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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德天皇有两个年号：大化和白雉，其后的齐明和天智两朝天皇都没有改元。671年十月，天智天皇重病卧床，大海人皇子以出家为天皇祈祷为名，避祸南走吉野。十二月，天智天皇病殁，临终前传位于大友皇子，并嘱咐左大臣苏我赤兄、右大臣中臣金，以及御史大夫苏我果安、巨势人和纪大人共同辅佐大友皇子。
当时大海人皇子还在吉野山中流浪，身边只有二十余名舍人、十余名女官，以及妻子菟野皇女和菟野所生的草壁、忍壁两个年幼的儿子而已，如果大友皇子及时派兵追杀，甚至只要派出几名刺客，就能取了大海人皇子的项上人头。然而大友皇子慑于叔父的威名，不敢遽发追兵，只是征募兵马，巩固城防，防止大海人皇子回到京城来抢班夺权。
大海人皇子在吉野的群山中逃亡了整整六个月，看到朝廷并无值得担心的举措，这才定下神来，遣人回归自己在美浓的领地，召集部属，准备发难。而以高市皇子为首的许多皇族和地方氏族也都纷纷来投，大海人的势力迅速膨胀到数万大军。天智天皇晚年向守旧派低头，使得许多中小氏族大为不满，他们无不寄希望于大海人皇子，殷切盼望等他掌权以后，可以扫除天智朝的弊端，继续推进改革，清除压在自己头上的传统大氏族势力。
一个社会越有流动性，就越有蓬勃朝气，奴隶制等级太过森严了，同为统治阶级，大族不亡，小族根本就没有冒头的日子，封建社会同样等级森严，但统治阶级内部的升降变动却有所松动，这就给了很多冒险家以可趁之机。至于百姓们，也大多希望可以彻底摆脱部民即奴隶的命运，农奴或佃农活得也很惨，然而总有渺茫的机会积聚财富，人身安全也较有保障。两害相权取其轻，百姓们也都纷纷倾向于改革派的大海人皇子。
大海人皇子聚拢东方各国军队，进至美浓的重要关口不破关，大友皇子发兵前来迎战。战役首先在关原爆发（请记住这一战略要地，近千年后，又有一场决定全日本命运的战役在此地展开）。恶战一番后，东军旗开得胜，随即兵分两路，一路直接西进，一路南下伊势、大和后再北征，打算合围位于近江国的京城。大友皇子虽非失道，却极寡助，接战后节节败退。最终双方在京城附近的濑田川展开决战，只见到处都是打着红旗、围着红袖标的大海人一方的军队，鼓声震天，矢下如雨，大友侧军队很快就被击溃了。大友皇子自缢而死，五位顾命重臣一个抢先自裁，剩下的被处死一人、流放二人、赦免一人。
就这样，大海人皇子得意洋洋地进入已经变成一片残垣瓦砾的京城。
大海人皇子下令在大和营建新的都城和宫殿，是为飞鸟净御原宫。次年（673年）二月，他正式登基，史称天武天皇，立菟野皇女为皇后。可怜的大友皇子因为战败自杀，竟然被废除了天皇名号，直到一千两百余年后的明治时期，才追谥他为弘文天皇。
估计在天武天皇时代，倭国在对外交往的时候，开始正式称自己为“日本”。《旧唐书》中说：“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新唐书》将此事记载于“咸亨元年，（倭国）遣使贺平高丽”之后，唐高宗咸亨元年是公元679年，也即天智天皇去世的前一年。
天武天皇在位十三年，巩固并推进了大化改新的成果，他首先重新设定中央贵族和地方豪族的氏姓等级，分为八种，即：真人、朝臣、宿祢、忌寸、道师、臣、连和稻置，同时下诏，废除天智天皇时代所恢复的氏上私有部民制度，并将赐予诸王、诸臣和寺院的“山泽岛浦、林野池湖”全部收归国有。为了加强天皇集权，天武天皇甚至多年不任命大臣，别说领班的太政大臣了，就连辅佐官左大臣、右大臣和內大臣等等也全不任命，地方国司等官员也大都委以中下等氏姓——这是真正的天皇独裁统治。
天武天皇十年（以天智天皇去世的次年也即天武天皇正式登基的前一年为元年，十年就是681年）二月，开始编纂《飞鸟净御原律令》，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二部成文法典。同月，立草壁皇子为东宫。
草壁皇子是菟野皇后之子，不仅能力平平，并且体弱多病。其实贵族们所仰望的皇子是大津皇子，其母大田皇女是菟野皇后的姐姐，两人并为天智天皇的同母姐妹，也就是说，是天武天皇的异母姐妹——前面提过，兄妹通婚对于日本皇室来说本是很平常的事情，他们还因此吹嘘说自己是神的直系后裔，这种行为仿佛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兄妹通婚——然而菟野皇后当年带着儿子跟随丈夫在吉野山中流浪，同甘共苦，最为得宠，得以受封皇后，子以母贵，草壁皇子就此登上了东宫的宝座。
做事果断的天武天皇在继承人问题上却犹豫不决，就在封草壁皇子为东宫的两年后，他又允许大津皇子参与朝政，无疑掀起了新的类似大海人和大友之间的派系斗争。不过好在草壁皇子有个心狠手辣的母亲，朱鸟元年（686年七月二十日新设年号）九月，天武天皇驾崩，尸骨未寒，菟野皇后就临朝称制，然后诬陷大津皇子谋反，把他及其同党三十余人悉数逮捕。十月，大津皇子被迫自杀，写下辞世诗一首：“金鸟临西舍，鼓声催短命，泉路无宾主，此夕离家行。”
天武天皇的灵柩一直停了两年零三个月，直到菟野皇后利用种种手段把朝臣都掌控到自己手里了，才于688年十一月正式安葬其夫。皇后费尽心机，清除了草壁皇子登基的种种障碍，才刚松了一口气，可惜草壁皇子身体太差，还没来得及戴上至尊之冠，就在次年四月呜呼哀哉了。草壁皇子的儿子轻皇子时年七岁，不堪继承大统，菟野皇后没有办法，只好于690年四月自己坐上了天皇宝座——为她的亲孙子先占着地方。
菟野皇后就是持统女帝，她在位期间，重用高市皇子和丹比真人岛，继续丈夫未竟的改革事业，689年颁布了22卷的《飞鸟净御原令》。她还颇有文化，善吟汉诗，京都附近因此产生了模仿唐风、以佛教为主要内容的“白凤文化”。
697年二月，立十五岁的轻皇子为东宫，当年八月，持统女帝让位给轻皇子，是为文武天皇。文武天皇五年（701年）三月，定年号为“大宝”——日本的年号制度从此确定下来——当年就是大宝元年，八月份完成了《大宝律令》的编纂，次年十月分发诸国，全面实施。
《大宝律令》是日本律令制法典的重要代表之一，它分为律六卷和令十一卷，律大致相当于刑法，令则是民、诉讼、行政诸法的统合，其基础为唐律，结合日本实际情况作了修订和增补。这份律令的领导编纂者是刑部亲王，但主要动手的则是藤原不比等、粟田真人、下毛野古麿等十八人，大多是遣唐使或大陆移民的后裔。
藤原不比等是中臣镰足之子，可以说是庞大的藤原家族的开山始祖。不比等年仅十岁，老爹镰足就去世了，可以说少年失怙，藤原家族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不过只有煊赫的名声而已。但他自小勤奋好学，加上天武、持统二帝感念中臣镰足之功，对其关怀有加，689年，任其为判事职，使他正式开始了辉煌的政治生涯。
草壁皇子也和藤原不比等交好，临终前授以佩刀，要他竭诚辅佐自己的儿子轻皇子，也就是后来的文武天皇。在文武朝，不比等升任正三位大纳言，其后又升任第二位右大臣，接近了人臣的顶峰。
日本中世官制在《大宝律令》中成型，中央官模仿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设置二官八省一台和五卫府。二官为主管祭祀的神祗官及最高行政机关太政官，太政主官为太政大臣，辅官为左、右大臣和内大臣，其下还有大、中、少纳言等官，统辖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一台为司监察的弹正台；五卫府指警卫宫廷的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和左右兵卫府。最初正一位太政大臣仅授予皇族，并且经常由东宫兼任，总摄朝政，人臣可以做到的最高位是左大臣，其次为右大臣，都是正二位——相当于我国的正二品官衔。
因为日本的官员品级也模仿中国，设一到九位，每位分正、从两级（九位则分大初位和小初位），三位以下各级还分上、下（中国的九品制，是五品以下分上、下）。四位以上（含）官员可以参加朝议，称殿上人，四位以下则称殿下人。
《大宝律令》再度确定班田制，为了便于实施，也模仿唐朝建立户籍制度。不过唐朝一户平均为四到五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而日本的户也称为“乡户”，平均在二十人上下，不仅数辈同居，甚至引入相当多不具有血缘关系的成员，好象一个个小的“氏”或者“部”，这也是奴隶制残余仍旧广泛存在的重要证据。
《大宝律令》还规定了全国的军事机构，中央设五卫府，地方上由各国国司掌控数个军团，此外在九州设太宰府管辖下的防人司，以防外国入侵，陆奥设镇守府，防备虾夷——所谓虾夷，一说即指后来的阿伊努人，是日本东北部地区的土著居民，另说是大和族开化较晚的一个分支。
《大宝律令》规定了新的身份制度，全部日本人都被划分为良民和贱民两个等级。所谓良民，也称公民，包括皇族、贵族和广大自由平民，也包括半自由的农奴；而贱民则指改新以后仍未被解放的奴隶，包括世代守卫皇陵者，以及公私奴婢，等等。法律不允许良民和贱民通婚，一旦通婚生下子女，也都归为贱民一列。
一直到近代的明治维新，贱民制度才最终被废除。
且说文武天皇以《大宝律令》而著名，但他的统治时期却并不长，大宝二年（702年），上皇（指退位的天皇）持统女帝去世，五年后文武天皇也咽了气。文武天皇的儿子首皇子年仅七岁——和他老爹丧父时候一般大——于是天皇的母亲，也就是草壁皇子的皇妃阿閇皇女登基，改元和铜，是为元明女帝。有了持统女帝的先例，皇子年幼，由其母或祖母暂代为天皇，似乎已是顺理成章之事。
元明女帝继位后立即下诏营建新的都城，地址选在大和北部的奈良地区，建构式样完全模仿唐都长安。和铜三年（710年）正式迁都，名为平城京，号称“小长安”。这座都城东西约4.2公里，南北约4.8公里，居中铺设了南北向的宽阔的朱雀大街，将城市分为左京和右京两部分，每部分东西分为四块，每块又由九条大路隔开，形成数十个“坊”，布局相当规整。都城北部正中设有所谓“内里”，也即是皇宫——后来“内里”一词也就变成了天皇或皇室的代名词。
迁都平城京以后，日本就此迈入了“奈良时代”，这是一个彻底崇尚唐风，无时无处不模仿和学习大陆文化的时代。
世传圣德太子的画像，头戴乌纱襆头，帽翅曲折上结，身穿圆领长袍，腰横玉带，佩着直身双刃的长剑，足登“乌皮履”，手捧笏板，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观察，都象极了一位唐朝官僚，而不象是个日本人。然而这正是奈良时代日本官员的普遍装束，他们穿唐装、写汉字、读汉书、作唐诗，完全沉迷于从西面传来的大陆文化中而不能自拔。
然而其实这个时候，日本列岛还不算是彻底统一的。大化改新以后，大和朝廷将所辖领土划分为五畿七道，所谓“五畿”，是指统治中心的五个国（大和、河内、山城、摄津、和泉），所谓“七道”，是指东山道、东海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和西海道，每道下辖数国。然而一直到奈良初期，东山道的最东北端和西海道的最南端，都还没有被大和王朝所彻底政府。
东北地区大部分领土仍掌握在土著虾夷族手里，对此，奈良朝廷多次派兵东征，还修建道路，从东海、东山、北陆等道强迫移民到东北地区垦荒，与虾夷族争夺土地。和铜元年（708）设出羽郡，五年后改为出羽国，这说明奈良朝廷已在对虾夷族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来成为日本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的“征夷大将军”一职，就是由此产生的，所征之夷，就是东夷也即虾夷。
而在西南地区，九州南部的游猎民族隼人族，也一直在与大和侵略军展开着顽强的抗争。九州其实共有十一国，即对马、壹岐、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大隅和萨摩，因为最后两国原本是隼人族的领土，于七世纪以后才始陆续设置，所以虽然十一国，却一直沿用旧称，号为“九州”。
关于隼人族的起源及其臣服大和朝廷的过程，也存在着这样的神话传说：
古代有一对兄弟，哥哥名叫海幸彥，弟弟名叫山幸彥，各自抄持着不同的生计。某日，山幸彥对海幸彥说：“我每天去山中狩猎，感觉无聊，兄长每天去海边钓鱼，一定也乏味了吧。不如咱们互借工具，交换工作来试试？”海幸彥勉强答应了，就把自己的钓钩借给山幸彥，让他去海边钓鱼。山幸彥毫无钓鱼的经验，结果钓钩被鱼儿吞走，他哭丧着脸来向海幸彥赔罪，甚至将自己所佩的宝剑打碎，做成一千个钓钩作为赔偿。可是海幸彥坚持要索回自己原来的钓钩，不肯原谅兄弟。山幸彥望海而哭，被他感动的神灵就带他入海，不但找回了遗失的钓钩，还娶得了龙女“乙姬”为妻。
山幸彥带着钓钩和龙女赠他的潮盈、潮干两颗宝珠回到岸上，他把钓钩还给海幸彥，但同时暗暗诅咒说：“这是麻烦之钩，是贫穷之钩。”果然，得回钓钩的海幸彥越来越贫穷，于是想要抢夺兄弟的财产。山幸彥取出潮盈珠，立刻潮水滚滚而来，瞬间就把海幸彥给淹没了，海幸彥告饶求救，山幸彥又取出潮干珠，潮水于是消失无踪。从此以后，海幸彥就宣誓臣服于山幸彥，做他的家臣，为他警护家门——据说海幸彥就是隼人族的始祖，而山幸彥，《古事记》里说他本名火远理命，乃是神武天皇的祖父。
总之，奈良朝廷在不断地学习和征服中逐渐强大起来，元明女帝之后是元正女帝，这位女帝共有两个年号：灵龟和养老。养老二年（718年），藤原不比等奉命修订《大宝律令》，完成了最为完善的《养老律令》，两年后，太安万侣完成《日本书纪》。
元正女帝以后是圣武天皇，圣武天皇有三个年号：神龟、天平和天平感宝。继白凤文化后再度辉煌一时的“天平文化”，就是以他的年号来命名的。天平文化的中心仍是佛教和儒学，这一时期，向中国派遣的遣唐使次数和数量都空前庞大，将大量佛经和儒典传入日本。同时，奈良朝廷也开始设立大学和国学，以此教育和选拔贵族子弟或地方上国司的子弟们为官。
狭义的天平文化是指圣武天皇天平年间的文化，而广义是指整个奈良时代的文化，著名的鉴真和尚也是在此期间渡海前往日本传教的。
奈良时代是彻底仿唐的时代，然而就连唐朝也无法长久维持均田制，在社会经济结构相对落后的日本，当然班田收授法也不可能万世不易。奈良时代也是班田制逐渐崩溃，庄园制逐渐抬头的时代。
一方面，为了鼓励向新征服地区移民，奈良朝廷允许公民私有新开发地，使封建土地国有化逐渐向封建土地私有化转变。另方面，由于班田不均，赋税过重，使得很多百姓被迫依附于贵族和寺社，这样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庄园。庄园制的出现使得国家实际权力从土地国有时的天皇手中，逐渐转移到土地私有时的庄园贵族手中，藤原家族就首先冒出头来，攫取政权，开创了摄关统治的先河。
奈良时代以后是平安时代，那是一个外表光鲜，内中糜烂，骄奢腐朽的时代，而平安时代的实际统治者藤原家族，作为公卿政治的代表，也总给后人留下优雅柔弱的联想。然而事实上，藤原氏也是经过了惨烈的政治斗争，用尸体和鲜血铺成道路，这才最终得以掌握权柄的。
中臣镰足和藤原不比等两代的风光不用再冗述了。藤原不比等死于养老四年（720年）九月，他有四个儿子，分别为藤原武智麿、藤原房前、藤原宇合和藤原麿，分别称南家、北家、式家和京家。不比等终位于右大臣，当时实际执掌太政官权力的还是皇族，煊赫者包括舍人亲王、铃鹿王、长屋王等等。其中长屋王是高市皇子的儿子，先任大纳言，721年升右大臣，圣武天皇继位后任其为左大臣，实际掌控朝政。
圣武天皇的母亲本是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宫子，而其本人也娶了不比等的另外一个女儿（论辈分是他姨妈）光明子为妃。圣武天皇一继位就想为他的母亲宫子加上尊号为“大夫人”（夫人为非皇族血统的天皇妻妾的最高称号），遭到长屋王派系群臣的反对，被迫收回敕令——从此藤原家族和长屋王就开始了长时期的明争暗斗。
神龟四年（727）闰九月，藤原光明子为圣武天皇生下了一位皇子，两个月后，这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就被立为东宫。眼看作为外戚的藤原氏即将更为煊赫，群臣纷纷前往藤原宅邸表示祝祷，偏偏长屋王不肯露面。藤原武智麿藉着这股东风，提出立光明子为皇后，对此，长屋王再度表示强烈的反对，因为按照惯例，皇后必须由皇族女子担当。两派的斗争因此事件而变得激烈化并且表面化，最终以东宫不满周岁就因病夭亡，暂时宣告了长屋王的胜利。当然，藤原氏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先调开了长屋王的羽翼大伴旅人，又由藤原房前出任中卫府大将，控制禁卫军，随时准备发起反扑。
到了神龟六年（729年，当年八月改元天平）二月，藤原氏开始了总攻。二月十日，他们挑唆两名小官僚向圣武天皇告密，说长屋王“私学左道，欲倾国家”，在取得了天皇的信任后，藤原宇合等人立刻率禁军包围了长屋王的官邸，舍人亲王亲自入内问罪。长屋王百口莫辩，被迫于两日后自杀——虽然据说确是自杀，但其正妻与几个儿子全都随同自尽，事情多少有点蹊跷。
踢开了绊脚石以后，藤原氏于当年八月顺利地把藤原光明子扶上了皇后宝座，四兄弟就此把持了朝政，其中势力最强的是南家的武智麿和式家的宇和——藤原宇合于天平三年（731年）八月就任参议，这是在养老令外新设的官职，顾名思义，乃是朝廷的高级顾问。
同时升任参议的还有藤原麿和葛城王。葛城王是光明皇后的同母异父兄弟，736年受赐橘氏，名为橘诸兄。737年，平城京天花流行，藤原氏四兄弟前后染病去世，橘诸兄代之掌握了朝政。
为了同时压制外戚藤原家和皇族橘氏的势力，圣武天皇起用身份较为低微的僧人玄昉和吉备真备参与朝政，这两人都曾留学唐朝，学识渊深，新近归国，其中玄昉因为曾入宫治好了天皇之母藤原宫子的病而最受宠信。
传说玄昉曾想抢夺藤原宇合的长子藤原广嗣之妻（日本很多佛教派别并不严禁婚娶），因此两人仇深似海，然而政治立场的根本相左以及对执政权力的垂涎与抢夺，恐怕才是最终爆发“藤原广嗣之乱”的真正根由。总之，脾气暴躁的藤原广嗣异常反感玄昉和吉备真备的擅权，多次直接或上书请求除去此二人，因此被贬出京都，前往九州就任太宰少贰。
太宰府乃是在七道诸国行政体系之外，负责西海地区政治和军事的常设机构，主官太宰帅并非常置，多由辅官太宰大贰或太宰少贰负责实际工作。藤原广嗣到达九州后，利用当地的社会矛盾大肆招兵买马，在天平十二年（740年）再度上书请求诛杀玄昉和吉备真备遭到斥责后，公然掀起了叛乱。
藤原广嗣的军队据说有一万余人，分三路挺向九州最北端，准备渡海前往京都。圣武天皇得报，急命参议大野东人为将，动员东海、东山等五道一万七千大军，浩浩荡荡开赴九州平叛。
当年九月，官军前锋进入九州，十月初隔板柜川与叛军对峙，九日展开激战。叛军军心散乱，战不多时就纷纷投降。藤原广嗣大败而逃，还想遁往新罗，但老天也不相助，他因为风向不顺而被迫返回。二十三日，广嗣在肥前的值嘉岛遭官军捕获，数日后即被处死——来势汹汹的藤原广嗣之乱，不到半年就被平定了。
广嗣死后，藤原式家走向没落，然而世上终究没有长久的荣华富贵，五年后，广嗣的死对头玄昉和吉备真备也先后失宠，玄昉被外放到筑紫，最终为广嗣残党所杀，吉备真备也左迁为筑前守。至于橘诸兄，他的权力也在逐渐萎缩，最终被藤原南家的仲麿所替代。
藤原仲麿是藤原武智麿的第二个儿子，不到四十岁就跻身殿上人之列。749年七月，圣武天皇让位于有藤原氏血统的阿倍内亲王（内亲王即皇女所封之亲王），就是孝谦女帝。同月，藤原仲麿拜为大纳言，并在次月就任新设置的紫微中台的长官——紫微令中卫大将。他的权力逐渐攀升，逐渐凌驾于左大臣橘诸兄和右大臣藤原丰成（武智麿长子，仲麿之兄）之上。
藤原仲麿竭力维护已经逐渐跟不上时代需要的律令制，时隔十四年后，再度下令班田，并且调整服役男丁的年龄，以减轻百姓负担。但对于当时的朝局来说，这也无异于杯水车薪——圣武天皇在位的时候就笃信佛教，下令各国都要建设国分寺和国分尼寺，在京都附近也大修寺院，建造大佛，耗费巨资，给百姓带来沉重灾难，圣武天皇虽然退位，身为上皇，这种行为却并未停止。因此藤原仲麿的执政，未必能给底层民众带来多少好处，但却得罪了相当多的贵族，尤其是新兴庄园主阶层。
一方面因为执政者的专权，反对派想要推翻执政者，另方面执政者为了镇压反对派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两方面矛盾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终于点燃了“橘奈良麿之变”的导火索。且说天平胜宝八年（756年）五月，圣武上皇去世，遗命以天武天皇之孙道祖王为东宫。然而据说这位道祖王在为上皇服丧期间私与侍童淫乐，行为举止极度龌龊并且不敬，于是次年三月即被废黜了东宫之位。
道祖王是否真的那么不堪呢？现在普遍认为，那是藤原仲麿的阴谋或者刻意诽谤所致——就象中国汉代被权臣霍光废掉的昌邑王一样。总之，为了立新东宫之事，孝谦女帝召集众臣商议，仲麿力排众议，拥戴和自己关系亲近的舍人亲王之子大炊王。最终，大炊王成为储君，仲麿的权势和声望都达到了顶峰，他遂于第二年推动孝谦女帝下诏，施行其父藤原不比等制定但搁置了整整三十九年的《养老律令》。
这是天平胜宝八年（757年）五月间的事，到了七月，橘诸兄之子橘奈良麿终于再也按捺不住了，利用百姓苦于寺院佛像建造之机，联合对藤原仲麿不满的皇族和大伴、佐伯等氏族，策划发动政变。当时平城宫正在修缮，孝谦女帝在田村宫议政，橘奈良麿的计划是，首先在田村宫暗杀藤原仲麿，然后废黜大炊王的东宫之位，并逼女帝退位，在盐烧、道祖、黄文、安宿四王中选择一人继承天皇宝座。然而组织中出现了叛徒，山背王和中卫府舍人上道斐太先后将政变阴谋密告孝谦女帝和藤原仲麿，女帝和仲麿先下手为强，火速逮捕了阴谋策划者，将橘奈良麿和黄文王等首谋者处以极刑，将协从四百余人尽数流放。
或许是为了纪念平安度过危机，当年八月十八日，下诏改元为天平宝字。天平宝字二年（758年）八月，孝谦女帝退位出家，东宫大炊王登基，就是淳仁天皇。这时候，日本仿唐之风达到了顶点，竟然把官名也全都按照中国的习俗加以修改，藤原仲麿就被任命为左大臣，改称“太保”，还下赐了新名“惠美押胜”。两年后，他又升任为太政大臣，称“太师”。
太师惠美押胜所以能够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主要靠了两个大后台的支撑，一个是圣武天皇的皇后藤原光明子，另外一个就是孝谦女帝。然而光明皇后在760年去世了，而孝谦女帝（此时为上皇）也因为僧人道镜的问题于762年开始和淳仁天皇相对立，惠美押胜站在天皇一边，结果把上皇给彻底得罪了。
道镜为河内国人，出自弓削氏，初从义渊修习法相宗，后长住东大寺。752年，他应孝谦女帝之邀入宫做道场，761年更藉看病之机受到已经退位的女帝的宠信。传说孝谦上皇和道镜的关系很不一般，这不免令人联想起武则天身边的白马寺主持薛怀义……然而就算道镜真是上皇的面首吧，以日本的婚姻习俗来说，这也并非十恶不赦的大罪，然而惠美押胜偏偏极端反感道镜，数次怂恿淳仁天皇向上皇进言，要将道镜赶出京去。
有传说惠美押胜也曾是孝谦女帝的入幕之宾，因此当上皇抛弃了他，转而钟意道镜后，他才会如此愤懑不满。总之，因为道镜问题，上皇和天皇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天平宝字六年（762年）六月，上皇从隐居处迁回平城京，并宣布剥夺淳仁天皇的权力，国家大事和人事赏罚都由自己颁诏施行——退位的天皇以上皇之名重掌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日后“院政”的滥觞。
淳仁天皇和惠美押胜为了反击上皇的专断，开始秘密策划，由押胜一族控制了禁卫军的指挥权以及近畿地区数国的行政权。天平宝字八年（764年）九月，淳仁天皇任命惠美押胜为都督四畿内、三关、近江、丹波、播磨国兵事使，并命令以上地区每国征召二十人以充禁卫。押胜秘密下达了每国征集六百人的动员令，以演习为名聚集和训练士兵，准备起事。
惠美押胜犯了一个大错误，想要打击上皇势力，早在孝谦上皇返回平城京的时候就该动手了，等到上皇重掌政权两年以后再想发动政变，时机已经错失，人心早就转向。果然，计划被告发，上皇立刻派山村王到中宫院夺取了御玺，旋即宣布押胜为逆贼，剥夺其官位和俸禄。这是九月十一日的事情，当晚，惠美押胜逃出平城京，首先想要逃往近江，后又转道越前，都被上皇派人截断了去路，他进退失据，最终于十八日在高岛郡的胜野鬼江附近被逮捕，就此人头落地。
押胜一族及其党羽被孝谦上皇斩杀殆尽，就连淳仁天皇也无法幸免，十月九日遭到废黜，随即被流放去了淡路岛。上皇再次登上天皇宝座，史称称德女帝。随着惠美押胜之死，藤原南家也就此衰弱了。
称德女帝复位的次年（765年），改元天平神护，随即任命道镜为大臣，称“大臣禅师”。按照女帝自己的说法：“朕以出家人为帝，当用出家人为臣。”于是当年闰十月，竟然升任道镜为太政大臣，第二年更封其为法王。
称德女帝和道镜法王，两人的生活极度骄奢淫逸，虽然将吉备真备等人重新召回都城供职，朝政却不但没有丝毫的起色，反而日益倾败下去。日本有史料记载，女帝和道镜夜则同寝，道镜衣食住行都等同于天皇，两人同受百官朝贺。虽说以日本的风俗并不严禁婚外情或者和尚娶妻，但天皇不同于普通百姓，这种行为肯定会招致各方议论的。大概是为了堵住众人之口吧，称德女帝公开下诏，严禁有妇之夫另爱第三者，并且取消了传统每年正月举行的青年男女表述衷情的踏歌会。
称德女帝沉湎于放纵的生活中，根本无心治理国事，道镜因此觊觎天皇宝座，他暗示官吏上奏，说在宇佐八幡神宫得到了神谕：“道镜即位，天下太平。”位于九州的宇佐八幡神宫乃是神道教的著名寺社，影响力很大，因此称德女帝派和气清麿前往确认神谕。和气清麿临行前，道镜悄悄把他拉到一边，许诺说如果自己能够胜利当上天皇，就让清麿做太政大臣。然而和气清麿毫不理会道镜的封官许愿，数月后即带回神谕，明确宣告说：“我国从天地开辟以来，就是君臣名份森严之邦，从来没有过以臣为君的事情。如果无道小人竟敢觊觎神器，定为神灵所不容。应该早立皇嗣，并将无道之人清除出去！”
这是769年之事，第二年八月，称德天皇就驾崩了，临终立天智天皇的孙子白壁王为东宫。十月，白壁王继位，改元宝龟，即光仁天皇。失去靠山的道镜和尚也被灰溜溜地赶出了京城，前往偏远的下野国担任药师寺别当（僧职）去了。
光仁天皇立称德女帝的妹妹井上内亲王为皇后，立他户亲王为东宫。然而井上皇后和她的姐姐一般荒淫，传说某次和天皇下棋赌赛，双方约定输方要向赢方推荐美男或者美女，结果光仁天皇输了，皇后就一再索要美男，不肯罢休。光仁天皇无奈，只好去和藤原百川商议对策。
惠美押胜虽然败亡，当时朝中显贵，仍有相当一部分是藤原氏的子弟，比如左大臣藤原永手（北家）、内大臣藤原良继（式家）等等，但权力最大也最有智谋的，还得算是式家的藤原百川。
藤原百川早就对井上皇后和他户太子的荒淫跋扈恨之入骨，于是设计让天皇把亲儿子山部亲王推荐给皇后。等到正当盛年的山部亲王和年过五旬的皇后干柴烈火，打成一片以后，藤原百川趁机密奏说皇后想要“咒杀天皇”。已经对皇后所作所为厌恶到极点的光仁天皇毫不犹豫，立刻废黜井上皇后，两个月后又废黜了东宫他户皇子。藤原百川继续施行自己的计划，据说花费了四十多天劝说天皇，终于使天皇于次年也即宝龟四年（773年）元月，正式下诏立山部亲王为东宫。
天应元年（781年）四月，光仁天皇让位于山部亲王，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桓武天皇。延历三年（784年），桓武天皇迁都到长冈，延历十三年（794年）再迁葛野——葛野的新都称为平安京，日本从此进入了“平安时代”。
说到日本人的姓氏，首先要从中国人的姓氏谈起。请问，商鞅姓什么？姓商？错。姓卫？错。姓公孙？更错！因为中国上古，姓和氏是分开的，女子称姓，男子称氏。所谓姓，指的是一个人的血统（当然只有贵族才有闲空研究或者附会自己的血统），而氏，则代表此人的身份地位。商鞅是卫国的公族，卫是周朝的同姓诸侯，所以商鞅的姓，应该是周的国姓——姬。他是卫国人，所以以国名卫为氏，称之为卫鞅；他是卫的公族，所以也称为公孙鞅；仕秦被封在於商，所以也称商鞅。这卫、公孙、商，正是他的氏。再如，姜子牙姓姜，但是吕氏（大概是出生地）、太公氏（被周武王尊为太公）；秦始皇姓嬴，但是赵氏（生在赵国）、秦氏（秦的国君）。诸如此类。
男子主外，平常使用能代表其身份地位的氏而不用姓，商鞅虽然姓姬，但不能叫他姬鞅，秦始皇虽然姓嬴，但叫他赢政就大错特错。只是这一姓、氏分开的制度，汉以后就逐渐被大家遗忘了，姓、氏逐渐合流。
日本的情况则正好相反，氏指的是出身氏族（日本古代的氏族并不一定由血缘关系所组成），姓则指的是大和朝廷赐予氏上等贵族的称号，比如臣、连、造等等。这种“姓”其实含有种姓的意味，以区别氏族地位的高低。其后出现的赐姓如藤原、橘、源、平，等等，严格意义上来说仍然是氏，而不是姓。贵族男子正规的称呼，必须姓氏叠用，比如“藤原朝臣九条兼实”，藤原是氏，朝臣是姓，九条是苗字（苗裔之意），兼实是名。
苗字又是什么呢？苗字是代表一个氏姓的分家的意思，可以有多种来源，比如地名、官名、庄园名，等等，苗字经常可以更换，其实更象是中国古代的氏。打比方说，武田苗字出于源氏的新罗三郎义光，其后裔一支任甲斐守护，如武田信玄，一支任若狭守护，如武田元光。再比如，战国名将中，有不少称北条苗字，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名门平氏的北条之后裔：北条早云祖孙三代，出身低微，来源不详，为了名正言顺称霸关东，而冒苗字北条；大将北条纲成，本是今川家臣福岛正成之子，因为娶了北条氏纲的女儿，而赐苗字北条，是冒称之冒称；上杉谦信麾下名将北条高广，其实本来的苗字是毛利（他的家徽也是一文字三星），只是以所领北条庄为新苗字，才变成了看似显赫的北条氏……
武士阶层抬头以后，武士们的苗字越分越多，越分越杂，逐渐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姓，而到了江户时代，很多商家把商号冠在自己的名字前面，也逐渐演化成现代意义上的姓——本书后面为了行文方便，会经常在苗字后面加个“氏”字以指代某一家族，但这并不说明苗字和氏有其共通之处。
不过，古代日本的平民百姓都是没有姓的，要到近代明治维新以后，才强迫人人都必须有姓，从而大多毫无本源地生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