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2月9日,日本江户的牛迂马场下横町一户叫作夏目的人家诞生了一个婴儿。旧历的这一天是庚申日。民间有一个迷信的说法,即在这一天出生的人,稍有差池就会沦为大盗,除非在名字里加个“金”字或者金字偏旁的字。为逃过此劫,这个孩子被起名为夏目金之助。
夏目家在江户地区原本有着庞大的势力,但在金之助出生之前,家族已逐渐没落,因此他的双亲并不期待这个第八子的降生。金之助出生后,一度被寄养在别人家,并在两岁时过继给严原家当养子,此后,因为养父母感情不睦,养父的工作又常有变动,金之助在童年时期经常迁居。这个孩子用童真的目光注视着一切,人性的虚浮和人世的动荡从此在他的心中埋下种子。
10岁时,夏目金之助终于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他本以为这是人生漂流的终点,但命运从来不会让被选中之人平凡一生。金之助向往的幸福日子极其短暂,父兄一向与他不睦,并对他浓厚的文学志向不以为意,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去世。长到19岁,金之助离家,开始了外宿生涯。这些遭遇对于金之助的心境及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家庭的变动并没有磋磨掉金之助才华的光芒,正相反,尖锐的世事让金之助对学问越发有了兴趣。也许在先贤留下的浩瀚篇章中,金之助能找到抚慰他孤独内心的只言片语吧。
在夏目金之助成长的年代,虽然汉学因日本与西方的接触而逐渐衰落,但从汉籍大规模传入的公元7世纪,再到江户时代这一日本传统汉学集大成的时期,千年历程中,汉学在日本已经根系繁茂。夏目金之助自然也深受影响。他自幼喜欢汉学,14岁开始学习中国古籍,少年时曾立志以汉文出世。1888年,21岁的夏目考入东京第一高等中学,在这里,他与同学——后来的俳句运动倡导者正冈子规结为挚友,他从《晋书》取“漱石枕流”中的两个字,将颇具汉学意涵的“漱石”作为自己的笔名,以汉文评论正冈子规的《七草集》,并以汉诗体作游记《木屑录》。
1890年,23岁的夏目漱石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的文科大学英文科就读。他天资聪颖,成绩斐然,大学期间已不时发表学术论文,从事俳句写作。
1893年,夏目漱石大学毕业,他在校长的推荐下顺利进入东京高等师范任教。两年后,他辞职前往四国岛松山市中学任教,次年转入九州岛熊本市第五高等学校任英语教师,此后便一直担任教职到33岁,在熊本市定居了4年又3个月。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夏目漱石搬了6次家。对夏目漱石来说,熊本的故居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地方。
1899年4月,夏目漱石于《杜鹃》杂志上发表《英国文人与新闻杂志》一文。5月,他的长女笔子诞生。8月,他于《杜鹃》杂志发表《评小说》一文。此时,夏目漱石才32岁,他的文学才华已势不可当。
唇上的八字须是夏目漱石的标志性特征
1900年,夏目漱石奉教育部之命前往英国留学两年。留学期间,夏目漱石认识到所谓的英国文学和他以前所认识的英文有着极大差异,精通英文不足以增强国势。这使夏目漱石赖以生存的理想几乎幻灭,再加上留学经费不足,妻子又因怀孕而极少来信,他的神经衰弱因此更为加剧,一直到回国后他始终为神经衰弱所苦,但这也刺激他更专注于写作。
3年后,夏目漱石返回日本,终于与家人团聚,并担任第一高等学校英语教授和东京大学英国文学讲师,并常给《杜鹃》杂志撰写俳句、杂文类稿件。回到东京后不久,夏目漱石升任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夏目漱石的作品中总是饱含着对旧时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推崇。夏目漱石生活在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大变革时代,他冷眼旁观世事,洞悉了阶级分明的日本社会带给民众的痛苦,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扭曲人性,他一生坚持对明治社会的批判态度。《心》中,夏目漱石塑造了一个孤傲自矜的先生形象,并借他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一看到钱,任是什么样的君子也会马上变成坏人的”。正是在这样的认识的驱动下,夏目漱石渴望通过文学创作唤醒日本民众对于真善美的回归。1905年,38岁的夏目漱石在《杜鹃》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我是猫》,备受好评,应读者要求而一再连载。读者的热情让夏目漱石深受鼓舞,更激发了他的创作力量。此后10年,夏目漱石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三四郎》《后来的事》《门》等佳作频出。
1911年,夏目漱石拒绝接受政府授予的博士称号,在他看来,如果一面批判这个时代种种令人不齿的现象,另一面又接受由这个时代所授予的荣誉,则是对他一直推崇并遵循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背叛。
夏目漱石对日本文学的贡献远不止于他个人的作品。他的门下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有作为的作家,如森田草平、阿部次郎、芥川龙之介等许多有才之人,引领着当时日本文坛的走向。
1916年,因罹患糖尿病,夏目漱石接受治疗;同年12月9日,他因大量内出血去世,葬于杂司谷墓地,年仅49岁。夏目漱石死后,他的大脑和胃被捐赠给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医学部,至今仍保存在那里。
23岁的夏目漱石曾给好友正冈子规写信感慨:“终有一日,我棺盖落定,化为白骨,沉埋地下,万籁俱寂。等到那时,可还有人记得我?”
夏目漱石临终之地“漱石公园”中设立的铜像
100多年后,约翰·内森在《夏目漱石传》中给出了回答:
我常称那人为先生,所以在这里也隐去其真实姓名,只以先生相称。这并非出于对世人眼光的顾虑,而是因为对我来说,这样的称呼才是自然的。每当想起他时,我的本能反应就是叫他先生,执笔时也是同样的心境,实在不想用生分的缩写字母来指代其人。
我同先生结识于镰仓。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学生。暑假期间,我收到一个朋友寄来的明信片,邀我去海边游泳。我决定筹到些钱就动身。筹钱花了我两三天的工夫。不料到了镰仓还不到三天,邀我来的朋友突然接到老家的电报,催他即刻回去。电报上说他母亲病了,但朋友并不相信。原来,他的父母早前就逼他结婚,但他觉得按照现代的观念,自己在这个年纪结婚为时过早,而且他并不喜欢那位结婚对象,这点尤为关键。所以理应回家的暑假,他却唯恐避之不及,故意跑到东京附近游玩。他把电报拿给我看,问我该如何是好。我也想不出什么主意,如果他母亲真的病了,他理应回去才对。最终,他还是撇下好不容易来一趟的我回去了。
离开学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日,所以于我而言,镰仓去留皆可,我便索性暂且留在原来的住处。朋友虽然是中国某位资本家的儿子,钱财上不用操心,但毕竟还在上学,加上年纪尚轻,所以生活用度和我相差无几。我们的住处费用不高,我一人也能负担得起,因此,我也就无须另寻住处了。
即使在镰仓,我的住处也算偏僻了。去玩个台球或吃个冰激凌之类的时髦物什,都得穿过一条长长的田间小道。就算坐车去,也要花上两毛钱。不过,周围倒有多处私人别墅,离海又近,要洗海水浴的话,倒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我每天都去海边。穿过被熏得发黑破旧的茅草房,就来到了海边。只见来避暑的男男女女在沙滩上四处活动,真想不到这一带竟住着这么多城里人。海面的景象有时也和澡堂子里一般,零乱地攒动着一片黑压压的脑袋。虽然我在这里一个熟人也没有,但我任由自己融入这一派欢腾的场景,或是躺在沙滩上悠闲地休憩,或是任凭浪花拍打着膝盖,在海水中雀跃,玩得甚是愉快。
我就是在这种杂沓的氛围中发现先生的。那时海岸上有两家小茶棚。有一次,我偶然去了其中一家,便习惯性地每次都去那里。和在长谷一带拥有大别墅的人不同,来避暑的普通客人没有个人专用的更衣室,所以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个像茶棚这样的公共更衣处。在这里,他们除了喝茶休憩,还可以清洗泳衣,冲洗汗津津的身体,或是寄存帽子和伞。我虽然没有泳衣,但也怕东西被人顺走,所以每次下海前,也把脱下的衣物都扔在这家茶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