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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追求一种完美的生活，但生活是不可预测的、非理性的、复杂的。我想要的是一种复杂的生活。”在2014年上映的明星云集的《离别七日情》（This Is Where I Leave You）中，贾德·奥尔特曼（杰森·贝特曼饰）大声说，“3个月前，我还有一份很棒的工作和一套不错的公寓，我还深爱着我的妻子。”他的妹妹温迪·奥尔特曼（蒂娜·菲饰）立即反驳说：“不，不是的。”“不是？”他问道。“她跟另外一个人睡了一年，而你一直没有觉察到……你能爱到什么程度呢？”“是的……这很公平。”他后又承认说。由于父亲去世，奥尔特曼一家四兄妹又回到儿时的家。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们同简·方达饰演的母亲及一大群配偶（有的忠诚，有的不忠诚）、前任和原本有可能在一起的人分享了彼此伤痕累累的成年生活。
从文化角度讲，我们对亲密关系和婚姻的看法已经发生转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事实，即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严格遵循人生顺序模式且以传统的核心家庭为主体的社会。无论是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单亲家庭的数量都呈上升趋势，而这背后的原因也很明显——双方分居、离婚或从未在一起生活过。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非婚生育比例，如图3.1所示。非婚生子女会造成单亲家庭，但也并非都是如此。在欧盟，2018年非婚生育比例为41.3%，高于美国的39.6%。即便是爱尔兰，也达到了37.9%，比例接近于美国。该比例特别高的国家包括西班牙（47.3%）、英国（48.2%）、爱沙尼亚（54.1%）、丹麦（54.2%）、瑞典（54.5%）、葡萄牙（55.9%）、保加利亚（58.5%）、法国（60.4%）和冰岛（70.5%）。由此可见，无论宗教背景、地理纬度和发展水平如何，非婚生子女现在更常见于富裕国家。但拉丁美洲属于例外，尽管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非婚生婴儿的比例非常高：墨西哥为69.3%，哥斯达黎加为71.8%，智利更是达到了惊人的73.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60年，只有少数西欧国家的非婚生育比例超过10%（冰岛、奥地利和瑞典），其余大多数国家都低于5%。当时，美国非婚生育比例为5.3%，加拿大为4.3%。
图3.1 非婚生育比例
资料来源：OECD Family Database.
在整体上升趋势中，屈指可数的主要例外国家是韩国（2018年非婚生育比例仅为2.2%）、日本（2.3%）和土耳其（2.9%），因为这些国家的文化及政府和企业政策仍鼓励已婚女性在生育子女之后回归家庭。目前，中国还没有关于单身母亲的官方统计数据，但5%～10%的非婚生子女占比，可以说是一个合理的推测。过去，中国政府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总体框架内不鼓励非婚生育，但现在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成为历史。印度的非婚生育比例跟中国差不多，只不过它的统计数据中并没有区分单身母亲和丧偶母亲。在印度，和大家庭生活在一起的单身母亲的人数是独居的单身母亲的两倍。生育了两个女儿的印度人梅勒妮·安德雷德（化名）说：“在我所住的那个楼里，同乘电梯时，那些女人会小心翼翼地把她们的丈夫从我身边挪开，社区里的那些母亲也不允许她们的孩子跟我的女儿一起玩，因为我的女儿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诸如此类，我见得太多了。”
然而，单身母亲并不是单亲家庭存在的唯一原因，其他原因还包括丧偶、分居和离婚。“从单亲家庭儿童所占比例来看，美国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国家。”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中，有近四分之一（23%）与父母中的一方生活在一起，并且家庭中再无其他成年人，这一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7%）的3倍还要多。”美国之所以排名第一，主要还是因为它的高分居率和高离婚率；要知道，美国单身母亲的比例跟世界平均水平是大致相当的。在世界范围内，单亲家庭比例最低的国家是中国（3%）、尼日利亚（4%）和印度（5%），加拿大为15%，该比例最高的国家是丹麦，为17%。皮尤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还指出，美国是儿童与亲戚同住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为8%，而全球平均水平为38%，这主要是由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安排所致。
核心家庭的一个关键理念是，孩子要成长、工作，并在适当的时候组建他们自己的核心家庭。布鲁克斯援引的195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50%的美国人认为不结婚的人“病态”、“伤风败俗”或“神经质”。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看到的，那些没有在合适的年龄完成规定的人生阶段的人，可能会被贴上离经叛道者或社会弃儿的标签。但如今，至少在两个方面，传统的核心家庭已经不再是常态。其一，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显示，超过40%的美国已婚女性的收入已经超过她们的丈夫，而到2030年，这一比例可能达到50%以上。其二，半数以上的美国家庭为单亲家庭、无子女家庭或单人家庭，引发这些变化的因素包括全球化、制造业的衰退、女权主义运动、世俗化、高企的离婚率和自我表达文化的兴起。
社会学家弗朗西斯卡·坎西安（Francesca Cancian）和史蒂文·戈登（Steven Gordon）对女性杂志长期以来提供的婚姻建议进行研究后总结道：“旧的规范包括自我牺牲、规避冲突和僵化的性别角色，但这些都已经被新理念所取代，比如自我发展、公开交流消极和积极的情感、亲密关系及更灵活的角色。”他们还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呈现出一种“朝着个人主义、情感表达和双性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正如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前同事、社会学家凯瑟琳·埃丁（Kathryn Edin）及其共同作者玛丽亚·凯法拉斯（Maria Kefalas）所指出的，对越来越多的夫妇来说，婚姻（或同居）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生活中的自我实现。我个人对这一显著变化的看法是，对那些受过教育的、在外工作的女性来说，婚姻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而最终演进的结果就是孩子越来越少，宠物越来越多。面对这种新情况，男性别无选择，只能去适应。
核心家庭的另一个方面是它对社交孤立的影响。在1985年出版的畅销书《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中，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领导的美国顶级社会学家团队写道：“美国的文化传统对个性、成就及人类生活目的的定义，使得个人处于光荣却可怕的孤立之中。”生活中的进步包括“找到自我”、“离家独立生活”、通过工作“取得某种成功”、“恋爱和结婚”，以及分别以邻居和公民的身份“融入”社区和国家。但正如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其于2000年出版的热门图书《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中所讲的，美国的个人主义已经压倒传统的社区意识，尤为明显的是，中产阶级家庭纷纷搬到郊区，进而切断了传统的关系。“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美国的社会纽带和公民参与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他指出，“我们的公民参与度依然高过其他很多国家，但与我们自己最近的过去相比，还是下降了。”帕特南指出，在众多原因（沉迷工作、城市扩张、代际变迁）中，“公民参与度的下降同传统家庭单位（父亲、母亲和孩子）的解体恰恰是同时发生的”。
一些社会科学家对传统家庭安排的衰落持乐观态度。“对我来说，核心家庭的衰落并不只是一个混乱或创伤的故事。”德保罗表示，“对那些从来都没有很好地融入核心家庭结构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解放，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人生选项。我是依据我们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来考虑这些选项的——结婚、住在一起、过性生活、生孩子。”她推理的关键点在于“所有这些组成部分原本是打包在一起的，而现在它们全分开了。人们可以挑选他们想要的任何组成部分”。比如，人们可能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住在一起，或者在没有浪漫伴侣的情况下生孩子。然而，现实是核心家庭和嬉皮公社均处于衰退之中，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及生活方式却在迅速扩张。