后，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然而年轻的幕府执权北条时宗却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充分认识到相比元朝来说日本真的是个“蕞尔小邦”，元军此次失败恐怕都谈不上“断其一指”，卷土重来是早晚的事。因此，他下令在全日本征发六十五岁以下的成年男子充当预备役人员，并且将各地寺院的僧兵也一并动员起来，举国上下整军备战。
可以说，从文永之役之后到弘安之役的七年间，整个日本除了朝廷外都在幕府的领导下行动起来，全民皆兵，准备面对元军的第二次入侵，正是这七年来全日本的共同努力才赢得了其后弘安之役的胜利。
弘安四年（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再次下诏东征，派出两路大军，浩浩荡荡杀往日本。然而，他派来的将领依旧是七年前在九州沿海折戟沉沙的那一批，依旧是不识天候水文，依旧是临阵不思变通，也就最终葬送了忽必烈改写历史的机会。
六月初，第一路元军侵入博多湾，攻克了志贺岛；六月底，另一路元军的先遣部队攻入壹岐；七月初，南北两军完成汇合。然而在日本武士奋不顾身的英勇抵抗下，元军还是无法在陆地上站稳脚跟，就在即将发起总攻的七月三十日，台风又起，元军兵船大部分沉没，生还者还不到十分之一。
元军两次来侵，都因为台风骤起而遭到惨败，这只能说明忽必烈敌情搜集和出征的准备不充分，以及指挥官不知天时风候，颟顸无能。然而在日本方面看来，两次骤起的台风如有神助，因此尊称为“神风”，认定日本岛国有天神庇佑，永远不会沦亡，却不能深刻地认识到人的因素：正是九州武士的拼死奋战和举全国之力，全民抗战的力量，才打赢了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就是这种愚蠢而骄傲的心理，六百多年后将让他们欲哭无泪。
后话不提，且说元军是暂时退回去了，并且终有元一朝，不再东征，但是镰仓幕府和北条氏一族的覆灭也几乎同时埋下了种子——这就是咱们要讲楠木正成，先说“文永·弘安之役”的原因。
几年来的整军备战，使得幕府的金库空空如也，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与此同时，按照幕府的传统，御家人（幕府的直辖武士）应当一心“奉公”，而幕府则要公平“恩赏”，恩赏的内容不外乎土地和庄园。何况这次是保卫整个日本的大功，岂有不赏之理？此前幕府对有功的御家人的封赏都是来自对战败一方势力土地和庄园的没收，但是这一次是本土防御作战，既没有开疆拓土，也没有来自本土的失败者，因此也就没有多余的土地和庄园赏赐给有功之人，这就引起了许多御家人的不满。
虽然幕府没有奖赏，但是御家人们大多还秉承着对幕府的忠心，一时不会就此跳起来造反，局面还能暂时控制得住。可惜御家人们不是孤家寡人地击退了元军，他们也是依靠手下武士、所在封地上的豪族，以及临时拉起来的农兵、民伕打仗的，这些人可不是几句口头的奖励，几张白纸黑字的“感状”，或是一番“忠君报国”的大道理就可以打发的，他们要的是真金白银，要的是土地和庄园。万般无奈之下，不少御家人开始私下侵占原本属于朝廷、幕府的公有土地来奖赏下人。自知理亏的幕府对这些不法行为也大多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些土地不是直接受封于镰仓幕府，也不可能得到幕府的公开承认，更谈不上接受管理和上缴年贡了。于是，一大批独立于幕府经济体系以外的庄园土地就此出现，这一方面减少了镰仓幕府的收入，对其困难的财政雪上加霜，更主要的是使得镰仓幕府对土地的控制力度下降，整个经济体系开始出现动摇。
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武士或是破产，或是由于主家的财政困难而流落四方。而另一方面，一些原本不是世袭武士阶层的平民地主，也就是当时所谓的“百姓名主”，却在战争中逐渐壮大起来。
这些百姓名主名下的土地是通过自身逐渐积累起来的，并非受封于幕府，因此在“文永·弘安之役”中，不必像那些幕府的御家人一样根据名下土地的多少而出兵出粮。此外，他们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可以在战争期间向御家人们出售武器、军粮等军需物资，大大地发了一笔战争财。很多百姓名主在战后的发展，使得他们在实力上已经逐渐接近武士阶层，可以算是新兴的武士了。
这些新兴武士与传统意义上御家人武士不同，他们在经济上独立于幕府之外，在政治上也没有效忠于幕府的义务，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产品，经常阻碍幕府对年贡的征收，甚至武装袭击和夺取运送年贡的车队。当时称这些新兴武士集团为“恶党”。“恶党”首先出现在近畿地区，也就是朝廷所在地的京都附近，逐渐蔓延到日本全国，甚至很多不满幕府统治的御家人也逐渐与“恶党”们暗中勾结起来。传统武士的大量破产和“不从王化”的恶党抬头，使得更多的武士开始对镰仓幕府离心离德。
为了拉回日益远去的御家人的心，摆脱困境，幕府不得不于永仁五年（1297年）颁布《德政令》，允许御家人在向商人借款后赖帐，于是这不但引起了商人们的愤怒，更使得此后御家人告贷无门。再加上农民负担的加重，全国各地恶党林立，交通断绝……种种弊端丛生，镰仓幕府和北条执权体系，从此日薄西山，难以复振，百年基业逐渐走到了终点。
最终起来推翻镰仓幕府统治的人，身份、地位都相差悬殊，其中相当一部分即为“恶党”，楠木正成就是这种“恶党”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